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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段位赛和定段赛7月24日在杭州棋院结束，这一届段位赛“人气”最差，没有一个八段前来参赛，董彦、彭荃、方捷等极少数七段还未等比赛结束就退出了比赛，段位赛越来越成为鸡肋了。
段位赛的由来
中国围棋正式实行段位制并举行全国围棋段位赛，是在1982年。
1981年，中国棋界决定要恢复并实行段位制，并且准备在来年举办全国围棋段位赛。不过，由于当时中国围棋的水平尚明显不如日本。所以“中国要不要有九段”成了当时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经过反复研究，大多数意见认为：既然中国棋手不是一两个人、也不止一两次战胜过日本的九段棋手，那么中国围棋的顶尖棋手毫无疑问应该够得上九段水平。这个问题一定下来，有关段位的评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当时的段位评定标准是以国家队正式在编的10位棋手为“标尺”的，而评定的根据则来自这10个人以往的比赛成绩。10位棋手中，陈祖德和聂卫平由于多次获得过全国比赛的冠军并战胜过日本的九段，所以理当被定为九段。“陈吴时代”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吴淞笙由于多次获得全国亚军并且在三番棋中战胜过日本的牛之浜撮雄九段，因此也被定为了九段。王汝南、华以刚作为全国亚军获得者，被定为八段。罗建文、沈果孙、黄德勋三位被定为七段，女棋手孔祥明被定为六段，另一位女棋手何晓任被定为五段。
有了这10杆标尺后，其他棋手就有了衡量自身段位的标准。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马晓春等棋手虽在国家队集训，但由于正式编制不在国家队，所以没有被列入“标尺”之中。包括马晓春等人在内的其他棋手。都要参考以上10位棋手的成绩和水平，自报段位，并以此段位作为暂定标准，报名参加1982年上半年的全国围棋段位赛。凡是各省市体工队的正式运动员。都可以按此标准报名参赛。不过，上面所列的10位“标尺”可以不用参赛。
在接下来进行的全国围棋段位赛中，按照自报段位等级分组，进行12轮比赛。规定只要在本组的12盘棋中胜4盘的就可定为本组的段位。
1982年的这次定段大会，众多棋手纷纷定上了相应的段位，但有一个人却吃了个大亏，这个人就是上海的曹志林。曹志林曾经在1974年和1977年两获全国亚军。按此成绩，1982年定段时曹志林段位的衡量标准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八段之一。但是，1982年定段时，曹志林已经离开国家围棋队回到了上海，在文革后复刊的《围棋》月刊杂志担任了编辑工作。对于报名参加段位赛一事，曹志林一方面觉得自己以后主要从事的是围棋杂志的编辑工作，不再作为专业棋手参加比赛，所以段位要不要也无所谓。另一方面曹志林可能也觉得，以自己的成绩和资历，即使不参加段位赛，定个正式的段位大概也不成问题。哪知比赛结束后，国家体委有关部门专门下了一道文，规定除了前述10位“标尺”棋手外，凡是没参加段位赛的。一律不能定段。这一下曹志林的段位泡了汤。第二年的全国段位赛，报名规定里加了一条：自报段位不能超过四段。这样一来，原本在“八段格”的曹志林已彻底无法参赛了。
最初两年里，段位赛实际上一年举办两次。1982年上半年进行了定段赛，下半年进行了升段赛。1983年，由于经费紧张，规定低段级别的升段赛一年一次，高段级别的升段赛一年仍为两次。正是因为一年有两次升段赛，所以马晓春才能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由最初被定为七段迅速升上了九段。否则的话，光是七段升八段和八段升九段的责任局数都凑不够。
到了1984年，升段赛不分高低段位，统一成了每年只进行一次。而无段人员参加的定段赛则与升段赛分开，另外分组进行。不过，报名参加定段赛的仍然只限于各省市体工队的正式运动员。1986年之后，定段赛终于逐步向社会开放，邵炜刚、常昊、刘菁等一批少年才俊也就此得以跨入了职业围棋的大门。
值得一提的是，在段位赛由一年两次改为一年一次之后，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为了解决升段太慢的问题，从1986年开始，全国团体赛上的成绩也按照段位赛的计分方式计分，一并算作段位赛成绩。当然前提条件是对局双方的段位不能相差两段以上。这一规定实行了两三年之后，由于发现很多棋手升段太快，于是又废止了。
段位20年前诞生
现行的全国围棋段位赛诞生于1982年。不过，中国最早采用“段位制”并试行“段位赛”，却要再往前推20年，追溯到46年前的1962年。
