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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初巴勒斯坦举行立法委选举，属于非主流派的哈马斯（即伊斯兰抵抗运动）异军突起在大选中赢得了胜利（赢得132个议席中的76席，而法塔赫只获得了43席）。巴勒斯坦人民的选择促成了哈马斯的崛起，同时改变了巴勒斯坦的政治格局。哈马斯执政1年来坎坎坷坷，内部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和尖锐的派系纷争，外部则遭到以色列和美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封杀。今年以来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双方多次兵戎相见。但在阿拉伯国家的斡旋下, 2007年2月初法塔赫与哈马斯在沙特签署了“麦加协议”，就组建巴勒斯坦民族联合政府达成一致，并在3月中旬组建了民族联合政府。然而民族联合政府的成立并未能解决巴勒斯坦的内部纷争与冲突。6月巴勒斯坦风云突变，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的武装冲突进入白热化状态，14日哈马斯武装宣布控制了加沙地带。此后，巴勒斯坦民族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宣布解散刚成立不久的巴勒斯坦民族联合政府，任命萨拉姆·法耶兹为总理并组建紧急政府，宣布哈马斯下属的军事组织为非法武装。哈马斯也针锋相对地宣布“巴紧急政府是非法的，是为美国和以色列利益服务的”，因此拒绝承认紧急政府。巴勒斯坦再次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巴勒斯坦的政治危机也有其深刻内外因素和社会历史根源。
巴勒斯坦内部的不稳定因素
一、哈马斯执政理念上的缺失。哈马斯赢得了大选，但执政道路却荆棘载途，其中既有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更有因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导致在执政理念与政策选择上的失误。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激进组织哈马斯在执政后的责任不仅要维护自身组织的利益，更应将巴勒斯坦民族的利益置于首位，才能处理好同其他抵抗组织的关系，维护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团结与统一;采取适宜的对以色列斗争策略，以赢得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但这些却恰恰是哈马斯的缺失，也是导致哈马斯执政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哈马斯强调“宗教立国”，既偏离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目标，也不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巴勒斯坦与伊朗不同，大多数巴勒斯坦民众主张世俗政治，半个多世纪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1988年巴解组织宣布建立的巴勒斯坦国也是世俗国家。2006年大选中民众之所以选择哈马斯，是由于他们对法塔赫的失望，而不是宗教化与世俗化的选择。哈马斯始终拒绝承认以色列，主张通过武装斗争解放“全部巴勒斯坦土地”。由于哈马斯既不承诺放弃暴力，也不承认以色列和履行已经达成的巴以协议，哈马斯和法塔赫产生严重分歧，法塔赫曾拒绝参加由哈马斯组建的政府。2007年2月8日，在埃及、沙特、卡塔尔、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斡旋下，阿巴斯终于与哈马斯领导人迈沙阿勒和哈尼亚达成了“麦加协议”，实现了法塔赫和哈马斯两大派别携手成立民族联合政府的愿望。然而，两派表面上的联合，并未改变各自不同的政治理念。双方领导成员仍然各持己见、貌合神离。双方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严重对立，积怨越来越深，导致两派的武装内斗再起，且越演越烈。
二、法塔赫自身存在的问题。法塔赫以较大的差距在竞选中失利表明其失信于民。虽然谈不上威信扫地、众叛亲离，但是至少也说明民众不再像以往那样信任法塔赫了。在巴勒斯坦执政多年的法塔赫不得不认真反思民众为什么选择了哈马斯。
首先，是政治制度建设上的缺失。在阿拉法特时代，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权力比较集中在阿拉法特个人手中。但在新的领导层中并没有可以同阿拉法特比肩而立的人物。巴勒斯坦在政治发展、政权建设过程中并不是依赖或建立在一种良好健全的政治制度、体制之上的，因此这些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在阿拉法特身后相继浮出水面。
其次，自身在执政过程中的低效率和官员中的严重腐败问题。2006年2月初巴勒斯坦总检察长披露，已查实有7亿多美元的资金被高官挥霍。法塔赫高官的腐败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2007年4月中旬，法塔赫下属的几个军事组织发表声明，“我们不想退出法塔赫，也不想搞分裂，但是我们决不接受腐败”，要求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采取措施对法塔赫进行改造并铲除腐败问题。
再次，法塔赫内部派系分歧严重，为争权夺利几度濒临分裂。法塔赫内部派系众多，各派力量之间的争斗由来已久，武装冲突和火并也时有发生。甚至阿拉法特生前也曾几次遇到过“兵谏和围剿”。阿拉法特生前凭借高超的政治技巧和领袖魅力，维护了法塔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团结，但是并没有从体制和制度上解决派系纠纷——未能建立牢固的有着明确目标的“统一战线”，也未能建立有效的制度约束政府官员。这也是近年巴勒斯坦内乱和腐败问题比较突显的重要原因。
外部势力对巴勒斯坦的影响
