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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有个余善人”，说的是晚清著名善士（慈善家）余治。余治慈迹遍布江南诸省：江苏、湖北、浙江、上海……他“敦行善事五十年，大江南北无贤愚疏戚”，打破了地域与社会界限，产生了广泛影响。
余治的慈善活动主要体现为救助婴孩，他在无锡成立保婴会，在江阴成立恤产保婴会。并且投资教育，筹立义塾、义学。还直接行教化、正风俗，到各地宣讲乡约、编演劝善戏。至于赈灾更是踊跃，凡有灾荒，即设粥局、保息局等，积极抚恤灾民，人称“余善人”，为官绅百姓所推崇。
余治本是读书人，生于江苏无锡士人家庭，九岁入馆读书，二十一岁应童试未中，三十一岁毕业于江阴县暨阳书院，多次应乡试未中，遂安心读书，以慈善为己任。重“行”，以此实践圣人之学。号莲村，别号寄云山人，谥号孝惠先生。
余治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育婴制度，在多年的探索中不断改善。当时的育婴堂大都设立在大都市与县城中，乡村一直没有育婴堂，无法制止广大乡村中存在的溺婴弃婴的丑陋、罪恶现象。人们如果在路上发现弃婴，也很难及时送往城里的育婴堂。官办育婴堂往往成为腐败机构，婴儿存活率低。为了拯救广大妇孺，余治创立如下新法：一、事先调查怀孕贫妇，给足半年钱米，让她放心生下来、养起来，生下来能养则养，不能养则送来育婴堂，变“救溺”为“阻溺”，防患于未然。余治规定：“凡乡里有生育男女，果系极贫而不能养者，局中给钱米半年，令其暂养。”“万不能养，再设法安置或代送婴堂，全其性命。”二、把育婴堂推广到乡村，就地举办，由当地善士出款，并且责任到人，可设于“一乡一村”。育婴堂注意实用，可以在寺院祠堂，也可以在民户。每十里设一个育婴堂，以村为单位。这样灵活而有保障的乡村育婴堂，使广大妇孺得到了及时的救助。三、加强育婴堂本身的建设，把对婴儿的抚养与教育结合起来，与学堂挂钩，使孩子健康成长：并且还要进行职业培训，教给孩子生存的技能。
余治的育婴教化办法，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良好反响。他于1843年在无锡城北门外青城乡莲蓉道小院内设立保婴会局，取得成功，将育婴经验推广到江南各地，劝建保婴会局，救助孕产妇、婴幼孩，得到了响应，“此风吾省各州且比比皆是，各处闻风而起”。1848年，余治继续募资成立恤产保婴会，救助江阴水灾灾民。1867年，在上海设普育堂。1870年，在湖州筹办恤产保婴会局。1874年，在松江灾后创设保婴局。余治反应及时，动作神速，而且考虑周全，是一位有超前意识的政治家型的慈善家。
余治设立了一整套保育、教育相衔接的制度，注意幼儿蒙学。他设立义塾、义学，在道光年间于江浙等地大办教育，传授圣人之道，强调引导孩童做人要有德。余治说：“盖学者所以学做人之道也。”“讀书而不知做人之道，虽读十年何益于己？故是专以教学做人为主。”在此基础上，强调职业训练，教授专业技能，培养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技术能手，确保各自能够谋生。
当时世事艰难，江南一带流浪儿童很多，非常可怜，为安置难童、丐童，余治于1866年在上海筹建恤教局，加强管理抚教局，供给衣食，施行教化，“养为目前计，教为终身计”，下苦心为流浪儿童谋出路。对于广大灾民、难民，余治也视之如婴孩，尽其所能地施行救助，广设粥店救助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灾民。1841年、1856年、1861年，在三省的灾年中，余治总是不忘记自己的使命，奋勇救灾，在苏州、常州、江北、上海等地广设慈善机构，或设粥厂，或提供低息贷款，或鼓励灾民做工，以工代赈，都取得了极大的成效。
余治不仅在行为上施善，还努力地从宣传上劝善。他亲自创作劝善的文艺作品，形式有规条、故事、日记、诗歌、俚语、图画、剧本等，著有《尊小学斋文集》《诗集》一卷、《诗余》一卷、《家训》一卷、劝善戏曲四十种，绘有《江南铁泪图》四十二帧，增绘《日记故事》等，记集古今善举章程为善书汇编《得一录》。余治的劝善行动，在晚清的江南地区颇有名声。当时著名文学家俞樾曾记载说，“莲村余君卒于苏州，苏之人无识不识，成太息日：‘善人亡矣’……生平善事不胜书，其规条详所著《得一录》中，而戒溺女禁淫书则其尤致意者。东南大吏颇采其说，下所属施行焉。”
余治的劝善活动针对官绅百姓、全社会，用通俗文艺的方式表达最基本的人道理念，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余治还广收门徒，以余治的学生为代表的新一代慈善家不断崛起，他们一方面治学严谨、创业有成，一方面忘情投入慈善事业，继承了余治的事业。晚清江南赈灾活动的重要人物大都为其弟子。如晚清义赈行动的两位首领青浦绅士熊其英、苏州士绅严保之均为“余莲村及门弟子”。余治与上海义赈首领施善昌、清末政治家、实业家、慈善家盛宣怀、郑观应等是亦师亦友关系。余治死后，弟子无数，其事业不死，爱心不死。
康有为在《书余莲村尊小学斋集后》评道：“今直省水旱饥灾，岁有月出，余君弟子匍匐争号，拯其死亡。”对余治师生的德行有很高评价。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型的慈善家，余治最关心教化，又最能体贴妇孺，这是需要我们大力弘扬的慈善传统。
