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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戒》是汪曾祺的代表性作品，作者在小说中构筑了一个独特的民间世界。本文通过分析《受戒》所表现的民间立场，并根据相关文本来比较汪曾祺与其他作家所创造的民间世界之异同，来加以说明汪氏小说所表现出的独特的民间性。
关键词：《受戒》;民间立场;民间世界
《受戒》是汪曾祺于1980年发表的复出之作，在80年代初以控诉反思文革对人的迫害为主流的作品中，显示了其独特的价值意义。自发表《受戒》以来，汪曾祺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作家之一。其中，对他的小说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短篇小说是研究的重点。
陈思和曾将20世纪中国文化形态划分为三个部分：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 、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于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1]。如果将汪曾祺的《受戒》置于这一文化形态的参照标准下，会发现它既远离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又迥异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姿态。相较于那些能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宏大作品，汪曾祺自言道“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2]，也表明了作者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立场。《受戒》所表现的是一定地域下的乡村生活，描写的是普通的平民人物，无论在题材、人物、内容上都表现出了浓厚的民间性，表现出了鲜明的民间立场。
一、民间立场
以民间的视角来关照《受戒》，可以发现无论在题材、人物、内容，还是语言等方面都表面出了浓厚的民间性。
小说《受戒》描写的是水乡世界庵赵庄的生活图景，这是其民间世界的外在环境，反映了取材上的乡土地域性，活跃在这一民间世界的人物均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如农民赵大伯、赵大妈，荸荠庵里的和尚、乡村女性小英子、甚至于收鸭毛的、偷鸡的这类小人物，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描写虽然有几分虚构，但更多是真实的贴近生活，在他们身上既有传统的美德，又有民间化的价值规范。在赵大妈、赵大伯老一辈农民身上，体现的是善良、勤劳、质朴这种传统的美德，赵大伯“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罾鱼、洗磨……人很和气，一天不声不响”[3]，而赵大妈则精神的出奇，一天也不闲着，编蓑衣、剪花样子，甚至帮人娶亲，作者甚至描写了农忙时节，村民们轮流换工帮忙的场景，他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干农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3]，在这些村民身上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传统的美德，展现出了乡村世界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在荸荠庵和尚、明海与小英子身上则体现了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现代意识。荸荠庵里的和尚，摆脱了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过着一种无拘无束的完全世俗化的生活，不仅在形象上还是生活中，都对传统世俗礼节进行着不自觉的反抗。和尚仁山“在庵里从不穿袈裟，经常披着件短僧衣，袒露着肚子，下面光脚趿拉着一对僧鞋”[3]，表面的随意是对传统规矩的漠视。这些和尚的生活也十分世俗化，他们吃水烟、打牌、杀猪吃肉、有家眷，作者在小说中这样写道“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3]，甚至于明海小和尚与乡村少女小英子产生了朦胧的感情，完全没有因为和尚这一特殊身份而压抑自己的情感，在明海完成受戒这种神圣时刻后的归来途中，两人的感情也发展到最高点。传统的价值规范在这里被消解，而呈现出民间化的价值观念。在明海的家乡，人们对当和尚持以这种观念，“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当和尚被认为是和当画匠、弹棉花的一样，是一种职业;而且当和尚有很多好处，可以吃现成饭、可以攒钱买田或者将来还俗娶亲。无论是在荸荠庵的和尚身上、还是明海小英子的感情上都体现了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民间精神。此外，《受戒》中所构筑的民间世界，充满着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也体现在其对于和尚放花焰口、女性出嫁前准备嫁妆等这类民俗风情的描写上，以及对民间口语的娴熟运用。
