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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钟爱香港警匪片的人们对这两句话早已耳熟能详。这就是影视版的港派“米兰达规则”，是警察拘捕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履行的权利宣告。本文简要阐述了沉默权的涵义，对现有以口供为中心的侦查模式提出了质疑，对我国实施沉默权制度后将对侦查带来的冲击作了较为充分的展望，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对策。
一、关于沉默权
沉默权（Privilege of Silence）又称反对自我归罪之特权（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其基本涵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提问有权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而讯问人员不能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中推断出对其不利的结论。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集团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新型犯罪的出现，西方国家意识到了沉默权的缺陷，开始对沉默权做出限制。其中以英国最为典型，英国为打击恐怖主义，1988年政府通过了适用于北爱尔兰地区的《刑事证据法令》，对沉默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重大限制。可以说，对沉默权加以限制代表着沉默权发展的新方向。
我国也曾有过沉默权实践，不过是出现在地方法规上。
二、沉默权对侦查的冲击
（一）沉默权与我国传统取证观念相冲突
我国传统取证观念是规定被追诉者履行如实供述的法定义务，我们至今也仍在沿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这句口号曾经陪伴中国司法制度走过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在威慑犯罪嫌疑人心理、加速案件审理过程中立过汗马功劳。而回顾多年来的司法实践，我们的司法人员以“从宽”来感召犯罪嫌疑人坦白，“从宽”的许诺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如明示的、暗示的、模棱两可的，但最终却不能兑现这种宽缓的承诺时，它在客观上就等于诱供和骗供。长此以往，对口供的过分依赖，造成了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采取过多不合实际的许诺，但最后往往不能兑现。
（二）沉默权是对依赖口供破案的最大挑战
所谓口供破案就是“在司法实践中侦讯人员对犯罪嫌疑人通常首先宣布供述义务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通过一定的心理较量包括心理压力（所谓政策攻心），促使犯罪嫌疑人交代犯罪事实。”
以口供为中心的办案模式在侦查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至今尚未有实质性的转变。“所谓的心理较量、心理压力、政策攻心等等口供破案的侦讯手段之实质，就是许可侦讯人员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人的趋利避害的生物性心理特征，以迫使犯罪嫌疑人在精神和心理上不得不作出一个痛苦的、自我折磨式的选择。” 因为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认罪口供的迷信，就象巨额利润刺激贪欲一样，会刺激侦讯人员获取口供的欲望。这种欲望必然会使促使他不择手段地得到认罪口供。此时对犯罪嫌疑人付诸物理强制（如刑讯逼供、变相体罚）和精神强制（如威胁、胁迫）以获取“有价值”的口供似乎是侦查人员一种必然的选择。当侦查陷入“索供——逼供——以供定案”这样一个恶性的逻辑循环后，正是我们应该反思之时。
（三）沉默权对侦查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沉默权的设立，将对侦查人员的素质提出更大的考验。在政治思想上和敬业态度上也将对侦查人员提出更高要求。
（四）沉默权使深挖犯罪的能力受到削弱
“沉默权”加大了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对抗性，使得公安机关同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呈现更加复杂、尖锐的局面。
三、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一）结合我国国情，建立有限沉默权制度
笔者认为，将来的立法在确认沉默权制度时，应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吸取合理因素，应对沉默权的行使有所限制，对沉默权设定一些例外。沉默权的例外是指在特定情况下或者特定案件中，如果被追诉者要求行使沉默权，法院有权依法做出对其不利的推断。沉默权的例外是对沉默权利的限制，因此必须严格掌握，只有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沉默权的例外，可以考虑如下设置：（1）在下列特殊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保持沉默：a危害国家安全罪；b爆炸罪；c黑社会性质犯罪；d危害国防利益罪；e贪污贿赂罪。（2）在下列特殊情形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保持沉默：a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案发时间内在现场出现的；b有人指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时犯罪或者逃离犯罪现场的；c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衣服、住处、车辆、电脑和随身携带的物品中发现有赃物 、作案工具或可疑痕迹的；d情况紧急的。（3）对于下列特殊的事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保持沉默：a有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姓名、年龄 、住址、受刑事处分的情况；b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有利事实的提问。（4）在上述情形下，法官或陪审员可以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中作出不利于他的推断。
（二）更新侦查观念，淡化口供意识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被广泛运用于司法领域，我们的办案方式也将向多元化发展，从各个角度收集不同形式的证据，注重证据的相关性和真实性，不再受言辞证据的羁绊。
要正确认识口供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地位和作用，根除“口供中心主义”的不良影响，树立起全面证据意识和“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侦查观念。而淡化口供意识，并非轻视口供或者放弃口供，犯罪嫌疑人的自愿、真实供述，对于认定案件性质和事实具有直接作用。因此，当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时，侦查人员要具体分析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讯问策略，促使犯罪嫌疑人转变态度，主动供述。讯问中，要注意采取刚柔相济、迂回曲折、巧妙使用模糊语言、注意发现和利用矛盾、适时运用证据等方法，合法地取得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三）加强业务培训，提高侦查队伍整体素质
