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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一个偶然机会我得了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几乎冬夏穿着它，都舍不得换下。那件军装还是硬从“支左”的老穆手里磨来的，当宝贝一样格外珍惜。在那个人们几近疯狂地崇拜国防绿的年代，且不说弄件军装穿穿，就是搞到一顶军帽或红得耀眼的五角星，便足以令人羡慕了。于是，那一抹国防绿总是给人留下深深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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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的日子终于盼到了，那是1970年七八月间。中央发了红头文件，包括我们延期留校的69届，将与70届一起，统一参加毕业分配。
七月的省城长春，气温似乎比往年还要炎热、闷湿。我们这些聚集在八舍待分配的学子们，心情并不平静，非但没有尽情享受这在校的最后一个充满阳光的夏日，甚至有些烦躁和不安。
我有幸被校方提前通知分配入伍，单位是第十六军。这就意味着，不必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操心自己的分配去向了。心里暗暗窃喜，但又不能声张。因为，在当时的吉林大学几千名待分配的学生中，确定首批入伍的毕竟只有10人！而且，在那种特殊环境和背景下，都是由在校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经考查协商提出的，既没有也不可能经过师生民主推选确定。那年月毕业能到部队，既是军人又是干部，这是几乎所有学子们梦寐以求的愿望。自然，既有一些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和祝福，同样也会有人心生嫉妒和非议。因为，毕竟在多年动乱中人们所生成的“派性”，还尚未彻底消除，相互间伤害的心结和裂痕还没有完全弥合。每当想到，不久即将穿上那身国防绿的军装，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和自豪！我暗暗下定决心，去接受新的实践考验，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往日静谧的八舍，那些天突然变得活跃起来。系领导和几位参与分配工作的老师关起门来，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制定分配方案。宿舍间、走廊里，三三两两的同学们也在以不同的方式议论着这件人生大事。同班里成双成对的情侣们，尽量缩小活动空间，他们低声细语地交谈，几乎让擦肩而过的人们都很难听见。但可以想到，他们最担心的莫过于能否分到一块儿。那些耍单的男女同学情况就不同了。有的独自躲在宿舍里，闷头在书写家书；有的同昔日同乡、知己在一起，猜测和议论着未来去向；总之，都离不开“分配”的话题。这一切，表面上看来都很正常。如果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有一样东西变了，那就是感情！
遥想6年前大家刚入学时，尽管来自天南地北，尽管互不相识，尽管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经历和个性，可一见如故。难得的同窗机缘，把颗颗年轻的心连在一起。大家在共同学习、生活、劳动中，有如亲亲的兄弟、姐妹！后来，因为“文革”来了，同学间由于看法、观点的分歧，逐步导致政治上的分野。再后来，由于派性的产生，个人恩怨与政治志向交织在一起，加之年轻人的盲目、无知、狂野和任性，使这些分野进一步加深。政歧伤情，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6年前，那种单纯、真挚的大众化的“同窗情”不见了。代之而生的是个别的情侣恋情和少数知己者的友情。那一刻，曾经远离人们的私心似乎又卷土重归。当年，那个充满生机朝气、你谦我让、团结奋斗的741集体，似乎荡然无存，变得十分陌生！置身这样的环境和氛围，我想，大家的心情都不会很愉悦。
不久，有分配方案通过非正式渠道流出。不论真假，一下子在同学中间像炸了锅似的引起热议。一天，女同学单桂珍突然找到我，一见面便流下眼泪。其实，她也是我的女朋友。这在系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因我作为群众代表时任系党支部委员、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为避免产生负面影响，没像其他同学情侣接触那么多罢了。“你没听到同学议论啥吗？”“听到啦。”我淡淡地应答。“不就是说，好事不能都落一家。凭什么男的去部队，女的留长春（省城）？他们为什么不‘四面向’…… ”我接着劝慰她，“这些话先不要听。一是正式方案还未公布，真假不明。再说，我作为被分配对象，按上级要求，为避嫌早已提前退出领导小组，对你我的分配去向没有任何影响。更何况，我们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分配是组织安排，问心无愧，任人去说吧！”
