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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吗？”“相当的累啊！”
“怎么看上去很疲惫？”“天天早上6点半起来，用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车站，然后像挤罐头一样站了2个多小时到单位，能不疲惫？”
……
北京有多大？
北京大得你不知从何处读起。
离天安门150里的地方成了京城近郊区，离京城250里说是北京的七环。差不多每个到过北京的人都有这种体会：初到北京，蒙头转向，一天跑下来，腰酸背疼，腿发胀眼发直，因为北京实在太大太大。一个立交桥绕下来，出租车上的计价表蹭蹭往上跳。老北京人比喻到：除非你在家猫着，只要出门，就会有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感觉。
北京有多少人？
北京人太多，车上挤，路上挤，饭店挤，商场里挤，电梯里挤，厕所里居然还是挤，多得让你满眼都是人。
北京到底有多少人，到底有多少所谓的外地人，准确数字恐怕无法计算。
北京有多少外地人，有的说有400多万，有的说有500多万。当老板的，开小店的，做买卖的，搞建筑的，送牛奶的，送报纸的，扫马路的……从官员到平民，从白领到乞丐，随便在一个人群里，都可以看到“外地人”的身影，在京城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南蛮北侉的并不标准的普通话。
《北京人在纽约》让国人看到了海外游子创业的艰辛；《外来妹》最早向人们讲述了打工者的故事。现在，许多人把京城当作了“中国的纽约”、“北方的深圳”，因为这座城市古老而又年轻。
每天,一列列火车把数万人拉到北京，然后奔赴各个区域去求职、学习或贸易……
每天,一辆辆汽车把数百万生活在北京的人，从南拉到北、从西拖到东……
航空包、手提包、背包、蛇皮袋……被流动的人肩抗、怀抱、身背……
一批批“外地人”，因为圆梦、寻梦、解梦而来到了北京。
总觉此处是他乡：“在北京有住房，户口在陕西，我算北京人吗？”
15年前来到北京，从做瓦工开始，到现在的建筑公司的经理，张厚照算是“老板”了。但是，张厚照却说，“在北京有住房，户口在陕西，我算北京人吗？总是感觉此处是他乡。”“家里四口人，老家还有6亩地呢。”
“其实有没有北京户口对我没有关系，虽说我不算富有，但即使是上高价，供养孩子上学和生活也没有问题，关键是讲着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儿女经常会被人问起，‘你是北京户口吗？’”
15年前，张厚照只是陕西省渭南市的一个普通农民。15年后的今天，张厚照成为北京市华通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来到北京，成为住总集团外地施工队的‘包工头’，接手的第一个工程就是为住宅小区安装燃气管线，没想到北京人对燃气工程翘起了大拇指。”15年过去，张厚照成对接手的第一个工程记忆犹新。
在关系到北京人吃饭的陕甘宁天然气进京工程中，他所在的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高难度管道焊接作业的工程，验收合格率达到了百分之百。“这在首都燃气大线焊接工程是头一次！非常难得。”北京市天然气集团以及有关部门对工程质量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在张厚照的办公室里挂着的ISO9001标准认证——项目经理机制运行图旁边，还有一套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他虽然没有讲述办公室内挂满四壁的锦旗和一摞获奖证书的故事，但是他自豪地说：“这是俺们从农村走进大都市的荣誉。”
相关统计数字显示，在北京，像张厚照一样来自外地正在从事北京企业管理工作的已有数万人。目前从事建筑业的外地在京施工人员达到130万人，北京市每年有1亿多平方米的建筑施工工程在他们手中完成，他们已经成为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当中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他们在为北京市建筑业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刺激拉动了北京的经济增长。
但近年来，张厚照却时常有点“郁闷“，以前来北京的时候，没有“农民工”一词，都称他们为“建筑工人”，后来新用了一个称呼叫“包工头”，好不容易渐渐不叫了，可现在又新创了一个词叫“农民工”。现在自己成为了认识的城里人教育孩子的活教材，“你看人家张老板，以前是做瓦工的，后来做了个包工头，现在做老板了，手下有很多农民工。”