沉默权针对的是旧的诉讼价值观指引下的以牺牲个人的合法权利为代价，片面追求揭露和惩罚犯罪的高效率刑事侦查活动。因此，我们要适应沉默权制度的实施，就必须加大对广大侦查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力度，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转变诉讼价值观念，从一味追求破案率转变到以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兼顾的价值选择上来，即不仅要积极主动地追究犯罪，而且要把侦查行为建立在科学合法、程序公正的基础上，把单纯的犯罪控制同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有机结合起来。同时，要增强侦查人员运用和组织证据的能力，在缺少口供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其他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相互支持，来建立起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体系，使犯罪嫌疑人在“零口供”的情况下也难逃法网，依法受到惩处。
（四）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学取证能力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科学证据”时代，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大大拓展侦查人员的认知能力，帮助侦查人员从常规侦查所获取的证据中提取出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面对新形势，侦查部门必须更新观念，积极学习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增强主动运用科学证据和科学手段办案的意识，不断提高刑事侦查活动的科技含量。
四、结语
“改造中国侦查制度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变更这种与不科学的司法制度血肉相连的价值观念和法律文化。” 沉默权作为一种符合现代民主法制思想的制度，引入我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任何司法制度的提出和实施都要受到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同理，沉默权作为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具体引进并实施既不能全盘引进西方的原版，也不能一蹴而就的改头换面而实施，仍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和可行性报告，既要做到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相接轨，既发挥沉默权有利的一方面，又限制其不利的方面。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应该正确对待沉默权，不要将沉默权看成是阻碍侦查的一大障碍。任何权利都是相对于义务而言的，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沉默无非是不能顺利得到有罪的口供，但如果证据充分，一样可以对其进行有罪的认定。
（作者单位：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队保卫工作学系）
一、关于沉默权
沉默权（Privilege of Silence）又称反对自我归罪之特权（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其基本涵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提问有权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而讯问人员不能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中推断出对其不利的结论。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集团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新型犯罪的出现，西方国家意识到了沉默权的缺陷，开始对沉默权做出限制。其中以英国最为典型，英国为打击恐怖主义，1988年政府通过了适用于北爱尔兰地区的《刑事证据法令》，对沉默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重大限制。可以说，对沉默权加以限制代表着沉默权发展的新方向。
我国也曾有过沉默权实践，不过是出现在地方法规上。
二、沉默权对侦查的冲击
（一）沉默权与我国传统取证观念相冲突
我国传统取证观念是规定被追诉者履行如实供述的法定义务，我们至今也仍在沿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这句口号曾经陪伴中国司法制度走过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在威慑犯罪嫌疑人心理、加速案件审理过程中立过汗马功劳。而回顾多年来的司法实践，我们的司法人员以“从宽”来感召犯罪嫌疑人坦白，“从宽”的许诺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如明示的、暗示的、模棱两可的，但最终却不能兑现这种宽缓的承诺时，它在客观上就等于诱供和骗供。长此以往，对口供的过分依赖，造成了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采取过多不合实际的许诺，但最后往往不能兑现。
（二）沉默权是对依赖口供破案的最大挑战
所谓口供破案就是“在司法实践中侦讯人员对犯罪嫌疑人通常首先宣布供述义务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通过一定的心理较量包括心理压力（所谓政策攻心），促使犯罪嫌疑人交代犯罪事实。”
以口供为中心的办案模式在侦查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至今尚未有实质性的转变。“所谓的心理较量、心理压力、政策攻心等等口供破案的侦讯手段之实质，就是许可侦讯人员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人的趋利避害的生物性心理特征，以迫使犯罪嫌疑人在精神和心理上不得不作出一个痛苦的、自我折磨式的选择。” 因为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认罪口供的迷信，就象巨额利润刺激贪欲一样，会刺激侦讯人员获取口供的欲望。这种欲望必然会使促使他不择手段地得到认罪口供。此时对犯罪嫌疑人付诸物理强制（如刑讯逼供、变相体罚）和精神强制（如威胁、胁迫）以获取“有价值”的口供似乎是侦查人员一种必然的选择。当侦查陷入“索供——逼供——以供定案”这样一个恶性的逻辑循环后，正是我们应该反思之时。
