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作为现代中外戏剧的巨匠，易卜生和曹禺的文学关系一直以来为学界所关注。曹禺本人也在不同的环境中提到易卜生与自己的关系，尽管表述有所不同，但是不能否认易卜生对其戏剧创作的影响。本文以易卜生《娜拉》和曹禺《雷雨》为例，从创作背景和形象差异两个方面探寻易卜生对曹禺的影响及曹禺对易卜生戏剧的超越。
关键词：易卜生；曹禺；《娜拉》；《雷雨》
作者简介：罗茜莎，女，安徽阜阳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8-0-03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改变，东西方戏剧，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无论在话语体系、情节结构还是在表现方式舞台形式都发生巨大的变化。西方戏剧在经历古希腊悲剧的繁盛时期和莎士比亚的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后，进入以易卜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戏剧。在东方，经历千年的中国古典戏剧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日渐萎靡，从西方引入的话剧则以一种新的姿态生长。与此同时，东西方都诞生了新一代的戏剧巨匠易卜生和曹禺。
挪威伟大的戏剧家易卜生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他以敏锐的目光捕捉急剧变动中挪威的社会现状，抨击资产阶级的贪婪与丑恶，宣传女性的自由平等。他的戏剧犹如一把利剑直刺资产阶级痛处，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正是这种无所畏惧的战士品质，让寻求文化突破的先进知识分子找到斗争的武器。尤其是他的《娜拉》犹如春雷惊蛰，在华夏大地上掀起话剧的潮流。我国现代文学巨匠曹禺先生从其求学生涯到创作历程都离不开易卜生的影响。
对于二人关系学者历来争论不休。曹禺本人也不止一次提到易卜生戏剧对个人戏剧创作的影响，这其中有肯定也有否定。究其二人关系，有人认为，曹禺的雷雨受到易卜生《群鬼》的影响。对此，陈瘦竹先生则不这样认为：“曹禺的雷雨在某些方面曾受到易卜生的《群鬼》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雷雨》和《群鬼》在结构上某些相似之处，并不是曹禺任意模仿易卜生，而是取决于他自己的创作意图。”[1]本文认为易卜生的《娜拉》和曹禺的《雷雨》更有比较意义。一方面，《娜拉》这部剧从曹禺求学生涯开始就已经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蘩漪的原型生活背景与娜拉的生活境况更为相似。出于以上两种因素考虑，笔者将以《娜拉》和《雷雨》为例，结合易卜生和曹禺的时代、生活背景，并通过比较二人对娜拉、蘩漪这两个女性形象的处理，探寻易卜生对曹禺的影响和曹禺对易卜生的超越。
一、走出家庭与留在家中
在曹禺的戏剧生涯中，其多次明确表述易卜生对自己的影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青年剧作者读书会上的讲话上，曹禺指出：“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2]易卜生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他的作品价值不仅体现在艺术创造中，更多地表达其真理和自由的强烈追求。《娜拉》是其黄金时期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是其在中国影响最早最深的作品。易卜生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对曹禺现实主义创作有一定的影响。曹禺是我国现实主义戏剧家，他的《雷雨》横空出世，标志中国话剧的成熟。两部作品历经百年依旧经典不衰，是因为两部作品既有艺术价值，又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作家的作品体现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娜拉》和《雷雨》作为易卜生和曹禺的代表性著作，娜拉和蘩漪都是反对家庭压迫，追求自由的中外女性代表，体现易卜生和曹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反思以及对当下女性现状的不满。
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日益严重。文人的责任感驱使易卜生由民族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他开始揭露现实社会的问题，谋求真理和自由。以“社会支柱”为标志，易卜生创作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其中以《社会支柱》、《娜拉》、群鬼》和《人民公敌》最具代表性。易卜生在现实主义作品创作伊始就明白，赤裸裸地揭露资产阶级的贪婪和腐朽必定会招致敌人的敌视。《娜拉》是易卜生被同时代资产阶级敌视最强烈的前奏。一个资产阶级的女子为了寻求自身自由，选择从一个貌似完美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走。这种强烈的震撼是史无前例的。