又过了几天，方案正式公布。桂珍被分配到一个经济、交通欠发达的辽宁义县。就是当年四野打锦州设立前指的那个地方。据说，参与分配的一位老师是在地图上拿尺子量后建议确定的。我老家在锦县（现凌海市），桂珍家在黑山县，如果把义县所处的地理位置与这两个县连线，即是个等边三角形。按常理，我参军去部队，即使对女方不特殊照顾，靠两家的一头总不为过。而分配给出的理由却是：这样等距离安排，两家都方便照顾。这样的逻辑，难怪让桂珍倍感委屈，哭笑不得。当年的分配者出自派性报复，还是其他考虑做如此设计安排？时过境迁，今天已没有必要耿耿于怀，再去追问。这回是我主动找到她。我知道凭她的倔强性格，有苦往肚子里咽，不会再次主动来找我倾诉。一见面便开门见山：“最后的方案与先前传的天壤之别。特别是先前还背了黑锅，你心里肯定十分委屈。但面对现实总要正确对待。阎永贵、于风琴同学被分配去了虎林，赵尔烈同学被分配去了长白县，还有的同学被分配去了内蒙古巴林左旗……我是少数几个学生党员之一。这次是提前确定下来分配去部队，否则，去边疆虎林的指标可能就是我们俩。我是党员能在遇到艰苦时绕着走，不带头吗？再说，咱比那分到更艰苦地方去的同学还好。人家不是更有难处吗！”桂珍听后默默无语。我深知，并非我的思想觉悟比她高，而是在她心中觉得有些不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会慢慢消化。
喧嚣的分配短剧已然落幕，无论人们是喜是忧，都在抓紧做离校准备。我有时在想，假如没有“文革”，我们也一定会像今天毕业的学子们一样，无论在车站、在机场，你都会看到他们相拥而泣，执手握别，令所有人为之动容的楚楚深情和不舍身影……可惜，历史没有假如。记忆中的冷寂、落寞與孤独的眼神儿与场景，让人不堪回首；那各奔东西的无助，那欠缺的一课，今生今世已无法弥补。想想各自独行天涯路，此去遥遥无聚期，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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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两三天，离心似箭的同学们陆续撤出。八舍包括我在内，除少数几个同学因事滞留外，已人去楼空，又恢复了少有的平静。 因为分配派遣通知下达到正式报到，中间约有半个月左右的过渡期，绝大部分同学都急迫地赶回老家，与亲人们做走上工作岗位前的最后团聚。我的情况比较特殊。一是去部队工作的决定很突然，事先从未与父母商量，他们毫无思想准备；二是军方通知一律不能回故乡，原地待命要参加入伍前培训。
送走了桂珍，我懒散、孤独地回到宿舍，眼前一片茫然。那一夜，翻来覆去难以入睡。想念远方尚不知自己去向的父母；想念洒泪离去的恋人；想念在此一别甚至终生难见的昔日同学；心中五味杂陈，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文革”那些年，母亲真是为我操盡了心。“一个念书的学生，干吗整天冲冲杀杀！”她虽然身居偏僻的农村，但从生产队的大喇叭广播里对外面动荡的形势也有所了解。尤其是几年见不到儿子回家，她心里充满担忧和疑惑。即使偶尔见到有信来，她也不相信真的平安无事。她夜里睡得很少，铺好的被子就那样卷曲着，几年都没有打开过。背驼了，眼睛深深陷进眼窝里。同几年前送我上大学时相比，完全判若两人！母亲虽然思想并不落后，但从以往的言谈话语中，我感觉到她对子女参军还是有所顾虑，毕竟我是她最小的儿子，她已把我的安全视为自己的生命！到部队去工作，这已成了无法改变的事实。问题是，该在何时，用什么方式跟父母说，并力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呢？今生今世，既然走上从军之路，无论未来如何，都不能有半点犹疑和退缩。于是，我铺开纸，开始给母亲写下长长的书信……
军方通知报到是在一周以后，地点就在春城美丽如画的南湖边上军部所在地。一座红砖砌成的建筑物，虽说不算高大雄伟，但在夏日绿荫掩映下，显得格外整洁漂亮。“文革”这些年，由于常跟16军派出的驻校军宣队打交道，多次开会进出军部，我对这座军部大楼并不陌生。培训就在3层的一间房子里，直接召集、组织者是干部处里个子高高帅气的毛干事。据说他以前曾是军队中的篮球运动员。我们这些刚换上军装的学生兵们，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从今往后，你们原来那套冲冲杀杀的作风得收了。穿上这身军装，就要讲军人纪律，有军人气质，行军人作风！更不能把派性带到部队。”他的开场白虽然很严肃，但待人很平和。我们这些刚从“文革”战场上下来的生荒子，对军队的事一窍不通，还真愿意把他当作知心人，心里话愿意跟他说，不懂的东西愿意找他问。这批参加培训的只有10来个人，都是在省城各高校被分配的大学生。英雄不问来路，有的平时互不相识，但很快混得烂熟。
开始，我们都以为培训后就留在军部。不想，结业那天却宣布要迅速下到基层去。下去多长时间呢？还能不能回到军部来？这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一年以后，看情况再说吧。”毛干事的回答却十分含混。大家碍着面子，也不好再多问下去。我和吉大历史系陈广东、法律系曹积三、地质学院的孙茂昌4人被分配到远离省城200公里以外的47师，驻地在煤矿城市辽源。
