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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像只黑天鹅，它扑向中国产能最脆弱的假期—春节。
它犹如冲进瓷器店的大象，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所有人都希望它尽快夺门而出，远离消失。
“离关门恐怕就一个月了。”抱怨，甚至是求救声，从韧性有限的小商户之间蔓延开来。资本市场更是草木皆兵。2月3日股市开盘的大片绿色，让年轻的90后们忍不住感叹：“我第一次见证了千股跌停。”
对生死的恐惧，是人类的第一本能。而财务上的短缺，或者无法避免的经济福利损失，更增加了不安全感。而如今，这两者都相随而来。
“战胜疫情”与“恢复经济”，这是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而改革开放的财富积累和治理革新，则是战胜困难的保证。
当然，在充斥着某些不确定性的时点，我们也必须理性地反思，负责任地预见。
流行病和大城市化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8%迅速提高到了58%，城镇人口增长了约5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集中在了城市。
集中的好处有很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帮助生产和传播知识，让人们更聪明，生活得更舒适。
但集中的代价就是城市病。现代关注较多的是，交通拥堵和房价高昂。如果时间再往前推，特别是回溯到工业化初期，最典型的城市病则来自流行病。
人口密集、商流穿行的城市，其发展速度往往超过了人类公共卫生和医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人类感染流行病的概率。辉煌一时的雅典、君士坦丁堡和伦敦都因为流行病而遭受重创，直到城市有了清洁的饮用水系统、医学得到进步，这个问题才基本解决。
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坐标上看，流行病，一直是城市发展快慢、好坏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它和城市进行的边际博弈，从未停止。若是城市想要赢得这场博弈，就要看其公共服务水平特别是公卫防疫能力的提升速度，是否跑得赢流行病病毒的演化和传染速度。
2019年年末到2020年年初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对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无疑是一次压力测试。在1月末到2月初的十几天里，口罩、酒精、消毒水等物资一物难求，是病毒和城市资源配置竞赛的一个典型截面。
从新冠肺炎暴发的早期情况可以看到，无论是被封城的城市，还是以“输入性病人”为主的其他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医疗资源匮乏、疑似症状求诊不易、患者一床难求的情况。
中国西南地区的一家省级大型医院的门诊医生告诉《南风窗》记者，宣布疫情消息的头一两天，各个科室供医生、护士用的防护服分配下去，人均只有两套。为应对疫情，医院紧急将闲置的房间、楼层整理出来，并第一次在医院大门设置了临时的发热检测。可以看出，城市中的公共卫生资源，在疫情初期显得捉襟见肘。
但是不要忘了，中国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在与病毒的博弈中，缓过劲来的医院、民间力量、政府部门开始多方组织调配物资，包括借鉴当年阻截非典那样引进“小汤山”模式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然而，这场战疫所暴露出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某些深层次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其中关键是，近年来呼声很高的关于城市化进程需要加快速度的问题。现在看来，快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必要，但不能只求快，特别是人口和规模的单兵突进。
事实上，仅仅向城市里塞进更多的人，建造更多基础设施，并不能自动提高未来新市民的生活水平，只会加剧危急关头市场资源配置的难度。集中的代价，还不单单是城市病。
而我国第三产业很大程度还是人力密集型产业，集中于商贸零售、物流会展等，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更加剧了大城市的脆弱性。
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带动了第三产业，但目前来看，它们正在经历阵痛，甚至是最早受到疫情冲击的产业。而我国第三产业很大程度还是人力密集型产业，集中于商贸零售、物流会展等，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更加剧了大城市的脆弱性。
1月23日以来，多地为应对疫情，实施了封城、封路。封城、封路阻隔了人，阻隔了病毒，也阻隔了物资的流通，阻隔了市场。
原本指望在春节消费黄金周大赚一笔的餐饮、酒店、旅游、娱乐场所，由于无人光顾，不得不关门歇业，只能看着提前在12月做出的各种促进消费的投入石沉大海。
规模大一些的企业，比如西贝莜面村，一个在五十多个城市拥有四百多家门店、共两万多名员工的大型连锁餐厅，也对媒体坦言：虽然公司现金流不错，但像现在这样下去，就算贷款也只能撑三个月。
不能忽视的产业链担忧
不可避免的是，疫情的影響已经从第三产业延伸到了第二产业。那些依靠庞大的流动的产业工人带来巨大竞争优势的企业，在“战疫”尚未宣布胜利之前，还有苦日子要熬。