过去说工人老大哥，农民排在之后居老二吗？为什么加了个“工”字之后反而“垫底”了？见人低三分，经常遭白眼！
为什么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知识分子有学会和研究会，个体户有协会，消费者有消协，妇女有妇女联合会，青年有青联，学生有学生会，农民或者说农民工为啥就什么会都没有？难道因为他们有村委会？
身份已经不重要：“说我们是“白领 ”，其实说白了还不是雇工，只不过要好看的时候，在前面加上“高级 ”二字。”
东三环是北京外企最集中的地区，这里的一幢幢高档写字楼里，忙碌着许多人们常说的“白领”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北京户口，周华就是其中的一个。
5年前，周华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就选择要在北京“漂荡”。用他自己的话说，北京大，机会多，有发展前途。毕业时他的档案被退回原籍甘肃。“我不甘心。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远离了家乡，现在又要回去。我不干。” 周华谈起当时的想法来，“其实也想过去上海，但是考虑到南方有方言，在语言沟通上有些障碍，所以最终选择了北京。”
他说，刚来北京时，在一家市场调查公司打工，讲好月收入是1000元。工作第五天，钱包就在挤公汽时被掏走，里面的几千元是他的全部家当。“当时真是傻眼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下班后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回到租的地下室里。躺在地上，两眼看着房顶就想，眼前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打电话跟家里要钱，这对自己的自尊心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家里培养自己已经不容易。要么就是等着饿死。”后来，无意中在一本书里发现50元。靠着这50元，他支撑了整整20天。“现在我每天的零用钱都是好几个50元。可当时真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26岁的周华自己也没想到，5年后，自己就坐在国贸中心里一家著名外企的办公室，并独立负责一个部门。
从事保险业的王华兵有着与周华类似的经历。家在湖南的王华兵6年前大学毕业后被分回家乡的一个机械厂。但很快就在同学的劝说下，北上京城，从事保险代理。他说，目前北京市场的保险代理人有几万人，其中近2/3是从外地“漂”来的，户口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只是要个舞台做事。说我们是“白领 ”，其实说白了还不是雇工，只不过要好看的时候，在前面加上“高级 ”二字。
漂在京城有点累：“长期拼搏处于‘亚健康状态’，真的想‘退休’好好歇歇。”
33岁的海雄也感觉自己这两年的生活过得有点不太顺心，作为一家媒体单位的部门主管，工作的压力让他时时刻刻绷紧神经，生活未免丧失了很多乐趣。他与妻子结婚快４年了，一直不敢要孩子。匆匆忙忙上班，匆匆忙忙下班，工作，汇报，汇报，工作，毕业多年了，没有再学习的时间，海雄感觉好像就要被掏空了。为了给自己减压，寻找丢失的生活乐趣，解决长期职场生涯耽误的许多问题，决定“休息休息”。
在亚运村一家公司做经理的李敏今年才29岁，在商场摸爬滚打了近6年，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她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一定的损害，“长期拼搏处于‘亚健康状态’，真的想‘退休’好好歇歇。”特别是近来，她觉得精神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工作的效率也没以前高了。李敏决定好好调整一下自己，暂时退出工作岗位，一边休养，一边充电，以等待更好的发展机会。
这些希望“退休”的白领，在长期的快速工作状态中，感受到“竞争”造成的空前压力，加之有的单位，尤其是一些规模不大的民营企业，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或短期的影响，对员工的使用，只是“榨油”而不是“加油”， 体力、脑力都在“透支”。他们需要休整、充电，以加强竞争的能力。同时，长期紧张工作的人，也需要一种调节自我状态的方法，长期紧张的职业生活多多少少会给健康、生活带来负面影响，能有段时间去调整、充实，对白领生理、心理有很大帮助，“退”是为了更好地“进”。
身欲停下心不止：“也许是回家，也许是漂到离家近的地方工作生活。”
