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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的最后一天，浏览网上的新闻，一行标题跃入我的眼帘：新概念作文大赛创办人赵长天病逝。这个消息太突然了，突然得令我不敢相信，于是马上给在上海的二哥打电话。他和赵长天是“发小”， 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老了还常联络的朋友。我和二哥的年龄相差无几，他的要好同学大多和我也熟。在少年时代，我就和长天熟稔，一直把他视作一位可敬的老大哥。
在我的印象中，赵长天属于那种少年老成的中学生。在华东师范大学一附中上学时，就是班上的团支书。那时的长天就是个善良正直、温文尔雅的人。他做事慢条斯理，但很靠得住，答应了就一定会去做。他为人大度，宁可自己受委屈也决不委屈别人，从没见过他发火或者和谁争得面红耳赤。他不善交际，不喜欢跟人整天厮混在一起，但对人很诚恳，富有同情心。
二哥念高二时查出肺结核。长天主动让父亲教他太极拳。中学时代，长天和我一样喜欢文学，二哥是理科尖子，反而常常是我和他更能聊在一起。他不善辞令，但一开口就能把话说到点子上。
赵长天
“文革”时，学校停课，我们都成了逍遥派，玩在一起的机会更多了。1968年春，长天参军去了西南边疆。我和二哥为他送行，他身穿绿军装的勃发英姿，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起初我还能经常在二哥那里看到他的来信，不久自己也卷铺盖到苏北农村下乡去了。有时回上海探亲，偶尔提起长天，二哥还会告诉我一鳞半爪有关他的消息，比如说他当了班长、提干成了连指导员、在部队搞文艺创作、在文学上初露锋芒。到了70年代末，我回城不久，听说长天也转业回了上海，进了上海有线电厂当基层干部。又听说他和陈颖结婚了，陈颖也是二哥他们的同班同学，和长天算是青梅竹马，当时已从黑龙江建设兵团病退回城。
我和长天的关系密切起来则是1985年调入宣传部工作之后。几乎和我进市委机关同时，赵长天也从上海航天局调到上海作家协会，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在此之前，他已是沪上颇有名气的工人作家了。1978年就有作品发表，最初的作品大多是反映军旅生活和工业题材的短篇小说，后来也写中长篇小说、散文和剧本，算得上是一位多产作家。他不写宏大题材，笔下是熟悉的生活，用非常自然平淡的语言写出深意。
用作家陈村的话说：“因为他的作品没有用什么夸张的手法、另类的手法在那里上蹿下跳，他平平常常去说，他不被注意。其实他的作品是很耐读的。”长天是个非常低调的人，从来未曾利用作协领导人和文学杂志主编的权力去宣传自己的作品和成就。“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像赵长天这样一个不作秀的人是注定不会被注意的。”
因为私交，他也成为市委宣传部研究室的密友。当时我们举办了一个“思想沙龙”，算是宣传部的“院外”智囊团，不时邀集青年知识分子闭门讨论一些涉及意识形态的敏感问题。赵长天和青年剧作家、《于无声处》编剧宗福先作为文学界的代表，是这个“思想沙龙”的座上宾。
记得有一次，空政文工团的话剧《WM》引起争议。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市委领导要求在上海禁演这部戏。我们不想使上海成为“文革”后第一個禁戏的城市，但需要有足够的理由去说服市委书记芮杏文。于是在“思想沙龙”上邀请了一些文艺界人士讨论。在会上，长天没有像别人那样慷慨陈词，发言大多是点到为止，但都说得上是一语中的。我们去向芮杏文汇报时，引证作协党组书记赵长天的话，自然是很有分量的，最后终于扭转了局面。那时候，我们研究室在文化改革方面冲得很猛，无论是在部机关，还是在全市宣传文化系统，难免会遇到阻力和引起非议。赵长天每次到宣传部开会，都会把我拉到一边，给我很多善意的提醒。他从来不拉私人关系，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少年时代就相识的朋友。
1989年后，我和长天失去了联系。1996年前后，我见到到访香港的陈村，问起长天的境况，才知道他已离开作协书记的职位，去接任《萌芽》杂志的主编。几天后，我出差回上海，打电话约他见面。我问他为什么去《萌芽》。他只是说，眼看《萌芽》只有一万多册的发行量，不想看着这份有近五十年历史的杂志倒闭，想试一试。他告诉我，在搞一个“新概念”作文比赛，一方面是挖掘青年作家，一方面也想用年轻人来吸引年轻的读者，挽救《萌芽》的颓势。我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心想他那是不务正业，一个作家要以作品立足，何必花精力去搞中学生作文比赛。他去世后，韩寒和郭敬明等一群80后作家集体当天就在微博上悼念，表现了极大的敬意。这是值得告慰长天在天之灵的。
