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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国君的车队缓缓而来,前方仪仗已经到达谷口。谷口周边的农田里,一排排的黍子在夏天的清风里摇曳,高粱已经抽出了穗儿,齐鲁两国便要在这夹谷的高台上会盟。
鲁定公身旁,一个身材特别高大的人显得尤为突出。他哈着腰,两手当心,微向前倾,腰间那柄佩剑便显得格外突出,这个人便是孔丘。是年,他五十二岁,直到两年前,他才刚刚出仕。他以懂得当时现行的一切礼法而闻名于诸侯。
孔子短暂的仕途可谓极为顺利。鲁定公九年,他做了中都宰,一年之内,由中都宰升为小司空,接着便升至大司寇。而且他极得鲁国国君和实际掌权的季桓子的信任。
夹谷会盟,并非孔子和齐景公初次相见。鲁国内乱时,他曾经跑到齐国避乱。 齐景公慕名向他问政,他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臣、父、子各守其礼,各尽其事,国家秩序才能保证,才能上下一心。
公元前500年,他们又一次见面了。此时的国际形势对齐国有利。晋国因公卿作乱失掉了盟主之位,齐景公背晋争霸,郑国和卫国已与齐国结盟,齐、鲁和战不止,中原又陷入了战乱。此番两位国君会盟,孔子此次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孔子用他的礼和义折服了齐侯。两国即将盟誓,齐国人临时出花样,孔子随机应变,竟然让齐国归还了郓地、讙地、龟阳的土地。
这是孔子五十岁出仕之后,抑私家尊公室、推行礼乐之道的最佳时机。然而,孔子出仕之初,鲁国上下信任的格局很快被打破了。“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孔子的反应十分淡然。从政这几年正逢知天命之年,他认为“命”是一种力量,知天命,就是要了解事物的规律性和利用事物的规律性,以便在处理事务中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接着是鲁国的春祭,孔子随行郊祭,季桓子没有给孔子送祭肉。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季氏心里动摇,开始疏远冷淡孔子。如今鲁国情势已无可作为,孔子决定带着一帮弟子离开鲁国,以五十五岁高龄出去闯荡,寻求可以施展抱负的机遇。
不学礼,无以立。在孔子看来,礼是立身处世的根本。礼具有约束性,不仅仅是在祭祀里国家大法的约束,而且是对人的行为也进行约束,从形式而走向道德理论规范,最终人们通过礼和乐,而达于道。
此时可谓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是复古,还是创新?孔子向往文武周公这样的“圣人时代”,但对同时代的人,尤其是对国家有关贡献的人,他也能持平而论。“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孔子赞扬管仲保护诸候小国、驱逐外族的功劳,但也严厉地批评他收取大量的市租,奢侈、越礼等行为。他并非想返回到文武周公时代,而是想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来。
一个理想主义者,必然会面对三种敌对势力:一种是反对他的人,一种是不理解他的人,一种是他自己深深的疲倦和失望。
孔子从离开鲁国到再次返回,前后达十四年之久。他和弟子们先后到过卫国、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流亡羁旅,他常常击磬遣怀。他以美玉自譬,怀抱理想,等待识货之人。闻磬音而知心事,卫国一位扛着草框的隐士,因此回应他说,没有知音,就独善其身好了。
显然,面对隐士们的的劝讽和质疑,孔子常常显得颇为矛盾。 在去蔡国的途中,他曾经派子路向两个农夫长沮和桀溺问路。这两人一个说孔丘自然知道路在哪里,一个说与其辟人,不如辟世。孔子脸色怃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意思是天下有道,他就不会汲汲于用世;正因世道太乱,他才不得不出来保护以往圣人们开创的文化,还要努力改变一切背道而驰的流俗。
明道然后行道,这难道不是一个君子的天职吗?然而生逢乱世,礼崩乐坏。仕,还是不仕?这确实是春秋末世读书之人必然面对的选择。
他和弟子们首先不得不解决生计问题。终于,他获卫灵公召见。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卫灵公让孔子做什么职务,如今已不可考。孔子和弟子们如是方可长期客居卫国。