易卜生在《娜拉》中，围绕一个债务问题用简单的三幕剧，刻画了一个资产阶级女性的觉醒，表达其对追求女性平等和自由的呐喊。在这个普通的资产阶级家庭中，海尔茂有着体面的工作，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易卜生就在这个这样“和谐”的家庭中，以娜拉的“出走”掀起女性解放的风暴。在这三幕剧中，娜拉三次明确提出“自由”，对“自由”的追求在三次呐喊中逐步的强烈。第一次，是在与林丹太太重逢中，了解到林丹太太没有来自家庭亲人的压力和责任，娜拉认为“现在你一定很自由了！”第二次，是想到即将解决的债务，娜拉表示“我完全不用再操心了！真自由！”第三次，是娜拉决定出走，对海尔茂发出“你不受我拘束，我也不受你拘束。双方都有绝对的自由。”三次自由的呼喊，由他人的自由到自我的自由再到自我与他人的完全自由，易卜生给我们展现一个资产阶级女性慢慢清醒，逐步认识自我和和他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最后的出走，娜拉不仅认清自己是海茂尓的“泥娃娃”同时看到海尔茂又何尝不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泥娃娃”。“她毫无疑问是易卜生所创作的一个‘最解放’的人物。”[3]
一个敢于与反抗揭露资产阶级虚伪和丑陋的作家，必定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经历和感受。作为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出身贵族阶层，但是年仅八岁就经历家道中落，年幼的易卜生深刻感受到世态炎凉。青年的易卜生为了生存，不得不十几岁就外出工作。家庭变故，幼年青年的遭遇让易卜生对现实生活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深刻的感受。与家人情感淡漠，更让易卜生对家庭有着与许多人不一样的认识。所以在易卜生笔下的女性都有一种“出走”的冲动及践行。家庭的出走既是易卜生对社会制度的突破又是他对自小家庭的影响的反抗。娜拉出走的决心和勇气，体现易卜生对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痛恨和对追求自由的向往。
社会运动与文学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同样面临着社会变革的大问题。文人先驱选择用戏剧这种易于普及和宣传的方式推动社会思想的进步。五四后，在以《娜拉》为代表的西方戏剧的影响下，掀起“问题剧”的热潮。1933年曹禺的《雷雨》一经问世，在中华大地上掀起巨大的影响。早期曹禺的创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都属于现实主义作品，饱含作者对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的初步反思和新旧社会交替中女性处境的关怀。 在《雷雨》中，曹禺所创造的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蘩漪的反抗精神，与娜拉坚决出走不同，蘩漪的反抗有一定的局限性。比较生活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娜拉，蘩漪的生活更加的痛苦。在一个中国旧式大家庭中，周朴园的冷淡和他所代表的权威是蘩漪无法摆脱的魔咒。曹禺给蘩漪的反抗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对周朴园的反抗。以喝药看病为由头，由一开始犹豫到后来在周氏父子二人的逼迫下喝下药再到后来决绝的拒绝看医生。曹禺给我们展现一个女人慢慢增长的反抗精神和勇气。另一条线索是对周萍的死死地抓住。她将周萍看作是这个死气沉沉大家庭中唯一的“灵气”。由最开始挽留“你不能看见一个新世界，就一个人跑”，到话语威胁“小心！小心！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到采取初次行动“见她伸出手，拉着窗扇，慢慢她由外面关上”，最后到动用最有权威的代表“我要你父亲见见他将来的好媳妇再走。（喊）朴园，朴园……”。两条线索展现蘩漪面对封建家庭的直接反抗和间接的自我救赎，反抗的不彻底性是蘩漪自身的矛盾性决定的。“世界构成戏剧结构模式的主体，而在这锁闭世界的边缘和裂缝之中，则存在着旁逸而出的充满生命亮色的‘半边天’，也就是昭示着希望与未来的新世界。”[4]蘩漪就是一个游走在锁闭世界和旁逸而出新世界的边缘的女性。她的身上既有五四新女性的解放与反抗又有传统中国女性的隐忍和坚韧。所以在《雷雨》第一幕中，介绍蘩漪“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文弱、哀静、明慧。后来，曹禺又表示“这是‘五四’以及所谓‘解放’的资产阶级的女性”[5]。