1962年，中国围棋协会在安徽合肥成立，李梦华为围棋协会主席。会上，与会者讨论中国围棋要不要实行段位制的问题。讨论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围棋也应该像日本围棋那样实行段位制。至于段位的认定，就以当年12月份在安徽进行的全国棋类锦标赛(全国个人赛的前身)为试点。
当时。具体的定段规定是这样的：比赛按照水平分为四个组。决赛打到第一组前三名的棋手授予五段段位，其余的授予四段；打到第二组前三名的授予四段，其余的授予三段，以此类推。同时还规定。凡报名参加比赛的棋手，只要能赢一盘的都给初段段位。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要下16盘棋，各组进行单循环比赛。这样的比赛密度今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是由于安徽的农村政策比较活，部分地区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农产品相对比较丰富，所以这次比赛各方面的供应尤其是比赛的伙食还算相当不错。
比赛结果，过惕生、陈祖德和吴淞笙分获第一组的前三名，朱金兆、王幼宸等获得第二组的优胜，而当时16岁的王汝南获得了第三组的冠军。
不过，由于这次比赛带有“试行”的性质。而且当初所定的段位评定标准也只是一个意向性的草案，所以在比赛结束后，有关方面并没有正式对外公布各位棋手的段位。只是到了1963年，《体育报》的一位记者在文章中根据这次比赛的结果，给一些棋手加上了段位的称号。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一切事物都要受到政治的影响。到了1964年，全军取消了军衔制。一次，新中国围棋的奠基人陈毅元帅对围棋界的有关人士说：“我这个元帅都不当了，你们的段位是不是也就不要了吧?”于是，刚刚在中国棋界萌发的段位制和段位赛也就此寿终正寝。直到20年后，段位制和段位赛才开始正式实行，而陈祖德、吴淞笙和王汝南等人也才有了正式的段位。
升段赛的升段办法说起来既简单又复杂，简言之，就是每个段位规定了三个档次的“责任局数”和相应的每局平均得分，只要棋手下满了规定的责任局数并达到相应的每局平均得分即可升段。段位不同，规定的三档责任局数也不同。具体规定如下：初段的三档责任局数分别是8局、12局和16局：二段为10局、14局和18局：三段为12局、16局和20局……以此类推。每 个档次的每局平均得分规定是：第一档平均每局得分为75分，第二档平均每局得分为70分，第三档平均每局得分为67，5分。在三个档次的每局平均得分规定上，各段位之间没有差别。
与升段办法相关联的每局计分方式则经过了一次重大的变化。1982年最初举行段位赛时，计分方式乃至比赛办法都直接源于日本的段位赛。当时的比赛，执黑一律不贴子，黑白棋的差别只体现在每局得分上。按照当时的规定，执黑胜一局得75分，负一局得15分；而执白胜一局可得105分，负一局也可得45分。相差一个段位，则得分相应地加或减5分。另外，段位不同棋份也不同。相差一段，棋份就要变为“先相先”(低段棋手对高一段的对手时，三局棋两局执黑)。这样一来，就给赛程的编排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由于执黑不贴子，所以编排赛程时就要尽可能地平衡同段位棋手之间的黑白棋比例。可是由于又有“先相先”这样的变数在里边，再加上当时都是纯粹人工编排，所以赛程的编排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当时的段位赛，编排赛程的工作经常一搞就是整整一夜。令工作人员叫苦不迭。
上面的这种对局和计分方式使用了两年后，大家感到这样的比赛对实战益处不大。于是，队里经过讨论和研究，从1984年开始，将段位赛的对局方式一律改为分先贴子，而每局得分也统一为胜一盘得90分，负一盘得30分，段位上调或下调一段相应地加或减5分。赛程的编排原则为：同段位为主，上下交叉为辅，交叉不超过两个段位。这种对局和计分方式也一直沿用至今。
至于赛程编排方式的改变则是在1992年，由俞斌九段编写了一套段位赛的电脑编排程序，才算是解决了纯粹人工编排赛程的难题。不过，由于俞斌的程序必须在“DOS”系统下运行。所以多少还是有所不便。于是，有关方面在两年前把开发一套新程序的任务交给了另一位擅长电脑的棋手余平六段。后来的段位赛，余平编写的程序终于正式启用。
不过，目前实行的段位赛排阵系统还是有些意想不到的漏洞，甚至会开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玩笑，比如输棋升段。2005年彭荃在段位赛第二轮结束后，如愿地从五段升上六段，但第二轮比赛他却是输棋!怎么回事?