那是一个刚刚下过阵雨的早饭后，天空还翻滚着块块薄云。我们4人结伴，第一次背上军人的行装，没有鲜花，没有欢送的人群，默默地奔向长春火车站。接着，买票、登车、转乘。中午时分，车到四平。然后，又转乘去往辽源、梅河口方向的车。大约午后3点左右，我们在困倦疲惫中，到了传说中“一个公园一个猴，一条马路一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的辽源市，到了城市东郊猴山下的47师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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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7师是宣传科接待的，谈话变得十分简单。一位瘦瘦的、戴着高度近视镜、说话略带一点南方口音的副科长，寒暄两句后，开门见山地说：“你们中除曹积三留在师宣传科外，都下到139团去，先休息一下，一会儿会有人来接。”说完，便转身离去。“天哪！”我们嘴里没说出来，心里却在惊呼，“不但在省城的军部没留下，师部机关也没我们存身之地！难道真的让我们下连队当战士吗？”我们在为曹老兄“庆幸”的同时，心里直犯嘀咕。可事已至此，也只能凭天由命了。方向是自己选的，男儿当无退路！
过了不到半小时，139团的人来了。那是位个子不高，两只眼睛圆圆大大很有神的战士。一见面，他便自我介绍说：“我是139团一营三连二班长陈德乙。道德的德，甲乙的乙。68年兵，首长令我来接你。如果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发。这里离连部还有很远的路，我们要在晚饭前赶到。”他口齿清晰，说话简捷干练。一看便知是一位标准的军人。
到了楼下才知道，他是和另外一位战士赶着小驴车来的。迅速装上我的简单行李，我们便离开师部大院。因为营区离市内很远又不直通公交车，许多连队都自己想办法置备一个小驴车。虽说不很雅观，但送个战友，接个家属很方便。那年月，享受这个礼遇已经算不错了。二班长挥动手中的短鞭，听话的深灰色小毛驴跑得很快。我一时辨不清方向，只听二班长像数家珍一样，娓娓介绍着沿途的情况。“这里离连部所在地黎明大队还有20里路。别看咱这非现代化交通工具，一会儿就到。连长、指导员特别欢迎你到来，正在家等着呢！今后，我们就是一个班了。遇到啥困难尽管跟我说……”我边听边看，穿过片片农田，浓密树林，晚雾迷漫的山岗，晚上开饭前我们按时赶到连部。
连长程顺清，湖北人，说话带一腔浓重口音。指导员，辽南人，算半个同乡。两位首长比我年长几岁，像大哥哥一样让人感觉随和、亲切。初次见面，我听他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吃苦。“基层很辛苦”“艰苦考验还在后面”“你是有知识的人，来这里吃苦就要受点儿委屈了。”我明白两位首长的意思，立即表态说，“请首长放心。我也是从艰苦的农村环境中走出来的。只不过比大家多读几年书，对吃苦已有思想准备。今后就是你们的兵了。按军、师首长的指示，别看我穿着干部服装，拿着干部薪水，一切都要按士兵一样，严格要求。我保证，绝不会给英雄三连丢脸、抹黑！”大家在会意的笑声中结束了谈话。晚饭，是二班长陪我吃的。为表示欢迎和接风，食堂还特意为我们加了个菜。
熄灯号响起。战士们洗漱完毕后迅速进入休息状态。一排32个人就睡在像工棚一样的大通铺上。床铺是用木板钉的，上面铺着一层厚厚的稻草。二班长像对待幼儿园里新来的娃娃一样，帮我铺好被褥，挨着他睡下。那一夜，不但有些不习惯，而且想得太多太多…… 从此，从战士、班长、排长、副指导员、副教导员，直到调入军事学院任马列教研室教员，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在那个红砖灰瓦，白杨环绕的营区内外，在那些艰苦难忘的日日夜夜，发生了与想象中出现巨大反差的许许多多故事……
当我极力搜寻记忆中的那些碎片时，仿佛又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心中像有一团火，久久不熄。
入伍第一年，正赶上北方最寒冷的冬季。部队开始了向塞北方向突进的“千里野营大拉练”。在那个眉毛、胡子都挂着冰凌的野外，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十八九岁的年轻战士一样，在冰天雪地里穿戴着笨重的“四皮”，即皮大衣、皮帽子、皮手套、大头鞋，还要负重五十几斤的行李、弹药、米袋，走在行军路上。一次急行軍演习，在短短十数小时内，既要前进40公里，又要不停歇地从到达地返回出发地。这一去一回就是80公里！中间还要打战术、穿越一座大山。那次行军，要不是二班长陈德乙从后面顶着我的背包，并往我嘴里塞了一块糖，估计在半山腰上就掉了链子……
入伍第二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3”事件。当时中共中央的第二号人物林彪，所乘的三叉戟专机突然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一事件，本与我们这些小人物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有人竟也做些联想，说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是“经林副主席批准，作为笔杆子要到部队的”。是真是假我们不清楚，相信我们隔山隔水也沾不上这个“殊荣”。但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不久，上面传下话来：下连锻炼期的说法已不复存在，愿留愿去双向选择，今后就靠你们自然成长。果不其然，原来每隔几个月还有师、团政治部组织我们开个征求意见的座谈会，悄然取消了。我们这些人，像被投进了茫茫的大海，各自开始挣扎着学习游泳，学习如何不靠天、不靠地、不拼爹，坚强地游向胜利彼岸。第三年，听说已有一些同学不愿在这里从事简单劳动和训练，空耗时光，提出了转业申请。