然而,麻烦接踵而至。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倾慕孔子的风度和学识,派人去见孔子。君夫人见外臣,不为失礼,孔子无法推辞,“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
见南子给孔子造成了很不利的社会影响。憨直的子路挂在脸上,孔子不得不赌咒发誓。卫国大夫王孙贾则讽谏他何必借南子求仕。此时孔子可谓名满天下、无人重用,尚要面对谎言和冷箭。对卫国,他亦心存期望。当此之时,卫灵公年未及五十,精力充沛,国内南子弄权,太子蒯聩刺杀南子未遂,出奔宋国、晋国,正所谓父不父、子不子。
再次召见孔子,他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打胜仗。“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如是回答。卫灵公明白,孔子的意思,是要他首先讲求礼仪齐家治国。权力需要的是崇拜和奉迎。次日两人相见,卫灵公正和孔子说着话,天上有一只雁子飞过, 他“仰视之,色不在孔子”。 孔子曾说过:“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但面对卫灵公这样公然的失礼,他只感到深深的失望。在卫国他淹迟最久,如今已届启程之时。
他的旅程危机重重。过匡的时候,因为长得像阳虎,被匡人非法拘禁了五天。在陈国他和弟子们被困,断粮七天。孔子和弟子们被围困在旷野地带,饥寒交迫。这可谓是孔子游仕经历中最为险恶的一次。 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引发子路和老师就君子和小人对待困境不同态度的讨论。
在郑国时,孔子和弟子们失散。孔子独自立于新郑东门外,等候弟子们。子贡寻问老师的踪迹。一个郑国人说,城门外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尧,脖子像皋淘,肩膀像子产,但从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一副狼狈不堪的丧家之狗模样。对郑人这番描述和评价,孔子欣然笑纳,“然哉!然哉!”
不管心中如何渴望行道于天下,孔子亦得面对现实。周游列国的最后一站仍是卫国。此时卫灵公已死,他的孙子辄为国君,辄的父亲蒯聩则在晋国随时准备返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的话应验了。果然,父子对峙了十七年之后,兵戎相见,子路在这场父子之战中被剁成肉酱。
在外面游历了十四年之后,孔子被季康子迎回了鲁国。对鲁国的政治生态完全失望的孔子,潜心于教学和整理典籍之中。从三十岁开始的教育事业,此时已经进入了收获期。“孔子是开始传播贵族学到民间来的第一个,孔子是开始把古代贵族宗庙里的知识来变换成人类社会共享的学术事业之第一个。”
公元前479年初夏的一天,孔子离世。在他死后,弟子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造圣运动”。孔子成了一个比上古圣人尧、舜更伟大的“圣人”,史上第一厉害人物。孔子的一位学生有若,长相接近孔子,更把孔子比喻为兽中麒麟、鸟中凤凰。一千多年后的朱熹则把孔子抬到了一个迹近神的地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一个比孔子本人更伟大的“孔子”在他死后诞生了,他的学生们则纷纷进入政坛。从此,一个全新的阶层诞生了,这个阶层立志通过培养个人的美德和智慧为公众服务,出身高贵比不上道德高尚。
许多年后,一个受过“墨”刑的人,据说亦在孔门受过教,他自创教义,公开反对孔子。他的矛头直指孔子本人,“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
墨子“非儒”,主要是反对儒家礼、乐,认为这些事劳民伤财,譬如丧葬之礼,最为浪费,用在死人身上,不如用来奉养活人。墨子理想中的圣人是大禹那样的苦行者,“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不过,钱穆先生认为儒墨两派有共同的精神,“他们全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来批评和反对他们当时的贵族生活。儒家的精神比较温和,可说是反对贵族的右派;墨家较激烈,可说是左派。”
