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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这场战争一个最荒诞不经的特点是：战争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的，但中国却是“中立国”。在日俄相互宣战3天后，慈禧太后颁发了一道堪称千古奇闻的谕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着各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文武，并晓谕军民人等，一体钦遵，以笃邦交而维大局，勿得疏误！特此通谕知之！钦此。”
清廷的“局外中立”政策，是在当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且控制着“新式陆军”的袁世凯的极力主张下制定的。袁的主要理由是还需要时间“练兵”和改变“财力极窘”的状况。1904年初，当战云密布之时，袁世凯上奏朝廷，说“甲午之役，关内外各军不下20万，仍每以兵单为忧。况现在俄日交哄”，更不能“引火上身”。因此，“不得不谨守局外”，“以为韬晦之计”。而慈禧太后最关心的也不是主权或者战区民众的生命财产，而是“东三省系祖宗陵寝所在，关系甚大”，在得到袁的死党庆亲王奕劻“陵寝当可无虞”的肯定答复后，也就欣然“准奏”了。
清廷决定“韬晦”、“中立”，虽然做到了“笃邦交而维大局”，但却使作为主战场的东北地区蒙受了空前的浩劫。在长达19个月的时间里，东北民众惨遭兵燹之灾，伤亡无计其数。日俄两军建筑炮台、挖掘战壕、修垫车道时，拆毁民房、毁坏民地、砍伐树木、驱使民工，无一不使东北民众遭难。日俄雙方还随意将中国平民当作“间谍”成批处决。清廷战后统计，东北人民死于战火的有2万多人，财产损失折银6900万两。当时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说：“吾中立国之民生息于其地者，掷生命数十万。死亡之数，过于日俄两军。”“鉴湖女侠”秋瑾后来有一句诗“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说的就是这次劫后的惨状。年轻的鲁迅，也是在看了日军处决“为俄国人当间谍的中国人”的纪录片后，大受刺激，愤而决定弃医从文的。
1964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当时对于是不是立即试爆，决策层是有分歧的。负责“两弹”工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反复研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早试”，一个是“晚试”。“晚试”的目的就是要“韬光养晦”，避开锋芒，先抓紧三线建设。报告送到了毛泽东那里，这位不知畏惧的历史伟人权衡再三，一锤定音：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要早响。
当时一个最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中国的原子弹“响”了之后美国的反应。约翰逊总统看了报告后怒不可遏，拍案而起：“美国不能再沉默，我认为应该把第七舰队调往南中国海，向中国人表明美国的态度。”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则轻轻地反问了一句：“总统先生，您是想证明美国强大呢，还是说明害怕？”
不过约翰逊随后发表全国电视广播讲话时，态度却温柔了许多。他说，中国用来制造核武器的资源，“本来可以用来改善中国人民福利的”，因此“这是一个悲剧”，“只会增加中国人民的不安全感”；他还忽然变成了一个环保主义者，“我们同全人类一道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试验使大气遭到污染感到遗憾”。好像忘了此前美国已经进行过几百次核试验了。
清廷和袁世凯的“韬晦”及“中立”政策，并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为“练兵”和改变“财力极窘”的状况赢得时间，清王朝反而因此丧失了最后一点合法性，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仅仅6年就灭亡了。而日本在战胜俄国之后，获得了在东北驻屯军队的特权，这为以后的“九一八”事变及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埋下了伏笔，中华民族几乎因此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毛泽东“吓人”之后，虽然一时使中国显得“锋芒毕露”，但并没有“增加中国人民的不安全感”。相反，从那以后，中国遭受大规模入侵的危险，基本上一劳永逸地消失了。
清廷的“局外中立”政策，是在当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且控制着“新式陆军”的袁世凯的极力主张下制定的。袁的主要理由是还需要时间“练兵”和改变“财力极窘”的状况。1904年初，当战云密布之时，袁世凯上奏朝廷，说“甲午之役，关内外各军不下20万，仍每以兵单为忧。况现在俄日交哄”，更不能“引火上身”。因此，“不得不谨守局外”，“以为韬晦之计”。而慈禧太后最关心的也不是主权或者战区民众的生命财产，而是“东三省系祖宗陵寝所在，关系甚大”，在得到袁的死党庆亲王奕劻“陵寝当可无虞”的肯定答复后，也就欣然“准奏”了。
清廷决定“韬晦”、“中立”，虽然做到了“笃邦交而维大局”，但却使作为主战场的东北地区蒙受了空前的浩劫。在长达19个月的时间里，东北民众惨遭兵燹之灾，伤亡无计其数。日俄两军建筑炮台、挖掘战壕、修垫车道时，拆毁民房、毁坏民地、砍伐树木、驱使民工，无一不使东北民众遭难。日俄雙方还随意将中国平民当作“间谍”成批处决。清廷战后统计，东北人民死于战火的有2万多人，财产损失折银6900万两。当时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说：“吾中立国之民生息于其地者，掷生命数十万。死亡之数，过于日俄两军。”“鉴湖女侠”秋瑾后来有一句诗“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说的就是这次劫后的惨状。年轻的鲁迅，也是在看了日军处决“为俄国人当间谍的中国人”的纪录片后，大受刺激，愤而决定弃医从文的。
1964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当时对于是不是立即试爆，决策层是有分歧的。负责“两弹”工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反复研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早试”，一个是“晚试”。“晚试”的目的就是要“韬光养晦”，避开锋芒，先抓紧三线建设。报告送到了毛泽东那里，这位不知畏惧的历史伟人权衡再三，一锤定音：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要早响。
当时一个最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中国的原子弹“响”了之后美国的反应。约翰逊总统看了报告后怒不可遏，拍案而起：“美国不能再沉默，我认为应该把第七舰队调往南中国海，向中国人表明美国的态度。”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则轻轻地反问了一句：“总统先生，您是想证明美国强大呢，还是说明害怕？”
不过约翰逊随后发表全国电视广播讲话时，态度却温柔了许多。他说，中国用来制造核武器的资源，“本来可以用来改善中国人民福利的”，因此“这是一个悲剧”，“只会增加中国人民的不安全感”；他还忽然变成了一个环保主义者，“我们同全人类一道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试验使大气遭到污染感到遗憾”。好像忘了此前美国已经进行过几百次核试验了。
清廷和袁世凯的“韬晦”及“中立”政策，并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为“练兵”和改变“财力极窘”的状况赢得时间，清王朝反而因此丧失了最后一点合法性，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仅仅6年就灭亡了。而日本在战胜俄国之后，获得了在东北驻屯军队的特权，这为以后的“九一八”事变及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埋下了伏笔，中华民族几乎因此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毛泽东“吓人”之后，虽然一时使中国显得“锋芒毕露”，但并没有“增加中国人民的不安全感”。相反，从那以后，中国遭受大规模入侵的危险，基本上一劳永逸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