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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短视频用户持续快速增长。艾瑞咨询的《中国短视频行业研究报告》曾为短视频下定义：短视频不只是长视频的缩短，而是碎片化时代的新内容消费习惯。短视频指播放时长在五分钟内的网络视频，具有社交属性强、创作门槛低、观看时间短和场景便捷等特征，更加符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内容消费习惯。
随着移动终端普及和网络的提速，短平快的大流量传播内容逐渐获得各大平台、粉丝和资本的青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至2020年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相较2020年3月，新增了4461万。据第三方市场研究机构比达咨询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短视频平台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短视频赛道已进入下半场，下沉市场的抢占任务已基本完成，用户规模趋于饱和，形成快手、抖音双巨头格局。2020年11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订的《著作权法》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表述修改为“视听作品”。这意味着网络短视频等新类型作品被明确列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对短视频和短视频模板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现出我国法律的进步，将有效鼓励文化创造和文化产业繁荣，推动互联网平台上产生更多的新型智力成果。
同时，短视频软件的流行也让不法分子看到商机，甚至有人说，现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已经沦为“法律飞地”与“道德洼地”，处于一种法律与道德双重失守的状态。流量就是金钱，眼球就是效益，对短视频平台是如此，对短视频的制作和发布者也是如此。在变现的动力或者说压力下，很多人陷入一种痴狂状态，不断挑战道德与法律的底线。
短视频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存在网络治理的老问题，还有不断涌现的新问题。第一是假冒身份。近日，抖音账号“袁隆平中华拓荒人”，以袁隆平身份认证，粉丝量短时间内超过1500万。快手也出现同名账号，粉丝超过600万。经求证，袁隆平院士在互联网平台未开设任何私人账号，目前已授权律师处理此事。第二是内容涉及色情、血腥、暴力等，公众监督乏力。2021年1月，北京市“扫黄打非”办公室指导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对“抖音”平台进行约谈，对其传播淫秽色情低俗信息行为作出顶格罚款的行政处罚。该平台中个别主播在直播中存在性挑逗、性暗示和抽烟、说脏话等行为，部分直播间评论弹幕存在低俗内容;个别主播直播的游戏含有血腥、暴力、恐怖等内容。第三是直播带货、直播表演、直播旅游中存在虚假宣传、质量低劣等问题。“网红”带货频频“翻车”，虚假宣传、质量低劣等问题也层出不穷，成为不可忽视的新隐患。第四是侵犯著作权。比如很多平台上出现掐头去尾、未经许可随意下载或转发短视频的侵权现象。一些平台通过算法或以技术中立的名义，将其他平台上的版权作品抓取过来放到平台上使用，这种行为对整个互联网内容产业的行业发展秩序造成了较大损害。第五是内容获取手段和内容本身违法。一些短视频在内容素材的获取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有的戏耍老人、残疾人等，有的如湖南益阳两名短视频平台主播为拍摄视频，爬到一辆巡逻执勤的警车上踩踏“耍酷”。第六是东拼西凑的虚假新闻。短视频以不同于文字和图片的动态的、多维度的方式进行展示，其“可信度”似乎更高，在“眼见为实”的效果下，很多经过剪辑制作的虚假视频在各类平台中广泛传播。第七是违法刷单刺激粉丝打赏。部分主播会通过违法刷单的方式营造声势，刺激粉丝不停为自己打赏，甚至会通过打赏金额互相攀比。
（图/视觉中国）
我们知道互联网从来不是法外之地。当下，一些短视频平台已成为社会大众普遍运用的社交软件平台，这些短视频平台从来不是独立王国，而应受到法律、法规、社会规范及道德约束。目前我国短视频规制以部门规章为主，行业规范为辅，着力于解决短视频发展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尚缺乏具有全面性、长期性和针对性特点的专门法律法规，也缺乏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建立制度和机制，没有明确对短视频违法违规行为的界定、审核和惩处。那么，如何保障短视频行业健康长远的发展？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一是完善信息内容审核管理制度，过滤不良信息。网络平台开展短视频服务，应建立与业务规模相匹配的审核员队伍。可以综合法律规定与道德要求、网络视频内容、用户年龄等维度，对短视频建立内容分级审核制度并设置用户观看权限，推进信息内容审核的精细化管理。二是引导社会各方积极协同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网络短视频具有数量大、传播快、监管难的特点，仅凭监管部门单方的作为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形成多元主体治理格局。三是建立健全举报投诉机制，加强外部监督。