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表面上，中、英与美国结成同盟成立反法西斯战线，但实际上，中国与英国的外交关系一直不甚友好。在1942年和1945年召开的太平洋学会会议上，双方代表团成员针对影响双边关系的关键问题，如中国战后地位问题、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等进行了陈述。本文拟从这两次会议入手，梳理中英双方在抗战后期的关系。
[关键词]中英关系；太平洋学会；抗战后期
[中图分类号]K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3-0148-03
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之时起，便被迫开始了与英国的邦交关系。中英关系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总体上一直处于不友好状态：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情绪高涨；英国为谋求其在远东殖民地的和平，而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甚至一度关闭了维持中国补给的滇缅公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表面上，中、英与美国结成同盟成立反法西斯战线，但实际上，由于缅甸战场上的矛盾、印度国大党问题上的龃龉，以及西藏问题、香港归属问题上观点的不一致都导致抗战后期中英关系实际上已逐渐尖锐。
中国先后于1942年12月和1945年1月参加了太平洋学会①第八、第九次会议，英国同时也列席。太平洋学会会议虽然是学术会议，“但各国代表之言论至少当具有半官方性质之意见。此点尤以英国为然”，“在历届太平洋学会会议中，英方代表之意见向正确代表其政府之观点”[1]（P585）。通过研究中英双方在会议上观点的交锋，以及中方所准备之对策，可以看出两国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外交关系。
学术界对于抗日战争时期中英关系的研究较为充分，李世安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2]一书中，运用英国收藏的档案资料对于抗战后期中英关系予以论述，包括双方在西藏、香港、印度等问题上的矛盾；但宏观论述较多，未见以具体史料针对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的部分。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英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1942年中英改订新约和香港问题上，李世安于《1943年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香港问题》[3]一文中指出，香港问题是中英签订新约过程中极大的阻碍。陶文钊的《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问题》[4]一文指出，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交涉延续了英国作为列强与中国的关系。相关的研究还有很多，但运用的史料多为英方的档案文献。
有关太平洋学会的研究相对较少，多是梳理中国学会的发展，或通过学会会议分析中日关系变化的探讨。以太平洋学会会议为切入点，梳理中英在会议议题上的交往，从而洞悉两国的外交关系之研究尚未得见。因此，笔者尝试从此两次太平洋学会会议入手，通过分析中英双方在会上（或会后）的观点，梳理中英在抗战后期的两国关系。
一、 关于中国战后地位的争论
中国战后地位问题，是1942年和1945年两次太平洋学会会议的主要论题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美三方结成联盟共同抗击法西斯势力，英美两方均承诺向中国提供武器支援，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国民政府在《抗战四年来之外交》中亦高度评价了中英之间在抗战后的“传统友谊”，细数了多件案例以证明“英之对华态度盖仍积极援助我国”[5]（P123）。在此基础上，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战后中国的地位会更加接近美英，或与之平行。但是，单从太平洋学会会议上来看，中国的诉求仍被会议搁置，中英双方的“平等”交往也仅停留在文字上，中国战后的国际地位问题仍不甚明朗。
香港问题是关系到中国战后地位的重要因素，在1942年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在演讲中指出，中方最大的希望之一是能够在战争结束之后收回被武力或武力威胁夺去的领土。英方学者海雷勋爵在关于太平洋地区战后安全问题的演讲中却表示，“若认为香港之将来，仅以现行旧约权利为基础进行中英间交涉即可决定，将不可能”，“香港之将来，须视中国与太平洋集团各分子间关于维持交通贸易及保障安全之重要口岸之各种规定而定”[1]（P583）。英方将不能按期归还香港与九龙的理由转移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上，表面上提出与中国协商，实则是从英方本国利益出发，胁迫中国放弃按约收回香港。对此，国民政府参事室张忠绂张忠绂（1901-1977），字子缨，武昌县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旋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历任东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并任《外交日报》总编辑。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外交部参事、美洲司司长。抗战胜利后赴美，任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顾问、办事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留住美国。著有《欧洲外交史》、《中华民国外交史》等。在回复蒋介石的电报时提出，“港九应交还中国，至少亦应暂依旧约办理。至于港九对于国际贸易与保障安全所能贡献之责任，应由中国将来视实际情形及广泛类似性质之国际规定再行决定”[1]（P590），即“暂时切勿因香港问题与英国冲突”[6]（P173）。
