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5年夏天，我在江西庐山参加了辽宁刊授党校的工作座谈会，会余我们到庐山附近的共青城富华山下的胡耀邦陵园参观，胡耀邦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记得当时凡是走进陵园的游人无不被他的革命生涯和光辉形象等感染。陵园从各个方面真实再现了胡耀邦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昭示了他的崇高理想和高风亮节。
回想起1973年秋季的一天上午，我到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看望住在那里的胡耀邦。当时他还未出来工作，主要是在家里看书学习。他很热情地从窗前的四合院里摘了几串葡萄招待我。他第一句话就问：“中宣部撤销后，你分配到哪个单位工作？”我说：“分配到卫生部下属的中医研究院工作。”他又问：“谁在研究院负责？”我说是鲁之俊任党委书记。他说：“我知道这个人，他原来是在军队搞医务工作的，是一位好同志。”询问了当时中宣部的一些情况后又问起了于光远、秦川的情况。我汇报时说到了张际春遭受的不白之冤，他说：“不要着急，要耐心等待，要做好他子女的工作，中央会考虑给他做出正确结论的。”1978年2月27日，邓小平对张际春之死作出批示：“张际春同志死得很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主持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工作，没做什么坏事，职权有限，我认为结论修改一下是必要的。建议东兴同志处理。”果不其然，党中央于1979年1月29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为张际春举行了平反昭雪的追悼大会。邓小平主持追悼会，韦国清致悼词。这些事情证明，对于张际春平反一事，胡耀邦早有考虑。这也进一步说明，耀邦同志的思想立场是正确的，和中央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
胡耀邦和张际春是老乡，分别是湖南浏阳、宜章人，二人相识已久。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张际春担任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在十八兵团任政治部主任。1954年，毛泽东提出调张际春来北京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来兼任国务院文办主任，这时胡耀邦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们在工作上常有交往。尤其是在“文革”前两年里，二人交往更多，几乎每个月胡耀邦都到中南海来福堂张际春住处做客交谈。后来耀邦同志提出并与际春同志商定到基层去看看。1965年上半年，我们跟随他们两位领导到江苏、福建、浙江3个省进行了考察，并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在调研时，除了听取省、市有关负责同志汇报和座谈外，大部分时间主要是到基层参观考察，和群众交谈，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同时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回北京后二人一同向中央遞交了调查报告。他俩在南方调查的报告和照片及张际春在各个时期的讲话稿等20多件，在“文革”初期都被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强行从中宣部带走，至今没有下落。
“文革”中，胡耀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团中央被列入第一批冲击对象，因此他是第一批被打入“黑帮”的人，而且有时他一天会数次被拉出去“示众”批斗。尽管这样，不该说的话他一句不说，这是需要很强的信念和勇气的。最初是被揪到各个学校去批斗，经常受到辱骂和殴打。一次，一群中学生红卫兵涌进团中央机关，揪胡耀邦等人在礼堂门前批斗。照例是跪下低头、“交代罪行”，高音喇叭里震耳欲聋地呼口号，人群不停地哄叫。由于胡耀邦不承认有“三反罪行”，一个红卫兵上来猛扯他的耳朵，见他仍不屈服就抡起皮带向他劈头盖脸狠狠抽去。但他仍然是那样坚定而倔强，从来只说是自己犯了“错误”，而不承认是“走资派”，不管越来越多的红卫兵如何哄叫，他绝不改口。
年轻工人起来造反后，胡耀邦等人曾被由戚本禹操纵的长辛店机车车辆厂造反派揪去，被一些壮汉像麻包一样扔到卡车上并被喝令跪着不许扶着什么，接着就是一顿暴打。到了批斗场地，造反派凶狠地问：“你是不是走资派？”他一字一句地说：“我忠于毛主席，忠于社会主义。”造反派狂叫：“你不读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倔强地说：“毛选四卷我读了好多遍。”造反派一拥而上拳脚相加，觉得这还不够革命又抡起皮带用铜扣猛抽。他被打倒在地上，上衣被抽烂，全身肌肉红肿、鲜血从抽伤处流出。回去后多日不能走路，从此落下颈椎、肩膀和腰部时常作痛的毛病。他却既不呻吟也不改口，不说违心话，不向恶势力低头。在批斗会上还悄悄鼓励胡启立（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等人：要挺得住，要经得起考验。1972年，驻团中央军代表将他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他逐条当面驳斥并始终拒绝在审查报告上签字。
还有一次，北京某大学的“造反派”联合其他一些学校召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时，把胡耀邦、张际春、蒋南翔等人强行带到会场，让并列站在批斗台上低头弯腰近两小时。这是他们在那极不正常时期的一次共患难。张际春回家后向我们工作人员说，当时胡耀邦很关心地小声问：“你年岁大了，能挺得住吗？”说到此时，张际春感激钦佩地说：“耀邦同志在危难的时刻想的还是别人。”这是二人交往多年后的最后一次见面。
1975年胡耀邦恢复工作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人，针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对科学工作的破坏进行整顿，他整顿中科院面对的是掌握着实权的“四人帮”，而拨乱反正面对着的是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路线的同志，有时还要面对受极“左”思潮长期毒害和影响的一些人，他耐心做工作。他在中科院短暂工作期间，不畏“四人帮”淫威，脚踏实地地去解决那些迫在眉睫的科技发展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并且曾在会上当面批驳王洪文的谣言。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胡耀邦从1977年3月起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是他从三次路线斗争经验总结中引来的火种，燃遍中华。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主持新部长见面会。他说：“党中央派我来中央组织部工作，这是一个很重的担子。就我个人能力来说，是胜任不了的。”“中央组织部绝大部分同志我不认识”，但是，“我们大家都按党中央团结战斗的方针去工作，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能够像其他部一样推向前进的。”他任部长后尽心竭力抓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但这一任期也仅一年零15天。而每次职务变动他都依依不舍，把已打算好的后续工作一件、两件、三件地向接替人交代。
