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下一步香港应该通过结构性的调整改革，重新塑造自己的功能优势。在国家发展中，它要保持一定领域的竞争性优势或者是引领能力，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新的动能。
2017年5月31日，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公布了201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综合经济表现、政府绩效、企业效能、基础设施指标，香港在63个主要经济体中蝉联第一名。临近香港回归20周年，这份适时发布的报告印证了一点，这些年香港发展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港岛图景
纵观20年来香港走过的道路，并非一切顺遂，很多人会用“不容易”来形容香港今日的经济表现。
香港回归之初就遭遇东亚金融危机，时任总理朱镕基表态：“人民币汇率不变。”这对金融危机下的东亚经济稳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香港在内地支持下成功地抵御了国际对冲基金的冲击，香港的胜利也为亚洲经济动荡画上了休止符。
2016年6月8日，香港城市风光。香港是全球高度繁荣的国际大都之一，是继纽约、伦敦后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齐称为“纽伦港”，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
十年后，美国次级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但在外部市场低迷的背景下，从2008年到2017年，香港攀升为自由市场经济竞争力第一。
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美国《财富》杂志的封面故事预言“香港已死。”回归十年之后，《财富》杂志承认当时的判断错了，香港根本不会死。正如美国《时代》杂志所指出的，“现在的香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活力。”就在香港回歸20周年前夕，欧盟的年度报告也承认，“一国两制”在香港大致运作良好，司法独立，法治各项自由得到保障和维持。
“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向亚太转移，可以说，东亚的繁荣中国功不可没，香港也功不可没。”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在香港回归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归结。回归20年来，香港本身获得了稳定发展，而香港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平稳过渡，继续繁荣。”成为人们公认的香港现实图景写照。
但在总体向好的背景下，香港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疲态。仔细阅读IMB报告会发现，香港的优势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基建和制度方面，在创新方面表现不足，在数码知识技术、未来技術的排名分别只有第六位、第三位。“可以说，我们是吃老本。”香港立法会议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承认。
她举了两个例子，从中可以清晰看出香港科技应用方面的落后。一个是支付系统，内地用手机移动支付系统已经非常普遍。有一次她去东莞参观，街上碰到一个卖番薯的老人家，他也用手机收钱，不收现金。“我们要给他人民币，他觉得太麻烦了，说拿手机出来就可以。”
另一个就是打车，内地使用滴滴出行打车很方便，而香港人还是在扬招的士，忍受差劲的香港的士服务。“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滴滴出行？因为我们有既得利益群体，作为议员，的士司机给我们很多选票，我们可以不支持他们吗？特区政府也很怕的士司机闹事，过去几次骚乱都跟的士有关。所以我们推动改革很困难。”叶刘淑仪表示。
香港作为一个机构健全、成熟运行的经济体，容易受到各种既得利益群体束缚，在采纳科技、推动创新方面落后于很多内地城市。
内地的双创浪潮中走出了不少财富新贵，与之相反，香港的财富过度集中于传统的房地产以及金融行业。香港的年轻人念完了大学，最稳妥的出路是在高级写字楼谋一份职，为地产集团或金融机构打工，很少人出去创业。“香港创业成本高企，租金昂贵，港岛创业市场又小，除非能够打进内地市场，否则创业的风险很大。”
香港人最津津乐道的年轻一辈创业者，大概要数创立顺丰物流的王卫，但王卫是上海人，7岁移居香港。而王卫的物流事业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源于他能够结合两地的优势，他拥有一个香港人的灵活性，懂得制定专业标准，又比大多数香港人更了解内地市场。
“在经济上，香港是个小地方，我们缺乏市场，所以我们要以整个世界为我们的市场，我们的产业才可以发展。”叶刘淑仪说。
与大象共舞
回归20年来，香港的经济表现既受国际市场形势影响，更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犹如与大象共舞，休戚与共。
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制造业在10年时间里把85%的工厂搬到了珠三角，并扩大了经营规模。这是市场行为，那时没有人预见到这样的变化会揭开新的历史篇章。
香港回归第二天发生东亚金融危机，很快使香港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局中。痛定思痛，为了稳定香港经济，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主动向中央提出，推动香港和内地深化双边自由贸易。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中央政府根据香港的经济形势，推动了两地经贸关系的深化。2003年6月19日，双方签署了CEPA协议，把香港制造业北迁的市场力量，提升到了政府的制度层面，从此确立了两地经济一体化。
这一协议打破了香港人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式，认为“一国两制”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两地不但在政治上区隔，在经济上同样区隔。客观形势推动着香港人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香港作为弹丸之地，在全球化深入的背景下，它的经济必须跟国家的主体经济融合。
国务院港澳办港澳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蔡赤萌认为，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进，与香港功能地位的演变是密切相关的。“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需求，跟香港经济功能方面的供给能力，构成了两地经济发展互动关系，也促成了内地快速崛起，与香港产业的调整升级。”