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说说升段赛的计分方式。现行的升段赛计分方式是这样的：相同段位之间，胜一局得90分，负一局得30分：相差一个段位，则每局得分按照段位的高低相应地减去或增加5分。棋手在规定的责任局数之内达到了规定的分数即可升段。
那一届段位赛。彭荃第一轮胜了王东亮六段后，积分达到了1365分，19局，距离1400分/20局的五段升段分数只差35分/1局。假如彭荃第二轮的对手是与他段位相同的五段的话，那么彭荃就只有赢棋才能升段。因为如果输了的话他就只能得30分，无法立即升段。按照以前的“电脑+人”的编排系统，负责赛制编排的工作人员肯定会给彭荃安排一个同段位的对手。因为既然是体育竞赛，鼓励获胜总是硬道理，赢棋才能升段是天经地义。但是，这年的段位赛启用的是新的电脑编排系统。新的系统中，电脑总是自动地把所需升段分数相近的棋手编排成对手。于是，彭荃第二轮的对手就被电脑编排系统自动地排成了吴新宇。而吴新宇的段位是六段，比彭荃高出一段。这样，按照前述升段赛的计分方式，彭荃本轮即使输了，也能得到30+5=35分。也就是说，第二轮的编排结果一出来，这盘棋不用下，彭荃就已经升了段。而负责赛程编排的工作人员万万没想到这里边还埋着这样的“地雷”。所以事先也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于是就出现了“输棋升段”的尴尬现象。
事实上，在以往的全国段位赛中，曾经多次出现过某位棋手的最后一局责任局所需升段分数要小于或等于输棋所得分30分的情况。这种情况意味着该棋手已经成功升段。所以，以往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负责编排赛程的工作人员就会将该棋手的段位自动调整为上一个段位。并以此来编排下边的比赛。而该棋手接下来的这盘棋也将作为这名棋手在新段位上的第一局来计算分数。但彭荃这次的情况显然与上述情况并不一样。
段位赛渐成鸡肋
段位赛是国家体育总局钦定的三项赛事之一(另两项为团体赛和个人赛)，因而，即使存在着“零报酬”等有悖于职业围棋等问题，段位赛却始终还是存在着。
职业棋手是要靠奖金生存的，没有奖金的职业比赛与职业本质相违背。段位赛和全国个人赛等国家主办的赛事没有对局费，棋手在长达半个月的比赛中领不到1分钱对局费或奖金，惟一的收获是进行了十几盘面对面的对局，而这已成了大多数棋手参加段位赛的理由所在。
职业棋手要抬升社会地位，从各方面维护其形象必不可少。高报酬也是重要一环。连续半个月的职业比赛没有分文奖金。那对职业围棋形象肯定有所损害，毕竟这不是普通的训练赛。
段位赛有冠名，但冠名费多是象征性的，之所以如此，与段位赛“品质”不高不无关系。即便如此，段位赛也不应该零报酬。否则，就该效仿日韩，取消段位赛。 段位赛计算等级分也对部分棋手不大公平。现在七段以上的棋手不参加段位赛，他们不能从段位赛中获得等级分。当年，常昊在等级分赶超马晓春并保持相对优势的3年时间里，在全国个人赛、团体赛和段位赛等三大赛中共下了69盘棋，取得61胜!捞足了等级分。而不参加这两个比赛的马晓春此际正在国际赛场上与李昌镐鏖战不休。按照当时中国棋协给李昌镐定下的等级分参考值标准，马晓春必须在与李昌镐的对局中取得10战6胜的成绩才能保证等级分不降!这显然令马晓春勉为其难了。
这一点，就连当年的受益者常昊也替马晓春叫屈。常昊说，在他的等级分刚刚超越马晓春时。自己的实际棋艺水平还无法与马晓春相提并论。如果说马晓春不参加全国个人赛是其本人原因的话，那么作为九段的他不参加段位赛却与他毫无关联了。常吴在段位赛这种相对而言“低级别”赛事上取得的高胜率，只能证明他比当时同段位的那些棋手水平高，而不应该影响到他与当时的顶级棋手马晓春之间的水平对比。
从参赛规模而言，段位赛和新人王、西南王等比赛相似，计算等级分也好，不算等级分也罢，都有相当的理由，但对于高段棋手来说，参加这些比赛必须抱有失去等级分流失的心理准备。因为参加段位赛还有全国个人赛的多为少年棋手，他们的等级分普遍偏低，与他们对阵，赢了，等级分几乎不涨：输了，等级分就会失去不少。等级分是棋手们参加各项比赛的一大标准，其吸引力不亚于奖金和对局费，让他们冒着流失等级分的危险去参赛。确实够难的。
于是，段位赛上成名棋手越来越少，少年棋手越来越多。这也是段位赛难以逆转的一大现象。在中国棋界目前缺少职业比赛的现实情况下，承担 着给少年棋手们提供不少比赛机会的段位赛若干年内应不会取消，毕竟，中国低段棋手们不能像日韩同辈棋手那样，通过众多的头衔战成绩来决定升段与否。如果哪一天中国头衔战众多，低段棋手都有充分的比赛机会。那么段位赛也就无疾而终了。
定段赛愈发火爆
与段位赛日渐受冷落相比，定段赛却一年火似一年。
因参加定段赛人数过多，不得不先设预选赛，而且还规定，参加预选赛的必须是拥有业余5段、业余6段证书的小棋手。即便如此。还是有300多名小棋手前来参加预选，其中有的竟生于2000年后。这么多孩子争夺18个定段名额，远比高考严酷得多。据统计，北京的聂卫平道场、马晓春道场、郑弘道场、汪见虹道场等几家主要围棋培训机构，有望定段的小棋手在300人左右，全北京有望定段的棋童应以“1000”计数。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成都、重庆、武汉、天津等大中城市是吸纳围棋人口的重镇，因此，在“1000”的基数上乘以“10”，再综合全国其他地方，每个小棋手定段均面临着“万里挑一”的选择。
学棋孩子之所以越来越多，与社会大背景密不可分。独生子女们在正常的学校教育之外，绝大多数都能受到其他教育，其中包括围棋。围棋形象高雅，棋手社会地位高，而且还有不低的收入；此外围棋还能培养孩子智力，有胜负吸引力，孩子容易入门上路，直接导致学棋孩子越来越多。