10年前的1997年，家在合肥的孙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孙明来到北京加入“北漂”行列。
开始时，他住在红庙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月租150元。托朋友介绍，在一家图书公司做编辑。
因为在地下室，手机收不到信号，下班后别人基本联系不到他。同事以为他晚上在看稿子，所以把手机关掉了，还劝他要注意休息
收入增加之后，孙明第一件事就是从地下转移到地上。但为省钱他住到了离市区很远的通州。经常天不亮就要起床，一天近4个小时在路上。
一次单位开会，要求9点到。结果直到9点半他才到。
会后主任问：你住哪啊？几点起床的？
孙明说：住在通州，6点半就出发了。
主编说：你还不如住天津呢，坐火车不要两小时就到了。
孙明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买个房子。孙明在北京工作的头7年里，工作换了9次。每换一个工作就要换一个住处，找房子，搬家，折腾得要死。俗话说“穷搬家”，每搬一次家孙明就扔一些东西，几年后当他回合肥时全部家当竟只有一只皮箱。
孙明在大学毕业时，家里人已经为他在省文化局联系好了工作，但一心想来北京的他放弃了那份别人眼里的美差。
7年的“北漂”后，好像对北京没有一点感情，只有昂贵的房价和拥堵的交通，来北京前的那种神往的心情早已荡然无存，不知道何时消散到了何处。孙明也开始适应北京的快节奏生活。闲暇时，他也会跟朋友逛逛书店、看看画展，到潘家园古玩市场转转。但随着时间飞快地过去，孙明想在北京有番作为的雄心壮志也不断被磨灭。
“几年之后发现自己还是一无所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混出头。”
孙明说，去年回家过年，感慨颇多，尤其是那些亲戚朋友的走动和关怀，这种感觉在北京是无法拥有的……在北京时我有很多同事，认识很多朋友，但那种热闹不过是烟花般的一瞬，更多的还是寂寞。也许是回家，也许是漂到离家近的地方工作生活。
其实无论选择哪里，就是希望自己活得更好，有丰厚的收入，更希望众多的亲戚朋友的温馨的关怀，那样才感觉生活得更舒适和充实。
融入流动的时代：“北京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有浓郁的文化氛围，是一个比较豁达而开明的地方。”
9年前李海涛第一次来到北京，只待了10个多月就回了老家。3年前11月份的一个傍晚，李海涛再一次来到北京，“北京，我来了！”当他再一次站到庄严而神圣的天安门广场，内心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激动与兴奋。
对于北京，他不是为了物质和经济而来，更多的是喜欢这里的人文氛围。
“在北京，你可以相信未来不是梦”。很多以前只能在电视、电影里看到的名流，在北京却变得是那么普通和平常。
北京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有浓郁的文化氛围，是一个比较豁达而开明的地方。作为首都，北京的文化氛围格外浓郁。在大学，有许多名师的讲座，每一次都会有新的收获，而那些真正名家大师的人格魅力更是令人佩服敬仰……
这就是北京，各种思想和文化兼容并蓄地存在和发展，她教会了人们许多。李海涛相信，这里是自己梦开始的地方，同时，也希望梦想成真的地方……
但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在这卧虎藏龙而又浮躁的城市，李海涛常感觉到太多的无奈和压抑。现实的压力使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生计奔波而淡漠感情。也许生活的乐趣在于从现实的世界中寻找快乐。漂在北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每一个人都希望在这个城市寻找属于他的快乐。
走近这座钢筋混凝土堆砌起来的丛林。李海涛开始学习适应环境，行为决定习惯，他渐渐的适应这样的生活习惯和节奏。每天的节奏很快，早上要早起，因为住处离公司太远。要坐公车近两小时，遇见堵车三小时都到不了。可是后来这种被逼的行为渐渐的变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渐渐的成了一种模式。
每天早上习惯了6∶30起床，用十分钟搞定一切之后小跑去公交车站，如果幸运的话6∶40赶到第一个公交车站就能早赶上一班车，就能提前一个小时到单位。
每一次，当别人问他“在北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的时候，他都会脱口而出：“豁达的自信和开阔的视野。”而对于他这样一个“北京客”来说，北京是梦开始的地方，也许是最合适的定位。
心里总有回家的路：“总要有人种地吧，你也进城他也进城，地谁种啊，粮食从哪里来啊。”