1978年中央决定成立新的中宣部，胡耀邦任部长。1978年12月31日，当他第一次到钓鱼台中宣部时，受到了全体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他与大家亲切握手，当他见到老副部长李卓然时快步向前用亲切和尊重的口气大声地说：“李老您好吧？”引起在场同志的关注。他在中宣部见面会上说：“关于中宣部部长的人选，适合这个职务的，可以选出很多，如胡乔木、习仲勋、李维汉、任仲夷等同志。胡乔木同志更合适。中央工作会议上想请他出来当中宣部部长的呼声最高。乔木同志搞了几十年的宣传工作、理论工作，马列主义是懂得最多的一个，文字能力最强的一个。中央舍不得他，需要时重要文件请他把关。其他同志还是留在省里工作为好。这样，中央领导同志就决定要我这位姓胡的来兼着。我已表明过，我不是这个材料。也可以说，是拿着毛驴当马骑。我想，当宣传部部长有个窍门，就是依靠大家的积极性，请各位同志一起干。”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各条战线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恢复正确的政策和适应新情况制定新政策，他在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重大贡献。他经常会见来访的各国领导人和政党领袖。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朝鲜和日本等国。他为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做出了努力。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耀邦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包括历史上的一切重大错案，深刻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他担任党的总书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期，在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为全国各级部门做了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使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要做事，不要做官”，是胡耀邦为自己设计的最朴素的人生追求，虽然他已经做了很大的官，但他心目中永无停息地追求的，是为人民做事。胡耀邦想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考虑个人，无论大事小事总是为他人着想，关心和爱护别人。
写到这里，我想起曾到湖南浏阳市参观胡耀邦故居时看到的一副对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无疑这是他立身处事原则的真实体现。
（责编 孟红）
回想起1973年秋季的一天上午，我到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看望住在那里的胡耀邦。当时他还未出来工作，主要是在家里看书学习。他很热情地从窗前的四合院里摘了几串葡萄招待我。他第一句话就问：“中宣部撤销后，你分配到哪个单位工作？”我说：“分配到卫生部下属的中医研究院工作。”他又问：“谁在研究院负责？”我说是鲁之俊任党委书记。他说：“我知道这个人，他原来是在军队搞医务工作的，是一位好同志。”询问了当时中宣部的一些情况后又问起了于光远、秦川的情况。我汇报时说到了张际春遭受的不白之冤，他说：“不要着急，要耐心等待，要做好他子女的工作，中央会考虑给他做出正确结论的。”1978年2月27日，邓小平对张际春之死作出批示：“张际春同志死得很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主持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工作，没做什么坏事，职权有限，我认为结论修改一下是必要的。建议东兴同志处理。”果不其然，党中央于1979年1月29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为张际春举行了平反昭雪的追悼大会。邓小平主持追悼会，韦国清致悼词。这些事情证明，对于张际春平反一事，胡耀邦早有考虑。这也进一步说明，耀邦同志的思想立场是正确的，和中央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
胡耀邦和张际春是老乡，分别是湖南浏阳、宜章人，二人相识已久。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张际春担任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在十八兵团任政治部主任。1954年，毛泽东提出调张际春来北京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来兼任国务院文办主任，这时胡耀邦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们在工作上常有交往。尤其是在“文革”前两年里，二人交往更多，几乎每个月胡耀邦都到中南海来福堂张际春住处做客交谈。后来耀邦同志提出并与际春同志商定到基层去看看。1965年上半年，我们跟随他们两位领导到江苏、福建、浙江3个省进行了考察，并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在调研时，除了听取省、市有关负责同志汇报和座谈外，大部分时间主要是到基层参观考察，和群众交谈，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同时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回北京后二人一同向中央遞交了调查报告。他俩在南方调查的报告和照片及张际春在各个时期的讲话稿等20多件，在“文革”初期都被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强行从中宣部带走，至今没有下落。