“不一定要让孩子成为职业棋手，但可以让他(她)来试试自己的水平。”拥有这种想法的家长已越来越多，客观而论，这也是理性而成熟的想法。就像现在名满棋界的周睿羊五段的父母一样，对孩子的前途永远充满着信心的同时，也始终抱有一颗平常心。周睿羊妈妈武克力女士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初我们在决定周睿羊是不是一定要走棋手这条路时，我们很想得开，能走就走，不能走的话，他回学校读书也很不错，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即使读书的话，将来肯定也能考上不错的大学。”
中日围棋擂台赛的绵绵后劲浇灌了中国围棋这棵大树，培育了围棋人口和职业体系，也孕育了当今定段赛的火爆市场。
还有一大情况也在影响着定段赛大势，即围棋作为一大特长，将在高考招生中得到加分甚至免试的照顾。近年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都招收围棋特长生，即使不能作为围棋特长生入学，业余5段(二级运动员)以上即可得到相应的加分照顾。像孟昭玉、唐莉、郭北雅、杨梓、王锐、叶畅等职业或业余棋手都是以围棋特长生身份进入名牌大学深造的。
冲段路苦乐参半
定段这条路注定充满辛酸和艰难。在北京。有很多学棋孩子与家长们一起为遥远的将来打拼着。据悉，仅仅在聂卫平道场，至少有30多4A孩子的父母全职陪着小孩在京学棋。因为学费和生活费，棋童和父母都承受着相当的压力。
在聂道场住读生一学期7800元，包括学费和食宿费等。走读生每学期要缴4500元。小孩在外面上文化课的费用另缴给所在学校，大约一年2000元。孩子们一年还要花些零用钱，比如吃点零食。还有，报名费、交通费，一年肯定至少要二万多元。家长比较富裕的，零花钱多点，条件差点的，零花钱少点。一年要参加四五次比赛，每次都要100元甚至更多的报名费。
定段赛全国选手集中在一起，费用相当高。一位学棋孩子家长说：“一个孩子参加定段赛，食宿等全部费用至少要3000元。报名费顶多也就二三百元，但路费、食宿费比较贵，比赛期间都住在宾馆。一天的伙食费也要三十，住宿费要上百元。一个家长，一个学员最少也要三千。”
但有的棋童家长说，每年参加定段赛的费用绝对不止3000元，“定段赛是15天，比赛前要提前几天去适应环境，光大人和小孩近20天的食宿费就接近三千元，还有报名费、火车费等。除了定段赛，还有全国少儿赛，到了那个水平不去，岂不是自学了?”
据悉，学棋孩子除了道场安排的训练赛外，还有不少家长找职业棋手下指导棋，职业段位稍高一点的1小时最少200元，棋手还不怎么愿意下。水平稍高的棋手1000元一盘。棋手还不一定有时间。
现在也有不少学棋孩子乃至低段棋手成为一些职业高手的内弟子。每年费用也都在数万元，这都不是一般家庭能承担得起的。
但这注定又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如今的定段竞争越来越惨烈，冲段孩子一边上学一边学棋已经注定不大可能，除非像周睿羊那样的少年天才可以兼得。中国棋院围棋部曾有过将定段年龄上限提前至15岁的动议。但此建议招致时为中国棋院院长的王汝南反对，他说，“这个意见真要实施起来的话，对不少15岁至18岁的冲段少年不公平，因为牵涉到定段孩子的范围甚广，所以调整年龄上限时一定要慎重。”后来围棋部出台了一个20个定段少年中有两个必须是15岁以下的过渡方案。
围棋部之所以要修改定段年龄上限，将定段的最高年龄从18岁提前至15岁，目的就是为了给那些未能定段的少年重返学校读书的机会。15岁没有定段的话，回学校读书还来得及考大学。但马晓春九段对此不能认同，他说，“现在只要是冲段的，哪一个不是早早地放弃了学业?如果将定段年龄上限提高到15岁，那等于说是定段竞争更趋低龄化，更多的孩子不去学校念书了，一学棋就开始冲刺了。”
相对于职业棋手，更为不幸的应是为了围棋放弃一切，而围棋却放弃了他们的冲段少年。有人索性沉迷于游戏，今夕不知何夕；有人试图找一份正常工作，做一个普通人，但连这样卑微的愿望都成奢想，只能浪迹天涯，教棋为生，但连他们自己也知并非长久之计。
陈祖德、王汝南等棋界前辈从来不主张孩子放弃学业，一心要成为职业棋手；常昊、俞斌说他们一定要教孩子学棋，但不一定要成为职业棋手。身在职业棋界，深知职业棋界的残酷无情。
当年6岁的赵治勋步入木谷道场，将童年全部关在门外：张栩年仅10岁独自东渡扶桑，其恩师林海峰九段与他的父母约定，入段以前不能来见他。职业棋界就是如此残酷。这也难怪有人撰文道：“最羡慕业余的胡煜清，颀长俊美，有学位，有将来，还有围棋。”
好在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棋少年家长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职业段位而铤而走险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学棋少年家长抱着理性的心态来对待孩子的学棋生涯。这大概也是社会整体生活品质提高的必然结果吧，曾有家长说，“我们让孩子学棋就是为了他有一个健康有趣的业余爱好，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现在和将来都会很孤独，但学会围棋后，他不管是在哪里，至少能在围棋中找到健康的快乐，也能找到归宿感。如果他有成为职业棋手的天赋和缘分，那我们也支持他走这条路，不能走也没关系。”相信抱有这种心态的家长还有很多很多，这大概也是家长们应具的一种平常心态，要使孩子心理健康。首先不正是家长自己也要心理健康吗?