一、以色列、美国等西方国家联手挤压哈马斯政府。面对哈马斯的胜利，时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库赖宣布了辞职，他说，“这是人民的选择，应该尊重这种选择。”的确，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选择，或许并不尽人意，但没有理由不尊重人民的选择。然而，一贯鼓吹民主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却同以色列一起企图扼杀哈马斯领导的自治政府。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以色列联手对哈马斯实行政治挤压和经济封锁：在政治上，要求哈马斯承认以色列、解除武装等，企图迫使哈马斯改变政策；从经济上卡住哈马斯的财路，包括冻结向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移交数亿美元的税收，冻结哈马斯在海外的资产，威胁不再向巴勒斯坦自治机构提供经济援助等。除了上述公开的措施以外，美国和以色列还密谋采取一系列步骤颠覆哈马斯政府：包括切断巴自治政府的资金来源；外国援助将通过国际组织绕过哈马斯政府直接到达巴勒斯坦人手中；切断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的联系，削弱哈马斯政府对西岸地区的影响；支持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采取行动，恢复并巩固已落败的法塔赫；煽动阿巴斯发动一场宪法危机，解除哈马斯政府权力，解散哈马斯占多数的立法委员会，并进行一场新的大选；美、以将充分动用情报手段并提供财政支持，以确保哈马斯不再获胜。据英国《卫报》透露，联合国中东地区特使阿尔瓦罗·德索托在《任务结束报告》中谴责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政府的联合抵制。他在报告中说：去年哈马斯在选举获胜后，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政府采取的联合制裁“是极为短视的”，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强硬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已历经半个多世纪了，由于大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自从埃及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退出阿以冲突之后，以色列就已成为阿以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主导着阿以冲突的发展进程，决定着巴以冲突的走向。而在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始终处于强势地位，不存在角色转换问题。因此决定了以色列长期不妥协立场，即不承认巴解组织的合法地位（直到1993年才承认）；不同意巴勒斯坦建国（沙龙执政后迫于各方压力才勉强同意）；拒不执行联合国242号决议，不退出67年战争中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以及在难民问题、耶路撒冷最终地位等问题上寸步不让。
不仅如此，以色列还通过各种渠道封杀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斗争进行残酷地镇压。经济上摧毁巴勒斯坦社会经济发展；军事上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以暗杀和“定点清除”的方式残杀抵抗运动领导人。例如巴解执委会副主席阿布·伊亚德、武装力量副总司令阿布·杰哈德、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书记穆斯塔法等，就连阿拉法特本人也曾奇迹般地从多次暗杀中幸免。拉宾任国防部长时在被占领土上实行所谓“铁拳政策”；沙龙一上台就推出了“百日清除计划”，甚至动用了最先进的F-16战斗机和坦克等；2006年奥尔默特政府借人质事件发动“夏雨”和“秋云”两次军事行动，打击巴勒斯坦敌对武装；8月以色列又绑架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副总理纳赛尔·沙赫尔。不仅如此，以色列还随意扣押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高官，最多时曾扣押了32名高官，并抓捕了大批进行反抗斗争的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经济和军事打击，严重阻碍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并从内部分化瓦解巴勒斯坦抵抗组织，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以色列的对巴勒斯坦政策是造成这一地区长期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三、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自20世纪50年代起，以美长期保持战略联盟关系。没有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也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在解决阿以冲突和中东问题上，美国处处偏袒和支持以色列。以色列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维系特殊关系的条约或协议，得到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支持，美国称“保护以色列”是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1996年4月底，以美签署了《联合意向声明》和《联合反恐怖主义协议》，重申了美对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并联合反对恐怖主义。
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长期对巴勒斯坦采取敌视态度，一直拒绝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甚至在1988年拒绝给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阿拉法特发放签证（联合国为了能使阿拉法特与会，将会场由纽约临时迁往日内瓦）。以色列将首都迁往耶路撒冷，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和抵制，只有美国支持以色列，将美原驻特拉维夫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在联合国投票表决谴责以色列时，美国通常是投反对票。