四是畅通救济渠道和机制，充分保障权利。如针对删除、下架、投诉等情形，在制度层面上为权利人建立相应的申诉渠道和救济途经，能更加充分地尊重和保障相关主体的自由和权利，形成更有活力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五是应当尽快推动建立身份准入制度。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让用户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和猎奇的便利，可以任意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对青少年来说是很危险的。需要对视频作者以及使用者都进行严格的身份登记，打破用户的匿名性，同时健全用户投诉机制，做到违法违规内容可溯源审查。六是应当借助技术推力提升内容审核的效率。提升视频审核的智能化程度，形成高效便捷、专业化的监管监控体系，为用户创造绿色的网络环境。七是应当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对于那些失范的短视频制作者，短视频平台需进行严格的限制。将负面评价功能置于显眼的位置，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八是深化部门的联合执法。
短视频依托互联网技术，具备了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和容量优势，不受时间、空间、人群的限制，因此给世界各国的监管评估带来新的挑战。我国现有司法制度在应对视频网站案件时存在缺陷。一是行业普遍的侵权行为无法通过团体诉讼而只能通过个案方式解决已经存在的弊端;二是行政机关对网络视频版权市场的监管尚未制度化、规范化;三是在法院的执行层面，往往按“一影视剧一当事人一案”进行审理，使得法官很难有机会从全局高度思考行业整体问题的解决思路。实践中，海量的网络视频内容也使得既有的内容审核方压力极大。面对火热发展和乱象丛生并存的短视频产业，一方面，需要主管部门频出重拳，加强监督，平台自身加强内容审核和安全管控;另一方面，还需要积极推进立法，创新治理理念，出台制度举措，引导和规制短视频产业健康长效发展，推进我国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我国的短视频产业在市场竞争中已经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效应，对社会秩序、传播环境和产业发展都造成了破坏;另外短视频急剧增长形成的海量传播内容，使得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管资源变得愈发捉襟见肘;最后是短视频的规制和治理需要重新平衡信息监管与表达自由、大众知情与个人隐私之间的价值关系。由此可见，传统的规制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短视频产业的发展需要，必须要创新法律规制的理念和制度，通过法治保障、引领短视频产业的规范运作和有序发展。
短视频发展中的“邪气”
随着移动终端普及和网络的提速，短平快的大流量传播内容逐渐获得各大平台、粉丝和资本的青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至2020年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相较2020年3月，新增了4461万。据第三方市场研究机构比达咨询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短视频平台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短视频赛道已进入下半场，下沉市场的抢占任务已基本完成，用户规模趋于饱和，形成快手、抖音双巨头格局。2020年11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订的《著作权法》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表述修改为“视听作品”。这意味着网络短视频等新类型作品被明确列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对短视频和短视频模板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现出我国法律的进步，将有效鼓励文化创造和文化产业繁荣，推动互联网平台上产生更多的新型智力成果。
同时，短视频软件的流行也让不法分子看到商机，甚至有人说，现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已经沦为“法律飞地”与“道德洼地”，处于一种法律与道德双重失守的状态。流量就是金钱，眼球就是效益，对短视频平台是如此，对短视频的制作和发布者也是如此。在变现的动力或者说压力下，很多人陷入一种痴狂状态，不断挑战道德与法律的底线。
