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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晚晴》与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共同打造“党史”专栏，讲述和传播贵州省丰富的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
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进军方向的问题。会议中毛泽东及时提出了改变行军路线，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此时，周恩来对“左”倾错误已有醒悟，他不顾李德、博古的反对，坚持采纳毛泽东的建议。由于意见难以调和，在紧急形势下，双方只好达成妥协，暂时转兵贵州。随后，中革军委令：“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已抵洪洲司（黎平县属乡镇），则应机进占黎平”。
1934年12月13日，中央红军由通道分两路进入黎平县境。右路纵队一军团、九军团经靖县新厂（新昌）、平察（平茶）由界牌进入黎平，于12月14日在黎平县谭溪击溃黔军周芳仁一个团（第7团）的阻击，以一个营占领黎平县城。红军左路三、五、八军团及军委纵队从播阳出发，经流团进入贵州黎平县境，随后分几路，分别于12月15日、16日、17日进入黎平县城。
为了重新确定中央红军前进的战略方向，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胡家店铺（现翘街二郎坡52号）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等，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因疟疾发高烧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经过激烈争论，在多数同志支持下，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央红军向贵州进军的主张，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议》。
《决议》指出，“过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议，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决议》还规定，“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会议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采纳毛泽东所代表的多数人的正确意见，独立自主作出了黎平会议决议，改变了共产国际同意的原定的错误的战略进军方向，使红军初步摆脱了被动局面，迎来生机。
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是实现伟大转折的开端。
中央红军向贵州腹地进击，把蒋介石围堵红军的十几万军队甩到了湘西。为确保中央红军北渡乌江在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纠正“左”倾冒险主义者企图返回湘西的错误，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宋家湾召开会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参加。会议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坚持下，再次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去湘西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作出的关于渡过乌江、向黔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意图不变。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命令红军立即渡江，“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是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并号召全党全军为实施这一决定而奋斗。这次会议还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明确决定今后部队的军事指挥权必须置于政治局集体领导之下，实际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红军智取遵义后，为了确保遵义的安全，确保中央政治局战略意图的实施，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率部追击向北逃窜的敌军，乘机夺取娄山关，进占桐梓县城，防御川南之敌向遵义进犯。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向红一军团第2师下达了夺取娄山关进占桐梓县城的命令：“你们必须趁敌人在桐梓和类山关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给他一个猛打穷追，扩大我军的前进基地。你们的任务是坚决夺取娄山关，相机向西北发展，占领桐梓县城，粉碎敌人的反扑，巩固遵义。”
1月9日，红2师第4团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分两路冲上娄山关，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守敌被赶下山去，向桐梓方向溃逃。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也就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担任军事指挥者。
根据发生变化了的形势，遵义会议作出了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有了清醒的认识，如何贯彻落实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红军的生存发展成了首要任务。
从1935年1月底起，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贯彻遵义会议确定的正确战略思想，打响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在川滇黔三省边界地域迂回穿插，寻求主动。
中央红军离开遵义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中央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鸡鸣三省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继续和补充，从组织上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为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2月底，中央红军由川南转战到遵义县，主力一、三、五军团集结在鸭溪、枫香坝，诱敌迫近寻求新的机动，九军团在高坪、四面山松林、毛石坎担任后卫。3月5日，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前敌司令部从遵义城进驻鸭溪，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9日进驻遵义县苟坝。
3月10日至12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了先是讨论红军军事行动，后发展为讨论红军下一步战略方针和改组中央军事领导的会议。会议指出，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控制赤水河上游以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目标。
苟坝会议，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使红军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采纳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使红军胜利实现战略大转移;毛泽东进入“三人团”，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保证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使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最终得以圆满完成。
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贵州开展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活动，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央政治局系列重要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通过机动灵活、以少胜多的四渡赤水经典战役，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取得了战略主动权。在贵州各族人民的拥护下，红军进行休整和扩红，创建黔北根据地，保存和壮大了力量，宣传党的主张和革命真理，播下了革命火种。