段位赛的由来
中国围棋正式实行段位制并举行全国围棋段位赛，是在1982年。
1981年，中国棋界决定要恢复并实行段位制，并且准备在来年举办全国围棋段位赛。不过，由于当时中国围棋的水平尚明显不如日本。所以“中国要不要有九段”成了当时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经过反复研究，大多数意见认为：既然中国棋手不是一两个人、也不止一两次战胜过日本的九段棋手，那么中国围棋的顶尖棋手毫无疑问应该够得上九段水平。这个问题一定下来，有关段位的评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当时的段位评定标准是以国家队正式在编的10位棋手为“标尺”的，而评定的根据则来自这10个人以往的比赛成绩。10位棋手中，陈祖德和聂卫平由于多次获得过全国比赛的冠军并战胜过日本的九段，所以理当被定为九段。“陈吴时代”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吴淞笙由于多次获得全国亚军并且在三番棋中战胜过日本的牛之浜撮雄九段，因此也被定为了九段。王汝南、华以刚作为全国亚军获得者，被定为八段。罗建文、沈果孙、黄德勋三位被定为七段，女棋手孔祥明被定为六段，另一位女棋手何晓任被定为五段。
有了这10杆标尺后，其他棋手就有了衡量自身段位的标准。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马晓春等棋手虽在国家队集训，但由于正式编制不在国家队，所以没有被列入“标尺”之中。包括马晓春等人在内的其他棋手。都要参考以上10位棋手的成绩和水平，自报段位，并以此段位作为暂定标准，报名参加1982年上半年的全国围棋段位赛。凡是各省市体工队的正式运动员。都可以按此标准报名参赛。不过，上面所列的10位“标尺”可以不用参赛。
在接下来进行的全国围棋段位赛中，按照自报段位等级分组，进行12轮比赛。规定只要在本组的12盘棋中胜4盘的就可定为本组的段位。
1982年的这次定段大会，众多棋手纷纷定上了相应的段位，但有一个人却吃了个大亏，这个人就是上海的曹志林。曹志林曾经在1974年和1977年两获全国亚军。按此成绩，1982年定段时曹志林段位的衡量标准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八段之一。但是，1982年定段时，曹志林已经离开国家围棋队回到了上海，在文革后复刊的《围棋》月刊杂志担任了编辑工作。对于报名参加段位赛一事，曹志林一方面觉得自己以后主要从事的是围棋杂志的编辑工作，不再作为专业棋手参加比赛，所以段位要不要也无所谓。另一方面曹志林可能也觉得，以自己的成绩和资历，即使不参加段位赛，定个正式的段位大概也不成问题。哪知比赛结束后，国家体委有关部门专门下了一道文，规定除了前述10位“标尺”棋手外，凡是没参加段位赛的。一律不能定段。这一下曹志林的段位泡了汤。第二年的全国段位赛，报名规定里加了一条：自报段位不能超过四段。这样一来，原本在“八段格”的曹志林已彻底无法参赛了。
最初两年里，段位赛实际上一年举办两次。1982年上半年进行了定段赛，下半年进行了升段赛。1983年，由于经费紧张，规定低段级别的升段赛一年一次，高段级别的升段赛一年仍为两次。正是因为一年有两次升段赛，所以马晓春才能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由最初被定为七段迅速升上了九段。否则的话，光是七段升八段和八段升九段的责任局数都凑不够。
到了1984年，升段赛不分高低段位，统一成了每年只进行一次。而无段人员参加的定段赛则与升段赛分开，另外分组进行。不过，报名参加定段赛的仍然只限于各省市体工队的正式运动员。1986年之后，定段赛终于逐步向社会开放，邵炜刚、常昊、刘菁等一批少年才俊也就此得以跨入了职业围棋的大门。
值得一提的是，在段位赛由一年两次改为一年一次之后，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为了解决升段太慢的问题，从1986年开始，全国团体赛上的成绩也按照段位赛的计分方式计分，一并算作段位赛成绩。当然前提条件是对局双方的段位不能相差两段以上。这一规定实行了两三年之后，由于发现很多棋手升段太快，于是又废止了。
段位20年前诞生
现行的全国围棋段位赛诞生于1982年。不过，中国最早采用“段位制”并试行“段位赛”，却要再往前推20年，追溯到46年前的1962年。