阿拉伯联盟对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偏袒以色列表示强烈不满，指出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领土是巴以冲突的根源，但美国无视这一事实，一味偏袒以色列。声明还强烈谴责美国以反恐为名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施“国家恐怖主义”服务，混淆“恐怖主义行为”和“合法抵抗入侵”这两个概念，并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的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客观上纵容了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使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
四、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形成“一致的声音”。从道义上讲阿拉伯国家始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并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凯伦·阿布扎耶德在日内瓦表示，近来阿拉伯国家对该机构的捐助有增无减。阿联酋向该处捐献了1300万美元，以修复遭以色列摧毁的巴勒斯坦人的房屋；沙特阿拉伯也为这一项目捐资2000万美元。联合国赞扬阿拉伯国家踊跃帮助巴勒斯坦难民。
然而，纵观巴以冲突以及中东和平进程中阿拉伯各国的表现，我们不难发现，阿拉伯国家同样没有形成真正的统一战线，没能以“实力”支持巴勒斯坦。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由于阿拉伯国家的不团结、只顾各自的利益导致失败，而约旦却在战争中吞并了约旦河西岸。1968年9月约旦军队与在约旦的巴勒斯坦武装发生流血冲突，并秘密勾结以色列将其逐出约旦，这一事件被称作“黑九月”。在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中，黎巴嫩政府不仅不阻止以色列入境攻打巴勒斯坦武装，反而欢迎以色列的入侵，并称之为“消灭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防御措施”。这严重削弱了巴勒斯坦武装力量，使其丧失了强有力的后方支援。
不仅如此，阿拉伯国家还各自支持不同派别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如利比亚、叙利亚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先锋队、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民主也门支持解放巴勒斯坦民主人民阵线，伊拉克支持解放巴勒斯坦阿拉伯阵线等。由于各组织分别受不同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加上其他因素，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在客观上导致巴勒斯坦不同抵抗组织及武装派别的不团结，形成目前各自为政的局面。
对巴勒斯坦前景的评估
目前，尽管巴勒斯坦局势紧张依旧，巴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与哈马斯的矛盾冲突难以调和，但无论是法塔赫还是哈马斯都不愿意看到巴勒斯坦出现分裂。一方面，双方有着恢复巴民族权利、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共同使命，要实现这一目标，双方就必须加强团结，互相支持，搞好“统一战线”，建立民族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哈马斯在大选中获胜说明其在巴勒斯坦还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法塔赫要想消灭它也并非易事。另外，国际社会对哈马斯进行长期孤立只会使矛盾激化，并给“基地”组织在加沙发展势力提供机会，这也是中东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不愿看到的。中东问题有关四方（联合国、欧盟、美国和俄罗斯）、阿拉伯国家联盟等之所以表示支持巴紧急政府，只是为了迫使哈马斯软化立场，并不希望巴勒斯坦出现分裂。因此，只要哈马斯改变执政理念，与法塔赫组成民族联合政府还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最明智的选择。
当然，要想彻底解决巴勒斯坦的混乱局面，就必须解决巴以冲突问题。巴以冲突的起因是土地之争，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流血是为了土地，未来谈判无疑将涉及水资源、难民回归、耶路撒冷地位等诸多问题，但焦点和症结还是领土之争。2002年3月，阿盟首脑会议通过了以沙特方案为基础的《贝鲁特宣言》。宣言明确提出：阿拉伯国家愿意同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如果以色列从1967年战争中所占领的土地撤离、允许巴勒斯坦建国和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这意味着阿拉伯国家放弃了1967年战争以前以色列占领的土地，在领土问题上做出重大妥协，为实现和平承担了巨大牺牲。2007年3月阿盟首脑会议通过的《利雅得宣言》重申了5年前《贝鲁特宣言》中有关实现中东和平的承诺。然而，以色列对此并未做出积极响应。毫无疑问，以色列如果在归还土地等实质性问题上不改变强硬立场，巴以谈判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突破。自从1988年巴勒斯坦宣布建国，承认以色列并改变对以战略后，以色列的政策立场决定着冲突或谈判的发展态势。