出身殷实之家的曹禺，也在幼年经历家道衰落和生母亡故的痛苦事情，加之父亲的严酷，让年幼的曹禺形成胆怯、敏感的性格。一个作家的心理品质和和性格特征一定会影响日后的创作。“故而缺少理智却流于浪漫随意；敏感孤独、趋于早熟使曹禺长时间冥思苦想，表面上好像和家人不愿交流，呈现内向孤僻的心理态势，岂不知在他那个幻想的世界里，思想是如何的激烈交锋，及至到了大学时代，他的激情终于蓬勃而出，以震惊剧坛的名作《雷雨》和对郑秀的热恋表现得淋漓尽致。”[6]在《雷雨》中，曹禺展现了在急剧变动社会下一个旧式大家庭中的风暴和自己喷薄而出的情感宣泄。学生时代，多次反串表演易卜生的话剧，让曹禺对易卜生笔下的女性有着别样的体会，也就在这个时候，曹禺开始对《雷雨》的构思产生一些想法。青年学生对社会关注的激情和对新兴艺术的热爱，让曹禺走进话剧艺术之门。相近的时代背景和类似的家庭环境让曹禺走上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道路。
娜拉与蘩漪反抗程度的差异体现易卜生和曹禺对新世界的认识程度。易卜生创作《娜拉》的目的就是宣扬妇女的解放。“在关于娜拉的‘当代悲剧’之中，部分地也涉及《群鬼》，十分明显的是易卜生在那时已经看出妇女地位问题成了一个当务之急的迫切社会问题。”[7]因此，当意识到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之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毫不犹豫地坚决反抗。曹禺对于《雷雨》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的认识，最初是模糊的。他没有像五四后“问题剧”那样高举戏剧的宣传意义。他指出，“我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诽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8]自我的世界观必定反应在作家的创作中，因此作为《雷雨》中最重笔墨的蘩漪，她身上明显体现隐忍和反抗两种不同的意识在她思想当中的竞争。
二、顿悟的认识和被动的感受
每一个作家的文化素养和文学功底都有对前人的借鉴和学习，每一个成功的作家必定有对前人的超越和个人的创造。在戏剧创作的形式和结构上，曹禺肯定西方戏剧尤其是易卜生现实主义戏剧对自身的影响，但对于有些人认为《雷雨》是外国戏剧影响下的产物这一观点，曹禺并不认可。他表示：“《雷雨》毕竟是中国人写的嘛！”[9]相近社会背景下创作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两部作品《娜拉》和《雷雨》既体现易卜生对曹禺戏剧创作的影响，更表现东西方创作家对现实和人生感悟的不同以及民族文化特色之相异。
蘩漪自身的矛盾性使她没有娜拉出走的勇气。娜拉是“顿悟”式的、主动性的，当清醒的认识到自身在家庭中的角色时，她的出走没有任何的犹豫和彷徨，她明白自己想要的是“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而蘩漪的抗争是“感受”式的、被动的。她深深地了解周家的丑陋和罪恶，但是十八年来她从未想过离开带给她无尽痛苦的周家。即便她试图反抗，但是她将周萍看做是自己生命的“灵气”。她的反抗与挣扎始终是在周家这口深“井”之中，她从来没有考虑过周家之外的生活和世界。
易卜生和曹禺的现实主义作品，都是以家庭为对象，揭示现实社会的丑恶和弊端。作品中人物的反抗彻底性一方面是两人世界观差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东西方两种不同家庭观的影响。
“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10]在这样一种家庭观念下，当夫妻任一方意识到二人并没有处于两人平等自由的状态当中（以女性为主），必然会主动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态，两人感情随之破裂。当娜拉知道自己只是海尔茂的“泥娃娃”时，娜拉说：“你们何尝真爱过我，你们爱我只是拿我当消遣。”当意识到夫妻二人的情感不是纯粹的爱，裹挟着社会中不平等不自由的因素，娜拉幡然醒悟并决然反抗，以达到“真正的人”的目的。中国的家庭观念则与之不同。“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11]这是一种家庭和社会角色合一的家庭女性观念，这种观念指导下夫妻关系不仅是情感结合的结果，更是社会秩序制约的产物。因此《雷雨》中，周朴园对整个家庭有着绝对的权威，他需要蘩漪做出一个服从的榜样。作为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就是女性蘩漪对自己的定位仅限于周家，所以她能隐忍周朴园的严威十八年之久。虽然旧式大家长周朴园没能善待自己的妻子，蘩漪没能遵守妇德，但是他们都明白自己所处的角色和地位。家庭的定位就是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在这种意识指导下，繁漪没能做出娜拉的出走，她的抗争仅限于家庭内部，她的救赎依赖于软弱的周萍身上必然带有悲剧性。 