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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福·安纳亚（1937- ）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奇卡诺（墨西哥裔美国人）文艺复兴的一员主将，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集2部、史诗2部、散文集1部、青少年文学作品8部，并有7部剧作上演，赢得了“奇卡诺文学的教父和领袖”、“最受好评、影响最广泛的奇卡诺作家”等美誉，在西语裔族群内部和主流社会都享有不凡的声望。长篇小说《保佑我，乌尔蒂玛》（1972）是他的处女作，如今已被公认为奇卡诺文学的经典之作。前美国第一夫人劳拉·布什曾列出“各年龄段读者必读的10本最好的书”，这部作品便是其中之一。
《保佑我，乌尔蒂玛》以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美国新墨西哥州瓜达卢佩镇为背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墨西哥裔主人公安东尼奥·马雷（昵称托尼）6岁到8岁的经历，具有成长小说的典型特点。托尼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父亲来自大平原上一个世代放牧的家族，崇尚居无定所、自由自在的生活，母亲的祖先是一位天主教神父，家族长年在河谷从事农耕，过着安稳、虔诚的生活。故事开始前，托尼从未离开过家，顶多由父母带着在礼拜天去教堂，或夏末去舅舅家帮忙收割庄稼，他的小世界单纯宁静，唯一的价值观是母亲灌输的天主教教义，唯一的烦恼是父母期望的截然对立令他无所适从：是迎合父亲的愿望做一个牛仔，还是听从母亲的安排成为农夫，甚至神父？从7岁前的这个夏天开始，托尼的小世界逐渐向外面的大世界延伸，遭遇了众多陌生的人和事之后，他的生活变得复杂和动荡。先是父母把孤苦无依的老人乌尔蒂玛接到了家里，这个闻名遐迩的民间药师不仅与托尼结成了忘年交，还让托尼认识到不光神父和医生能够治病救人，兼用草药和巫术的民间医术同样具有这种功效，其解咒驱邪的能力甚至令宗教和现代医学望尘莫及。紧接着，托尼成了一名小学生，走出说西班牙语、吃玉米粉圆饼的家，进入说英语、吃三明治的学校，上学第一天，托尼便意识到自己是个异类，只能从其他班上同样背景的孩子那里找到集体的温暖。不久，二战结束，三个哥哥从战场归来，见过大世面的他们难以适应小镇的生活，又相继去了远方的大城市，托尼由此知道，在新墨西哥的农村以外，还有一个迥然不同的城市世界。一年级的最后一天，托尼从小伙伴那里听到了河谷水神金鲤的传说，后来又亲眼看到了金鲤，这才明白除了天主教的上帝、耶稣和圣母玛丽亚，还有不少人信仰异教的神灵，就连他自己也深受吸引。此外，托尼发现抽象的天主教教义根本无法解释成人世界的善与恶：妓院这等淫邪之地，为什么大人们会去光顾，连哥哥也不例外？饱受战争创伤的二战老兵卢皮托开枪打死了治安官，随后又被镇上的居民射杀，他们是不是都该下地狱？特雷门蒂奥和三个女儿利用巫术作恶多端，上帝为什么不惩罚他们，反而听任他们下咒伤害卢卡斯舅舅和特列斯？当积善行德的乌尔蒂玛挺身而出，与这伙邪恶势力作战时，上帝为什么无动于衷，听任他们杀死了纳西索和乌尔蒂玛的守护精灵猫头鹰，又最终置她于死地？
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托尼面对陌生大世界时的惶惑、恐惧、怀疑、彷徨和负疚，这些事情难以理解，不可捉摸，却又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的生活，影响着他所爱的亲人和朋友。他试图去把握这个纷繁芜杂、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的大世界，却发现自己既有的价值信念和认知框架是无能为力的。将他带出困境、送他走上成熟之路的是乌尔蒂玛，她扮演了成长小说中必不可少的引路人或导师角色。乌尔蒂玛的作用不是给托尼的问题提供确定的答案，而是引导托尼去正确地思考问题，这是找到答案的前提和关键。在乌尔蒂玛看来，世间万物环环相扣、因果相连，是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恰如“汇聚到河流并注入大海的正是来自月亮的甘甜雨水。假如没有月亮之水补充给海洋，海洋便会干涸。海洋中苦涩的海水被太阳带到天空，又重新变成月亮之水。没有太阳，就不会形成消解黝黑大地饥渴的甘露。”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个事物，只看到局部，看不到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也不能采取单一的视角，以偏概全，看不到事物的方方面面；更不能固守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看似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往往构成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关系。在乌尔蒂玛的启发下，托尼认识到自己遭遇的诸多矛盾冲突（父母对他的不同期望、天主教的上帝与异教的金鲤、天主教与民间医术、西班牙语文化与主流文化、城市与农村等）其实并非相互排斥，势不两立，他所要做的就是要兼收并蓄，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完整的自我。恰如特雷莎·卡诺扎所言，这部小说的主旨“不是说成长要求人们在矛盾的选项中进行排他性的选择，而是说智慧与经历能够让人们的视线越过差异，看到统一与和谐”。从乌尔蒂玛的言传身教中，托尼还领悟到，宇宙间善恶两股力量此消彼长、循环往复，此乃生命的常态，个人应该学会发现人世间的真善美，在积极向善的同时，保持生活的勇气，以“心灵的魔力战胜人生的悲剧”。故而在小说的结尾，托尼能够坦然面对乌尔蒂玛的死亡。