二、独特的民间世界
汪曾祺的民间创作受到多方面影响，比如乡土小说、沈从文、赵树理都或深或浅的影响到他的创作，他于多方面汲取创作经验，融会贯通，并根据自身的气质、经历，創作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民间世界。相较于其他作家，汪曾祺笔下的民间性既表现出了共性，如以乡村生活、普通小人物为表现对象，又表现了其民间性的独特一面。
现当代文学史上，以民间世界为表现对象的作品较多。如早期的乡土小说，同样地以乡村世界为表现对象，但重在表现其愚昧、落后的一面，对底层民众持以悲悯同情的态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4]，在高的意义上的俯瞰他们，以知识分子的态度对这些底层人物进行着不平等的关注，从而与之有着一定的“间隔”。而汪曾祺则进行了彻底的民间化，采取的是真诚的态度，将自我融入到这些他所熟悉的底层平民中，平等的关注他们，认同他们，摈弃其劣根性并着重发掘其身上的人性美，在现实之外寄托着自己的文学理想。
汪曾祺笔下的民间世界也表现出了不同于沈从文的一面。以《边城》《受戒》为例，《边城》所表现出的一些特质，如诗意的描写湘西民间世界，表现普通人如老水手等的淳朴善良的人性美，塑造“翠翠”这一典型湘西少女的形象，并通过小说来寄托自己的文学理想，反思中国文化等，在对比汪曾祺的《受戒》中可以发现两者的相似性，即同样的描写民间世界、普通人物，并塑造民间少女“小英子”的典型形象等。然而，汪曾祺笔下的民间世界也表现出了其独特性，除了取材地域性上的不同导致的作品中呈现的文化风俗的不同，如《受戒》取材于水乡高邮，《边城》取材于边远的湘西世界;在整体呈现上，尽管两者描写的民间世界都富有诗意美好，但是《边城》所表现的民间世界呈现出的是诗意的神秘感，遥远哀伤，仿佛是为了与现实做对照，而精心构筑的乌托邦世界，他过度美化了人性，使得这一民间世界与现实世界并非处于同一平面，从而在阅读效果上造成了一定的间隔与距离感;而《受戒》中的民间世界所呈现的是充满了的现实世界的烟火气，明快亲切，诗意却又有其世俗性。汪曾祺并非仅仅将创作局限于民间文化与诗意描写，更在其中注入了对自己影响颇深的传统文化的一面。
另外，与同样描写民间世界的赵树理相比，汪曾祺则再次凸显了其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坚定立场。以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为例，作者持以“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创作理念，通过暴露二诸葛、三仙姑等老一辈农民身上愚昧的劣根性，赞扬小二黑、小琴新一代农民的进步性，来揭示农民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的艰难性，通过对比两代人思想意识的变迁，进而歌颂民主新政权，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其新旧两代人物的塑造似乎是为了表达这一主题而有意为之，而《受戒》则完全远离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赞美的是政治之外的自由自在的民间世界;其次，尽管两者都汲取了民间文化，将民间口语融入到小说语言中，但《小二黑结婚》在平实生动的叙述中表现出的是充满着原汁原味的泥土气息[5]，通俗易懂却不耐咀嚼，而汪曾祺的《受戒》因其自身传统文化的影响，小说语言虽然平实却不乏诗意，如“芦花才吐新穗……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花，惊起一只青桩，擦着芦穗，扑噜噜噜飞远了”[3];此外，同样是描写乡村男女的爱情，也同样是圆满的结尾，但赵树理的小说对结尾的处理则通俗明确，而汪曾祺的小说则以一段写景结束，为明海小英子的感情乃至这一民间世界笼罩了诗意的朦胧感。
综上所述，汪曾祺小说创作上的民间立场，体现在他兼收并蓄多家所长并进行了多元化的重构，将自我的生命体验融入到笔下的民间世界，使其小说表现出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独特的民间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的小说具有无法替代的特殊地位。
参考文献：
[1]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汪曾祺.自报家门[M].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81-288.
[3]汪曾祺.受戒[M].汪曾祺作品集（小说卷）.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83-97.
[4]卞永清.俗世的温情——论汪曾祺小说的平民叙事立场[J].苏州大学学报，2006（2）.