其后，在1945年的会议上双方仍对香港问题各执一词，中方代表团团员张忠绂在与会左派人士的追问下以个人立场表示，香港是中国领土，希望英方早日与中国商谈归还香港的办法。英方代表以“香港之有今日，完全是英国人的功劳”[6]（P173）为借口进行反驳，仍未表示归还香港的计划或意愿。
对于如何处理其他被侵占领土的问题，亦是体现中国国际地位重要方面。从中国自身出发，中方当然希望与相关国家进行独立、对等商谈，和平取得领土主权。但英方在1942年海雷勋爵的提案中，除了中苏关于外蒙之宗主权问题，中国东北的领土问题、工业建设问题，均需要第三方力量介入进行调解。推而广之，朝鲜和东南亚各国战后的独立，也需要第三国参与。作为主权国家，中国有权利独立解决其主权问题，同时捍卫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而英方却极力促使中间力量参与其中，破坏中国及周边国家的主权独立与自主。
日本战后地位的设定，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战后地位问题的关键，亦是两次太平洋学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在两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整体诉求一直是彻底打败日本，但一直与英方处于对立的地位。在讨论关于如何处置日本经济的问题时，英国代表表示：“除非我们给日本提供更多的出口机会，日本就不可能维持其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平，那种认为我们可以摧毁日本的工业，要求日本进行赔偿而日本仍能维持其生活水平的想法是不现实的。”[7]这与中国一直以来“不以任何年限为标准，而以防止日本再度侵略之可能为目的”[1]（P591）的主张是相背离的。 显然在这一问题上，英方出于自身在远东地区的利益，防止中国战后崛起，决定在战后扶植日本。在中英双方的外交交涉过程中，中国再次在关键问题上处于不利局面。
二、 中英双方达成的部分一致
中英双方在抗战后期的关系是复杂的，并不能单方面地判断成对立，而是介于矛盾的不断激化和缓和之中。双方总能在一些问题的部分方面达成一致，或是单从行动和文字其中一方面达成一致。
在战后处置日本方面，英方与中方在解除武装、领土变更和赔偿等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例如：严格执行开罗会议决定，不仅剥夺日本所辖之台湾、朝鲜及委任统治岛屿[8]。但在具体事项上，英方仍以遏制中国为出发点，例如提及日本仅限于归还1930年后占领的土地，而且琉球、千岛等地剥夺后作盟军之海空军战略基地，事实上即为英美所用。
在取消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方面，中国在1942年会议上提出希望废除中国曾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英方也表示“英美也已同意治外法权须予终止”[1]（P582）。但至于旧约如何废除、新约如何签订等问题，却迟迟未能商定。
在构建战后太平洋地区安全布局时，英方提出建立区域性的地方机构，中方未表示反对。“对于为太平洋诸民族取得新秩序与较高之生活标准以及‘四种自由’之展望，均无异议”[1]（P587），双方都有意愿维护太平洋地区战后的稳定与安全。
三、抗战后期中英关系状况的成因
陈永刚在《不协调的同盟——1942-1945年中英关系考察》一文中指出：“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意味着中英正式结成了反日‘同盟’。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同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同盟，而是不协调的同盟。”[9]（P451）形成这种不协调同盟，而使中英关系呈尖锐化发展的原因何在？
英国在处理中英问题时仍极力维护其“殖民者”的利益，以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提倡促使中间力量介入的英国，唯独对待外蒙古问题时建议中苏双方直接解决，英国不愿开罪苏联从而得以巩固其在西藏的地位；而介入中日、朝日和东南亚等国家的领土变更问题，一方面可以遏制亚洲国家力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则维护了其在亚洲的影响力，仍维持殖民与被殖民的现状。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做出了巨大贡献，理应在战后寻求更高的国际地位，以及与大国平等交往的权利。蒋介石在批复有关英国干涉中国西藏内政的电文时就明确表示“西藏为中国领土，我国内政，决不受任何国家预问”[1]（P592），这表明中国至少从表面上已开始摆脱被殖民与侵略的状况，寻求捍卫国家主权。