《保佑我，乌尔蒂玛》有着浓厚的自传色彩。安纳亚的儿童时代便是二战前后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小镇度过，父母分别来自游牧家族和农耕家族，同样推崇本族裔的民间医术，兄弟姐妹也是从小信仰天主教，在家说西班牙语，在学校说英语，哥哥同样是二战老兵，就连他因游泳差点致残的经历也写进了书中的溺水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这部小说是安纳亚的个人记忆或私人叙事。然而，为自己的成长树碑立传不是安纳亚的创作目的，在他眼里，“作家有点像巫师，能够用故事影响整个族裔，治病救人。这一直是故事的功能之一。我常写我们族裔的巫师和女巫，这使得我与这个传统相联。”换句话说，安纳亚意在借助这部私人叙事，履行治病救人、服务公众的使命。如果我们回溯到《保佑我，乌尔蒂玛》的创作和出版年代，便不难发现安纳亚针对何种疑难杂症开出了救世良方。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与青年学子的“反现存体制”运动纠结聚合，诉诸激进手段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破旧立新，血腥冲突、政治谋杀、街头游行、校园动乱此起彼伏，席卷全国。1963年，安纳亚从新墨西哥大学英语系毕业，成了阿尔伯克基市的一名中学教师，他一边攻读英语专业及指导与咨询专业的两个硕士学位，一边创作长篇小说《保佑我，乌尔蒂玛》，还参与了反越战运动。安纳亚回忆说：“越南战争导致的全国性大争论考验着这个国家，考验着各个社群和家庭。我认识的大多数教育系统的人都反对这场战争。我散发请愿书，要求中止越战，费尽心力组织了阿尔伯克基的第一个教师工会”。与此同时，安纳亚注意到墨西哥裔同胞掀起了奇卡诺运动，全面清算美国社会对本族裔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文化消音：1965年9月，加州南部墨西哥裔农业工人罢工；1967年6月，墨西哥裔武装袭击新墨西哥州阿里巴河县法院；1968年，东洛杉矶墨西哥裔高中学生集体罢课；1969年3月，第一届墨西哥裔青年大会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召开；1970年1月，德克萨斯州联合人民党成立；1970年8月，墨西哥裔在洛杉矶举行大规模反越战示威。“奇卡诺人的政治运动在蔓延，”安纳亚在自传中写道，“肯尼迪总统遇刺，奇卡诺人深受震撼。黑色星期五被视为反动势力的象征性反击，他们掌握着这个国家的权力，不愿与被压迫的人民分享。在如此动荡的岁月里，我逼迫自己学习长篇小说创作的复杂工序。”历时7年，安纳亚终于完成了《保佑我，乌尔蒂玛》。1971年，这部小说的手稿荣获旨在推动墨西哥裔文学创作的昆托·索尔文学奖，翌年出版，立即风靡整个墨西哥裔社区，安纳亚由此成为奇卡诺运动中文化领域的中坚人物。
作为六七十年代激进政治的见证者和温和的参与者，安纳亚非常清楚整个美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重大的转型期，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对立渐趋严重，各种不同的新主张、新思潮纷纷涌现，对传统的价值体系造成强有力的挑战，新旧力量之间的角逐往往诉诸于暴力冲突和流血斗争。如霍斯特·汤恩所言，在那个年代，许多美国人都体会过“面对不可思议之事的惊骇”，每个人都想对这场社会大变革达成理性的认知，都想知道美国政治和文化的确切走向。具体到族裔政治，这个时期除了黑人民权运动和奇卡诺运动，还有亚裔运动、波多黎各人运动、印第安文艺复兴等，各个少数族裔均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要求在各个领域获得与白人同等的权利，改变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在白人主流社会，保守派和改革派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在各个少数族裔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分裂主义与同化主义的不同声音不绝于耳。如果说今天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美国是一个成年人，六七十年代便是他的儿童时代，恰如《保佑我，乌尔蒂玛》中的小托尼，面对生活中纷至沓来的变化，面对新旧差异、矛盾冲突，茫然四顾，不知所措。在安纳亚看来，乌尔蒂玛的智慧不仅适用于年幼的托尼，也适用于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人们应该以整体的、全面的、辩证统一的眼光去审视和认知社会的新旧矛盾，在尽可能获得理性把握的基础上，海纳百川，以平等、开放、包容的胸襟弥合对立，调和差异，将矛盾与冲突最终转化为和谐与统一。有评论指出，安纳亚通过这部小说传达的信息是“和谐和对他人（包括我们别无选择时血战到死的敌人）的同情”，此话不无道理。不仅如此，托尼将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综合融会，建构新型自我的做法，其实也是安纳亚对个人和族群如何调和主流文化与族裔文化之矛盾，建构新型文化身份的有益建言。