短视频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短视频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存在网络治理的老问题，还有不断涌现的新问题。第一是假冒身份。近日，抖音账号“袁隆平中华拓荒人”，以袁隆平身份认证，粉丝量短时间内超过1500万。快手也出现同名账号，粉丝超过600万。经求证，袁隆平院士在互联网平台未开设任何私人账号，目前已授权律师处理此事。第二是内容涉及色情、血腥、暴力等，公众监督乏力。2021年1月，北京市“扫黄打非”办公室指导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对“抖音”平台进行约谈，对其传播淫秽色情低俗信息行为作出顶格罚款的行政处罚。该平台中个别主播在直播中存在性挑逗、性暗示和抽烟、说脏话等行为，部分直播间评论弹幕存在低俗内容;个别主播直播的游戏含有血腥、暴力、恐怖等内容。第三是直播带货、直播表演、直播旅游中存在虚假宣传、质量低劣等问题。“网红”带货频频“翻车”，虚假宣传、质量低劣等问题也层出不穷，成为不可忽视的新隐患。第四是侵犯著作权。比如很多平台上出现掐头去尾、未经许可随意下载或转发短视频的侵权现象。一些平台通过算法或以技术中立的名义，将其他平台上的版权作品抓取过来放到平台上使用，这种行为对整个互联网内容产业的行业发展秩序造成了较大损害。第五是内容获取手段和内容本身违法。一些短视频在内容素材的获取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有的戏耍老人、残疾人等，有的如湖南益阳两名短视频平台主播为拍摄视频，爬到一辆巡逻执勤的警车上踩踏“耍酷”。第六是东拼西凑的虚假新闻。短视频以不同于文字和图片的动态的、多维度的方式进行展示，其“可信度”似乎更高，在“眼见为实”的效果下，很多经过剪辑制作的虚假视频在各类平台中广泛传播。第七是违法刷单刺激粉丝打赏。部分主播会通过违法刷单的方式营造声势，刺激粉丝不停为自己打赏，甚至会通过打赏金额互相攀比。
短视频发展中的法治規划
我们知道互联网从来不是法外之地。当下，一些短视频平台已成为社会大众普遍运用的社交软件平台，这些短视频平台从来不是独立王国，而应受到法律、法规、社会规范及道德约束。目前我国短视频规制以部门规章为主，行业规范为辅，着力于解决短视频发展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尚缺乏具有全面性、长期性和针对性特点的专门法律法规，也缺乏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建立制度和机制，没有明确对短视频违法违规行为的界定、审核和惩处。那么，如何保障短视频行业健康长远的发展？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一是完善信息内容审核管理制度，过滤不良信息。网络平台开展短视频服务，应建立与业务规模相匹配的审核员队伍。可以综合法律规定与道德要求、网络视频内容、用户年龄等维度，对短视频建立内容分级审核制度并设置用户观看权限，推进信息内容审核的精细化管理。二是引导社会各方积极协同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网络短视频具有数量大、传播快、监管难的特点，仅凭监管部门单方的作为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形成多元主体治理格局。三是建立健全举报投诉机制，加强外部监督。四是畅通救济渠道和机制，充分保障权利。如针对删除、下架、投诉等情形，在制度层面上为权利人建立相应的申诉渠道和救济途经，能更加充分地尊重和保障相关主体的自由和权利，形成更有活力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五是应当尽快推动建立身份准入制度。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让用户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和猎奇的便利，可以任意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对青少年来说是很危险的。需要对视频作者以及使用者都进行严格的身份登记，打破用户的匿名性，同时健全用户投诉机制，做到违法违规内容可溯源审查。六是应当借助技术推力提升内容审核的效率。提升视频审核的智能化程度，形成高效便捷、专业化的监管监控体系，为用户创造绿色的网络环境。七是应当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对于那些失范的短视频制作者，短视频平台需进行严格的限制。将负面评价功能置于显眼的位置，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八是深化部门的联合执法。
短视频依托互联网技术，具备了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和容量优势，不受时间、空间、人群的限制，因此给世界各国的监管评估带来新的挑战。我国现有司法制度在应对视频网站案件时存在缺陷。一是行业普遍的侵权行为无法通过团体诉讼而只能通过个案方式解决已经存在的弊端;二是行政机关对网络视频版权市场的监管尚未制度化、规范化;三是在法院的执行层面，往往按“一影视剧一当事人一案”进行审理，使得法官很难有机会从全局高度思考行业整体问题的解决思路。实践中，海量的网络视频内容也使得既有的内容审核方压力极大。面对火热发展和乱象丛生并存的短视频产业，一方面，需要主管部门频出重拳，加强监督，平台自身加强内容审核和安全管控;另一方面，还需要积极推进立法，创新治理理念，出台制度举措，引导和规制短视频产业健康长效发展，推进我国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我国的短视频产业在市场竞争中已经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效应，对社会秩序、传播环境和产业发展都造成了破坏;另外短视频急剧增长形成的海量传播内容，使得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管资源变得愈发捉襟见肘;最后是短视频的规制和治理需要重新平衡信息监管与表达自由、大众知情与个人隐私之间的价值关系。由此可见，传统的规制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短视频产业的发展需要，必须要创新法律规制的理念和制度，通过法治保障、引领短视频产业的规范运作和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