半个多世纪的巴以冲突表明，暴力不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巴以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消灭另一方。以色列建国近60年早已解决了生存问题，并已成为富足型国家，但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安全问题，也没能消解同阿拉伯国家的敌对状态，从而制约了以色列的进一步发展。如果以色列不能与巴勒斯坦和平共处，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也无法消解同阿拉伯国家的敌对状态。因此，在《贝鲁特宣言》和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等有关决议的基础上，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力，实现巴以和平共处，是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的唯一出路。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巴勒斯坦内部的不稳定因素
一、哈马斯执政理念上的缺失。哈马斯赢得了大选，但执政道路却荆棘载途，其中既有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更有因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导致在执政理念与政策选择上的失误。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激进组织哈马斯在执政后的责任不仅要维护自身组织的利益，更应将巴勒斯坦民族的利益置于首位，才能处理好同其他抵抗组织的关系，维护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团结与统一;采取适宜的对以色列斗争策略，以赢得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但这些却恰恰是哈马斯的缺失，也是导致哈马斯执政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哈马斯强调“宗教立国”，既偏离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目标，也不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巴勒斯坦与伊朗不同，大多数巴勒斯坦民众主张世俗政治，半个多世纪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1988年巴解组织宣布建立的巴勒斯坦国也是世俗国家。2006年大选中民众之所以选择哈马斯，是由于他们对法塔赫的失望，而不是宗教化与世俗化的选择。哈马斯始终拒绝承认以色列，主张通过武装斗争解放“全部巴勒斯坦土地”。由于哈马斯既不承诺放弃暴力，也不承认以色列和履行已经达成的巴以协议，哈马斯和法塔赫产生严重分歧，法塔赫曾拒绝参加由哈马斯组建的政府。2007年2月8日，在埃及、沙特、卡塔尔、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斡旋下，阿巴斯终于与哈马斯领导人迈沙阿勒和哈尼亚达成了“麦加协议”，实现了法塔赫和哈马斯两大派别携手成立民族联合政府的愿望。然而，两派表面上的联合，并未改变各自不同的政治理念。双方领导成员仍然各持己见、貌合神离。双方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严重对立，积怨越来越深，导致两派的武装内斗再起，且越演越烈。
二、法塔赫自身存在的问题。法塔赫以较大的差距在竞选中失利表明其失信于民。虽然谈不上威信扫地、众叛亲离，但是至少也说明民众不再像以往那样信任法塔赫了。在巴勒斯坦执政多年的法塔赫不得不认真反思民众为什么选择了哈马斯。
首先，是政治制度建设上的缺失。在阿拉法特时代，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权力比较集中在阿拉法特个人手中。但在新的领导层中并没有可以同阿拉法特比肩而立的人物。巴勒斯坦在政治发展、政权建设过程中并不是依赖或建立在一种良好健全的政治制度、体制之上的，因此这些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在阿拉法特身后相继浮出水面。
其次，自身在执政过程中的低效率和官员中的严重腐败问题。2006年2月初巴勒斯坦总检察长披露，已查实有7亿多美元的资金被高官挥霍。法塔赫高官的腐败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2007年4月中旬，法塔赫下属的几个军事组织发表声明，“我们不想退出法塔赫，也不想搞分裂，但是我们决不接受腐败”，要求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采取措施对法塔赫进行改造并铲除腐败问题。
再次，法塔赫内部派系分歧严重，为争权夺利几度濒临分裂。法塔赫内部派系众多，各派力量之间的争斗由来已久，武装冲突和火并也时有发生。甚至阿拉法特生前也曾几次遇到过“兵谏和围剿”。阿拉法特生前凭借高超的政治技巧和领袖魅力，维护了法塔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团结，但是并没有从体制和制度上解决派系纠纷——未能建立牢固的有着明确目标的“统一战线”，也未能建立有效的制度约束政府官员。这也是近年巴勒斯坦内乱和腐败问题比较突显的重要原因。
外部势力对巴勒斯坦的影响
一、以色列、美国等西方国家联手挤压哈马斯政府。面对哈马斯的胜利，时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库赖宣布了辞职，他说，“这是人民的选择，应该尊重这种选择。”的确，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选择，或许并不尽人意，但没有理由不尊重人民的选择。然而，一贯鼓吹民主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却同以色列一起企图扼杀哈马斯领导的自治政府。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以色列联手对哈马斯实行政治挤压和经济封锁：在政治上，要求哈马斯承认以色列、解除武装等，企图迫使哈马斯改变政策；从经济上卡住哈马斯的财路，包括冻结向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移交数亿美元的税收，冻结哈马斯在海外的资产，威胁不再向巴勒斯坦自治机构提供经济援助等。