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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我，都是乡村教师。我们两代人经历不同，却有着一样的情怀。
父亲出生于1949年，于2009年退休。退休时核算了教龄，一共整整40年。
他说，自己教了一辈子的书，当了几十年乡村教师，可谓平凡至极；唯一感到“伟大”的事，就是与共和国同岁。
这是父親的幽默之语，反映出他知足常乐的心态。毕竟，这件他颇感荣耀的“伟大”之事，与他的人生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父亲初中毕业那年，适逢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满怀着对知识的渴求，却始终没有机会进入高中。磕磕绊绊之后，最终当上了乡里的民办教师。从此，他便爱上了教书育人，一发而不可收，为乡村教育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那时，父亲白天不仅教书，也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则义务为邻居们读信或写信。黄昏过后，家里点上了煤油灯，一灯如豆。村里的老伯老姆们，带着孙子孙女，纷纷围坐在父亲身旁，听他为自己朗读家信。父亲声音洪亮、抑扬顿挫地读着，不时停下来解释信中的词句，直到来人听懂为止。
比较繁琐的是代写回信：首先，要再念一遍来信，算是“复习”；然后，根据老人的口述，逐条予以回复；写好回信之后，照例念给老人听，看看是否漏掉了什么，有哪些需要补充的……老伯老姆们往往面带笑容，不停地说着“好，好，就这样！”最后，缄上信封，贴好邮票，整件事便大功告成了。父亲做这些事，从来不收取任何报酬。他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在落后的农村中，诠释了读书的价值和作用，获得了村民的认可与敬重。
有段时间，父亲还兼任生产队的会计，负责记账。其实他很能吃苦，种田、捕鱼、挖草药、挑大粪……什么活都干，只是生活一直未见好转，整个家庭一直处于贫困之中。俗话说“穷则思变”，很多人都辞掉了民办教师，下海闯世界；而父亲却依然安守清贫，守着那每月五元工资、外加二十几个工分的岗位。
而且，他还做出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大队书记孙钦潮同志即将退休，公社要物色接班人。老书记向公社领导推荐了我父亲，但父亲竟婉言谢绝了。他拒绝的理由是：自己是个读书人，没有能力领导两千多名村民。殊不知，老书记看中的正是他那“读书人”的身份。
所幸，到了后来，父亲的命运也终于有了彻底的转变。1987年，他成为了一名公办教师，户口性质从“农村”变为“居民”，工资收入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从此，父亲逐步告别耕田种地的劳作，一心一意地教书，直至退休。
而我，之所以也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完全是因父亲的影响所致。
我从未上过幼儿园，因为贫穷。童年在我的记忆中也只有两个词：饥饿、寒冷。那种痛苦的感觉直到现在仍然刻骨铭心。然而父亲，却总能在我痛苦难受的时候，带给我精神的慰藉。他给我讲《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教我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教我普通话和简单的算术……可以说，父亲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老师。他那正直朴实的形象，以及学生们和乡里人对他的敬重，都让我觉得当老师是一件崇高而伟大的事。所以，从读小学开始，我就立志要做一名像父亲那样的乡村教师。
1989年，我如愿考上了潮州市师范学校，成为一名中师生。陶行知先生的塑像高高耸立在学校门口，他那句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的教育名言时刻提醒着我：教育除了要有爱，还必须奉献。
1992年，我中师毕业，被保送到肇庆教育学院进修。1994年6月，我大专毕业，回到家乡的宝山中学任教。工作期间，我曾有过一个调往潮州市区的机会。母校潮州师范的校长陈茂秋先生曾经是我的物理老师，对我印象不错。1996年，他托了原潮州师范副校长、时任宝山中学校长的林昌兴先生，来问我要不要调到师范学校工作。考虑到自己是农村人，要为家乡的教育多做点贡献，到城市工作会违背自己当乡村教师的初衷，因此，我谢绝了陈校长的好意，最终坚持留在了农村。
我不仅自己扎根农村，还带动了一批学生成长为扎根农村的教师。我要让乡村教师不仅有第一代、第二代，还要有第三代、第四代！我向学生们阐明了国家的教育现状和前景，使他们明确了青年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希望有更多人能投入到祖国的教育事业中来。在我的影响带动下，许多学生毕业时报考了师范院校，成为教育事业的接班人，特别是我的首届学生——宝山中学初三（4）班。出于对我的崇拜和认同，当年中考，仅他们一个班就有陈淑淮、李少如、陈妙燕、郑秋萍、陈培江、蔡宗楷、林晓明等7人考上了潮州师范，在当地一时传为美谈。现在，这些学生仍旧活跃在潮州市的各所中小学里，为地方教育注入了活力和希望。
从教二十多年来，我始终以父亲为榜样，时刻不忘初心。扎根农村，守住讲台，展现自我风采。无论是教初中，还是教高中；也不管是当班主任，还是走上行政管理岗位，我都时刻站在教育教学的第一线，与学生们共呼吸、同奋斗。由于表现突出，我多次被评为镇、县级“优秀教师”，2013年还被评为潮州市“教书育人优秀教师”，2016年则有幸成为潮安区八名“师德标兵”之一。看到自己的成绩，感受到领导和师生们的肯定，我的内心总是激荡起幸福的涟漪：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我对得起乡村教师的称号！