西方戏剧在社会现实的影响下较早地走进近现代戏剧历史，西方戏剧的对话和写实在易卜生的时代已经相当成熟。易卜生的《娜拉》完美的展现现代西方戏剧的矛盾性和冲突性。反观中国话剧，在抛弃中国古典戏曲模仿西方话剧的早期，不是很理想。早期中国话剧没有走上一条适宜中国话剧的道路。话剧以西方“写实”的形式为主，缺乏中国古典“写意”的美感，受过几千年中国古典戏剧熏陶的观众很难全盘接受西方的戏剧。曹禺在创作《雷雨》之前，不仅了解和实践西方戏剧，并且在幼年时期就开始耳濡目染中国的戏剧。在《雷雨》中，曹禺完美的糅合中西方的戏剧，也因此标志中国话剧的成熟。“在描写环境、塑造人物上，《雷雨》吸取了中国戏曲和古典诗词的抒情艺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力求创造一个富于诗意的戏剧境界。”[12]
蘩漪身上的矛盾性表现曹禺对易卜生的超越和个人的创造，否则，曹禺只能是易卜生的中国化，并不能完全成为现代中国戏剧大师。娜拉有自身的决绝与勇敢，易卜生有一种无所畏惧直面敌人的勇气和品质。蘩漪的文弱阴鸷，是曹禺对新旧世界模糊认识的表现。
结语：
面对东西方的戏剧巨匠，不能简单地以有无影响去判断，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以两人的具体作品为出发点，结合二人的现实背景和创作特色去客观详细的认识。考察易卜生和曹禺的关系对认识和比较中西方戏剧具有重大的意义，二者的关系复杂而特殊，需要更多的探讨和研究，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陈瘦竹，沈蔚德.论<雷雨><日出>的结构艺术[J].文学评论，1960（5）38.
[2][8]曹禺.悲剧的精神[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157，4.
[3][7][挪威]比约恩·海默尔.易卜生——艺术家之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41，237.
[4]刘方政.中国现代话剧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75.
[5]曹禺.关于《雷雨》在苏联上演的通信[J].戏剧报1958（9）31.
[6]王俊虎.老舍与曹禺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4.
[9]胡受昌.就<雷雨>访曹禺同志，破与立[J].1978（5）59.
[10][11]费孝通.乡土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6，67.
[12]田本相.曹禺剧作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3.
关键词：易卜生；曹禺；《娜拉》；《雷雨》
作者简介：罗茜莎，女，安徽阜阳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8-0-03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改变，东西方戏剧，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无论在话语体系、情节结构还是在表现方式舞台形式都发生巨大的变化。西方戏剧在经历古希腊悲剧的繁盛时期和莎士比亚的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后，进入以易卜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戏剧。在东方，经历千年的中国古典戏剧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日渐萎靡，从西方引入的话剧则以一种新的姿态生长。与此同时，东西方都诞生了新一代的戏剧巨匠易卜生和曹禺。
挪威伟大的戏剧家易卜生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他以敏锐的目光捕捉急剧变动中挪威的社会现状，抨击资产阶级的贪婪与丑恶，宣传女性的自由平等。他的戏剧犹如一把利剑直刺资产阶级痛处，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正是这种无所畏惧的战士品质，让寻求文化突破的先进知识分子找到斗争的武器。尤其是他的《娜拉》犹如春雷惊蛰，在华夏大地上掀起话剧的潮流。我国现代文学巨匠曹禺先生从其求学生涯到创作历程都离不开易卜生的影响。
对于二人关系学者历来争论不休。曹禺本人也不止一次提到易卜生戏剧对个人戏剧创作的影响，这其中有肯定也有否定。究其二人关系，有人认为，曹禺的雷雨受到易卜生《群鬼》的影响。对此，陈瘦竹先生则不这样认为：“曹禺的雷雨在某些方面曾受到易卜生的《群鬼》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雷雨》和《群鬼》在结构上某些相似之处，并不是曹禺任意模仿易卜生，而是取决于他自己的创作意图。”[1]本文认为易卜生的《娜拉》和曹禺的《雷雨》更有比较意义。一方面，《娜拉》这部剧从曹禺求学生涯开始就已经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蘩漪的原型生活背景与娜拉的生活境况更为相似。出于以上两种因素考虑，笔者将以《娜拉》和《雷雨》为例，结合易卜生和曹禺的时代、生活背景，并通过比较二人对娜拉、蘩漪这两个女性形象的处理，探寻易卜生对曹禺的影响和曹禺对易卜生的超越。