和长天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十多年前了。我邀他参加一个老朋友聚会。记得当晚在座的还有王元化、唐振常、吴云溥和朱维铮。如今他们一个个都走了。人生就是一次长跑，人过六十，离终点也就不远了。当初一起站在起跑线上的同伴，跑着跑着就一个个不见了，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这时候，人生岂能不感到孤寂和悲凉？
在我的印象中，赵长天属于那种少年老成的中学生。在华东师范大学一附中上学时，就是班上的团支书。那时的长天就是个善良正直、温文尔雅的人。他做事慢条斯理，但很靠得住，答应了就一定会去做。他为人大度，宁可自己受委屈也决不委屈别人，从没见过他发火或者和谁争得面红耳赤。他不善交际，不喜欢跟人整天厮混在一起，但对人很诚恳，富有同情心。
二哥念高二时查出肺结核。长天主动让父亲教他太极拳。中学时代，长天和我一样喜欢文学，二哥是理科尖子，反而常常是我和他更能聊在一起。他不善辞令，但一开口就能把话说到点子上。
“文革”时，学校停课，我们都成了逍遥派，玩在一起的机会更多了。1968年春，长天参军去了西南边疆。我和二哥为他送行，他身穿绿军装的勃发英姿，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起初我还能经常在二哥那里看到他的来信，不久自己也卷铺盖到苏北农村下乡去了。有时回上海探亲，偶尔提起长天，二哥还会告诉我一鳞半爪有关他的消息，比如说他当了班长、提干成了连指导员、在部队搞文艺创作、在文学上初露锋芒。到了70年代末，我回城不久，听说长天也转业回了上海，进了上海有线电厂当基层干部。又听说他和陈颖结婚了，陈颖也是二哥他们的同班同学，和长天算是青梅竹马，当时已从黑龙江建设兵团病退回城。
我和长天的关系密切起来则是1985年调入宣传部工作之后。几乎和我进市委机关同时，赵长天也从上海航天局调到上海作家协会，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在此之前，他已是沪上颇有名气的工人作家了。1978年就有作品发表，最初的作品大多是反映军旅生活和工业题材的短篇小说，后来也写中长篇小说、散文和剧本，算得上是一位多产作家。他不写宏大题材，笔下是熟悉的生活，用非常自然平淡的语言写出深意。
用作家陈村的话说：“因为他的作品没有用什么夸张的手法、另类的手法在那里上蹿下跳，他平平常常去说，他不被注意。其实他的作品是很耐读的。”长天是个非常低调的人，从来未曾利用作协领导人和文学杂志主编的权力去宣传自己的作品和成就。“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像赵长天这样一个不作秀的人是注定不会被注意的。”
因为私交，他也成为市委宣传部研究室的密友。当时我们举办了一个“思想沙龙”，算是宣传部的“院外”智囊团，不时邀集青年知识分子闭门讨论一些涉及意识形态的敏感问题。赵长天和青年剧作家、《于无声处》编剧宗福先作为文学界的代表，是这个“思想沙龙”的座上宾。
记得有一次，空政文工团的话剧《WM》引起争议。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市委领导要求在上海禁演这部戏。我们不想使上海成为“文革”后第一個禁戏的城市，但需要有足够的理由去说服市委书记芮杏文。于是在“思想沙龙”上邀请了一些文艺界人士讨论。在会上，长天没有像别人那样慷慨陈词，发言大多是点到为止，但都说得上是一语中的。我们去向芮杏文汇报时，引证作协党组书记赵长天的话，自然是很有分量的，最后终于扭转了局面。那时候，我们研究室在文化改革方面冲得很猛，无论是在部机关，还是在全市宣传文化系统，难免会遇到阻力和引起非议。赵长天每次到宣传部开会，都会把我拉到一边，给我很多善意的提醒。他从来不拉私人关系，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少年时代就相识的朋友。
1989年后，我和长天失去了联系。1996年前后，我见到到访香港的陈村，问起长天的境况，才知道他已离开作协书记的职位，去接任《萌芽》杂志的主编。几天后，我出差回上海，打电话约他见面。我问他为什么去《萌芽》。他只是说，眼看《萌芽》只有一万多册的发行量，不想看着这份有近五十年历史的杂志倒闭，想试一试。他告诉我，在搞一个“新概念”作文比赛，一方面是挖掘青年作家，一方面也想用年轻人来吸引年轻的读者，挽救《萌芽》的颓势。我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心想他那是不务正业，一个作家要以作品立足，何必花精力去搞中学生作文比赛。他去世后，韩寒和郭敬明等一群80后作家集体当天就在微博上悼念，表现了极大的敬意。这是值得告慰长天在天之灵的。
和长天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十多年前了。我邀他参加一个老朋友聚会。记得当晚在座的还有王元化、唐振常、吴云溥和朱维铮。如今他们一个个都走了。人生就是一次长跑，人过六十，离终点也就不远了。当初一起站在起跑线上的同伴，跑着跑着就一个个不见了，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这时候，人生岂能不感到孤寂和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