[5]张丽丽.赵树理与汪曾祺小说创作比较论[J].宁夏大学学报，2008（6）.
作者简介：朱倩倩，女，汉族，山东滨州人，2017级文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关键词：《受戒》;民间立场;民间世界
《受戒》是汪曾祺于1980年发表的复出之作，在80年代初以控诉反思文革对人的迫害为主流的作品中，显示了其独特的价值意义。自发表《受戒》以来，汪曾祺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作家之一。其中，对他的小说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短篇小说是研究的重点。
陈思和曾将20世纪中国文化形态划分为三个部分：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 、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于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1]。如果将汪曾祺的《受戒》置于这一文化形态的参照标准下，会发现它既远离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又迥异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姿态。相较于那些能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宏大作品，汪曾祺自言道“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2]，也表明了作者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立场。《受戒》所表现的是一定地域下的乡村生活，描写的是普通的平民人物，无论在题材、人物、内容上都表现出了浓厚的民间性，表现出了鲜明的民间立场。
一、民间立场
以民间的视角来关照《受戒》，可以发现无论在题材、人物、内容，还是语言等方面都表面出了浓厚的民间性。
小说《受戒》描写的是水乡世界庵赵庄的生活图景，这是其民间世界的外在环境，反映了取材上的乡土地域性，活跃在这一民间世界的人物均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如农民赵大伯、赵大妈，荸荠庵里的和尚、乡村女性小英子、甚至于收鸭毛的、偷鸡的这类小人物，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描写虽然有几分虚构，但更多是真实的贴近生活，在他们身上既有传统的美德，又有民间化的价值规范。在赵大妈、赵大伯老一辈农民身上，体现的是善良、勤劳、质朴这种传统的美德，赵大伯“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罾鱼、洗磨……人很和气，一天不声不响”[3]，而赵大妈则精神的出奇，一天也不闲着，编蓑衣、剪花样子，甚至帮人娶亲，作者甚至描写了农忙时节，村民们轮流换工帮忙的场景，他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干农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3]，在这些村民身上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传统的美德，展现出了乡村世界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在荸荠庵和尚、明海与小英子身上则体现了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现代意识。荸荠庵里的和尚，摆脱了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过着一种无拘无束的完全世俗化的生活，不仅在形象上还是生活中，都对传统世俗礼节进行着不自觉的反抗。和尚仁山“在庵里从不穿袈裟，经常披着件短僧衣，袒露着肚子，下面光脚趿拉着一对僧鞋”[3]，表面的随意是对传统规矩的漠视。这些和尚的生活也十分世俗化，他们吃水烟、打牌、杀猪吃肉、有家眷，作者在小说中这样写道“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3]，甚至于明海小和尚与乡村少女小英子产生了朦胧的感情，完全没有因为和尚这一特殊身份而压抑自己的情感，在明海完成受戒这种神圣时刻后的归来途中，两人的感情也发展到最高点。传统的价值规范在这里被消解，而呈现出民间化的价值观念。在明海的家乡，人们对当和尚持以这种观念，“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当和尚被认为是和当画匠、弹棉花的一样，是一种职业;而且当和尚有很多好处，可以吃现成饭、可以攒钱买田或者将来还俗娶亲。无论是在荸荠庵的和尚身上、还是明海小英子的感情上都体现了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民间精神。此外，《受戒》中所构筑的民间世界，充满着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也体现在其对于和尚放花焰口、女性出嫁前准备嫁妆等这类民俗风情的描写上，以及对民间口语的娴熟运用。