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进军方向的问题。会议中毛泽东及时提出了改变行军路线，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此时，周恩来对“左”倾错误已有醒悟，他不顾李德、博古的反对，坚持采纳毛泽东的建议。由于意见难以调和，在紧急形势下，双方只好达成妥协，暂时转兵贵州。随后，中革军委令：“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已抵洪洲司（黎平县属乡镇），则应机进占黎平”。
1934年12月13日，中央红军由通道分两路进入黎平县境。右路纵队一军团、九军团经靖县新厂（新昌）、平察（平茶）由界牌进入黎平，于12月14日在黎平县谭溪击溃黔军周芳仁一个团（第7团）的阻击，以一个营占领黎平县城。红军左路三、五、八军团及军委纵队从播阳出发，经流团进入贵州黎平县境，随后分几路，分别于12月15日、16日、17日进入黎平县城。
为了重新确定中央红军前进的战略方向，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胡家店铺（现翘街二郎坡52号）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等，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因疟疾发高烧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经过激烈争论，在多数同志支持下，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央红军向贵州进军的主张，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议》。
《决议》指出，“过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议，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决议》还规定，“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会议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采纳毛泽东所代表的多数人的正确意见，独立自主作出了黎平会议决议，改变了共产国际同意的原定的错误的战略进军方向，使红军初步摆脱了被动局面，迎来生机。
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是实现伟大转折的开端。
中央红军向贵州腹地进击，把蒋介石围堵红军的十几万军队甩到了湘西。为确保中央红军北渡乌江在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纠正“左”倾冒险主义者企图返回湘西的错误，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宋家湾召开会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参加。会议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坚持下，再次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去湘西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作出的关于渡过乌江、向黔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意图不变。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命令红军立即渡江，“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是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并号召全党全军为实施这一决定而奋斗。这次会议还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明确决定今后部队的军事指挥权必须置于政治局集体领导之下，实际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红军智取遵义后，为了确保遵义的安全，确保中央政治局战略意图的实施，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率部追击向北逃窜的敌军，乘机夺取娄山关，进占桐梓县城，防御川南之敌向遵义进犯。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向红一军团第2师下达了夺取娄山关进占桐梓县城的命令：“你们必须趁敌人在桐梓和类山关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给他一个猛打穷追，扩大我军的前进基地。你们的任务是坚决夺取娄山关，相机向西北发展，占领桐梓县城，粉碎敌人的反扑，巩固遵义。”
1月9日，红2师第4团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分两路冲上娄山关，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守敌被赶下山去，向桐梓方向溃逃。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也就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担任军事指挥者。
根据发生变化了的形势，遵义会议作出了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有了清醒的认识，如何贯彻落实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红军的生存发展成了首要任务。
从1935年1月底起，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贯彻遵义会议确定的正确战略思想，打响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在川滇黔三省边界地域迂回穿插，寻求主动。
中央红军离开遵义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中央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鸡鸣三省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继续和补充，从组织上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为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2月底，中央红军由川南转战到遵义县，主力一、三、五军团集结在鸭溪、枫香坝，诱敌迫近寻求新的机动，九军团在高坪、四面山松林、毛石坎担任后卫。3月5日，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前敌司令部从遵义城进驻鸭溪，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9日进驻遵义县苟坝。
3月10日至12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了先是讨论红军军事行动，后发展为讨论红军下一步战略方针和改组中央军事领导的会议。会议指出，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控制赤水河上游以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目标。
苟坝会议，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使红军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采纳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使红军胜利实现战略大转移;毛泽东进入“三人团”，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保证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使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最终得以圆满完成。
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贵州开展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活动，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央政治局系列重要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通过机动灵活、以少胜多的四渡赤水经典战役，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取得了战略主动权。在贵州各族人民的拥护下，红军进行休整和扩红，创建黔北根据地，保存和壮大了力量，宣传党的主张和革命真理，播下了革命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