一、走出家庭与留在家中
在曹禺的戏剧生涯中，其多次明确表述易卜生对自己的影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青年剧作者读书会上的讲话上，曹禺指出：“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2]易卜生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他的作品价值不仅体现在艺术创造中，更多地表达其真理和自由的强烈追求。《娜拉》是其黄金时期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是其在中国影响最早最深的作品。易卜生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对曹禺现实主义创作有一定的影响。曹禺是我国现实主义戏剧家，他的《雷雨》横空出世，标志中国话剧的成熟。两部作品历经百年依旧经典不衰，是因为两部作品既有艺术价值，又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作家的作品体现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娜拉》和《雷雨》作为易卜生和曹禺的代表性著作，娜拉和蘩漪都是反对家庭压迫，追求自由的中外女性代表，体现易卜生和曹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反思以及对当下女性现状的不满。
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日益严重。文人的责任感驱使易卜生由民族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他开始揭露现实社会的问题，谋求真理和自由。以“社会支柱”为标志，易卜生创作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其中以《社会支柱》、《娜拉》、群鬼》和《人民公敌》最具代表性。易卜生在现实主义作品创作伊始就明白，赤裸裸地揭露资产阶级的贪婪和腐朽必定会招致敌人的敌视。《娜拉》是易卜生被同时代资产阶级敌视最强烈的前奏。一个资产阶级的女子为了寻求自身自由，选择从一个貌似完美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走。这种强烈的震撼是史无前例的。
易卜生在《娜拉》中，围绕一个债务问题用简单的三幕剧，刻画了一个资产阶级女性的觉醒，表达其对追求女性平等和自由的呐喊。在这个普通的资产阶级家庭中，海尔茂有着体面的工作，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易卜生就在这个这样“和谐”的家庭中，以娜拉的“出走”掀起女性解放的风暴。在这三幕剧中，娜拉三次明确提出“自由”，对“自由”的追求在三次呐喊中逐步的强烈。第一次，是在与林丹太太重逢中，了解到林丹太太没有来自家庭亲人的压力和责任，娜拉认为“现在你一定很自由了！”第二次，是想到即将解决的债务，娜拉表示“我完全不用再操心了！真自由！”第三次，是娜拉决定出走，对海尔茂发出“你不受我拘束，我也不受你拘束。双方都有绝对的自由。”三次自由的呼喊，由他人的自由到自我的自由再到自我与他人的完全自由，易卜生给我们展现一个资产阶级女性慢慢清醒，逐步认识自我和和他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最后的出走，娜拉不仅认清自己是海茂尓的“泥娃娃”同时看到海尔茂又何尝不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泥娃娃”。“她毫无疑问是易卜生所创作的一个‘最解放’的人物。”[3]
一个敢于与反抗揭露资产阶级虚伪和丑陋的作家，必定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经历和感受。作为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出身贵族阶层，但是年仅八岁就经历家道中落，年幼的易卜生深刻感受到世态炎凉。青年的易卜生为了生存，不得不十几岁就外出工作。家庭变故，幼年青年的遭遇让易卜生对现实生活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深刻的感受。与家人情感淡漠，更让易卜生对家庭有着与许多人不一样的认识。所以在易卜生笔下的女性都有一种“出走”的冲动及践行。家庭的出走既是易卜生对社会制度的突破又是他对自小家庭的影响的反抗。娜拉出走的决心和勇气，体现易卜生对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痛恨和对追求自由的向往。