二、独特的民间世界
汪曾祺的民间创作受到多方面影响，比如乡土小说、沈从文、赵树理都或深或浅的影响到他的创作，他于多方面汲取创作经验，融会贯通，并根据自身的气质、经历，創作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民间世界。相较于其他作家，汪曾祺笔下的民间性既表现出了共性，如以乡村生活、普通小人物为表现对象，又表现了其民间性的独特一面。
现当代文学史上，以民间世界为表现对象的作品较多。如早期的乡土小说，同样地以乡村世界为表现对象，但重在表现其愚昧、落后的一面，对底层民众持以悲悯同情的态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4]，在高的意义上的俯瞰他们，以知识分子的态度对这些底层人物进行着不平等的关注，从而与之有着一定的“间隔”。而汪曾祺则进行了彻底的民间化，采取的是真诚的态度，将自我融入到这些他所熟悉的底层平民中，平等的关注他们，认同他们，摈弃其劣根性并着重发掘其身上的人性美，在现实之外寄托着自己的文学理想。
汪曾祺笔下的民间世界也表现出了不同于沈从文的一面。以《边城》《受戒》为例，《边城》所表现出的一些特质，如诗意的描写湘西民间世界，表现普通人如老水手等的淳朴善良的人性美，塑造“翠翠”这一典型湘西少女的形象，并通过小说来寄托自己的文学理想，反思中国文化等，在对比汪曾祺的《受戒》中可以发现两者的相似性，即同样的描写民间世界、普通人物，并塑造民间少女“小英子”的典型形象等。然而，汪曾祺笔下的民间世界也表现出了其独特性，除了取材地域性上的不同导致的作品中呈现的文化风俗的不同，如《受戒》取材于水乡高邮，《边城》取材于边远的湘西世界;在整体呈现上，尽管两者描写的民间世界都富有诗意美好，但是《边城》所表现的民间世界呈现出的是诗意的神秘感，遥远哀伤，仿佛是为了与现实做对照，而精心构筑的乌托邦世界，他过度美化了人性，使得这一民间世界与现实世界并非处于同一平面，从而在阅读效果上造成了一定的间隔与距离感;而《受戒》中的民间世界所呈现的是充满了的现实世界的烟火气，明快亲切，诗意却又有其世俗性。汪曾祺并非仅仅将创作局限于民间文化与诗意描写，更在其中注入了对自己影响颇深的传统文化的一面。
另外，与同样描写民间世界的赵树理相比，汪曾祺则再次凸显了其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坚定立场。以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为例，作者持以“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创作理念，通过暴露二诸葛、三仙姑等老一辈农民身上愚昧的劣根性，赞扬小二黑、小琴新一代农民的进步性，来揭示农民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的艰难性，通过对比两代人思想意识的变迁，进而歌颂民主新政权，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其新旧两代人物的塑造似乎是为了表达这一主题而有意为之，而《受戒》则完全远离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赞美的是政治之外的自由自在的民间世界;其次，尽管两者都汲取了民间文化，将民间口语融入到小说语言中，但《小二黑结婚》在平实生动的叙述中表现出的是充满着原汁原味的泥土气息[5]，通俗易懂却不耐咀嚼，而汪曾祺的《受戒》因其自身传统文化的影响，小说语言虽然平实却不乏诗意，如“芦花才吐新穗……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花，惊起一只青桩，擦着芦穗，扑噜噜噜飞远了”[3];此外，同样是描写乡村男女的爱情，也同样是圆满的结尾，但赵树理的小说对结尾的处理则通俗明确，而汪曾祺的小说则以一段写景结束，为明海小英子的感情乃至这一民间世界笼罩了诗意的朦胧感。
综上所述，汪曾祺小说创作上的民间立场，体现在他兼收并蓄多家所长并进行了多元化的重构，将自我的生命体验融入到笔下的民间世界，使其小说表现出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独特的民间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的小说具有无法替代的特殊地位。
参考文献：
[1]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汪曾祺.自报家门[M].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81-288.
[3]汪曾祺.受戒[M].汪曾祺作品集（小说卷）.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83-97.
[4]卞永清.俗世的温情——论汪曾祺小说的平民叙事立场[J].苏州大学学报，2006（2）.
[5]张丽丽.赵树理与汪曾祺小说创作比较论[J].宁夏大学学报，2008（6）.
作者简介：朱倩倩，女，汉族，山东滨州人，2017级文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