（作者单位：广东潮州市潮安区彩塘中学）
父亲出生于1949年，于2009年退休。退休时核算了教龄，一共整整40年。
他说，自己教了一辈子的书，当了几十年乡村教师，可谓平凡至极；唯一感到“伟大”的事，就是与共和国同岁。
这是父親的幽默之语，反映出他知足常乐的心态。毕竟，这件他颇感荣耀的“伟大”之事，与他的人生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父亲初中毕业那年，适逢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满怀着对知识的渴求，却始终没有机会进入高中。磕磕绊绊之后，最终当上了乡里的民办教师。从此，他便爱上了教书育人，一发而不可收，为乡村教育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那时，父亲白天不仅教书，也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则义务为邻居们读信或写信。黄昏过后，家里点上了煤油灯，一灯如豆。村里的老伯老姆们，带着孙子孙女，纷纷围坐在父亲身旁，听他为自己朗读家信。父亲声音洪亮、抑扬顿挫地读着，不时停下来解释信中的词句，直到来人听懂为止。
比较繁琐的是代写回信：首先，要再念一遍来信，算是“复习”；然后，根据老人的口述，逐条予以回复；写好回信之后，照例念给老人听，看看是否漏掉了什么，有哪些需要补充的……老伯老姆们往往面带笑容，不停地说着“好，好，就这样！”最后，缄上信封，贴好邮票，整件事便大功告成了。父亲做这些事，从来不收取任何报酬。他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在落后的农村中，诠释了读书的价值和作用，获得了村民的认可与敬重。
有段时间，父亲还兼任生产队的会计，负责记账。其实他很能吃苦，种田、捕鱼、挖草药、挑大粪……什么活都干，只是生活一直未见好转，整个家庭一直处于贫困之中。俗话说“穷则思变”，很多人都辞掉了民办教师，下海闯世界；而父亲却依然安守清贫，守着那每月五元工资、外加二十几个工分的岗位。
而且，他还做出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大队书记孙钦潮同志即将退休，公社要物色接班人。老书记向公社领导推荐了我父亲，但父亲竟婉言谢绝了。他拒绝的理由是：自己是个读书人，没有能力领导两千多名村民。殊不知，老书记看中的正是他那“读书人”的身份。
所幸，到了后来，父亲的命运也终于有了彻底的转变。1987年，他成为了一名公办教师，户口性质从“农村”变为“居民”，工资收入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从此，父亲逐步告别耕田种地的劳作，一心一意地教书，直至退休。
而我，之所以也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完全是因父亲的影响所致。
我从未上过幼儿园，因为贫穷。童年在我的记忆中也只有两个词：饥饿、寒冷。那种痛苦的感觉直到现在仍然刻骨铭心。然而父亲，却总能在我痛苦难受的时候，带给我精神的慰藉。他给我讲《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教我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教我普通话和简单的算术……可以说，父亲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老师。他那正直朴实的形象，以及学生们和乡里人对他的敬重，都让我觉得当老师是一件崇高而伟大的事。所以，从读小学开始，我就立志要做一名像父亲那样的乡村教师。
1989年，我如愿考上了潮州市师范学校，成为一名中师生。陶行知先生的塑像高高耸立在学校门口，他那句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的教育名言时刻提醒着我：教育除了要有爱，还必须奉献。
1992年，我中师毕业，被保送到肇庆教育学院进修。1994年6月，我大专毕业，回到家乡的宝山中学任教。工作期间，我曾有过一个调往潮州市区的机会。母校潮州师范的校长陈茂秋先生曾经是我的物理老师，对我印象不错。1996年，他托了原潮州师范副校长、时任宝山中学校长的林昌兴先生，来问我要不要调到师范学校工作。考虑到自己是农村人，要为家乡的教育多做点贡献，到城市工作会违背自己当乡村教师的初衷，因此，我谢绝了陈校长的好意，最终坚持留在了农村。
我不仅自己扎根农村，还带动了一批学生成长为扎根农村的教师。我要让乡村教师不仅有第一代、第二代，还要有第三代、第四代！我向学生们阐明了国家的教育现状和前景，使他们明确了青年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希望有更多人能投入到祖国的教育事业中来。在我的影响带动下，许多学生毕业时报考了师范院校，成为教育事业的接班人，特别是我的首届学生——宝山中学初三（4）班。出于对我的崇拜和认同，当年中考，仅他们一个班就有陈淑淮、李少如、陈妙燕、郑秋萍、陈培江、蔡宗楷、林晓明等7人考上了潮州师范，在当地一时传为美谈。现在，这些学生仍旧活跃在潮州市的各所中小学里，为地方教育注入了活力和希望。
从教二十多年来，我始终以父亲为榜样，时刻不忘初心。扎根农村，守住讲台，展现自我风采。无论是教初中，还是教高中；也不管是当班主任，还是走上行政管理岗位，我都时刻站在教育教学的第一线，与学生们共呼吸、同奋斗。由于表现突出，我多次被评为镇、县级“优秀教师”，2013年还被评为潮州市“教书育人优秀教师”，2016年则有幸成为潮安区八名“师德标兵”之一。看到自己的成绩，感受到领导和师生们的肯定，我的内心总是激荡起幸福的涟漪：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我对得起乡村教师的称号！
（作者单位：广东潮州市潮安区彩塘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