春节对中国制造的产能而言，是枚冰冷的“暂停按键”。按照惯例，正月十五后，“暂停按键”会自动弹起，工厂能大规模恢复产能。但由于疫情来袭，与春节叠加，多省宣布复工延期，意味着中国经济产能“暂停”不幸被延长，企业开始面临更长的产能“真空”。
停工、停产，制造业的成本却不能停止增加。人口、租金、水电、贷款等成本加在一块，一个管理超过100人的广东厂长算了笔账，如果工人无法复工，每天至少亏损3万元。
不幸的是，即使复工，工厂里大部分员工来自外省，其中不乏湖北地区的工人。如果聚集在一起开工，一旦出现冠状病毒的携带者，就会导致全厂被封。一位温州的厂长向《南风窗》记者表示了类似的担忧：“很多员工还没有口罩，怎么开工？” 随着部分工厂的停产在继续，人们对供应链的关心也在与日俱增。湖北即是一例，其中压力主要来自两个产业，一个是汽车制造，一个是电子产业。
武汉作为中国四大乘用车基地之一，汽车业是其第二大支柱产业，约占全市经济的20%，直接雇用人数高达20万人，间接雇用100万人，汇集了五大车系、十家制造厂。而武汉之外，湖北之内，襄阳有东风日产、宜昌有广汽传祺、十堰有东风小康。
在电子产业方面，武汉主要产业有存储、显示和激光。存储领域主要是长江存储、武汉新芯两个品牌。显示面板领域，京东方、华星光电、深天马在武汉都有产线。武汉又为激光产业重地，除了龙头企业，还有一大批激光产业链企业。
人们熟悉的手机品牌，比如美国的苹果、中国的小米和中国电子器件制造商京东方等科技公司，都将湖北地区的工厂纳入了产业链。疫情背景下，这些产业都将受到冲击。
如果疫情持续蔓延，类似的担忧会扩散到更多领域。跨国大公司首先做出了反应，法国标致和雪铁龙相继撤离了非中国籍的员工，返回法国，安富利要求员工在家工作。可以预见，不少企业的供应链将遭到挑战。
而一些国家设置的要素流通障碍，比如关闭边境、取消航班等措施，让英国《金融时报》提出一种忧虑：流行病的蔓延相当于一次去全球化实验。
经济的韧性来自何处？
在疫情面前，既不能忽视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也不能低估它的韧性。
有人将2003年非典拿来比较，得出相对乐观或悲观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标准的局限是，中国当前所处的宏观背景与非典时期完全不同。
乐观者忘了为什么非典对当年经济的冲击仅0.5%，那是因为中国经济正处于强大的上升周期。在外，国际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在内，中国刚刚加入WTO，正在融入全球化，制造业突飞猛进，外贸扶摇直上，资本市场方兴未艾，城市化一日千里，房产地产凯歌高奏，人口红利全情释放。
悲观者忽视了17年后国家实力已大有不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体的抗风险能力更强。可以作一个简单粗暴的比较，2003年的非典，中国GDP总量12万亿元人民币，现如今中国GDP总量已经突破100万亿元。
更重要的是，中国产业的结构调整正让中国经济愈发富有“抵抗力”。比如，疫情期间，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趋势：
武汉作为中国四大乘用车基地之一，汽车业是其第二大支柱产业，约占全市经济的20%。
家庭网上买菜，代替了去菜市场，线上购物习惯被深度发掘；学校的老师运用线上教学，线上布置和批复家庭作业；企业开启线上办公、视频会议，其中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个别医疗机构在照料患者时，派出机器人护理，避免了传染风险。
此外，徐峥的《囧妈》放弃了院线，改为类似Netflix性质的线上收看，开了中国电影业的先河，颠覆了传统电影行业的盈利模式。
非常时期，会催生或强化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模式，再加以巨大市场体量，意味着新的产业可能性。要知道，2003年非典时期，阿里等电商重塑了自己的市场地位，远程会议系统等新型产品得到了完善。
从微观层面讲，如果总结这些存活下来并取得较好成果的行业的共同点，在于它们的固定成本基本比较低，没有必要通过规模来摊薄。比如一个程序员，固定成本几乎就是一台电脑。而一个电商，除了在某宝上固定一个所谓的“摊位”外，仓储之类的东西基本可以忽略。
这些非常时期的创新，其胜出的逻辑却并不特别，简而言之，为别人降低成本。更低价格，更好体验，一直都是个人消费者购买服务和商品的核心考量。而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则是企业参与经济活动的目标。因此，无论2C，还是2B的企业，都应该认识到非常时期，或许有非常的机会。
一组数据，说明了这种机会的现实性：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8.1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约为5.76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04万亿美元。
此外，中国2019年的社会零售总额则进一步接近美国，总体差距缩小。不少市场机构的预测，按照目前的增速，中国将跃居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
通過技术和模式的创新和应用，宏观的需求潜力将有机会进入企业的利润表，具体化为企业销售收入。对那些能度过寒冬的产业和企业来说，疫情正是锻炼抗风险能力、提升内部管理的机会。市场的复苏和爆发，将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人。当然，必须先活下来。
疫情过后，仍是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