我呢，心里很矛盾。留下，确实前途未卜。走人，这又有违初衷。当年，我是如此倾心国防绿，我不能因怕艰苦而退缩，被后人耻笑。经与远在辽宁义县的妻子反复沟通，取得一致意见：坚持留下来，继续奋斗！
记得我们婚后第二年，妻子去部队探亲。按国家法定要求，两地分居的夫妻，每年双方各有一个月探亲假。说来也巧，那次妻子来部队还不到一周，部队突然接到转去外地执行任务的命令。在那个寒冷的早春三月，不得不面对动员她提前离队返家的尴尬……此后，在近10年的漫长时间里，我们分居两地，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日子还不足200天！大女儿长到四岁了，竟然不认识我这个爸爸。指着照片上的我，叫解放军叔叔。回家探亲，就像见到陌生人，害羞地躲入门后。我只能像歌中唱的，“亏了我一个，幸福万家人。”默默地安慰自己。至今，仍感到这是对妻子、对孩子、对家人的历史性愧疚。
1971年，我们部队奉命开进吉林境内最大的淡水湖松花湖畔，在一个个偏僻山沟瑞安营扎寨，吃住条件十分艰苦。三四月间冰雪还没有完全消融。我们为抢时间完成施工任务，跳进零下20度冰冷的蚂蚁河水中，以人当墙筑成临时“水坝”，为开动凿岩机打眼放炮，开挖河底地沟创造条件。大家在用松明子架起的火堆前，高声唱着歌喝着火辣辣的白酒，一次次勇敢地跳入湍急的河水中……有谁会想到，几十年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胃炎种种毛病都找上身来。
1975年，我们团承担了另一项国防施工重任。春节过后不久，部队便开赴荒无人烟的霍林河畔，内蒙古扎鲁特旗北缘一个叫罕山的地方。刚去时，那里没有水源。指战员们只能把冰雪融化后澄清，用来烧菜做饭。那一年，我们三连另有全训任务没跟大部队行动。我们一营的其他连队全部到了第一线。7月中旬，前方传来不幸消息：发现了传染性出血热，而且已经出现死亡病例。有的连队已被隔离在帐篷里，不能出也不能进。我们一营的情况稍好些，但也人心惶惶，停止了施工。留守团部指挥机关通知下来，决定让我带队组成一个慰问小组，带上罐头等食品去“前线”慰问。1000多公里的路程，开着车子要跑两天一夜。不但辛苦、危险，而且要和疫区指战员一样，面对生死考验！但想想那些命悬一线的前方战友，我们还有什么可顾虑呢？大家互相鼓励着，义无反顾地踏上当时的“死亡禁区”。一路上出现不少险情：在扎鲁特北部距离团、营驻地30公里处，车子突然熄火抛锚。这里常有狼群出没，眼看天色渐晚，幸好碰到骑马路过的蒙族兄弟，答应帮助我们一边到十几里外的生产大队找拖拉机救援，一边设法同团部取得联系。我们终于在夜里9点钟获救后赶到一营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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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离开部队已经近40年了。转业到地方的最初几年，每天清晨总是隐约地听到那悦耳的军号声。时常想着司号员滕人东那顽皮可爱的模样，二班长陈德乙那双大眼睛，赵光一、戴嘉运那浑厚的声音，刘江征拉练中脚上打满血泡，被强抬上收容车自己又跳下来的情景……又过了若干年，为了忘却的纪念，我在主编的《战友》一书的扉页上曾满含热泪地写道：
踏着国防绿色，
同献一段壮美的青春年华。
无怨无悔的选择，
共度难忘的军旅生涯。
似水流年，
抹不掉永恒的情思；
军号声声，
常伴着晨曦落霞。
为什么战友的称号，
如此珍贵？
只因他（她）用碧血和生命，
书写了崇高伟大。
如今，我们中最小的战友也已退休。不久前，三连昔日的一些热心战友们，在微信里建起一个“老哥们”群。天南地北聚拢起来的兄弟们，不分职务，不论年龄，完全平等地在群里谈天说地，畅叙家常。真的仿佛又回到生龙活虎的年轻时代！回到那个“攻如猛虎，守如泰山”充满活力与生机的英雄三连！
如果有一天有人问我，那十几年军旅生涯，整天重复简单劳动和一二一走步、投弹、射击训练，你不感到亏吗？我会理直气壮地回答：不亏！
这是因为，它让我有了不同的人生体验，收获颇多。理性地讲，单就个人对社会贡献而言，因部队的特殊环境与使命，在和平时期可能发挥的不是最大化。但对锻炼人、教会你如何做人、做事而言，部队的确是座大熔炉，是所大学校！
它教会了我重情重义，包容他人，顾全大局。部队里有句流行的话：“关键时刻，为保护战友，甚至可以舍弃自己生命。难道还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什么私利不能抛弃和让度吗？”在后来的工作实践中，我常常以此提醒自己，并力求成为行为准则。
它培养了我坚韧不拔的性格。经过几年的部队冶炼淬火，思想深处增添了钢性，骨子里增加了钙质，不怕吃苦，不惧困难。
它让我变得更有担当和责任。部队这个特殊群体，常言道，在那里只有付出，不容娇气。“它使小的变老成，老的变年轻。”在独立生活中，让我学会有担当、讲责任地去做事，变得逐步成熟起来。
它改变了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作风。部队讲究创造性学习、工作，办事严谨，有首有尾，一丝不苟。不但要求勤奋，更要求成效。长期养成的这种作风，可谓受益终生！