若干年后,儒家分舵之一法家的一位后起之秀将成为真正的“反对派的反对派”。他烦透了那些对朝政说三道四,在思想上制造麻烦的愚儒,他提议:“有敢偶语诗书者弃世,以古非今者族。”
鲁定公身旁,一个身材特别高大的人显得尤为突出。他哈着腰,两手当心,微向前倾,腰间那柄佩剑便显得格外突出,这个人便是孔丘。是年,他五十二岁,直到两年前,他才刚刚出仕。他以懂得当时现行的一切礼法而闻名于诸侯。
孔子短暂的仕途可谓极为顺利。鲁定公九年,他做了中都宰,一年之内,由中都宰升为小司空,接着便升至大司寇。而且他极得鲁国国君和实际掌权的季桓子的信任。
夹谷会盟,并非孔子和齐景公初次相见。鲁国内乱时,他曾经跑到齐国避乱。 齐景公慕名向他问政,他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臣、父、子各守其礼,各尽其事,国家秩序才能保证,才能上下一心。
公元前500年,他们又一次见面了。此时的国际形势对齐国有利。晋国因公卿作乱失掉了盟主之位,齐景公背晋争霸,郑国和卫国已与齐国结盟,齐、鲁和战不止,中原又陷入了战乱。此番两位国君会盟,孔子此次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孔子用他的礼和义折服了齐侯。两国即将盟誓,齐国人临时出花样,孔子随机应变,竟然让齐国归还了郓地、讙地、龟阳的土地。
这是孔子五十岁出仕之后,抑私家尊公室、推行礼乐之道的最佳时机。然而,孔子出仕之初,鲁国上下信任的格局很快被打破了。“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孔子的反应十分淡然。从政这几年正逢知天命之年,他认为“命”是一种力量,知天命,就是要了解事物的规律性和利用事物的规律性,以便在处理事务中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接着是鲁国的春祭,孔子随行郊祭,季桓子没有给孔子送祭肉。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季氏心里动摇,开始疏远冷淡孔子。如今鲁国情势已无可作为,孔子决定带着一帮弟子离开鲁国,以五十五岁高龄出去闯荡,寻求可以施展抱负的机遇。
不学礼,无以立。在孔子看来,礼是立身处世的根本。礼具有约束性,不仅仅是在祭祀里国家大法的约束,而且是对人的行为也进行约束,从形式而走向道德理论规范,最终人们通过礼和乐,而达于道。
此时可谓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是复古,还是创新?孔子向往文武周公这样的“圣人时代”,但对同时代的人,尤其是对国家有关贡献的人,他也能持平而论。“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孔子赞扬管仲保护诸候小国、驱逐外族的功劳,但也严厉地批评他收取大量的市租,奢侈、越礼等行为。他并非想返回到文武周公时代,而是想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来。
一个理想主义者,必然会面对三种敌对势力:一种是反对他的人,一种是不理解他的人,一种是他自己深深的疲倦和失望。
孔子从离开鲁国到再次返回,前后达十四年之久。他和弟子们先后到过卫国、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流亡羁旅,他常常击磬遣怀。他以美玉自譬,怀抱理想,等待识货之人。闻磬音而知心事,卫国一位扛着草框的隐士,因此回应他说,没有知音,就独善其身好了。
显然,面对隐士们的的劝讽和质疑,孔子常常显得颇为矛盾。 在去蔡国的途中,他曾经派子路向两个农夫长沮和桀溺问路。这两人一个说孔丘自然知道路在哪里,一个说与其辟人,不如辟世。孔子脸色怃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意思是天下有道,他就不会汲汲于用世;正因世道太乱,他才不得不出来保护以往圣人们开创的文化,还要努力改变一切背道而驰的流俗。
明道然后行道,这难道不是一个君子的天职吗?然而生逢乱世,礼崩乐坏。仕,还是不仕?这确实是春秋末世读书之人必然面对的选择。
他和弟子们首先不得不解决生计问题。终于,他获卫灵公召见。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卫灵公让孔子做什么职务,如今已不可考。孔子和弟子们如是方可长期客居卫国。
然而,麻烦接踵而至。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倾慕孔子的风度和学识,派人去见孔子。君夫人见外臣,不为失礼,孔子无法推辞,“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