1962年，中国围棋协会在安徽合肥成立，李梦华为围棋协会主席。会上，与会者讨论中国围棋要不要实行段位制的问题。讨论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围棋也应该像日本围棋那样实行段位制。至于段位的认定，就以当年12月份在安徽进行的全国棋类锦标赛(全国个人赛的前身)为试点。
当时。具体的定段规定是这样的：比赛按照水平分为四个组。决赛打到第一组前三名的棋手授予五段段位，其余的授予四段；打到第二组前三名的授予四段，其余的授予三段，以此类推。同时还规定。凡报名参加比赛的棋手，只要能赢一盘的都给初段段位。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要下16盘棋，各组进行单循环比赛。这样的比赛密度今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是由于安徽的农村政策比较活，部分地区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农产品相对比较丰富，所以这次比赛各方面的供应尤其是比赛的伙食还算相当不错。
比赛结果，过惕生、陈祖德和吴淞笙分获第一组的前三名，朱金兆、王幼宸等获得第二组的优胜，而当时16岁的王汝南获得了第三组的冠军。
不过，由于这次比赛带有“试行”的性质。而且当初所定的段位评定标准也只是一个意向性的草案，所以在比赛结束后，有关方面并没有正式对外公布各位棋手的段位。只是到了1963年，《体育报》的一位记者在文章中根据这次比赛的结果，给一些棋手加上了段位的称号。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一切事物都要受到政治的影响。到了1964年，全军取消了军衔制。一次，新中国围棋的奠基人陈毅元帅对围棋界的有关人士说：“我这个元帅都不当了，你们的段位是不是也就不要了吧?”于是，刚刚在中国棋界萌发的段位制和段位赛也就此寿终正寝。直到20年后，段位制和段位赛才开始正式实行，而陈祖德、吴淞笙和王汝南等人也才有了正式的段位。
升段赛的升段办法说起来既简单又复杂，简言之，就是每个段位规定了三个档次的“责任局数”和相应的每局平均得分，只要棋手下满了规定的责任局数并达到相应的每局平均得分即可升段。段位不同，规定的三档责任局数也不同。具体规定如下：初段的三档责任局数分别是8局、12局和16局：二段为10局、14局和18局：三段为12局、16局和20局……以此类推。每 个档次的每局平均得分规定是：第一档平均每局得分为75分，第二档平均每局得分为70分，第三档平均每局得分为67，5分。在三个档次的每局平均得分规定上，各段位之间没有差别。
与升段办法相关联的每局计分方式则经过了一次重大的变化。1982年最初举行段位赛时，计分方式乃至比赛办法都直接源于日本的段位赛。当时的比赛，执黑一律不贴子，黑白棋的差别只体现在每局得分上。按照当时的规定，执黑胜一局得75分，负一局得15分；而执白胜一局可得105分，负一局也可得45分。相差一个段位，则得分相应地加或减5分。另外，段位不同棋份也不同。相差一段，棋份就要变为“先相先”(低段棋手对高一段的对手时，三局棋两局执黑)。这样一来，就给赛程的编排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由于执黑不贴子，所以编排赛程时就要尽可能地平衡同段位棋手之间的黑白棋比例。可是由于又有“先相先”这样的变数在里边，再加上当时都是纯粹人工编排，所以赛程的编排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当时的段位赛，编排赛程的工作经常一搞就是整整一夜。令工作人员叫苦不迭。
上面的这种对局和计分方式使用了两年后，大家感到这样的比赛对实战益处不大。于是，队里经过讨论和研究，从1984年开始，将段位赛的对局方式一律改为分先贴子，而每局得分也统一为胜一盘得90分，负一盘得30分，段位上调或下调一段相应地加或减5分。赛程的编排原则为：同段位为主，上下交叉为辅，交叉不超过两个段位。这种对局和计分方式也一直沿用至今。
至于赛程编排方式的改变则是在1992年，由俞斌九段编写了一套段位赛的电脑编排程序，才算是解决了纯粹人工编排赛程的难题。不过，由于俞斌的程序必须在“DOS”系统下运行。所以多少还是有所不便。于是，有关方面在两年前把开发一套新程序的任务交给了另一位擅长电脑的棋手余平六段。后来的段位赛，余平编写的程序终于正式启用。
不过，目前实行的段位赛排阵系统还是有些意想不到的漏洞，甚至会开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玩笑，比如输棋升段。2005年彭荃在段位赛第二轮结束后，如愿地从五段升上六段，但第二轮比赛他却是输棋!怎么回事?