社会运动与文学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同样面临着社会变革的大问题。文人先驱选择用戏剧这种易于普及和宣传的方式推动社会思想的进步。五四后，在以《娜拉》为代表的西方戏剧的影响下，掀起“问题剧”的热潮。1933年曹禺的《雷雨》一经问世，在中华大地上掀起巨大的影响。早期曹禺的创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都属于现实主义作品，饱含作者对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的初步反思和新旧社会交替中女性处境的关怀。 在《雷雨》中，曹禺所创造的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蘩漪的反抗精神，与娜拉坚决出走不同，蘩漪的反抗有一定的局限性。比较生活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娜拉，蘩漪的生活更加的痛苦。在一个中国旧式大家庭中，周朴园的冷淡和他所代表的权威是蘩漪无法摆脱的魔咒。曹禺给蘩漪的反抗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对周朴园的反抗。以喝药看病为由头，由一开始犹豫到后来在周氏父子二人的逼迫下喝下药再到后来决绝的拒绝看医生。曹禺给我们展现一个女人慢慢增长的反抗精神和勇气。另一条线索是对周萍的死死地抓住。她将周萍看作是这个死气沉沉大家庭中唯一的“灵气”。由最开始挽留“你不能看见一个新世界，就一个人跑”，到话语威胁“小心！小心！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到采取初次行动“见她伸出手，拉着窗扇，慢慢她由外面关上”，最后到动用最有权威的代表“我要你父亲见见他将来的好媳妇再走。（喊）朴园，朴园……”。两条线索展现蘩漪面对封建家庭的直接反抗和间接的自我救赎，反抗的不彻底性是蘩漪自身的矛盾性决定的。“世界构成戏剧结构模式的主体，而在这锁闭世界的边缘和裂缝之中，则存在着旁逸而出的充满生命亮色的‘半边天’，也就是昭示着希望与未来的新世界。”[4]蘩漪就是一个游走在锁闭世界和旁逸而出新世界的边缘的女性。她的身上既有五四新女性的解放与反抗又有传统中国女性的隐忍和坚韧。所以在《雷雨》第一幕中，介绍蘩漪“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文弱、哀静、明慧。后来，曹禺又表示“这是‘五四’以及所谓‘解放’的资产阶级的女性”[5]。
出身殷实之家的曹禺，也在幼年经历家道衰落和生母亡故的痛苦事情，加之父亲的严酷，让年幼的曹禺形成胆怯、敏感的性格。一个作家的心理品质和和性格特征一定会影响日后的创作。“故而缺少理智却流于浪漫随意；敏感孤独、趋于早熟使曹禺长时间冥思苦想，表面上好像和家人不愿交流，呈现内向孤僻的心理态势，岂不知在他那个幻想的世界里，思想是如何的激烈交锋，及至到了大学时代，他的激情终于蓬勃而出，以震惊剧坛的名作《雷雨》和对郑秀的热恋表现得淋漓尽致。”[6]在《雷雨》中，曹禺展现了在急剧变动社会下一个旧式大家庭中的风暴和自己喷薄而出的情感宣泄。学生时代，多次反串表演易卜生的话剧，让曹禺对易卜生笔下的女性有着别样的体会，也就在这个时候，曹禺开始对《雷雨》的构思产生一些想法。青年学生对社会关注的激情和对新兴艺术的热爱，让曹禺走进话剧艺术之门。相近的时代背景和类似的家庭环境让曹禺走上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道路。
娜拉与蘩漪反抗程度的差异体现易卜生和曹禺对新世界的认识程度。易卜生创作《娜拉》的目的就是宣扬妇女的解放。“在关于娜拉的‘当代悲剧’之中，部分地也涉及《群鬼》，十分明显的是易卜生在那时已经看出妇女地位问题成了一个当务之急的迫切社会问题。”[7]因此，当意识到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之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毫不犹豫地坚决反抗。曹禺对于《雷雨》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的认识，最初是模糊的。他没有像五四后“问题剧”那样高举戏剧的宣传意义。他指出，“我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诽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8]自我的世界观必定反应在作家的创作中，因此作为《雷雨》中最重笔墨的蘩漪，她身上明显体现隐忍和反抗两种不同的意识在她思想当中的竞争。
二、顿悟的认识和被动的感受
每一个作家的文化素养和文学功底都有对前人的借鉴和学习，每一个成功的作家必定有对前人的超越和个人的创造。在戏剧创作的形式和结构上，曹禺肯定西方戏剧尤其是易卜生现实主义戏剧对自身的影响，但对于有些人认为《雷雨》是外国戏剧影响下的产物这一观点，曹禺并不认可。他表示：“《雷雨》毕竟是中国人写的嘛！”[9]相近社会背景下创作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两部作品《娜拉》和《雷雨》既体现易卜生对曹禺戏剧创作的影响，更表现东西方创作家对现实和人生感悟的不同以及民族文化特色之相异。