除了上述公开的措施以外，美国和以色列还密谋采取一系列步骤颠覆哈马斯政府：包括切断巴自治政府的资金来源；外国援助将通过国际组织绕过哈马斯政府直接到达巴勒斯坦人手中；切断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的联系，削弱哈马斯政府对西岸地区的影响；支持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采取行动，恢复并巩固已落败的法塔赫；煽动阿巴斯发动一场宪法危机，解除哈马斯政府权力，解散哈马斯占多数的立法委员会，并进行一场新的大选；美、以将充分动用情报手段并提供财政支持，以确保哈马斯不再获胜。据英国《卫报》透露，联合国中东地区特使阿尔瓦罗·德索托在《任务结束报告》中谴责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政府的联合抵制。他在报告中说：去年哈马斯在选举获胜后，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政府采取的联合制裁“是极为短视的”，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强硬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已历经半个多世纪了，由于大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自从埃及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退出阿以冲突之后，以色列就已成为阿以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主导着阿以冲突的发展进程，决定着巴以冲突的走向。而在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始终处于强势地位，不存在角色转换问题。因此决定了以色列长期不妥协立场，即不承认巴解组织的合法地位（直到1993年才承认）；不同意巴勒斯坦建国（沙龙执政后迫于各方压力才勉强同意）；拒不执行联合国242号决议，不退出67年战争中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以及在难民问题、耶路撒冷最终地位等问题上寸步不让。
不仅如此，以色列还通过各种渠道封杀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斗争进行残酷地镇压。经济上摧毁巴勒斯坦社会经济发展；军事上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以暗杀和“定点清除”的方式残杀抵抗运动领导人。例如巴解执委会副主席阿布·伊亚德、武装力量副总司令阿布·杰哈德、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书记穆斯塔法等，就连阿拉法特本人也曾奇迹般地从多次暗杀中幸免。拉宾任国防部长时在被占领土上实行所谓“铁拳政策”；沙龙一上台就推出了“百日清除计划”，甚至动用了最先进的F-16战斗机和坦克等；2006年奥尔默特政府借人质事件发动“夏雨”和“秋云”两次军事行动，打击巴勒斯坦敌对武装；8月以色列又绑架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副总理纳赛尔·沙赫尔。不仅如此，以色列还随意扣押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高官，最多时曾扣押了32名高官，并抓捕了大批进行反抗斗争的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经济和军事打击，严重阻碍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并从内部分化瓦解巴勒斯坦抵抗组织，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以色列的对巴勒斯坦政策是造成这一地区长期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三、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自20世纪50年代起，以美长期保持战略联盟关系。没有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也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在解决阿以冲突和中东问题上，美国处处偏袒和支持以色列。以色列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维系特殊关系的条约或协议，得到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支持，美国称“保护以色列”是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1996年4月底，以美签署了《联合意向声明》和《联合反恐怖主义协议》，重申了美对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并联合反对恐怖主义。
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长期对巴勒斯坦采取敌视态度，一直拒绝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甚至在1988年拒绝给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阿拉法特发放签证（联合国为了能使阿拉法特与会，将会场由纽约临时迁往日内瓦）。以色列将首都迁往耶路撒冷，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和抵制，只有美国支持以色列，将美原驻特拉维夫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在联合国投票表决谴责以色列时，美国通常是投反对票。
阿拉伯联盟对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偏袒以色列表示强烈不满，指出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领土是巴以冲突的根源，但美国无视这一事实，一味偏袒以色列。声明还强烈谴责美国以反恐为名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施“国家恐怖主义”服务，混淆“恐怖主义行为”和“合法抵抗入侵”这两个概念，并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的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客观上纵容了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使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