（三）沉默权对侦查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沉默权的设立，将对侦查人员的素质提出更大的考验。在政治思想上和敬业态度上也将对侦查人员提出更高要求。
（四）沉默权使深挖犯罪的能力受到削弱
“沉默权”加大了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对抗性，使得公安机关同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呈现更加复杂、尖锐的局面。
三、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一）结合我国国情，建立有限沉默权制度
笔者认为，将来的立法在确认沉默权制度时，应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吸取合理因素，应对沉默权的行使有所限制，对沉默权设定一些例外。沉默权的例外是指在特定情况下或者特定案件中，如果被追诉者要求行使沉默权，法院有权依法做出对其不利的推断。沉默权的例外是对沉默权利的限制，因此必须严格掌握，只有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沉默权的例外，可以考虑如下设置：（1）在下列特殊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保持沉默：a危害国家安全罪；b爆炸罪；c黑社会性质犯罪；d危害国防利益罪；e贪污贿赂罪。（2）在下列特殊情形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保持沉默：a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案发时间内在现场出现的；b有人指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时犯罪或者逃离犯罪现场的；c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衣服、住处、车辆、电脑和随身携带的物品中发现有赃物 、作案工具或可疑痕迹的；d情况紧急的。（3）对于下列特殊的事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保持沉默：a有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姓名、年龄 、住址、受刑事处分的情况；b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有利事实的提问。（4）在上述情形下，法官或陪审员可以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中作出不利于他的推断。
（二）更新侦查观念，淡化口供意识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被广泛运用于司法领域，我们的办案方式也将向多元化发展，从各个角度收集不同形式的证据，注重证据的相关性和真实性，不再受言辞证据的羁绊。
要正确认识口供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地位和作用，根除“口供中心主义”的不良影响，树立起全面证据意识和“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侦查观念。而淡化口供意识，并非轻视口供或者放弃口供，犯罪嫌疑人的自愿、真实供述，对于认定案件性质和事实具有直接作用。因此，当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时，侦查人员要具体分析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讯问策略，促使犯罪嫌疑人转变态度，主动供述。讯问中，要注意采取刚柔相济、迂回曲折、巧妙使用模糊语言、注意发现和利用矛盾、适时运用证据等方法，合法地取得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三）加强业务培训，提高侦查队伍整体素质
沉默权针对的是旧的诉讼价值观指引下的以牺牲个人的合法权利为代价，片面追求揭露和惩罚犯罪的高效率刑事侦查活动。因此，我们要适应沉默权制度的实施，就必须加大对广大侦查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力度，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转变诉讼价值观念，从一味追求破案率转变到以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兼顾的价值选择上来，即不仅要积极主动地追究犯罪，而且要把侦查行为建立在科学合法、程序公正的基础上，把单纯的犯罪控制同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有机结合起来。同时，要增强侦查人员运用和组织证据的能力，在缺少口供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其他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相互支持，来建立起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体系，使犯罪嫌疑人在“零口供”的情况下也难逃法网，依法受到惩处。
（四）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学取证能力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科学证据”时代，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大大拓展侦查人员的认知能力，帮助侦查人员从常规侦查所获取的证据中提取出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面对新形势，侦查部门必须更新观念，积极学习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增强主动运用科学证据和科学手段办案的意识，不断提高刑事侦查活动的科技含量。
四、结语
“改造中国侦查制度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变更这种与不科学的司法制度血肉相连的价值观念和法律文化。” 沉默权作为一种符合现代民主法制思想的制度，引入我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任何司法制度的提出和实施都要受到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同理，沉默权作为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具体引进并实施既不能全盘引进西方的原版，也不能一蹴而就的改头换面而实施，仍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和可行性报告，既要做到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相接轨，既发挥沉默权有利的一方面，又限制其不利的方面。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应该正确对待沉默权，不要将沉默权看成是阻碍侦查的一大障碍。任何权利都是相对于义务而言的，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沉默无非是不能顺利得到有罪的口供，但如果证据充分，一样可以对其进行有罪的认定。
（作者单位：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队保卫工作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