国民政府的实际行动较为软弱，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足以与英国平等对抗。就在中国极力争取大国国际地位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在想方设法取得英国的五千万英镑贷款，接受了英方的援助也就意味着话语权的减弱，而英方又极易恢复至殖民者的地位，从而忽视中方在国际上的诉求。国民政府在面对英方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时，也会进行声讨，或制定态度明确的理论对策，例如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强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港九，并把这一点列入国民党党纲，但由于没有强硬的行动，这样的纸面斗争再激烈也实际上毫无效果。
“中英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抗性，即殖民主义与反对殖民主义的矛盾”[2]（P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直至二战结束后，双方无论出于主观或客观，都无法彻底放弃殖民与被殖民的角色。从而出现利益对立、实力差异，导致了中英之间不协调的外交关系，且有尖锐化发展的趋势。
抗战后期中国与英国发展外交关系，是中国试图摆脱以往形象，追求大国国际地位的缩影。纵然国民政府的努力并未取得完全成功，但它在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历史上具有实际意义，为中国争取国际地位的后续活动打下了基础。
[参考文献]
[1]蒋介石为研究英国海雷勋爵在太平洋学会会议上演讲并拟定对策方案与参事室往来电[C]//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2]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李世安.1943年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香港问题[J].历史研究，1993（5）.
[4]陶文钊.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问题[J].历史研究，1994（5）.
[5]外交部所编之“抗战四年来之外交”[C]//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6]沈云龙，张忠绂.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集·第五十三辑·迷惘集[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7]欧阳军喜.胡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兼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两难处境[J].安徽史学，2006（1）.
[8]《太平洋学会协议战后处置日本》，《大公报》，1945-01-13.
[9]陈永刚.不协调的同盟——1942-1945年中英关系考察[C]//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1945-1995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近代史研究杂志社，1995.
[责任编辑薄刚]
[关键词]中英关系；太平洋学会；抗战后期
[中图分类号]K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3-0148-03
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之时起，便被迫开始了与英国的邦交关系。中英关系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总体上一直处于不友好状态：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情绪高涨；英国为谋求其在远东殖民地的和平，而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甚至一度关闭了维持中国补给的滇缅公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表面上，中、英与美国结成同盟成立反法西斯战线，但实际上，由于缅甸战场上的矛盾、印度国大党问题上的龃龉，以及西藏问题、香港归属问题上观点的不一致都导致抗战后期中英关系实际上已逐渐尖锐。
中国先后于1942年12月和1945年1月参加了太平洋学会①第八、第九次会议，英国同时也列席。太平洋学会会议虽然是学术会议，“但各国代表之言论至少当具有半官方性质之意见。此点尤以英国为然”，“在历届太平洋学会会议中，英方代表之意见向正确代表其政府之观点”[1]（P585）。通过研究中英双方在会议上观点的交锋，以及中方所准备之对策，可以看出两国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外交关系。
学术界对于抗日战争时期中英关系的研究较为充分，李世安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2]一书中，运用英国收藏的档案资料对于抗战后期中英关系予以论述，包括双方在西藏、香港、印度等问题上的矛盾；但宏观论述较多，未见以具体史料针对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的部分。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英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1942年中英改订新约和香港问题上，李世安于《1943年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香港问题》[3]一文中指出，香港问题是中英签订新约过程中极大的阻碍。陶文钊的《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问题》[4]一文指出，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交涉延续了英国作为列强与中国的关系。相关的研究还有很多，但运用的史料多为英方的档案文献。