大张叫张来蒙，来自山东临沂，今年36岁，妻子和一儿一女在老家。大张初中毕业后在家种田，学了盖房的手艺，后来随镇里的熟人到城里做泥瓦工，到过南京、合肥、大庆，最后来到北京，到北京已经有4年了，现在是个班长。
说起在京城的农民工，大张有说不完的话，顺口溜一套一套的，“都说我们土，我们会打领带会跳舞；都嫌我们黑，我们会玩电脑会开车”；“一把瓦刀砌出百年基业，两顶帐篷度过春夏秋冬。”
做农民真苦，苦得很，进城打工，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儿，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儿；钻下水道、掏厕所、搞建筑、扛水泥、搬砖垒石头，可我们得到的报酬是最低的，住的是最差的，吃的是次的，穿的是最破的。累死累活干一年，到年终了有的还拿不到工资，有家回不了，亲人见不了，心里确实不好受。不过，北京现在好多了，工资大部分都能拿到，说还要跟我们办保险呢。
城里有人说，你们农民傻啊，有人逼你们到城里来受罪吗？还不是你们自己想来的。其实，大道理咱也不用说，如果不是当初国家扶持城市，什么都先紧着城里来，我们怎么就差了？
大学都在城里，同在红旗下，为什么待遇就不一样了，城里孩子和我们农村的孩子考一张卷子，上大学时录取分数就比农村孩子低，花钱比农村孩子少。我们不拼命挣钱能怎么办？
反过来说，我们到城里来，那不也是国家需要嘛，我们农民到城市来挣钱，不要以为是城里人对我们的恩典，那也是城里的需要。不信试试看，如果我们这些人突然都走了，城里不脏不乱才怪。
我们村里也有在这里卖菜的，做小买卖的，每年春节，他们都要收摊回老家，往返车票、礼物和压岁钱等开支加起来都要好几千块钱，相当于3、4个月的积蓄。可他们看到父母露出笑脸，侄子、外甥们快乐地欢呼，就觉得在北京的苦吃得值。他们都说过几年就回去，在这里总是不方便，还是回家踏实。
说起老婆孩子，大张一脸喜悦，也透出无奈。孩子一个上高一，一个上初中，成绩很好，就是要钱啊。老婆在家也不容易，都出来也不行啊。总要有人种地吧，你也进城他也进城，地谁种啊，粮食从哪里来啊。
挣到钱了，可也很寂寞，夫妻生活都没有了，说不想那是骗人的。白天，忙忙碌碌也就过去了，可晚上不好熬啊。时间短也就罢了，可这都是成年累月的，那可不是看看电视打打牌就能消磨的。提供“夫妻房”又怎么样，在外打工的人还能都把家迁来啊，那只能是少数。在外找女人又怕染上病，家中妻子也孤独啊。
过几年俺就回家，现在农村机械化作业越来越多了，乡里也建了不少工厂，听说在家的有人比俺挣的多得多。
“怎么看上去很疲惫？”“天天早上6点半起来，用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车站，然后像挤罐头一样站了2个多小时到单位，能不疲惫？”
……
北京有多大？
北京大得你不知从何处读起。
离天安门150里的地方成了京城近郊区，离京城250里说是北京的七环。差不多每个到过北京的人都有这种体会：初到北京，蒙头转向，一天跑下来，腰酸背疼，腿发胀眼发直，因为北京实在太大太大。一个立交桥绕下来，出租车上的计价表蹭蹭往上跳。老北京人比喻到：除非你在家猫着，只要出门，就会有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感觉。
北京有多少人？
北京人太多，车上挤，路上挤，饭店挤，商场里挤，电梯里挤，厕所里居然还是挤，多得让你满眼都是人。
北京到底有多少人，到底有多少所谓的外地人，准确数字恐怕无法计算。
北京有多少外地人，有的说有400多万，有的说有500多万。当老板的，开小店的，做买卖的，搞建筑的，送牛奶的，送报纸的，扫马路的……从官员到平民，从白领到乞丐，随便在一个人群里，都可以看到“外地人”的身影，在京城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南蛮北侉的并不标准的普通话。
《北京人在纽约》让国人看到了海外游子创业的艰辛；《外来妹》最早向人们讲述了打工者的故事。现在，许多人把京城当作了“中国的纽约”、“北方的深圳”，因为这座城市古老而又年轻。
每天,一列列火车把数万人拉到北京，然后奔赴各个区域去求职、学习或贸易……
每天,一辆辆汽车把数百万生活在北京的人，从南拉到北、从西拖到东……
航空包、手提包、背包、蛇皮袋……被流动的人肩抗、怀抱、身背……
一批批“外地人”，因为圆梦、寻梦、解梦而来到了北京。
总觉此处是他乡：“在北京有住房，户口在陕西，我算北京人吗？”
15年前来到北京，从做瓦工开始，到现在的建筑公司的经理，张厚照算是“老板”了。但是，张厚照却说，“在北京有住房，户口在陕西，我算北京人吗？总是感觉此处是他乡。”“家里四口人，老家还有6亩地呢。”
“其实有没有北京户口对我没有关系，虽说我不算富有，但即使是上高价，供养孩子上学和生活也没有问题，关键是讲着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儿女经常会被人问起，‘你是北京户口吗？’”
