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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浒传》里，西门庆很早就死了---他跟潘金莲偷欢，害死武大郎，被武松杀死在狮子楼。这算是恶有恶报、大快人心。但《金瓶梅》的作者看不起如此幼稚浅薄的故事：一个恶霸富豪占取了卖饼汉子的老婆，算得了什么事情呢？正义如此容易得到伸张，世界就不像个世界了！
于是《金瓶梅》从这里开始改写。在狮子楼上，多出个向西门庆报讯的皂隶李外传。当武松告官不应、自来寻仇时，机警的西门庆远远看见，赶紧跳窗逃走了。武松杀不了西门庆，力气无处用，提起李外传从酒楼窗中扔到当街；犹不解恨，又下得楼来往他兜裆踢上两脚，于是呜呼哀哉，断气身亡。众人以为他认错了人，告诉他此人不是西门庆，武松的回答十分滑稽：“我问他，如何不说？我所以打他。原来不经打，就死了。”死原来是李外传的错：他不经打。小说于此感叹到：“张公吃酒李公醉。”
当时武松的身份，乃是清河县的巡捕都头，相当于县公安局的刑警大队长。此前，他曾在景阳冈打虎，是为民除害的英雄，又曾为知县押送金银到京城贿赂上司，是老爷的亲信。或许，一怒之下打死个衙门的小差役，他也不觉得是太大的事情？但这案子审起来，因西门庆大把使钱，上下打点，方向就变了，成了武松醉酒寻衅，为细故斗殴杀人，西门庆的影子都不在案卷里出现。
县太爷定案，需要旁证，这当然没有多少难处；需要口供，也“朦胧取了供招”---这表明武松是认了罪的。你要是受《水浒传》的影响，难免会惊诧：武松这样的英雄，怎么可能报仇不成，还低头认罪？
但这是《金瓶梅》，它不相信正义也不相信英雄。县太爷的信条，叫作“人是苦虫，不打不招”。这话稍加诠释，意思是：人遭罪受苦乃是本份，无所谓冤不冤，只要定了罪名用上刑，哪有不招认的？岂不知英雄难过苦刑关！
后面一番周折，写得更有意思。
案子提交到上级衙门东平府复审，而这东平府府尹陈文昭“极是个清廉的官”，他“天生正直，禀性贤明；常怀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这显然有了转机，给读者以极大的希望。果然，武松叫起冤来，府尹立刻明白了真相，当下把负责押送武松的司吏钱劳打了二十板，行文到清河县提取西门庆、潘金莲等一干人犯。青天在故事需要他的时候及时地出现了。
但青天也有他的难处。西门庆不敢打点陈文昭，星夜派家人去京城走杨提督的门路，提督又转央内阁蔡太师，关系找到中央去了。太师考虑的因素很多，不仅有杨提督的情面，还有清河李知县的“名节”。至于卖饼的武大郎，生也罢死也罢，不值得多说。于是连忙发信给陈府尹，让他不必节外生枝。而陈府尹本是蔡太师门生，“又见杨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说得话的官”，二人份量之重，足以压倒他的“正直”与“贤明”。认为清官就一定会“清”到底，在《金瓶梅》的作者看来，也是幼稚可笑的念头。官场本身已经污浊不堪，如果有那样的清官，早就混不下去了！
终了武松得以免死，问了个脊杖四十，脸上刺了两行金字，发配二千里充军。作为“清官”，陈文昭在人情和良心两方面都做了交代。
“武二充配孟州道，妻妾宴赏芙蓉亭”，这是《金瓶梅》第十回的回目，对比极其鲜明而生动。这以后，西门庆依旧做他的生意做他的官，安享富贵，寻花问柳，直到纵欲身亡。等得武松回过身来再度寻仇，只找到失去依靠的潘金莲和王婆。没有了西门庆，他手忙脚乱，对两个虽说有罪其实孤弱的女人又是断头又是剜腹，显得愚蠢而可笑。说到底，那也只是“张公吃酒李公醉”罢了。
王国维说，中国文学好说诗化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以此给人以虚假的安慰。《金瓶梅》却是例外，它告诉人们：恶人只要足够强大，没有什么想象的正义可以惩罚他，死也只是他自己找死罢了。它倒是有许多“张公吃酒李公醉”式的荒诞，以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使人沉思。
