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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在努力推进的经济社会转型，在经济领域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在要素结构上，通过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状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在产业结构上，改变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继续鼓励发展第三产业。三是在需求结构上，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增长的局面，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四是在城乡结构上，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努力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为了实现这四个转型，在改革上，要采取一系列重大的措施：
一、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国有企业改革三个重点，一是从过去以管资产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二是国有企业要吸收民间资本入股，发展为混合所有制的企业；三是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
员工持股包括核心层、骨干层、老员工持股，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国有企业才能够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规范的股份制的公司。只有员工持股，才能够使本企业的管理层和老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的股东，成为企业的主人翁。大家同心协力把公司办好。
如果这个公司办得好，股票升值，大家就可以成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如果这个公司倒闭了，大家都是穷光蛋，所以，大家会拼了命的把公司搞好。这也是西方的一些跨国公司能够成为百年老店的一个诀窍，我们的国有企业也要成为这样的公司。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指出了这样的改革方向，当然了，员工持股不是说人人有股，人人有股又标成平均主义了。一般来说，员工持股的比例以30%—40%为宜，而且每年要评选优秀员工，只有优秀员工才有资格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可以对优秀员工奖励公司的认股权。
这样员工既拿到了一份工资的收入，又拿到了一份股金分红的收入，有了这两份收入，使劳动者变成有产者，劳者有其股。劳动者才能够迅速富裕起来，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二、发展股份合作制企业
股份合作制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是公有制的初级形式。股份合作制是浙江台州农民发明的，在乡镇企业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股份合作制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重要的产权组织形式。在十八大召开之前，我带队到浙江对所有制的结构进行调研，发现混合所有的股份合作制是发展最快、活力最强的一类经济组织形式。
发展股份合作制国内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最成功的要数深圳的华为公司，华为公司有17万员工，其中7万人持股。另一个是浙江的舜宇公司，公司原来百分之百是老板个人股份，后来发明了一个理论，叫做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他发现股权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大家积极性很难释放出来，后来他把股份分为骨干层、核心层、员工层持股，劳动者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第三个案例是内蒙伊泰集团，现在这个公司发展得非常好。我们不应在私营企业强制推行股份合作制，但可以引导。浙江民营企业主30%是党员，这些党员入党的时候接受了党的教育，把股份合作制的好处讲清通过引导、宣传，让他们向华为这些公司学习，股权适当分散，我相信会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逐步发展为股份合作制的企业。
三、赋予农民以土地财产权
对农民的承包制、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实行所有权与用益物权分离，所有权归村集体，用益物权或者说财产权归农户。农户凭借对土地用益物权对土地进行抵押、担保、转让，可获得财产性收入。
去年山东省有的县有了突破，一个县成立一个土地抵押贷款担保公司，银行以土地用益物权为抵押，万一贷款的企业跑路了，不干了，怎么办？由土地抵押的担保公司收储，重新招标，选择新的经营者，消除银行的后顾之忧。这可以利用三块地为抵押调动银行的贷款。
如果“十三五”时期，我们以农村的三块地为抵押，撬动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20万亿元投入到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市民化、特色小镇建设，城乡差距必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开放39年，我们大的结构调整经历了3次，一是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崛起，把农产品和轻纺产品供给短缺问题解决了。
二是上世纪90年代，我们发展四大支柱产业，电子机械、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这四大支柱产业原来占GDP的比例不到8%，后来提高到25%以上。所以，第二轮90年代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腾飞。
第三次大的结构转换就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发行长期建设债券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超过了美国，世界第一，高铁网世界第一，无线通信网和光纤网世界第一。这10年，我们用国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扩大大学招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国民经济实现了长达10年两位数的黄金增长期。现在进入到第四次结构大转换，我认为这次结构大转换就是以农村的发展如何接近和赶上城市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如何接近城市的水平，这是这次结构大转换面临的核心任务。
四、引导劳资分配的合理比例
华为公司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比例是3∶1，3∶1具有重大的突破性意义。在发达国家可能是1∶3。按照华为这样的比例，就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上个月我到华为调研探讨劳资分配比例，任正非同志给我介绍，开始的时候，按资分配的比例较高，结果一些持股高的员工一年分红就可以拿到几百万，这些人不愿意干活了。他说这样不行，要调整劳资分配的比例，扩大按劳分配的比重，特别是使新增的利润向第一线创造技术专利、创造利润、开拓市场的人倾斜。经过不断调整，调动职工劳动创造的积极性。
2015年，华为工资分配达到1200亿，按资分配400亿，员工平均收入达到90万。这样的收入水平同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公司接近了，有了这样的收入水平就能招揽全世界优秀的人才进入企业。
根据斯蒂格利兹披露，2015年美国1%的人拿到新增收入的91%。又有统计数据，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10年的40年，新增收入三分之二以上为资本和技术拥有者攫取，蓝领阶层收入几乎没有增加。华为股权结构和劳资分配比例的突破性意义，在于破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榨取剩余劳动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也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做到。所以，中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应当有更多的政治优势。