蘩漪自身的矛盾性使她没有娜拉出走的勇气。娜拉是“顿悟”式的、主动性的，当清醒的认识到自身在家庭中的角色时，她的出走没有任何的犹豫和彷徨，她明白自己想要的是“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而蘩漪的抗争是“感受”式的、被动的。她深深地了解周家的丑陋和罪恶，但是十八年来她从未想过离开带给她无尽痛苦的周家。即便她试图反抗，但是她将周萍看做是自己生命的“灵气”。她的反抗与挣扎始终是在周家这口深“井”之中，她从来没有考虑过周家之外的生活和世界。
易卜生和曹禺的现实主义作品，都是以家庭为对象，揭示现实社会的丑恶和弊端。作品中人物的反抗彻底性一方面是两人世界观差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东西方两种不同家庭观的影响。
“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10]在这样一种家庭观念下，当夫妻任一方意识到二人并没有处于两人平等自由的状态当中（以女性为主），必然会主动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态，两人感情随之破裂。当娜拉知道自己只是海尔茂的“泥娃娃”时，娜拉说：“你们何尝真爱过我，你们爱我只是拿我当消遣。”当意识到夫妻二人的情感不是纯粹的爱，裹挟着社会中不平等不自由的因素，娜拉幡然醒悟并决然反抗，以达到“真正的人”的目的。中国的家庭观念则与之不同。“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11]这是一种家庭和社会角色合一的家庭女性观念，这种观念指导下夫妻关系不仅是情感结合的结果，更是社会秩序制约的产物。因此《雷雨》中，周朴园对整个家庭有着绝对的权威，他需要蘩漪做出一个服从的榜样。作为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就是女性蘩漪对自己的定位仅限于周家，所以她能隐忍周朴园的严威十八年之久。虽然旧式大家长周朴园没能善待自己的妻子，蘩漪没能遵守妇德，但是他们都明白自己所处的角色和地位。家庭的定位就是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在这种意识指导下，繁漪没能做出娜拉的出走，她的抗争仅限于家庭内部，她的救赎依赖于软弱的周萍身上必然带有悲剧性。 西方戏剧在社会现实的影响下较早地走进近现代戏剧历史，西方戏剧的对话和写实在易卜生的时代已经相当成熟。易卜生的《娜拉》完美的展现现代西方戏剧的矛盾性和冲突性。反观中国话剧，在抛弃中国古典戏曲模仿西方话剧的早期，不是很理想。早期中国话剧没有走上一条适宜中国话剧的道路。话剧以西方“写实”的形式为主，缺乏中国古典“写意”的美感，受过几千年中国古典戏剧熏陶的观众很难全盘接受西方的戏剧。曹禺在创作《雷雨》之前，不仅了解和实践西方戏剧，并且在幼年时期就开始耳濡目染中国的戏剧。在《雷雨》中，曹禺完美的糅合中西方的戏剧，也因此标志中国话剧的成熟。“在描写环境、塑造人物上，《雷雨》吸取了中国戏曲和古典诗词的抒情艺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力求创造一个富于诗意的戏剧境界。”[12]
蘩漪身上的矛盾性表现曹禺对易卜生的超越和个人的创造，否则，曹禺只能是易卜生的中国化，并不能完全成为现代中国戏剧大师。娜拉有自身的决绝与勇敢，易卜生有一种无所畏惧直面敌人的勇气和品质。蘩漪的文弱阴鸷，是曹禺对新旧世界模糊认识的表现。
结语：
面对东西方的戏剧巨匠，不能简单地以有无影响去判断，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以两人的具体作品为出发点，结合二人的现实背景和创作特色去客观详细的认识。考察易卜生和曹禺的关系对认识和比较中西方戏剧具有重大的意义，二者的关系复杂而特殊，需要更多的探讨和研究，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陈瘦竹，沈蔚德.论<雷雨><日出>的结构艺术[J].文学评论，1960（5）38.
[2][8]曹禺.悲剧的精神[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157，4.
[3][7][挪威]比约恩·海默尔.易卜生——艺术家之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41，237.
[4]刘方政.中国现代话剧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75.
[5]曹禺.关于《雷雨》在苏联上演的通信[J].戏剧报1958（9）31.
[6]王俊虎.老舍与曹禺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4.
[9]胡受昌.就<雷雨>访曹禺同志，破与立[J].1978（5）59.
[10][11]费孝通.乡土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6，67.
[12]田本相.曹禺剧作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