于是《金瓶梅》从这里开始改写。在狮子楼上，多出个向西门庆报讯的皂隶李外传。当武松告官不应、自来寻仇时，机警的西门庆远远看见，赶紧跳窗逃走了。武松杀不了西门庆，力气无处用，提起李外传从酒楼窗中扔到当街；犹不解恨，又下得楼来往他兜裆踢上两脚，于是呜呼哀哉，断气身亡。众人以为他认错了人，告诉他此人不是西门庆，武松的回答十分滑稽：“我问他，如何不说？我所以打他。原来不经打，就死了。”死原来是李外传的错：他不经打。小说于此感叹到：“张公吃酒李公醉。”
当时武松的身份，乃是清河县的巡捕都头，相当于县公安局的刑警大队长。此前，他曾在景阳冈打虎，是为民除害的英雄，又曾为知县押送金银到京城贿赂上司，是老爷的亲信。或许，一怒之下打死个衙门的小差役，他也不觉得是太大的事情？但这案子审起来，因西门庆大把使钱，上下打点，方向就变了，成了武松醉酒寻衅，为细故斗殴杀人，西门庆的影子都不在案卷里出现。
县太爷定案，需要旁证，这当然没有多少难处；需要口供，也“朦胧取了供招”---这表明武松是认了罪的。你要是受《水浒传》的影响，难免会惊诧：武松这样的英雄，怎么可能报仇不成，还低头认罪？
但这是《金瓶梅》，它不相信正义也不相信英雄。县太爷的信条，叫作“人是苦虫，不打不招”。这话稍加诠释，意思是：人遭罪受苦乃是本份，无所谓冤不冤，只要定了罪名用上刑，哪有不招认的？岂不知英雄难过苦刑关！
后面一番周折，写得更有意思。
案子提交到上级衙门东平府复审，而这东平府府尹陈文昭“极是个清廉的官”，他“天生正直，禀性贤明；常怀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这显然有了转机，给读者以极大的希望。果然，武松叫起冤来，府尹立刻明白了真相，当下把负责押送武松的司吏钱劳打了二十板，行文到清河县提取西门庆、潘金莲等一干人犯。青天在故事需要他的时候及时地出现了。
但青天也有他的难处。西门庆不敢打点陈文昭，星夜派家人去京城走杨提督的门路，提督又转央内阁蔡太师，关系找到中央去了。太师考虑的因素很多，不仅有杨提督的情面，还有清河李知县的“名节”。至于卖饼的武大郎，生也罢死也罢，不值得多说。于是连忙发信给陈府尹，让他不必节外生枝。而陈府尹本是蔡太师门生，“又见杨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说得话的官”，二人份量之重，足以压倒他的“正直”与“贤明”。认为清官就一定会“清”到底，在《金瓶梅》的作者看来，也是幼稚可笑的念头。官场本身已经污浊不堪，如果有那样的清官，早就混不下去了！
终了武松得以免死，问了个脊杖四十，脸上刺了两行金字，发配二千里充军。作为“清官”，陈文昭在人情和良心两方面都做了交代。
“武二充配孟州道，妻妾宴赏芙蓉亭”，这是《金瓶梅》第十回的回目，对比极其鲜明而生动。这以后，西门庆依旧做他的生意做他的官，安享富贵，寻花问柳，直到纵欲身亡。等得武松回过身来再度寻仇，只找到失去依靠的潘金莲和王婆。没有了西门庆，他手忙脚乱，对两个虽说有罪其实孤弱的女人又是断头又是剜腹，显得愚蠢而可笑。说到底，那也只是“张公吃酒李公醉”罢了。
王国维说，中国文学好说诗化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以此给人以虚假的安慰。《金瓶梅》却是例外，它告诉人们：恶人只要足够强大，没有什么想象的正义可以惩罚他，死也只是他自己找死罢了。它倒是有许多“张公吃酒李公醉”式的荒诞，以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使人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