改革开放将近40年，国家发展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外向型发展战略，从1978年到1997年，刚好是香港回归的前20年。第二个是开放型发展战略，是香港回归的头十年。第三阶段也就是目前所处的阶段，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阶段。
2017年5月31日，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公布了201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综合经济表现、政府绩效、企业效能、基础设施指标，香港在63个主要经济体中蝉联第一名。临近香港回归20周年，这份适时发布的报告印证了一点，这些年香港发展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港岛图景
纵观20年来香港走过的道路，并非一切顺遂，很多人会用“不容易”来形容香港今日的经济表现。
香港回归之初就遭遇东亚金融危机，时任总理朱镕基表态：“人民币汇率不变。”这对金融危机下的东亚经济稳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香港在内地支持下成功地抵御了国际对冲基金的冲击，香港的胜利也为亚洲经济动荡画上了休止符。
十年后，美国次级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但在外部市场低迷的背景下，从2008年到2017年，香港攀升为自由市场经济竞争力第一。
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美国《财富》杂志的封面故事预言“香港已死。”回归十年之后，《财富》杂志承认当时的判断错了，香港根本不会死。正如美国《时代》杂志所指出的，“现在的香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活力。”就在香港回歸20周年前夕，欧盟的年度报告也承认，“一国两制”在香港大致运作良好，司法独立，法治各项自由得到保障和维持。
“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向亚太转移，可以说，东亚的繁荣中国功不可没，香港也功不可没。”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在香港回归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归结。回归20年来，香港本身获得了稳定发展，而香港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平稳过渡，继续繁荣。”成为人们公认的香港现实图景写照。
但在总体向好的背景下，香港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疲态。仔细阅读IMB报告会发现，香港的优势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基建和制度方面，在创新方面表现不足，在数码知识技术、未来技術的排名分别只有第六位、第三位。“可以说，我们是吃老本。”香港立法会议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承认。
她举了两个例子，从中可以清晰看出香港科技应用方面的落后。一个是支付系统，内地用手机移动支付系统已经非常普遍。有一次她去东莞参观，街上碰到一个卖番薯的老人家，他也用手机收钱，不收现金。“我们要给他人民币，他觉得太麻烦了，说拿手机出来就可以。”
另一个就是打车，内地使用滴滴出行打车很方便，而香港人还是在扬招的士，忍受差劲的香港的士服务。“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滴滴出行？因为我们有既得利益群体，作为议员，的士司机给我们很多选票，我们可以不支持他们吗？特区政府也很怕的士司机闹事，过去几次骚乱都跟的士有关。所以我们推动改革很困难。”叶刘淑仪表示。
香港作为一个机构健全、成熟运行的经济体，容易受到各种既得利益群体束缚，在采纳科技、推动创新方面落后于很多内地城市。
内地的双创浪潮中走出了不少财富新贵，与之相反，香港的财富过度集中于传统的房地产以及金融行业。香港的年轻人念完了大学，最稳妥的出路是在高级写字楼谋一份职，为地产集团或金融机构打工，很少人出去创业。“香港创业成本高企，租金昂贵，港岛创业市场又小，除非能够打进内地市场，否则创业的风险很大。”
香港人最津津乐道的年轻一辈创业者，大概要数创立顺丰物流的王卫，但王卫是上海人，7岁移居香港。而王卫的物流事业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源于他能够结合两地的优势，他拥有一个香港人的灵活性，懂得制定专业标准，又比大多数香港人更了解内地市场。
“在经济上，香港是个小地方，我们缺乏市场，所以我们要以整个世界为我们的市场，我们的产业才可以发展。”叶刘淑仪说。
与大象共舞
回归20年来，香港的经济表现既受国际市场形势影响，更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犹如与大象共舞，休戚与共。
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制造业在10年时间里把85%的工厂搬到了珠三角，并扩大了经营规模。这是市场行为，那时没有人预见到这样的变化会揭开新的历史篇章。
香港回归第二天发生东亚金融危机，很快使香港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局中。痛定思痛，为了稳定香港经济，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主动向中央提出，推动香港和内地深化双边自由贸易。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中央政府根据香港的经济形势，推动了两地经贸关系的深化。2003年6月19日，双方签署了CEPA协议，把香港制造业北迁的市场力量，提升到了政府的制度层面，从此确立了两地经济一体化。
这一协议打破了香港人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式，认为“一国两制”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两地不但在政治上区隔，在经济上同样区隔。客观形势推动着香港人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香港作为弹丸之地，在全球化深入的背景下，它的经济必须跟国家的主体经济融合。
国务院港澳办港澳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蔡赤萌认为，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进，与香港功能地位的演变是密切相关的。“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需求，跟香港经济功能方面的供给能力，构成了两地经济发展互动关系，也促成了内地快速崛起，与香港产业的调整升级。”
改革开放将近40年，国家发展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外向型发展战略，从1978年到1997年，刚好是香港回归的前20年。第二个是开放型发展战略，是香港回归的头十年。第三阶段也就是目前所处的阶段，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