有关太平洋学会的研究相对较少，多是梳理中国学会的发展，或通过学会会议分析中日关系变化的探讨。以太平洋学会会议为切入点，梳理中英在会议议题上的交往，从而洞悉两国的外交关系之研究尚未得见。因此，笔者尝试从此两次太平洋学会会议入手，通过分析中英双方在会上（或会后）的观点，梳理中英在抗战后期的两国关系。
一、 关于中国战后地位的争论
中国战后地位问题，是1942年和1945年两次太平洋学会会议的主要论题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美三方结成联盟共同抗击法西斯势力，英美两方均承诺向中国提供武器支援，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国民政府在《抗战四年来之外交》中亦高度评价了中英之间在抗战后的“传统友谊”，细数了多件案例以证明“英之对华态度盖仍积极援助我国”[5]（P123）。在此基础上，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战后中国的地位会更加接近美英，或与之平行。但是，单从太平洋学会会议上来看，中国的诉求仍被会议搁置，中英双方的“平等”交往也仅停留在文字上，中国战后的国际地位问题仍不甚明朗。
香港问题是关系到中国战后地位的重要因素，在1942年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在演讲中指出，中方最大的希望之一是能够在战争结束之后收回被武力或武力威胁夺去的领土。英方学者海雷勋爵在关于太平洋地区战后安全问题的演讲中却表示，“若认为香港之将来，仅以现行旧约权利为基础进行中英间交涉即可决定，将不可能”，“香港之将来，须视中国与太平洋集团各分子间关于维持交通贸易及保障安全之重要口岸之各种规定而定”[1]（P583）。英方将不能按期归还香港与九龙的理由转移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上，表面上提出与中国协商，实则是从英方本国利益出发，胁迫中国放弃按约收回香港。对此，国民政府参事室张忠绂张忠绂（1901-1977），字子缨，武昌县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旋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历任东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并任《外交日报》总编辑。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外交部参事、美洲司司长。抗战胜利后赴美，任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顾问、办事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留住美国。著有《欧洲外交史》、《中华民国外交史》等。在回复蒋介石的电报时提出，“港九应交还中国，至少亦应暂依旧约办理。至于港九对于国际贸易与保障安全所能贡献之责任，应由中国将来视实际情形及广泛类似性质之国际规定再行决定”[1]（P590），即“暂时切勿因香港问题与英国冲突”[6]（P173）。
其后，在1945年的会议上双方仍对香港问题各执一词，中方代表团团员张忠绂在与会左派人士的追问下以个人立场表示，香港是中国领土，希望英方早日与中国商谈归还香港的办法。英方代表以“香港之有今日，完全是英国人的功劳”[6]（P173）为借口进行反驳，仍未表示归还香港的计划或意愿。
对于如何处理其他被侵占领土的问题，亦是体现中国国际地位重要方面。从中国自身出发，中方当然希望与相关国家进行独立、对等商谈，和平取得领土主权。但英方在1942年海雷勋爵的提案中，除了中苏关于外蒙之宗主权问题，中国东北的领土问题、工业建设问题，均需要第三方力量介入进行调解。推而广之，朝鲜和东南亚各国战后的独立，也需要第三国参与。作为主权国家，中国有权利独立解决其主权问题，同时捍卫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而英方却极力促使中间力量参与其中，破坏中国及周边国家的主权独立与自主。
日本战后地位的设定，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战后地位问题的关键，亦是两次太平洋学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在两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整体诉求一直是彻底打败日本，但一直与英方处于对立的地位。在讨论关于如何处置日本经济的问题时，英国代表表示：“除非我们给日本提供更多的出口机会，日本就不可能维持其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平，那种认为我们可以摧毁日本的工业，要求日本进行赔偿而日本仍能维持其生活水平的想法是不现实的。”[7]这与中国一直以来“不以任何年限为标准，而以防止日本再度侵略之可能为目的”[1]（P591）的主张是相背离的。 显然在这一问题上，英方出于自身在远东地区的利益，防止中国战后崛起，决定在战后扶植日本。在中英双方的外交交涉过程中，中国再次在关键问题上处于不利局面。
二、 中英双方达成的部分一致
中英双方在抗战后期的关系是复杂的，并不能单方面地判断成对立，而是介于矛盾的不断激化和缓和之中。双方总能在一些问题的部分方面达成一致，或是单从行动和文字其中一方面达成一致。
在战后处置日本方面，英方与中方在解除武装、领土变更和赔偿等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例如：严格执行开罗会议决定，不仅剥夺日本所辖之台湾、朝鲜及委任统治岛屿[8]。但在具体事项上，英方仍以遏制中国为出发点，例如提及日本仅限于归还1930年后占领的土地，而且琉球、千岛等地剥夺后作盟军之海空军战略基地，事实上即为英美所用。