“文革”中，胡耀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团中央被列入第一批冲击对象，因此他是第一批被打入“黑帮”的人，而且有时他一天会数次被拉出去“示众”批斗。尽管这样，不该说的话他一句不说，这是需要很强的信念和勇气的。最初是被揪到各个学校去批斗，经常受到辱骂和殴打。一次，一群中学生红卫兵涌进团中央机关，揪胡耀邦等人在礼堂门前批斗。照例是跪下低头、“交代罪行”，高音喇叭里震耳欲聋地呼口号，人群不停地哄叫。由于胡耀邦不承认有“三反罪行”，一个红卫兵上来猛扯他的耳朵，见他仍不屈服就抡起皮带向他劈头盖脸狠狠抽去。但他仍然是那样坚定而倔强，从来只说是自己犯了“错误”，而不承认是“走资派”，不管越来越多的红卫兵如何哄叫，他绝不改口。
年轻工人起来造反后，胡耀邦等人曾被由戚本禹操纵的长辛店机车车辆厂造反派揪去，被一些壮汉像麻包一样扔到卡车上并被喝令跪着不许扶着什么，接着就是一顿暴打。到了批斗场地，造反派凶狠地问：“你是不是走资派？”他一字一句地说：“我忠于毛主席，忠于社会主义。”造反派狂叫：“你不读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倔强地说：“毛选四卷我读了好多遍。”造反派一拥而上拳脚相加，觉得这还不够革命又抡起皮带用铜扣猛抽。他被打倒在地上，上衣被抽烂，全身肌肉红肿、鲜血从抽伤处流出。回去后多日不能走路，从此落下颈椎、肩膀和腰部时常作痛的毛病。他却既不呻吟也不改口，不说违心话，不向恶势力低头。在批斗会上还悄悄鼓励胡启立（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等人：要挺得住，要经得起考验。1972年，驻团中央军代表将他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他逐条当面驳斥并始终拒绝在审查报告上签字。
还有一次，北京某大学的“造反派”联合其他一些学校召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时，把胡耀邦、张际春、蒋南翔等人强行带到会场，让并列站在批斗台上低头弯腰近两小时。这是他们在那极不正常时期的一次共患难。张际春回家后向我们工作人员说，当时胡耀邦很关心地小声问：“你年岁大了，能挺得住吗？”说到此时，张际春感激钦佩地说：“耀邦同志在危难的时刻想的还是别人。”这是二人交往多年后的最后一次见面。
1975年胡耀邦恢复工作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人，针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对科学工作的破坏进行整顿，他整顿中科院面对的是掌握着实权的“四人帮”，而拨乱反正面对着的是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路线的同志，有时还要面对受极“左”思潮长期毒害和影响的一些人，他耐心做工作。他在中科院短暂工作期间，不畏“四人帮”淫威，脚踏实地地去解决那些迫在眉睫的科技发展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并且曾在会上当面批驳王洪文的谣言。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胡耀邦从1977年3月起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是他从三次路线斗争经验总结中引来的火种，燃遍中华。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主持新部长见面会。他说：“党中央派我来中央组织部工作，这是一个很重的担子。就我个人能力来说，是胜任不了的。”“中央组织部绝大部分同志我不认识”，但是，“我们大家都按党中央团结战斗的方针去工作，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能够像其他部一样推向前进的。”他任部长后尽心竭力抓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但这一任期也仅一年零15天。而每次职务变动他都依依不舍，把已打算好的后续工作一件、两件、三件地向接替人交代。
1978年中央决定成立新的中宣部，胡耀邦任部长。1978年12月31日，当他第一次到钓鱼台中宣部时，受到了全体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他与大家亲切握手，当他见到老副部长李卓然时快步向前用亲切和尊重的口气大声地说：“李老您好吧？”引起在场同志的关注。他在中宣部见面会上说：“关于中宣部部长的人选，适合这个职务的，可以选出很多，如胡乔木、习仲勋、李维汉、任仲夷等同志。胡乔木同志更合适。中央工作会议上想请他出来当中宣部部长的呼声最高。乔木同志搞了几十年的宣传工作、理论工作，马列主义是懂得最多的一个，文字能力最强的一个。中央舍不得他，需要时重要文件请他把关。其他同志还是留在省里工作为好。这样，中央领导同志就决定要我这位姓胡的来兼着。我已表明过，我不是这个材料。也可以说，是拿着毛驴当马骑。我想，当宣传部部长有个窍门，就是依靠大家的积极性，请各位同志一起干。”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各条战线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恢复正确的政策和适应新情况制定新政策，他在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重大贡献。他经常会见来访的各国领导人和政党领袖。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朝鲜和日本等国。他为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做出了努力。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耀邦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包括历史上的一切重大错案，深刻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他担任党的总书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期，在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为全国各级部门做了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使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要做事，不要做官”，是胡耀邦为自己设计的最朴素的人生追求，虽然他已经做了很大的官，但他心目中永无停息地追求的，是为人民做事。胡耀邦想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考虑个人，无论大事小事总是为他人着想，关心和爱护别人。
写到这里，我想起曾到湖南浏阳市参观胡耀邦故居时看到的一副对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无疑这是他立身处事原则的真实体现。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