余治的慈善活动主要体现为救助婴孩，他在无锡成立保婴会，在江阴成立恤产保婴会。并且投资教育，筹立义塾、义学。还直接行教化、正风俗，到各地宣讲乡约、编演劝善戏。至于赈灾更是踊跃，凡有灾荒，即设粥局、保息局等，积极抚恤灾民，人称“余善人”，为官绅百姓所推崇。
余治本是读书人，生于江苏无锡士人家庭，九岁入馆读书，二十一岁应童试未中，三十一岁毕业于江阴县暨阳书院，多次应乡试未中，遂安心读书，以慈善为己任。重“行”，以此实践圣人之学。号莲村，别号寄云山人，谥号孝惠先生。
余治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育婴制度，在多年的探索中不断改善。当时的育婴堂大都设立在大都市与县城中，乡村一直没有育婴堂，无法制止广大乡村中存在的溺婴弃婴的丑陋、罪恶现象。人们如果在路上发现弃婴，也很难及时送往城里的育婴堂。官办育婴堂往往成为腐败机构，婴儿存活率低。为了拯救广大妇孺，余治创立如下新法：一、事先调查怀孕贫妇，给足半年钱米，让她放心生下来、养起来，生下来能养则养，不能养则送来育婴堂，变“救溺”为“阻溺”，防患于未然。余治规定：“凡乡里有生育男女，果系极贫而不能养者，局中给钱米半年，令其暂养。”“万不能养，再设法安置或代送婴堂，全其性命。”二、把育婴堂推广到乡村，就地举办，由当地善士出款，并且责任到人，可设于“一乡一村”。育婴堂注意实用，可以在寺院祠堂，也可以在民户。每十里设一个育婴堂，以村为单位。这样灵活而有保障的乡村育婴堂，使广大妇孺得到了及时的救助。三、加强育婴堂本身的建设，把对婴儿的抚养与教育结合起来，与学堂挂钩，使孩子健康成长：并且还要进行职业培训，教给孩子生存的技能。
余治的育婴教化办法，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良好反响。他于1843年在无锡城北门外青城乡莲蓉道小院内设立保婴会局，取得成功，将育婴经验推广到江南各地，劝建保婴会局，救助孕产妇、婴幼孩，得到了响应，“此风吾省各州且比比皆是，各处闻风而起”。1848年，余治继续募资成立恤产保婴会，救助江阴水灾灾民。1867年，在上海设普育堂。1870年，在湖州筹办恤产保婴会局。1874年，在松江灾后创设保婴局。余治反应及时，动作神速，而且考虑周全，是一位有超前意识的政治家型的慈善家。
余治设立了一整套保育、教育相衔接的制度，注意幼儿蒙学。他设立义塾、义学，在道光年间于江浙等地大办教育，传授圣人之道，强调引导孩童做人要有德。余治说：“盖学者所以学做人之道也。”“讀书而不知做人之道，虽读十年何益于己？故是专以教学做人为主。”在此基础上，强调职业训练，教授专业技能，培养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技术能手，确保各自能够谋生。
当时世事艰难，江南一带流浪儿童很多，非常可怜，为安置难童、丐童，余治于1866年在上海筹建恤教局，加强管理抚教局，供给衣食，施行教化，“养为目前计，教为终身计”，下苦心为流浪儿童谋出路。对于广大灾民、难民，余治也视之如婴孩，尽其所能地施行救助，广设粥店救助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灾民。1841年、1856年、1861年，在三省的灾年中，余治总是不忘记自己的使命，奋勇救灾，在苏州、常州、江北、上海等地广设慈善机构，或设粥厂，或提供低息贷款，或鼓励灾民做工，以工代赈，都取得了极大的成效。
余治不仅在行为上施善，还努力地从宣传上劝善。他亲自创作劝善的文艺作品，形式有规条、故事、日记、诗歌、俚语、图画、剧本等，著有《尊小学斋文集》《诗集》一卷、《诗余》一卷、《家训》一卷、劝善戏曲四十种，绘有《江南铁泪图》四十二帧，增绘《日记故事》等，记集古今善举章程为善书汇编《得一录》。余治的劝善行动，在晚清的江南地区颇有名声。当时著名文学家俞樾曾记载说，“莲村余君卒于苏州，苏之人无识不识，成太息日：‘善人亡矣’……生平善事不胜书，其规条详所著《得一录》中，而戒溺女禁淫书则其尤致意者。东南大吏颇采其说，下所属施行焉。”
余治的劝善活动针对官绅百姓、全社会，用通俗文艺的方式表达最基本的人道理念，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余治还广收门徒，以余治的学生为代表的新一代慈善家不断崛起，他们一方面治学严谨、创业有成，一方面忘情投入慈善事业，继承了余治的事业。晚清江南赈灾活动的重要人物大都为其弟子。如晚清义赈行动的两位首领青浦绅士熊其英、苏州士绅严保之均为“余莲村及门弟子”。余治与上海义赈首领施善昌、清末政治家、实业家、慈善家盛宣怀、郑观应等是亦师亦友关系。余治死后，弟子无数，其事业不死，爱心不死。
康有为在《书余莲村尊小学斋集后》评道：“今直省水旱饥灾，岁有月出，余君弟子匍匐争号，拯其死亡。”对余治师生的德行有很高评价。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型的慈善家，余治最关心教化，又最能体贴妇孺，这是需要我们大力弘扬的慈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