（本文为作者在第九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上的演讲）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为了实现这四个转型，在改革上，要采取一系列重大的措施：
一、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国有企业改革三个重点，一是从过去以管资产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二是国有企业要吸收民间资本入股，发展为混合所有制的企业；三是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
员工持股包括核心层、骨干层、老员工持股，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国有企业才能够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规范的股份制的公司。只有员工持股，才能够使本企业的管理层和老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的股东，成为企业的主人翁。大家同心协力把公司办好。
如果这个公司办得好，股票升值，大家就可以成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如果这个公司倒闭了，大家都是穷光蛋，所以，大家会拼了命的把公司搞好。这也是西方的一些跨国公司能够成为百年老店的一个诀窍，我们的国有企业也要成为这样的公司。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指出了这样的改革方向，当然了，员工持股不是说人人有股，人人有股又标成平均主义了。一般来说，员工持股的比例以30%—40%为宜，而且每年要评选优秀员工，只有优秀员工才有资格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可以对优秀员工奖励公司的认股权。
这样员工既拿到了一份工资的收入，又拿到了一份股金分红的收入，有了这两份收入，使劳动者变成有产者，劳者有其股。劳动者才能够迅速富裕起来，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二、发展股份合作制企业
股份合作制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是公有制的初级形式。股份合作制是浙江台州农民发明的，在乡镇企业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股份合作制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重要的产权组织形式。在十八大召开之前，我带队到浙江对所有制的结构进行调研，发现混合所有的股份合作制是发展最快、活力最强的一类经济组织形式。
发展股份合作制国内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最成功的要数深圳的华为公司，华为公司有17万员工，其中7万人持股。另一个是浙江的舜宇公司，公司原来百分之百是老板个人股份，后来发明了一个理论，叫做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他发现股权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大家积极性很难释放出来，后来他把股份分为骨干层、核心层、员工层持股，劳动者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第三个案例是内蒙伊泰集团，现在这个公司发展得非常好。我们不应在私营企业强制推行股份合作制，但可以引导。浙江民营企业主30%是党员，这些党员入党的时候接受了党的教育，把股份合作制的好处讲清通过引导、宣传，让他们向华为这些公司学习，股权适当分散，我相信会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逐步发展为股份合作制的企业。
三、赋予农民以土地财产权
对农民的承包制、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实行所有权与用益物权分离，所有权归村集体，用益物权或者说财产权归农户。农户凭借对土地用益物权对土地进行抵押、担保、转让，可获得财产性收入。
去年山东省有的县有了突破，一个县成立一个土地抵押贷款担保公司，银行以土地用益物权为抵押，万一贷款的企业跑路了，不干了，怎么办？由土地抵押的担保公司收储，重新招标，选择新的经营者，消除银行的后顾之忧。这可以利用三块地为抵押调动银行的贷款。
如果“十三五”时期，我们以农村的三块地为抵押，撬动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20万亿元投入到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市民化、特色小镇建设，城乡差距必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开放39年，我们大的结构调整经历了3次，一是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崛起，把农产品和轻纺产品供给短缺问题解决了。
二是上世纪90年代，我们发展四大支柱产业，电子机械、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这四大支柱产业原来占GDP的比例不到8%，后来提高到25%以上。所以，第二轮90年代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腾飞。
第三次大的结构转换就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发行长期建设债券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超过了美国，世界第一，高铁网世界第一，无线通信网和光纤网世界第一。这10年，我们用国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扩大大学招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国民经济实现了长达10年两位数的黄金增长期。现在进入到第四次结构大转换，我认为这次结构大转换就是以农村的发展如何接近和赶上城市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如何接近城市的水平，这是这次结构大转换面临的核心任务。
四、引导劳资分配的合理比例
华为公司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比例是3∶1，3∶1具有重大的突破性意义。在发达国家可能是1∶3。按照华为这样的比例，就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上个月我到华为调研探讨劳资分配比例，任正非同志给我介绍，开始的时候，按资分配的比例较高，结果一些持股高的员工一年分红就可以拿到几百万，这些人不愿意干活了。他说这样不行，要调整劳资分配的比例，扩大按劳分配的比重，特别是使新增的利润向第一线创造技术专利、创造利润、开拓市场的人倾斜。经过不断调整，调动职工劳动创造的积极性。
2015年，华为工资分配达到1200亿，按资分配400亿，员工平均收入达到90万。这样的收入水平同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公司接近了，有了这样的收入水平就能招揽全世界优秀的人才进入企业。
根据斯蒂格利兹披露，2015年美国1%的人拿到新增收入的91%。又有统计数据，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10年的40年，新增收入三分之二以上为资本和技术拥有者攫取，蓝领阶层收入几乎没有增加。华为股权结构和劳资分配比例的突破性意义，在于破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榨取剩余劳动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也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做到。所以，中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应当有更多的政治优势。
（本文为作者在第九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上的演讲）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