在取消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方面，中国在1942年会议上提出希望废除中国曾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英方也表示“英美也已同意治外法权须予终止”[1]（P582）。但至于旧约如何废除、新约如何签订等问题，却迟迟未能商定。
在构建战后太平洋地区安全布局时，英方提出建立区域性的地方机构，中方未表示反对。“对于为太平洋诸民族取得新秩序与较高之生活标准以及‘四种自由’之展望，均无异议”[1]（P587），双方都有意愿维护太平洋地区战后的稳定与安全。
三、抗战后期中英关系状况的成因
陈永刚在《不协调的同盟——1942-1945年中英关系考察》一文中指出：“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意味着中英正式结成了反日‘同盟’。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同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同盟，而是不协调的同盟。”[9]（P451）形成这种不协调同盟，而使中英关系呈尖锐化发展的原因何在？
英国在处理中英问题时仍极力维护其“殖民者”的利益，以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提倡促使中间力量介入的英国，唯独对待外蒙古问题时建议中苏双方直接解决，英国不愿开罪苏联从而得以巩固其在西藏的地位；而介入中日、朝日和东南亚等国家的领土变更问题，一方面可以遏制亚洲国家力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则维护了其在亚洲的影响力，仍维持殖民与被殖民的现状。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做出了巨大贡献，理应在战后寻求更高的国际地位，以及与大国平等交往的权利。蒋介石在批复有关英国干涉中国西藏内政的电文时就明确表示“西藏为中国领土，我国内政，决不受任何国家预问”[1]（P592），这表明中国至少从表面上已开始摆脱被殖民与侵略的状况，寻求捍卫国家主权。
国民政府的实际行动较为软弱，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足以与英国平等对抗。就在中国极力争取大国国际地位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在想方设法取得英国的五千万英镑贷款，接受了英方的援助也就意味着话语权的减弱，而英方又极易恢复至殖民者的地位，从而忽视中方在国际上的诉求。国民政府在面对英方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时，也会进行声讨，或制定态度明确的理论对策，例如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强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港九，并把这一点列入国民党党纲，但由于没有强硬的行动，这样的纸面斗争再激烈也实际上毫无效果。
“中英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抗性，即殖民主义与反对殖民主义的矛盾”[2]（P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直至二战结束后，双方无论出于主观或客观，都无法彻底放弃殖民与被殖民的角色。从而出现利益对立、实力差异，导致了中英之间不协调的外交关系，且有尖锐化发展的趋势。
抗战后期中国与英国发展外交关系，是中国试图摆脱以往形象，追求大国国际地位的缩影。纵然国民政府的努力并未取得完全成功，但它在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历史上具有实际意义，为中国争取国际地位的后续活动打下了基础。
[参考文献]
[1]蒋介石为研究英国海雷勋爵在太平洋学会会议上演讲并拟定对策方案与参事室往来电[C]//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2]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李世安.1943年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香港问题[J].历史研究，1993（5）.
[4]陶文钊.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问题[J].历史研究，1994（5）.
[5]外交部所编之“抗战四年来之外交”[C]//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6]沈云龙，张忠绂.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集·第五十三辑·迷惘集[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7]欧阳军喜.胡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兼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两难处境[J].安徽史学，2006（1）.
[8]《太平洋学会协议战后处置日本》，《大公报》，1945-01-13.
[9]陈永刚.不协调的同盟——1942-1945年中英关系考察[C]//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1945-1995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近代史研究杂志社，1995.
[责任编辑薄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