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时风清气正。人们吃苦是自愿的，为了崇高理想奋斗，讲奉献少功利，无怨无悔！
这大概就是几十年来，让人怀念和追忆的理由吧。
在“满目青山夕照明”的日子里，我依然在想：假如能有来生，我还要毫不犹豫地去拥抱国防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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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的日子终于盼到了，那是1970年七八月间。中央发了红头文件，包括我们延期留校的69届，将与70届一起，统一参加毕业分配。
七月的省城长春，气温似乎比往年还要炎热、闷湿。我们这些聚集在八舍待分配的学子们，心情并不平静，非但没有尽情享受这在校的最后一个充满阳光的夏日，甚至有些烦躁和不安。
我有幸被校方提前通知分配入伍，单位是第十六军。这就意味着，不必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操心自己的分配去向了。心里暗暗窃喜，但又不能声张。因为，在当时的吉林大学几千名待分配的学生中，确定首批入伍的毕竟只有10人！而且，在那种特殊环境和背景下，都是由在校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经考查协商提出的，既没有也不可能经过师生民主推选确定。那年月毕业能到部队，既是军人又是干部，这是几乎所有学子们梦寐以求的愿望。自然，既有一些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和祝福，同样也会有人心生嫉妒和非议。因为，毕竟在多年动乱中人们所生成的“派性”，还尚未彻底消除，相互间伤害的心结和裂痕还没有完全弥合。每当想到，不久即将穿上那身国防绿的军装，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和自豪！我暗暗下定决心，去接受新的实践考验，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往日静谧的八舍，那些天突然变得活跃起来。系领导和几位参与分配工作的老师关起门来，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制定分配方案。宿舍间、走廊里，三三两两的同学们也在以不同的方式议论着这件人生大事。同班里成双成对的情侣们，尽量缩小活动空间，他们低声细语地交谈，几乎让擦肩而过的人们都很难听见。但可以想到，他们最担心的莫过于能否分到一块儿。那些耍单的男女同学情况就不同了。有的独自躲在宿舍里，闷头在书写家书；有的同昔日同乡、知己在一起，猜测和议论着未来去向；总之，都离不开“分配”的话题。这一切，表面上看来都很正常。如果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有一样东西变了，那就是感情！
遥想6年前大家刚入学时，尽管来自天南地北，尽管互不相识，尽管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经历和个性，可一见如故。难得的同窗机缘，把颗颗年轻的心连在一起。大家在共同学习、生活、劳动中，有如亲亲的兄弟、姐妹！后来，因为“文革”来了，同学间由于看法、观点的分歧，逐步导致政治上的分野。再后来，由于派性的产生，个人恩怨与政治志向交织在一起，加之年轻人的盲目、无知、狂野和任性，使这些分野进一步加深。政歧伤情，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6年前，那种单纯、真挚的大众化的“同窗情”不见了。代之而生的是个别的情侣恋情和少数知己者的友情。那一刻，曾经远离人们的私心似乎又卷土重归。当年，那个充满生机朝气、你谦我让、团结奋斗的741集体，似乎荡然无存，变得十分陌生！置身这样的环境和氛围，我想，大家的心情都不会很愉悦。
不久，有分配方案通过非正式渠道流出。不论真假，一下子在同学中间像炸了锅似的引起热议。一天，女同学单桂珍突然找到我，一见面便流下眼泪。其实，她也是我的女朋友。这在系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因我作为群众代表时任系党支部委员、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为避免产生负面影响，没像其他同学情侣接触那么多罢了。“你没听到同学议论啥吗？”“听到啦。”我淡淡地应答。“不就是说，好事不能都落一家。凭什么男的去部队，女的留长春（省城）？他们为什么不‘四面向’…… ”我接着劝慰她，“这些话先不要听。一是正式方案还未公布，真假不明。再说，我作为被分配对象，按上级要求，为避嫌早已提前退出领导小组，对你我的分配去向没有任何影响。更何况，我们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分配是组织安排，问心无愧，任人去说吧！”