15年前，张厚照只是陕西省渭南市的一个普通农民。15年后的今天，张厚照成为北京市华通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来到北京，成为住总集团外地施工队的‘包工头’，接手的第一个工程就是为住宅小区安装燃气管线，没想到北京人对燃气工程翘起了大拇指。”15年过去，张厚照成对接手的第一个工程记忆犹新。
在关系到北京人吃饭的陕甘宁天然气进京工程中，他所在的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高难度管道焊接作业的工程，验收合格率达到了百分之百。“这在首都燃气大线焊接工程是头一次！非常难得。”北京市天然气集团以及有关部门对工程质量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在张厚照的办公室里挂着的ISO9001标准认证——项目经理机制运行图旁边，还有一套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他虽然没有讲述办公室内挂满四壁的锦旗和一摞获奖证书的故事，但是他自豪地说：“这是俺们从农村走进大都市的荣誉。”
相关统计数字显示，在北京，像张厚照一样来自外地正在从事北京企业管理工作的已有数万人。目前从事建筑业的外地在京施工人员达到130万人，北京市每年有1亿多平方米的建筑施工工程在他们手中完成，他们已经成为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当中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他们在为北京市建筑业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刺激拉动了北京的经济增长。
但近年来，张厚照却时常有点“郁闷“，以前来北京的时候，没有“农民工”一词，都称他们为“建筑工人”，后来新用了一个称呼叫“包工头”，好不容易渐渐不叫了，可现在又新创了一个词叫“农民工”。现在自己成为了认识的城里人教育孩子的活教材，“你看人家张老板，以前是做瓦工的，后来做了个包工头，现在做老板了，手下有很多农民工。”
过去说工人老大哥，农民排在之后居老二吗？为什么加了个“工”字之后反而“垫底”了？见人低三分，经常遭白眼！
为什么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知识分子有学会和研究会，个体户有协会，消费者有消协，妇女有妇女联合会，青年有青联，学生有学生会，农民或者说农民工为啥就什么会都没有？难道因为他们有村委会？
身份已经不重要：“说我们是“白领 ”，其实说白了还不是雇工，只不过要好看的时候，在前面加上“高级 ”二字。”
东三环是北京外企最集中的地区，这里的一幢幢高档写字楼里，忙碌着许多人们常说的“白领”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北京户口，周华就是其中的一个。
5年前，周华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就选择要在北京“漂荡”。用他自己的话说，北京大，机会多，有发展前途。毕业时他的档案被退回原籍甘肃。“我不甘心。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远离了家乡，现在又要回去。我不干。” 周华谈起当时的想法来，“其实也想过去上海，但是考虑到南方有方言，在语言沟通上有些障碍，所以最终选择了北京。”
他说，刚来北京时，在一家市场调查公司打工，讲好月收入是1000元。工作第五天，钱包就在挤公汽时被掏走，里面的几千元是他的全部家当。“当时真是傻眼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下班后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回到租的地下室里。躺在地上，两眼看着房顶就想，眼前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打电话跟家里要钱，这对自己的自尊心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家里培养自己已经不容易。要么就是等着饿死。”后来，无意中在一本书里发现50元。靠着这50元，他支撑了整整20天。“现在我每天的零用钱都是好几个50元。可当时真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26岁的周华自己也没想到，5年后，自己就坐在国贸中心里一家著名外企的办公室，并独立负责一个部门。