四、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形成“一致的声音”。从道义上讲阿拉伯国家始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并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凯伦·阿布扎耶德在日内瓦表示，近来阿拉伯国家对该机构的捐助有增无减。阿联酋向该处捐献了1300万美元，以修复遭以色列摧毁的巴勒斯坦人的房屋；沙特阿拉伯也为这一项目捐资2000万美元。联合国赞扬阿拉伯国家踊跃帮助巴勒斯坦难民。
然而，纵观巴以冲突以及中东和平进程中阿拉伯各国的表现，我们不难发现，阿拉伯国家同样没有形成真正的统一战线，没能以“实力”支持巴勒斯坦。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由于阿拉伯国家的不团结、只顾各自的利益导致失败，而约旦却在战争中吞并了约旦河西岸。1968年9月约旦军队与在约旦的巴勒斯坦武装发生流血冲突，并秘密勾结以色列将其逐出约旦，这一事件被称作“黑九月”。在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中，黎巴嫩政府不仅不阻止以色列入境攻打巴勒斯坦武装，反而欢迎以色列的入侵，并称之为“消灭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防御措施”。这严重削弱了巴勒斯坦武装力量，使其丧失了强有力的后方支援。
不仅如此，阿拉伯国家还各自支持不同派别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如利比亚、叙利亚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先锋队、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民主也门支持解放巴勒斯坦民主人民阵线，伊拉克支持解放巴勒斯坦阿拉伯阵线等。由于各组织分别受不同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加上其他因素，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在客观上导致巴勒斯坦不同抵抗组织及武装派别的不团结，形成目前各自为政的局面。
对巴勒斯坦前景的评估
目前，尽管巴勒斯坦局势紧张依旧，巴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与哈马斯的矛盾冲突难以调和，但无论是法塔赫还是哈马斯都不愿意看到巴勒斯坦出现分裂。一方面，双方有着恢复巴民族权利、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共同使命，要实现这一目标，双方就必须加强团结，互相支持，搞好“统一战线”，建立民族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哈马斯在大选中获胜说明其在巴勒斯坦还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法塔赫要想消灭它也并非易事。另外，国际社会对哈马斯进行长期孤立只会使矛盾激化，并给“基地”组织在加沙发展势力提供机会，这也是中东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不愿看到的。中东问题有关四方（联合国、欧盟、美国和俄罗斯）、阿拉伯国家联盟等之所以表示支持巴紧急政府，只是为了迫使哈马斯软化立场，并不希望巴勒斯坦出现分裂。因此，只要哈马斯改变执政理念，与法塔赫组成民族联合政府还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最明智的选择。
当然，要想彻底解决巴勒斯坦的混乱局面，就必须解决巴以冲突问题。巴以冲突的起因是土地之争，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流血是为了土地，未来谈判无疑将涉及水资源、难民回归、耶路撒冷地位等诸多问题，但焦点和症结还是领土之争。2002年3月，阿盟首脑会议通过了以沙特方案为基础的《贝鲁特宣言》。宣言明确提出：阿拉伯国家愿意同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如果以色列从1967年战争中所占领的土地撤离、允许巴勒斯坦建国和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这意味着阿拉伯国家放弃了1967年战争以前以色列占领的土地，在领土问题上做出重大妥协，为实现和平承担了巨大牺牲。2007年3月阿盟首脑会议通过的《利雅得宣言》重申了5年前《贝鲁特宣言》中有关实现中东和平的承诺。然而，以色列对此并未做出积极响应。毫无疑问，以色列如果在归还土地等实质性问题上不改变强硬立场，巴以谈判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突破。自从1988年巴勒斯坦宣布建国，承认以色列并改变对以战略后，以色列的政策立场决定着冲突或谈判的发展态势。
半个多世纪的巴以冲突表明，暴力不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巴以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消灭另一方。以色列建国近60年早已解决了生存问题，并已成为富足型国家，但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安全问题，也没能消解同阿拉伯国家的敌对状态，从而制约了以色列的进一步发展。如果以色列不能与巴勒斯坦和平共处，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也无法消解同阿拉伯国家的敌对状态。因此，在《贝鲁特宣言》和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等有关决议的基础上，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力，实现巴以和平共处，是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的唯一出路。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