又过了几天，方案正式公布。桂珍被分配到一个经济、交通欠发达的辽宁义县。就是当年四野打锦州设立前指的那个地方。据说，参与分配的一位老师是在地图上拿尺子量后建议确定的。我老家在锦县（现凌海市），桂珍家在黑山县，如果把义县所处的地理位置与这两个县连线，即是个等边三角形。按常理，我参军去部队，即使对女方不特殊照顾，靠两家的一头总不为过。而分配给出的理由却是：这样等距离安排，两家都方便照顾。这样的逻辑，难怪让桂珍倍感委屈，哭笑不得。当年的分配者出自派性报复，还是其他考虑做如此设计安排？时过境迁，今天已没有必要耿耿于怀，再去追问。这回是我主动找到她。我知道凭她的倔强性格，有苦往肚子里咽，不会再次主动来找我倾诉。一见面便开门见山：“最后的方案与先前传的天壤之别。特别是先前还背了黑锅，你心里肯定十分委屈。但面对现实总要正确对待。阎永贵、于风琴同学被分配去了虎林，赵尔烈同学被分配去了长白县，还有的同学被分配去了内蒙古巴林左旗……我是少数几个学生党员之一。这次是提前确定下来分配去部队，否则，去边疆虎林的指标可能就是我们俩。我是党员能在遇到艰苦时绕着走，不带头吗？再说，咱比那分到更艰苦地方去的同学还好。人家不是更有难处吗！”桂珍听后默默无语。我深知，并非我的思想觉悟比她高，而是在她心中觉得有些不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会慢慢消化。
喧嚣的分配短剧已然落幕，无论人们是喜是忧，都在抓紧做离校准备。我有时在想，假如没有“文革”，我们也一定会像今天毕业的学子们一样，无论在车站、在机场，你都会看到他们相拥而泣，执手握别，令所有人为之动容的楚楚深情和不舍身影……可惜，历史没有假如。记忆中的冷寂、落寞與孤独的眼神儿与场景，让人不堪回首；那各奔东西的无助，那欠缺的一课，今生今世已无法弥补。想想各自独行天涯路，此去遥遥无聚期，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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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两三天，离心似箭的同学们陆续撤出。八舍包括我在内，除少数几个同学因事滞留外，已人去楼空，又恢复了少有的平静。 因为分配派遣通知下达到正式报到，中间约有半个月左右的过渡期，绝大部分同学都急迫地赶回老家，与亲人们做走上工作岗位前的最后团聚。我的情况比较特殊。一是去部队工作的决定很突然，事先从未与父母商量，他们毫无思想准备；二是军方通知一律不能回故乡，原地待命要参加入伍前培训。
送走了桂珍，我懒散、孤独地回到宿舍，眼前一片茫然。那一夜，翻来覆去难以入睡。想念远方尚不知自己去向的父母；想念洒泪离去的恋人；想念在此一别甚至终生难见的昔日同学；心中五味杂陈，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文革”那些年，母亲真是为我操盡了心。“一个念书的学生，干吗整天冲冲杀杀！”她虽然身居偏僻的农村，但从生产队的大喇叭广播里对外面动荡的形势也有所了解。尤其是几年见不到儿子回家，她心里充满担忧和疑惑。即使偶尔见到有信来，她也不相信真的平安无事。她夜里睡得很少，铺好的被子就那样卷曲着，几年都没有打开过。背驼了，眼睛深深陷进眼窝里。同几年前送我上大学时相比，完全判若两人！母亲虽然思想并不落后，但从以往的言谈话语中，我感觉到她对子女参军还是有所顾虑，毕竟我是她最小的儿子，她已把我的安全视为自己的生命！到部队去工作，这已成了无法改变的事实。问题是，该在何时，用什么方式跟父母说，并力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呢？今生今世，既然走上从军之路，无论未来如何，都不能有半点犹疑和退缩。于是，我铺开纸，开始给母亲写下长长的书信……
军方通知报到是在一周以后，地点就在春城美丽如画的南湖边上军部所在地。一座红砖砌成的建筑物，虽说不算高大雄伟，但在夏日绿荫掩映下，显得格外整洁漂亮。“文革”这些年，由于常跟16军派出的驻校军宣队打交道，多次开会进出军部，我对这座军部大楼并不陌生。培训就在3层的一间房子里，直接召集、组织者是干部处里个子高高帅气的毛干事。据说他以前曾是军队中的篮球运动员。我们这些刚换上军装的学生兵们，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从今往后，你们原来那套冲冲杀杀的作风得收了。穿上这身军装，就要讲军人纪律，有军人气质，行军人作风！更不能把派性带到部队。”他的开场白虽然很严肃，但待人很平和。我们这些刚从“文革”战场上下来的生荒子，对军队的事一窍不通，还真愿意把他当作知心人，心里话愿意跟他说，不懂的东西愿意找他问。这批参加培训的只有10来个人，都是在省城各高校被分配的大学生。英雄不问来路，有的平时互不相识，但很快混得烂熟。
开始，我们都以为培训后就留在军部。不想，结业那天却宣布要迅速下到基层去。下去多长时间呢？还能不能回到军部来？这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一年以后，看情况再说吧。”毛干事的回答却十分含混。大家碍着面子，也不好再多问下去。我和吉大历史系陈广东、法律系曹积三、地质学院的孙茂昌4人被分配到远离省城200公里以外的47师，驻地在煤矿城市辽源。
