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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上升，人民币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前三季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年化波动率为2.98%。12月13日，中美双方同时宣布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当天，人民币应声大涨，对美元汇率涨至7以内。
2020年，人民币汇率将面临哪些内部和外部挑战？实体经济各项指标将如何演化？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如何“灵活适度”？近日，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董辅礽讲座教授管涛就人民币汇率、货币政策等问题接受了《陆家嘴》记者的独家专访。管涛表示，2020年人民币汇率企稳积极因素不断增多，前期宏观调控的预调微调措施正逐渐发挥作用，我国经济已出现积极变化。
“破7”打开空间
2019年8月，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了7元关口。“破7”后，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稳定。
“‘破7’把人币汇率升值和贬值空间都打开了。突破整数关口后，汇率市场化进一步深化。”管涛表示。
自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率双双破“7”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持续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不过，市场反应总体平稳，“破7”的溢出效应基本是一次性的，人民币资产配置对于境内外投资者仍有较强吸引力。
“扩大金融开放、增加汇率弹性，二者逻辑一致。”管涛表示，“大家都担心‘破7’后人民币贬值，外资不来了，但在外资看来，‘守7’意味着会随时恢复外汇管制，‘破7’则意味着汇率由市场决定。”
从国内来看，市场对于汇率波动的适应性也在逐渐增强，“破7”后并未出现大量抢购外汇的操作。8月份以来，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外汇储备有所上升，银行即远期结售汇（含期权）逆差幅度持续减小，11月份还出现了112万美元的顺差。
汇率企稳因素增多
汇率由市场决定，但不是简单地由供求决定。对于2020年汇率走势，管涛认为，2020年人民币汇率企稳积极因素不断增多。
“总体看，经济基本面决定人民币汇率是升是贬，消息面决定短期市场波动震荡走势。虽然中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但下行速度在收敛，基本面相对稳定。此外，欧洲、日本、美国等经济也在同步放缓。”他称。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高质量发展定调为2020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会议提出，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现在市场主流看法认为，美元走势大概率不会很强，会在高位震荡、总体偏弱。过去，美元走强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一枝独秀以及货币政策正常化，但目前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了变化。”管涛表示，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文本达成一致，意味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势头暂时得到缓解，降低不确定性，提振市场信心。
2019年9月以来，美联储接连降息、美元指数走低，加之市场对中美经贸谈判预期改善，市场风险偏好上升，人民币对美元和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小幅升值。
不过管涛也表示，市场情绪很难预测，消息面的變化可能会短期带来一定影响。比如，美联储带头的货币政策重回宽松，缓解了全球流动性紧张，提振了市场情绪，提高了风险资产价格。但不排除由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资产价格估值过高，在高位出现震荡，造成全球避险情绪上升，进而导致跨境资本流动加剧，这也会对人民币汇率预期产生影响，“风险因素是存在的。”
货币政策结构性发力
2019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成都考察时表示，国家将进一步研究采取降准和定向降准、再贷款和再贴现等多种措施，降低实际利率和综合融资成本，推动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明显缓解。
2020年1月1日央行宣布降准。管涛表示，以往货币政策主要是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的调整，但现在可能更多通过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方式，比如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打破贷款隐性下限，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在多位业内专家看来，2020年我国或面临复杂多变的形势，货币政策总量将保持稳定，但会根据经济形式灵活调节。
“预计2020年，总量政策和结构性工具结合使用，从而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管涛认为，一方面货币政策总量适度，即信贷增长、社融增速要和名义GDP增长相匹配；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要精准滴灌，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货币政策工具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利率政策要谨慎使用
目前，货币政策似乎陷入两难境地，一面是CPI的持续攀升，一面需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货币政策2020年应如何做到既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又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备受市场关注。
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零利率”状态附近难以退出。“利率政策要谨慎使用。”管涛表示，货币政策既要保护储户利益，维持正利率；也要考虑实体经济，维持正常利差水平，为银行提供正向激励。
不久前，央行行长易纲在署名文章中也强调，评判和衡量货币政策，根本上是要看其是否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持正利率，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总体上有利于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符合中国人储蓄有息的传统文化，有利于适度储蓄，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管涛认为，利率作为一个总量工具，应根据通胀走势适当使用。而面对结构性的问题，可能需要通过一些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来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速逐渐放缓，增速趋近目标下限引发关注。但实际上，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政策调整对投资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2019年1～9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61204亿元，同比增长5.4%，增速比1～8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5%，增速比1～8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
“前期宏观调控的预调微调措施逐渐发挥作用，政策从实施到见效有一个渐进性过程。”管涛认为，宏观调控政策不宜出现大变化。