从事保险业的王华兵有着与周华类似的经历。家在湖南的王华兵6年前大学毕业后被分回家乡的一个机械厂。但很快就在同学的劝说下，北上京城，从事保险代理。他说，目前北京市场的保险代理人有几万人，其中近2/3是从外地“漂”来的，户口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只是要个舞台做事。说我们是“白领 ”，其实说白了还不是雇工，只不过要好看的时候，在前面加上“高级 ”二字。
漂在京城有点累：“长期拼搏处于‘亚健康状态’，真的想‘退休’好好歇歇。”
33岁的海雄也感觉自己这两年的生活过得有点不太顺心，作为一家媒体单位的部门主管，工作的压力让他时时刻刻绷紧神经，生活未免丧失了很多乐趣。他与妻子结婚快４年了，一直不敢要孩子。匆匆忙忙上班，匆匆忙忙下班，工作，汇报，汇报，工作，毕业多年了，没有再学习的时间，海雄感觉好像就要被掏空了。为了给自己减压，寻找丢失的生活乐趣，解决长期职场生涯耽误的许多问题，决定“休息休息”。
在亚运村一家公司做经理的李敏今年才29岁，在商场摸爬滚打了近6年，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她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一定的损害，“长期拼搏处于‘亚健康状态’，真的想‘退休’好好歇歇。”特别是近来，她觉得精神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工作的效率也没以前高了。李敏决定好好调整一下自己，暂时退出工作岗位，一边休养，一边充电，以等待更好的发展机会。
这些希望“退休”的白领，在长期的快速工作状态中，感受到“竞争”造成的空前压力，加之有的单位，尤其是一些规模不大的民营企业，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或短期的影响，对员工的使用，只是“榨油”而不是“加油”， 体力、脑力都在“透支”。他们需要休整、充电，以加强竞争的能力。同时，长期紧张工作的人，也需要一种调节自我状态的方法，长期紧张的职业生活多多少少会给健康、生活带来负面影响，能有段时间去调整、充实，对白领生理、心理有很大帮助，“退”是为了更好地“进”。
身欲停下心不止：“也许是回家，也许是漂到离家近的地方工作生活。”
10年前的1997年，家在合肥的孙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孙明来到北京加入“北漂”行列。
开始时，他住在红庙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月租150元。托朋友介绍，在一家图书公司做编辑。
因为在地下室，手机收不到信号，下班后别人基本联系不到他。同事以为他晚上在看稿子，所以把手机关掉了，还劝他要注意休息
收入增加之后，孙明第一件事就是从地下转移到地上。但为省钱他住到了离市区很远的通州。经常天不亮就要起床，一天近4个小时在路上。
一次单位开会，要求9点到。结果直到9点半他才到。
会后主任问：你住哪啊？几点起床的？
孙明说：住在通州，6点半就出发了。
主编说：你还不如住天津呢，坐火车不要两小时就到了。
孙明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买个房子。孙明在北京工作的头7年里，工作换了9次。每换一个工作就要换一个住处，找房子，搬家，折腾得要死。俗话说“穷搬家”，每搬一次家孙明就扔一些东西，几年后当他回合肥时全部家当竟只有一只皮箱。
孙明在大学毕业时，家里人已经为他在省文化局联系好了工作，但一心想来北京的他放弃了那份别人眼里的美差。
7年的“北漂”后，好像对北京没有一点感情，只有昂贵的房价和拥堵的交通，来北京前的那种神往的心情早已荡然无存，不知道何时消散到了何处。孙明也开始适应北京的快节奏生活。闲暇时，他也会跟朋友逛逛书店、看看画展，到潘家园古玩市场转转。但随着时间飞快地过去，孙明想在北京有番作为的雄心壮志也不断被磨灭。
“几年之后发现自己还是一无所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混出头。”
孙明说，去年回家过年，感慨颇多，尤其是那些亲戚朋友的走动和关怀，这种感觉在北京是无法拥有的……在北京时我有很多同事，认识很多朋友，但那种热闹不过是烟花般的一瞬，更多的还是寂寞。也许是回家，也许是漂到离家近的地方工作生活。
其实无论选择哪里，就是希望自己活得更好，有丰厚的收入，更希望众多的亲戚朋友的温馨的关怀，那样才感觉生活得更舒适和充实。
融入流动的时代：“北京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有浓郁的文化氛围，是一个比较豁达而开明的地方。”
9年前李海涛第一次来到北京，只待了10个多月就回了老家。3年前11月份的一个傍晚，李海涛再一次来到北京，“北京，我来了！”当他再一次站到庄严而神圣的天安门广场，内心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激动与兴奋。