那是一个刚刚下过阵雨的早饭后，天空还翻滚着块块薄云。我们4人结伴，第一次背上军人的行装，没有鲜花，没有欢送的人群，默默地奔向长春火车站。接着，买票、登车、转乘。中午时分，车到四平。然后，又转乘去往辽源、梅河口方向的车。大约午后3点左右，我们在困倦疲惫中，到了传说中“一个公园一个猴，一条马路一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的辽源市，到了城市东郊猴山下的47师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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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7师是宣传科接待的，谈话变得十分简单。一位瘦瘦的、戴着高度近视镜、说话略带一点南方口音的副科长，寒暄两句后，开门见山地说：“你们中除曹积三留在师宣传科外，都下到139团去，先休息一下，一会儿会有人来接。”说完，便转身离去。“天哪！”我们嘴里没说出来，心里却在惊呼，“不但在省城的军部没留下，师部机关也没我们存身之地！难道真的让我们下连队当战士吗？”我们在为曹老兄“庆幸”的同时，心里直犯嘀咕。可事已至此，也只能凭天由命了。方向是自己选的，男儿当无退路！
过了不到半小时，139团的人来了。那是位个子不高，两只眼睛圆圆大大很有神的战士。一见面，他便自我介绍说：“我是139团一营三连二班长陈德乙。道德的德，甲乙的乙。68年兵，首长令我来接你。如果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发。这里离连部还有很远的路，我们要在晚饭前赶到。”他口齿清晰，说话简捷干练。一看便知是一位标准的军人。
到了楼下才知道，他是和另外一位战士赶着小驴车来的。迅速装上我的简单行李，我们便离开师部大院。因为营区离市内很远又不直通公交车，许多连队都自己想办法置备一个小驴车。虽说不很雅观，但送个战友，接个家属很方便。那年月，享受这个礼遇已经算不错了。二班长挥动手中的短鞭，听话的深灰色小毛驴跑得很快。我一时辨不清方向，只听二班长像数家珍一样，娓娓介绍着沿途的情况。“这里离连部所在地黎明大队还有20里路。别看咱这非现代化交通工具，一会儿就到。连长、指导员特别欢迎你到来，正在家等着呢！今后，我们就是一个班了。遇到啥困难尽管跟我说……”我边听边看，穿过片片农田，浓密树林，晚雾迷漫的山岗，晚上开饭前我们按时赶到连部。
连长程顺清，湖北人，说话带一腔浓重口音。指导员，辽南人，算半个同乡。两位首长比我年长几岁，像大哥哥一样让人感觉随和、亲切。初次见面，我听他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吃苦。“基层很辛苦”“艰苦考验还在后面”“你是有知识的人，来这里吃苦就要受点儿委屈了。”我明白两位首长的意思，立即表态说，“请首长放心。我也是从艰苦的农村环境中走出来的。只不过比大家多读几年书，对吃苦已有思想准备。今后就是你们的兵了。按军、师首长的指示，别看我穿着干部服装，拿着干部薪水，一切都要按士兵一样，严格要求。我保证，绝不会给英雄三连丢脸、抹黑！”大家在会意的笑声中结束了谈话。晚饭，是二班长陪我吃的。为表示欢迎和接风，食堂还特意为我们加了个菜。
熄灯号响起。战士们洗漱完毕后迅速进入休息状态。一排32个人就睡在像工棚一样的大通铺上。床铺是用木板钉的，上面铺着一层厚厚的稻草。二班长像对待幼儿园里新来的娃娃一样，帮我铺好被褥，挨着他睡下。那一夜，不但有些不习惯，而且想得太多太多…… 从此，从战士、班长、排长、副指导员、副教导员，直到调入军事学院任马列教研室教员，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在那个红砖灰瓦，白杨环绕的营区内外，在那些艰苦难忘的日日夜夜，发生了与想象中出现巨大反差的许许多多故事……
当我极力搜寻记忆中的那些碎片时，仿佛又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心中像有一团火，久久不熄。
入伍第一年，正赶上北方最寒冷的冬季。部队开始了向塞北方向突进的“千里野营大拉练”。在那个眉毛、胡子都挂着冰凌的野外，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十八九岁的年轻战士一样，在冰天雪地里穿戴着笨重的“四皮”，即皮大衣、皮帽子、皮手套、大头鞋，还要负重五十几斤的行李、弹药、米袋，走在行军路上。一次急行軍演习，在短短十数小时内，既要前进40公里，又要不停歇地从到达地返回出发地。这一去一回就是80公里！中间还要打战术、穿越一座大山。那次行军，要不是二班长陈德乙从后面顶着我的背包，并往我嘴里塞了一块糖，估计在半山腰上就掉了链子……
入伍第二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3”事件。当时中共中央的第二号人物林彪，所乘的三叉戟专机突然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一事件，本与我们这些小人物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有人竟也做些联想，说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是“经林副主席批准，作为笔杆子要到部队的”。是真是假我们不清楚，相信我们隔山隔水也沾不上这个“殊荣”。但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不久，上面传下话来：下连锻炼期的说法已不复存在，愿留愿去双向选择，今后就靠你们自然成长。果不其然，原来每隔几个月还有师、团政治部组织我们开个征求意见的座谈会，悄然取消了。我们这些人，像被投进了茫茫的大海，各自开始挣扎着学习游泳，学习如何不靠天、不靠地、不拼爹，坚强地游向胜利彼岸。第三年，听说已有一些同学不愿在这里从事简单劳动和训练，空耗时光，提出了转业申请。
我呢，心里很矛盾。留下，确实前途未卜。走人，这又有违初衷。当年，我是如此倾心国防绿，我不能因怕艰苦而退缩，被后人耻笑。经与远在辽宁义县的妻子反复沟通，取得一致意见：坚持留下来，继续奋斗！