见南子给孔子造成了很不利的社会影响。憨直的子路挂在脸上,孔子不得不赌咒发誓。卫国大夫王孙贾则讽谏他何必借南子求仕。此时孔子可谓名满天下、无人重用,尚要面对谎言和冷箭。对卫国,他亦心存期望。当此之时,卫灵公年未及五十,精力充沛,国内南子弄权,太子蒯聩刺杀南子未遂,出奔宋国、晋国,正所谓父不父、子不子。
再次召见孔子,他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打胜仗。“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如是回答。卫灵公明白,孔子的意思,是要他首先讲求礼仪齐家治国。权力需要的是崇拜和奉迎。次日两人相见,卫灵公正和孔子说着话,天上有一只雁子飞过, 他“仰视之,色不在孔子”。 孔子曾说过:“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但面对卫灵公这样公然的失礼,他只感到深深的失望。在卫国他淹迟最久,如今已届启程之时。
他的旅程危机重重。过匡的时候,因为长得像阳虎,被匡人非法拘禁了五天。在陈国他和弟子们被困,断粮七天。孔子和弟子们被围困在旷野地带,饥寒交迫。这可谓是孔子游仕经历中最为险恶的一次。 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引发子路和老师就君子和小人对待困境不同态度的讨论。
在郑国时,孔子和弟子们失散。孔子独自立于新郑东门外,等候弟子们。子贡寻问老师的踪迹。一个郑国人说,城门外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尧,脖子像皋淘,肩膀像子产,但从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一副狼狈不堪的丧家之狗模样。对郑人这番描述和评价,孔子欣然笑纳,“然哉!然哉!”
不管心中如何渴望行道于天下,孔子亦得面对现实。周游列国的最后一站仍是卫国。此时卫灵公已死,他的孙子辄为国君,辄的父亲蒯聩则在晋国随时准备返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的话应验了。果然,父子对峙了十七年之后,兵戎相见,子路在这场父子之战中被剁成肉酱。
在外面游历了十四年之后,孔子被季康子迎回了鲁国。对鲁国的政治生态完全失望的孔子,潜心于教学和整理典籍之中。从三十岁开始的教育事业,此时已经进入了收获期。“孔子是开始传播贵族学到民间来的第一个,孔子是开始把古代贵族宗庙里的知识来变换成人类社会共享的学术事业之第一个。”
公元前479年初夏的一天,孔子离世。在他死后,弟子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造圣运动”。孔子成了一个比上古圣人尧、舜更伟大的“圣人”,史上第一厉害人物。孔子的一位学生有若,长相接近孔子,更把孔子比喻为兽中麒麟、鸟中凤凰。一千多年后的朱熹则把孔子抬到了一个迹近神的地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一个比孔子本人更伟大的“孔子”在他死后诞生了,他的学生们则纷纷进入政坛。从此,一个全新的阶层诞生了,这个阶层立志通过培养个人的美德和智慧为公众服务,出身高贵比不上道德高尚。
许多年后,一个受过“墨”刑的人,据说亦在孔门受过教,他自创教义,公开反对孔子。他的矛头直指孔子本人,“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
墨子“非儒”,主要是反对儒家礼、乐,认为这些事劳民伤财,譬如丧葬之礼,最为浪费,用在死人身上,不如用来奉养活人。墨子理想中的圣人是大禹那样的苦行者,“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不过,钱穆先生认为儒墨两派有共同的精神,“他们全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来批评和反对他们当时的贵族生活。儒家的精神比较温和,可说是反对贵族的右派;墨家较激烈,可说是左派。”
若干年后,儒家分舵之一法家的一位后起之秀将成为真正的“反对派的反对派”。他烦透了那些对朝政说三道四,在思想上制造麻烦的愚儒,他提议:“有敢偶语诗书者弃世,以古非今者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