“潜在经济增长不是静态的，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与结构性调整，经济增长还是可以上去或者可以维持更长时间。但如果不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解决这些问题，强刺激后，由于实体经济不能吸收流动性而造成的股市、房市泡沫，经济长期停滞，这是日本的教训。”管涛强调。
2020年，人民币汇率将面临哪些内部和外部挑战？实体经济各项指标将如何演化？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如何“灵活适度”？近日，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董辅礽讲座教授管涛就人民币汇率、货币政策等问题接受了《陆家嘴》记者的独家专访。管涛表示，2020年人民币汇率企稳积极因素不断增多，前期宏观调控的预调微调措施正逐渐发挥作用，我国经济已出现积极变化。
“破7”打开空间
2019年8月，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了7元关口。“破7”后，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稳定。
“‘破7’把人币汇率升值和贬值空间都打开了。突破整数关口后，汇率市场化进一步深化。”管涛表示。
自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率双双破“7”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持续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不过，市场反应总体平稳，“破7”的溢出效应基本是一次性的，人民币资产配置对于境内外投资者仍有较强吸引力。
“扩大金融开放、增加汇率弹性，二者逻辑一致。”管涛表示，“大家都担心‘破7’后人民币贬值，外资不来了，但在外资看来，‘守7’意味着会随时恢复外汇管制，‘破7’则意味着汇率由市场决定。”
从国内来看，市场对于汇率波动的适应性也在逐渐增强，“破7”后并未出现大量抢购外汇的操作。8月份以来，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外汇储备有所上升，银行即远期结售汇（含期权）逆差幅度持续减小，11月份还出现了112万美元的顺差。
汇率企稳因素增多
汇率由市场决定，但不是简单地由供求决定。对于2020年汇率走势，管涛认为，2020年人民币汇率企稳积极因素不断增多。
“总体看，经济基本面决定人民币汇率是升是贬，消息面决定短期市场波动震荡走势。虽然中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但下行速度在收敛，基本面相对稳定。此外，欧洲、日本、美国等经济也在同步放缓。”他称。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高质量发展定调为2020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会议提出，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现在市场主流看法认为，美元走势大概率不会很强，会在高位震荡、总体偏弱。过去，美元走强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一枝独秀以及货币政策正常化，但目前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了变化。”管涛表示，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文本达成一致，意味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势头暂时得到缓解，降低不确定性，提振市场信心。
2019年9月以来，美联储接连降息、美元指数走低，加之市场对中美经贸谈判预期改善，市场风险偏好上升，人民币对美元和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小幅升值。
不过管涛也表示，市场情绪很难预测，消息面的變化可能会短期带来一定影响。比如，美联储带头的货币政策重回宽松，缓解了全球流动性紧张，提振了市场情绪，提高了风险资产价格。但不排除由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资产价格估值过高，在高位出现震荡，造成全球避险情绪上升，进而导致跨境资本流动加剧，这也会对人民币汇率预期产生影响，“风险因素是存在的。”
货币政策结构性发力
2019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成都考察时表示，国家将进一步研究采取降准和定向降准、再贷款和再贴现等多种措施，降低实际利率和综合融资成本，推动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明显缓解。
2020年1月1日央行宣布降准。管涛表示，以往货币政策主要是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的调整，但现在可能更多通过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方式，比如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打破贷款隐性下限，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在多位业内专家看来，2020年我国或面临复杂多变的形势，货币政策总量将保持稳定，但会根据经济形式灵活调节。
“预计2020年，总量政策和结构性工具结合使用，从而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管涛认为，一方面货币政策总量适度，即信贷增长、社融增速要和名义GDP增长相匹配；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要精准滴灌，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货币政策工具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利率政策要谨慎使用
目前，货币政策似乎陷入两难境地，一面是CPI的持续攀升，一面需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货币政策2020年应如何做到既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又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备受市场关注。
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零利率”状态附近难以退出。“利率政策要谨慎使用。”管涛表示，货币政策既要保护储户利益，维持正利率；也要考虑实体经济，维持正常利差水平，为银行提供正向激励。
不久前，央行行长易纲在署名文章中也强调，评判和衡量货币政策，根本上是要看其是否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持正利率，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总体上有利于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符合中国人储蓄有息的传统文化，有利于适度储蓄，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管涛认为，利率作为一个总量工具，应根据通胀走势适当使用。而面对结构性的问题，可能需要通过一些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来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速逐渐放缓，增速趋近目标下限引发关注。但实际上，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政策调整对投资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2019年1～9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61204亿元，同比增长5.4%，增速比1～8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5%，增速比1～8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
“前期宏观调控的预调微调措施逐渐发挥作用，政策从实施到见效有一个渐进性过程。”管涛认为，宏观调控政策不宜出现大变化。
“潜在经济增长不是静态的，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与结构性调整，经济增长还是可以上去或者可以维持更长时间。但如果不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解决这些问题，强刺激后，由于实体经济不能吸收流动性而造成的股市、房市泡沫，经济长期停滞，这是日本的教训。”管涛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