记得我们婚后第二年，妻子去部队探亲。按国家法定要求，两地分居的夫妻，每年双方各有一个月探亲假。说来也巧，那次妻子来部队还不到一周，部队突然接到转去外地执行任务的命令。在那个寒冷的早春三月，不得不面对动员她提前离队返家的尴尬……此后，在近10年的漫长时间里，我们分居两地，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日子还不足200天！大女儿长到四岁了，竟然不认识我这个爸爸。指着照片上的我，叫解放军叔叔。回家探亲，就像见到陌生人，害羞地躲入门后。我只能像歌中唱的，“亏了我一个，幸福万家人。”默默地安慰自己。至今，仍感到这是对妻子、对孩子、对家人的历史性愧疚。
1971年，我们部队奉命开进吉林境内最大的淡水湖松花湖畔，在一个个偏僻山沟瑞安营扎寨，吃住条件十分艰苦。三四月间冰雪还没有完全消融。我们为抢时间完成施工任务，跳进零下20度冰冷的蚂蚁河水中，以人当墙筑成临时“水坝”，为开动凿岩机打眼放炮，开挖河底地沟创造条件。大家在用松明子架起的火堆前，高声唱着歌喝着火辣辣的白酒，一次次勇敢地跳入湍急的河水中……有谁会想到，几十年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胃炎种种毛病都找上身来。
1975年，我们团承担了另一项国防施工重任。春节过后不久，部队便开赴荒无人烟的霍林河畔，内蒙古扎鲁特旗北缘一个叫罕山的地方。刚去时，那里没有水源。指战员们只能把冰雪融化后澄清，用来烧菜做饭。那一年，我们三连另有全训任务没跟大部队行动。我们一营的其他连队全部到了第一线。7月中旬，前方传来不幸消息：发现了传染性出血热，而且已经出现死亡病例。有的连队已被隔离在帐篷里，不能出也不能进。我们一营的情况稍好些，但也人心惶惶，停止了施工。留守团部指挥机关通知下来，决定让我带队组成一个慰问小组，带上罐头等食品去“前线”慰问。1000多公里的路程，开着车子要跑两天一夜。不但辛苦、危险，而且要和疫区指战员一样，面对生死考验！但想想那些命悬一线的前方战友，我们还有什么可顾虑呢？大家互相鼓励着，义无反顾地踏上当时的“死亡禁区”。一路上出现不少险情：在扎鲁特北部距离团、营驻地30公里处，车子突然熄火抛锚。这里常有狼群出没，眼看天色渐晚，幸好碰到骑马路过的蒙族兄弟，答应帮助我们一边到十几里外的生产大队找拖拉机救援，一边设法同团部取得联系。我们终于在夜里9点钟获救后赶到一营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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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离开部队已经近40年了。转业到地方的最初几年，每天清晨总是隐约地听到那悦耳的军号声。时常想着司号员滕人东那顽皮可爱的模样，二班长陈德乙那双大眼睛，赵光一、戴嘉运那浑厚的声音，刘江征拉练中脚上打满血泡，被强抬上收容车自己又跳下来的情景……又过了若干年，为了忘却的纪念，我在主编的《战友》一书的扉页上曾满含热泪地写道：
踏着国防绿色，
同献一段壮美的青春年华。
无怨无悔的选择，
共度难忘的军旅生涯。
似水流年，
抹不掉永恒的情思；
军号声声，
常伴着晨曦落霞。
为什么战友的称号，
如此珍贵？
只因他（她）用碧血和生命，
书写了崇高伟大。
如今，我们中最小的战友也已退休。不久前，三连昔日的一些热心战友们，在微信里建起一个“老哥们”群。天南地北聚拢起来的兄弟们，不分职务，不论年龄，完全平等地在群里谈天说地，畅叙家常。真的仿佛又回到生龙活虎的年轻时代！回到那个“攻如猛虎，守如泰山”充满活力与生机的英雄三连！
如果有一天有人问我，那十几年军旅生涯，整天重复简单劳动和一二一走步、投弹、射击训练，你不感到亏吗？我会理直气壮地回答：不亏！
这是因为，它让我有了不同的人生体验，收获颇多。理性地讲，单就个人对社会贡献而言，因部队的特殊环境与使命，在和平时期可能发挥的不是最大化。但对锻炼人、教会你如何做人、做事而言，部队的确是座大熔炉，是所大学校！
它教会了我重情重义，包容他人，顾全大局。部队里有句流行的话：“关键时刻，为保护战友，甚至可以舍弃自己生命。难道还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什么私利不能抛弃和让度吗？”在后来的工作实践中，我常常以此提醒自己，并力求成为行为准则。
它培养了我坚韧不拔的性格。经过几年的部队冶炼淬火，思想深处增添了钢性，骨子里增加了钙质，不怕吃苦，不惧困难。
它让我变得更有担当和责任。部队这个特殊群体，常言道，在那里只有付出，不容娇气。“它使小的变老成，老的变年轻。”在独立生活中，让我学会有担当、讲责任地去做事，变得逐步成熟起来。
它改变了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作风。部队讲究创造性学习、工作，办事严谨，有首有尾，一丝不苟。不但要求勤奋，更要求成效。长期养成的这种作风，可谓受益终生！
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时风清气正。人们吃苦是自愿的，为了崇高理想奋斗，讲奉献少功利，无怨无悔！
这大概就是几十年来，让人怀念和追忆的理由吧。
在“满目青山夕照明”的日子里，我依然在想：假如能有来生，我还要毫不犹豫地去拥抱国防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