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说说升段赛的计分方式。现行的升段赛计分方式是这样的：相同段位之间，胜一局得90分，负一局得30分：相差一个段位，则每局得分按照段位的高低相应地减去或增加5分。棋手在规定的责任局数之内达到了规定的分数即可升段。
那一届段位赛。彭荃第一轮胜了王东亮六段后，积分达到了1365分，19局，距离1400分/20局的五段升段分数只差35分/1局。假如彭荃第二轮的对手是与他段位相同的五段的话，那么彭荃就只有赢棋才能升段。因为如果输了的话他就只能得30分，无法立即升段。按照以前的“电脑+人”的编排系统，负责赛制编排的工作人员肯定会给彭荃安排一个同段位的对手。因为既然是体育竞赛，鼓励获胜总是硬道理，赢棋才能升段是天经地义。但是，这年的段位赛启用的是新的电脑编排系统。新的系统中，电脑总是自动地把所需升段分数相近的棋手编排成对手。于是，彭荃第二轮的对手就被电脑编排系统自动地排成了吴新宇。而吴新宇的段位是六段，比彭荃高出一段。这样，按照前述升段赛的计分方式，彭荃本轮即使输了，也能得到30+5=35分。也就是说，第二轮的编排结果一出来，这盘棋不用下，彭荃就已经升了段。而负责赛程编排的工作人员万万没想到这里边还埋着这样的“地雷”。所以事先也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于是就出现了“输棋升段”的尴尬现象。
事实上，在以往的全国段位赛中，曾经多次出现过某位棋手的最后一局责任局所需升段分数要小于或等于输棋所得分30分的情况。这种情况意味着该棋手已经成功升段。所以，以往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负责编排赛程的工作人员就会将该棋手的段位自动调整为上一个段位。并以此来编排下边的比赛。而该棋手接下来的这盘棋也将作为这名棋手在新段位上的第一局来计算分数。但彭荃这次的情况显然与上述情况并不一样。
段位赛渐成鸡肋
段位赛是国家体育总局钦定的三项赛事之一(另两项为团体赛和个人赛)，因而，即使存在着“零报酬”等有悖于职业围棋等问题，段位赛却始终还是存在着。
职业棋手是要靠奖金生存的，没有奖金的职业比赛与职业本质相违背。段位赛和全国个人赛等国家主办的赛事没有对局费，棋手在长达半个月的比赛中领不到1分钱对局费或奖金，惟一的收获是进行了十几盘面对面的对局，而这已成了大多数棋手参加段位赛的理由所在。
职业棋手要抬升社会地位，从各方面维护其形象必不可少。高报酬也是重要一环。连续半个月的职业比赛没有分文奖金。那对职业围棋形象肯定有所损害，毕竟这不是普通的训练赛。
段位赛有冠名，但冠名费多是象征性的，之所以如此，与段位赛“品质”不高不无关系。即便如此，段位赛也不应该零报酬。否则，就该效仿日韩，取消段位赛。 段位赛计算等级分也对部分棋手不大公平。现在七段以上的棋手不参加段位赛，他们不能从段位赛中获得等级分。当年，常昊在等级分赶超马晓春并保持相对优势的3年时间里，在全国个人赛、团体赛和段位赛等三大赛中共下了69盘棋，取得61胜!捞足了等级分。而不参加这两个比赛的马晓春此际正在国际赛场上与李昌镐鏖战不休。按照当时中国棋协给李昌镐定下的等级分参考值标准，马晓春必须在与李昌镐的对局中取得10战6胜的成绩才能保证等级分不降!这显然令马晓春勉为其难了。
这一点，就连当年的受益者常昊也替马晓春叫屈。常昊说，在他的等级分刚刚超越马晓春时。自己的实际棋艺水平还无法与马晓春相提并论。如果说马晓春不参加全国个人赛是其本人原因的话，那么作为九段的他不参加段位赛却与他毫无关联了。常吴在段位赛这种相对而言“低级别”赛事上取得的高胜率，只能证明他比当时同段位的那些棋手水平高，而不应该影响到他与当时的顶级棋手马晓春之间的水平对比。
从参赛规模而言，段位赛和新人王、西南王等比赛相似，计算等级分也好，不算等级分也罢，都有相当的理由，但对于高段棋手来说，参加这些比赛必须抱有失去等级分流失的心理准备。因为参加段位赛还有全国个人赛的多为少年棋手，他们的等级分普遍偏低，与他们对阵，赢了，等级分几乎不涨：输了，等级分就会失去不少。等级分是棋手们参加各项比赛的一大标准，其吸引力不亚于奖金和对局费，让他们冒着流失等级分的危险去参赛。确实够难的。
于是，段位赛上成名棋手越来越少，少年棋手越来越多。这也是段位赛难以逆转的一大现象。在中国棋界目前缺少职业比赛的现实情况下，承担 着给少年棋手们提供不少比赛机会的段位赛若干年内应不会取消，毕竟，中国低段棋手们不能像日韩同辈棋手那样，通过众多的头衔战成绩来决定升段与否。如果哪一天中国头衔战众多，低段棋手都有充分的比赛机会。那么段位赛也就无疾而终了。
定段赛愈发火爆
与段位赛日渐受冷落相比，定段赛却一年火似一年。
因参加定段赛人数过多，不得不先设预选赛，而且还规定，参加预选赛的必须是拥有业余5段、业余6段证书的小棋手。即便如此。还是有300多名小棋手前来参加预选，其中有的竟生于2000年后。这么多孩子争夺18个定段名额，远比高考严酷得多。据统计，北京的聂卫平道场、马晓春道场、郑弘道场、汪见虹道场等几家主要围棋培训机构，有望定段的小棋手在300人左右，全北京有望定段的棋童应以“1000”计数。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成都、重庆、武汉、天津等大中城市是吸纳围棋人口的重镇，因此，在“1000”的基数上乘以“10”，再综合全国其他地方，每个小棋手定段均面临着“万里挑一”的选择。
学棋孩子之所以越来越多，与社会大背景密不可分。独生子女们在正常的学校教育之外，绝大多数都能受到其他教育，其中包括围棋。围棋形象高雅，棋手社会地位高，而且还有不低的收入；此外围棋还能培养孩子智力，有胜负吸引力，孩子容易入门上路，直接导致学棋孩子越来越多。