对于北京，他不是为了物质和经济而来，更多的是喜欢这里的人文氛围。
“在北京，你可以相信未来不是梦”。很多以前只能在电视、电影里看到的名流，在北京却变得是那么普通和平常。
北京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有浓郁的文化氛围，是一个比较豁达而开明的地方。作为首都，北京的文化氛围格外浓郁。在大学，有许多名师的讲座，每一次都会有新的收获，而那些真正名家大师的人格魅力更是令人佩服敬仰……
这就是北京，各种思想和文化兼容并蓄地存在和发展，她教会了人们许多。李海涛相信，这里是自己梦开始的地方，同时，也希望梦想成真的地方……
但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在这卧虎藏龙而又浮躁的城市，李海涛常感觉到太多的无奈和压抑。现实的压力使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生计奔波而淡漠感情。也许生活的乐趣在于从现实的世界中寻找快乐。漂在北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每一个人都希望在这个城市寻找属于他的快乐。
走近这座钢筋混凝土堆砌起来的丛林。李海涛开始学习适应环境，行为决定习惯，他渐渐的适应这样的生活习惯和节奏。每天的节奏很快，早上要早起，因为住处离公司太远。要坐公车近两小时，遇见堵车三小时都到不了。可是后来这种被逼的行为渐渐的变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渐渐的成了一种模式。
每天早上习惯了6∶30起床，用十分钟搞定一切之后小跑去公交车站，如果幸运的话6∶40赶到第一个公交车站就能早赶上一班车，就能提前一个小时到单位。
每一次，当别人问他“在北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的时候，他都会脱口而出：“豁达的自信和开阔的视野。”而对于他这样一个“北京客”来说，北京是梦开始的地方，也许是最合适的定位。
心里总有回家的路：“总要有人种地吧，你也进城他也进城，地谁种啊，粮食从哪里来啊。”
大张叫张来蒙，来自山东临沂，今年36岁，妻子和一儿一女在老家。大张初中毕业后在家种田，学了盖房的手艺，后来随镇里的熟人到城里做泥瓦工，到过南京、合肥、大庆，最后来到北京，到北京已经有4年了，现在是个班长。
说起在京城的农民工，大张有说不完的话，顺口溜一套一套的，“都说我们土，我们会打领带会跳舞；都嫌我们黑，我们会玩电脑会开车”；“一把瓦刀砌出百年基业，两顶帐篷度过春夏秋冬。”
做农民真苦，苦得很，进城打工，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儿，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儿；钻下水道、掏厕所、搞建筑、扛水泥、搬砖垒石头，可我们得到的报酬是最低的，住的是最差的，吃的是次的，穿的是最破的。累死累活干一年，到年终了有的还拿不到工资，有家回不了，亲人见不了，心里确实不好受。不过，北京现在好多了，工资大部分都能拿到，说还要跟我们办保险呢。
城里有人说，你们农民傻啊，有人逼你们到城里来受罪吗？还不是你们自己想来的。其实，大道理咱也不用说，如果不是当初国家扶持城市，什么都先紧着城里来，我们怎么就差了？
大学都在城里，同在红旗下，为什么待遇就不一样了，城里孩子和我们农村的孩子考一张卷子，上大学时录取分数就比农村孩子低，花钱比农村孩子少。我们不拼命挣钱能怎么办？
反过来说，我们到城里来，那不也是国家需要嘛，我们农民到城市来挣钱，不要以为是城里人对我们的恩典，那也是城里的需要。不信试试看，如果我们这些人突然都走了，城里不脏不乱才怪。
我们村里也有在这里卖菜的，做小买卖的，每年春节，他们都要收摊回老家，往返车票、礼物和压岁钱等开支加起来都要好几千块钱，相当于3、4个月的积蓄。可他们看到父母露出笑脸，侄子、外甥们快乐地欢呼，就觉得在北京的苦吃得值。他们都说过几年就回去，在这里总是不方便，还是回家踏实。
说起老婆孩子，大张一脸喜悦，也透出无奈。孩子一个上高一，一个上初中，成绩很好，就是要钱啊。老婆在家也不容易，都出来也不行啊。总要有人种地吧，你也进城他也进城，地谁种啊，粮食从哪里来啊。
挣到钱了，可也很寂寞，夫妻生活都没有了，说不想那是骗人的。白天，忙忙碌碌也就过去了，可晚上不好熬啊。时间短也就罢了，可这都是成年累月的，那可不是看看电视打打牌就能消磨的。提供“夫妻房”又怎么样，在外打工的人还能都把家迁来啊，那只能是少数。在外找女人又怕染上病，家中妻子也孤独啊。
过几年俺就回家，现在农村机械化作业越来越多了，乡里也建了不少工厂，听说在家的有人比俺挣的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