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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起点
1992年是李克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第七个年头。他无疑也在关注邓小平的南方之行，并积极地予以应和。
不只在工作上践行改革，这个时期的李克强也在理论上做了大量探索。从1988年至1994年，李克强先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和厉以宁，陆续用6年时间完成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的在职研究生学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及博士学位。
李克强的硕士论文叫《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该文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说，主张发展农村工业化，以打破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
1991年8月，厉以宁将此文及李克强另外两名同学李源潮、孟晓苏的硕士论文汇编成《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在书的结束语《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厉以宁为整本书的气质定了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可能成为制止经济改革事业前进的障碍”，“改革将给人们带来信心，带来希望。我们只能有这种设想，也必须做出这种选择”。
同年，李克强还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一文，继续阐述他的学术观点，首次提出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理论。此文后来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他的这些观点，如今正落实为他力主的新型城镇化方略。
转折之年
对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来讲，1992年是一个转折之年。这年2月，他从上海市体改办副主任的位置上调任国家体改委，担任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时值中央财政危机，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状态，所以，楼继伟的晋升更像是临危受命。除了牵头迫在眉睫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楼继伟还直接参与设计了由朱镕基领导的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正是这项举措拯救了中央财政于水火。
此次改革告一段落后，1995年楼继伟被“外放”到贵州省工作，担任副省长。1998年3月，朱镕基当选国务院总理，楼继伟再次被召回北京，出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继续践行分税制的后续改革。在此位置上，楼继伟一待就是9年。
当时和楼继伟一样临危受命的还有现任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只不过他的时间要稍晚一些。1993年5月，在国家物价局当了5年副局长的马凯正式出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并参与了后来的大部分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同样是1992年，国家审计署驻成都特派员办事处副特派员刘家义被提拔至审计署担任经贸司副司长，一年后又升任为司长。1996年，40岁的刘家义再获拔擢，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副审计长。在审计署内部，刘家义被公认是李金华最得力的干将之一，但置身“审计风暴”中的他始终保持低调，不太为外人所知，直至此次出任审计长。
改革的践行者
在工信部部长苗圩的时间轴里，1992年仍然像是一个韬光养晦的年份。虽然一年前，36岁的他已被提拔为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生产司副经理，并于一年后参与筹备了机械部汽车司且任副司长，但离他大展身手尚有一段时间。直到1997年，在东风汽车公司最困难的时候，机械部才终于将他放出去，担任该公司党委书记一职，“一干就是七八年”。
1990年代末的东风汽车公司，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艰难时期，像多数国有企业一样，由于产品单一、历史包袱沉重，一度陷入“尾大不掉”的困局。苗圩上任之时，东风汽车公司已累计亏损5亿元。
面对窘境，苗圩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加强与外资合作、资产重组、推行股份制、将总部搬至武汉……尽管非议和质疑不断，但苗圩最终还是兑现了他的诺言：短短3年时间，东风汽车公司已扭亏为盈。这也为他日后主政武汉积累了政治资本。
以1992年为节点，若向前或向后继续推移几年，还会看到更多新领导层中的“新三届”在中国改革舞台上活跃的身影。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他在华东政法学院当老师时写的一篇论文中的观点“我国应当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在1988年被写入宪法——“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土地出租自此开禁；1994年，时年39岁的他更是首次以法学家的身份走进中南海，为江泽民等领导人讲授法律课。
这是中国政界颇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一批受益者，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师从邓小平，并试图走得更远。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于他们来讲，仿佛是一次精神受洗。
时至今日，周强仍会回想起那个让所有人都踌躇满志的年代：“我们这代人，听到《春天的故事》，总是心潮澎湃。当年学习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时那种激动的心情、那种干事创业的热情，我们记忆犹新。”他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992年是李克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第七个年头。他无疑也在关注邓小平的南方之行，并积极地予以应和。
不只在工作上践行改革，这个时期的李克强也在理论上做了大量探索。从1988年至1994年，李克强先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和厉以宁，陆续用6年时间完成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的在职研究生学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及博士学位。
李克强的硕士论文叫《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该文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说，主张发展农村工业化，以打破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
1991年8月，厉以宁将此文及李克强另外两名同学李源潮、孟晓苏的硕士论文汇编成《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在书的结束语《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厉以宁为整本书的气质定了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可能成为制止经济改革事业前进的障碍”，“改革将给人们带来信心，带来希望。我们只能有这种设想，也必须做出这种选择”。
同年，李克强还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一文，继续阐述他的学术观点，首次提出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理论。此文后来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他的这些观点，如今正落实为他力主的新型城镇化方略。
转折之年
对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来讲，1992年是一个转折之年。这年2月，他从上海市体改办副主任的位置上调任国家体改委，担任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时值中央财政危机，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状态，所以，楼继伟的晋升更像是临危受命。除了牵头迫在眉睫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楼继伟还直接参与设计了由朱镕基领导的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正是这项举措拯救了中央财政于水火。
此次改革告一段落后，1995年楼继伟被“外放”到贵州省工作，担任副省长。1998年3月，朱镕基当选国务院总理，楼继伟再次被召回北京，出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继续践行分税制的后续改革。在此位置上，楼继伟一待就是9年。
当时和楼继伟一样临危受命的还有现任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只不过他的时间要稍晚一些。1993年5月，在国家物价局当了5年副局长的马凯正式出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并参与了后来的大部分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同样是1992年，国家审计署驻成都特派员办事处副特派员刘家义被提拔至审计署担任经贸司副司长，一年后又升任为司长。1996年，40岁的刘家义再获拔擢，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副审计长。在审计署内部，刘家义被公认是李金华最得力的干将之一，但置身“审计风暴”中的他始终保持低调，不太为外人所知，直至此次出任审计长。
改革的践行者
在工信部部长苗圩的时间轴里，1992年仍然像是一个韬光养晦的年份。虽然一年前，36岁的他已被提拔为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生产司副经理，并于一年后参与筹备了机械部汽车司且任副司长，但离他大展身手尚有一段时间。直到1997年，在东风汽车公司最困难的时候，机械部才终于将他放出去，担任该公司党委书记一职，“一干就是七八年”。
1990年代末的东风汽车公司，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艰难时期，像多数国有企业一样，由于产品单一、历史包袱沉重，一度陷入“尾大不掉”的困局。苗圩上任之时，东风汽车公司已累计亏损5亿元。
面对窘境，苗圩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加强与外资合作、资产重组、推行股份制、将总部搬至武汉……尽管非议和质疑不断，但苗圩最终还是兑现了他的诺言：短短3年时间，东风汽车公司已扭亏为盈。这也为他日后主政武汉积累了政治资本。
以1992年为节点，若向前或向后继续推移几年，还会看到更多新领导层中的“新三届”在中国改革舞台上活跃的身影。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他在华东政法学院当老师时写的一篇论文中的观点“我国应当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在1988年被写入宪法——“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土地出租自此开禁；1994年，时年39岁的他更是首次以法学家的身份走进中南海，为江泽民等领导人讲授法律课。
这是中国政界颇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一批受益者，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师从邓小平，并试图走得更远。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于他们来讲，仿佛是一次精神受洗。
时至今日，周强仍会回想起那个让所有人都踌躇满志的年代：“我们这代人，听到《春天的故事》，总是心潮澎湃。当年学习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时那种激动的心情、那种干事创业的热情，我们记忆犹新。”他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