“不一定要让孩子成为职业棋手，但可以让他(她)来试试自己的水平。”拥有这种想法的家长已越来越多，客观而论，这也是理性而成熟的想法。就像现在名满棋界的周睿羊五段的父母一样，对孩子的前途永远充满着信心的同时，也始终抱有一颗平常心。周睿羊妈妈武克力女士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初我们在决定周睿羊是不是一定要走棋手这条路时，我们很想得开，能走就走，不能走的话，他回学校读书也很不错，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即使读书的话，将来肯定也能考上不错的大学。”
中日围棋擂台赛的绵绵后劲浇灌了中国围棋这棵大树，培育了围棋人口和职业体系，也孕育了当今定段赛的火爆市场。
还有一大情况也在影响着定段赛大势，即围棋作为一大特长，将在高考招生中得到加分甚至免试的照顾。近年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都招收围棋特长生，即使不能作为围棋特长生入学，业余5段(二级运动员)以上即可得到相应的加分照顾。像孟昭玉、唐莉、郭北雅、杨梓、王锐、叶畅等职业或业余棋手都是以围棋特长生身份进入名牌大学深造的。
冲段路苦乐参半
定段这条路注定充满辛酸和艰难。在北京。有很多学棋孩子与家长们一起为遥远的将来打拼着。据悉，仅仅在聂卫平道场，至少有30多4A孩子的父母全职陪着小孩在京学棋。因为学费和生活费，棋童和父母都承受着相当的压力。
在聂道场住读生一学期7800元，包括学费和食宿费等。走读生每学期要缴4500元。小孩在外面上文化课的费用另缴给所在学校，大约一年2000元。孩子们一年还要花些零用钱，比如吃点零食。还有，报名费、交通费，一年肯定至少要二万多元。家长比较富裕的，零花钱多点，条件差点的，零花钱少点。一年要参加四五次比赛，每次都要100元甚至更多的报名费。
定段赛全国选手集中在一起，费用相当高。一位学棋孩子家长说：“一个孩子参加定段赛，食宿等全部费用至少要3000元。报名费顶多也就二三百元，但路费、食宿费比较贵，比赛期间都住在宾馆。一天的伙食费也要三十，住宿费要上百元。一个家长，一个学员最少也要三千。”
但有的棋童家长说，每年参加定段赛的费用绝对不止3000元，“定段赛是15天，比赛前要提前几天去适应环境，光大人和小孩近20天的食宿费就接近三千元，还有报名费、火车费等。除了定段赛，还有全国少儿赛，到了那个水平不去，岂不是自学了?”
据悉，学棋孩子除了道场安排的训练赛外，还有不少家长找职业棋手下指导棋，职业段位稍高一点的1小时最少200元，棋手还不怎么愿意下。水平稍高的棋手1000元一盘。棋手还不一定有时间。
现在也有不少学棋孩子乃至低段棋手成为一些职业高手的内弟子。每年费用也都在数万元，这都不是一般家庭能承担得起的。
但这注定又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如今的定段竞争越来越惨烈，冲段孩子一边上学一边学棋已经注定不大可能，除非像周睿羊那样的少年天才可以兼得。中国棋院围棋部曾有过将定段年龄上限提前至15岁的动议。但此建议招致时为中国棋院院长的王汝南反对，他说，“这个意见真要实施起来的话，对不少15岁至18岁的冲段少年不公平，因为牵涉到定段孩子的范围甚广，所以调整年龄上限时一定要慎重。”后来围棋部出台了一个20个定段少年中有两个必须是15岁以下的过渡方案。
围棋部之所以要修改定段年龄上限，将定段的最高年龄从18岁提前至15岁，目的就是为了给那些未能定段的少年重返学校读书的机会。15岁没有定段的话，回学校读书还来得及考大学。但马晓春九段对此不能认同，他说，“现在只要是冲段的，哪一个不是早早地放弃了学业?如果将定段年龄上限提高到15岁，那等于说是定段竞争更趋低龄化，更多的孩子不去学校念书了，一学棋就开始冲刺了。”
相对于职业棋手，更为不幸的应是为了围棋放弃一切，而围棋却放弃了他们的冲段少年。有人索性沉迷于游戏，今夕不知何夕；有人试图找一份正常工作，做一个普通人，但连这样卑微的愿望都成奢想，只能浪迹天涯，教棋为生，但连他们自己也知并非长久之计。
陈祖德、王汝南等棋界前辈从来不主张孩子放弃学业，一心要成为职业棋手；常昊、俞斌说他们一定要教孩子学棋，但不一定要成为职业棋手。身在职业棋界，深知职业棋界的残酷无情。
当年6岁的赵治勋步入木谷道场，将童年全部关在门外：张栩年仅10岁独自东渡扶桑，其恩师林海峰九段与他的父母约定，入段以前不能来见他。职业棋界就是如此残酷。这也难怪有人撰文道：“最羡慕业余的胡煜清，颀长俊美，有学位，有将来，还有围棋。”
好在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棋少年家长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职业段位而铤而走险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学棋少年家长抱着理性的心态来对待孩子的学棋生涯。这大概也是社会整体生活品质提高的必然结果吧，曾有家长说，“我们让孩子学棋就是为了他有一个健康有趣的业余爱好，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现在和将来都会很孤独，但学会围棋后，他不管是在哪里，至少能在围棋中找到健康的快乐，也能找到归宿感。如果他有成为职业棋手的天赋和缘分，那我们也支持他走这条路，不能走也没关系。”相信抱有这种心态的家长还有很多很多，这大概也是家长们应具的一种平常心态，要使孩子心理健康。首先不正是家长自己也要心理健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