“在这部小说出版的年代，它是独一无二的；它为墨西哥裔提供了文学滋养。它成了一面镜子，可以映照过去的安定世界，也成了一把标尺，可以衡量未来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它赢得了墨西哥裔读者的认同，截至1978年，在没有重要媒体刊登书评的情况下售出8万册。1994年，华纳出版社将这部已经重印21次、售出30万册的作品推向美国主流社会，至今畅销不衰。《保佑我，乌尔蒂玛》之所以能够跨越种族鸿沟和时空差异，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西语裔畅销作品，不仅是因为小说中反映的奇卡诺文化特性很容易得到相同族裔读者的认同，勾起不同族裔读者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部墨西哥裔成长小说中包含着每个人、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需要的智慧。毕竟，普天之下，谁不向往自身的和谐统一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
《保佑我，乌尔蒂玛》以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美国新墨西哥州瓜达卢佩镇为背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墨西哥裔主人公安东尼奥·马雷（昵称托尼）6岁到8岁的经历，具有成长小说的典型特点。托尼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父亲来自大平原上一个世代放牧的家族，崇尚居无定所、自由自在的生活，母亲的祖先是一位天主教神父，家族长年在河谷从事农耕，过着安稳、虔诚的生活。故事开始前，托尼从未离开过家，顶多由父母带着在礼拜天去教堂，或夏末去舅舅家帮忙收割庄稼，他的小世界单纯宁静，唯一的价值观是母亲灌输的天主教教义，唯一的烦恼是父母期望的截然对立令他无所适从：是迎合父亲的愿望做一个牛仔，还是听从母亲的安排成为农夫，甚至神父？从7岁前的这个夏天开始，托尼的小世界逐渐向外面的大世界延伸，遭遇了众多陌生的人和事之后，他的生活变得复杂和动荡。先是父母把孤苦无依的老人乌尔蒂玛接到了家里，这个闻名遐迩的民间药师不仅与托尼结成了忘年交，还让托尼认识到不光神父和医生能够治病救人，兼用草药和巫术的民间医术同样具有这种功效，其解咒驱邪的能力甚至令宗教和现代医学望尘莫及。紧接着，托尼成了一名小学生，走出说西班牙语、吃玉米粉圆饼的家，进入说英语、吃三明治的学校，上学第一天，托尼便意识到自己是个异类，只能从其他班上同样背景的孩子那里找到集体的温暖。不久，二战结束，三个哥哥从战场归来，见过大世面的他们难以适应小镇的生活，又相继去了远方的大城市，托尼由此知道，在新墨西哥的农村以外，还有一个迥然不同的城市世界。一年级的最后一天，托尼从小伙伴那里听到了河谷水神金鲤的传说，后来又亲眼看到了金鲤，这才明白除了天主教的上帝、耶稣和圣母玛丽亚，还有不少人信仰异教的神灵，就连他自己也深受吸引。此外，托尼发现抽象的天主教教义根本无法解释成人世界的善与恶：妓院这等淫邪之地，为什么大人们会去光顾，连哥哥也不例外？饱受战争创伤的二战老兵卢皮托开枪打死了治安官，随后又被镇上的居民射杀，他们是不是都该下地狱？特雷门蒂奥和三个女儿利用巫术作恶多端，上帝为什么不惩罚他们，反而听任他们下咒伤害卢卡斯舅舅和特列斯？当积善行德的乌尔蒂玛挺身而出，与这伙邪恶势力作战时，上帝为什么无动于衷，听任他们杀死了纳西索和乌尔蒂玛的守护精灵猫头鹰，又最终置她于死地？
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托尼面对陌生大世界时的惶惑、恐惧、怀疑、彷徨和负疚，这些事情难以理解，不可捉摸，却又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的生活，影响着他所爱的亲人和朋友。他试图去把握这个纷繁芜杂、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的大世界，却发现自己既有的价值信念和认知框架是无能为力的。将他带出困境、送他走上成熟之路的是乌尔蒂玛，她扮演了成长小说中必不可少的引路人或导师角色。乌尔蒂玛的作用不是给托尼的问题提供确定的答案，而是引导托尼去正确地思考问题，这是找到答案的前提和关键。在乌尔蒂玛看来，世间万物环环相扣、因果相连，是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恰如“汇聚到河流并注入大海的正是来自月亮的甘甜雨水。假如没有月亮之水补充给海洋，海洋便会干涸。海洋中苦涩的海水被太阳带到天空，又重新变成月亮之水。没有太阳，就不会形成消解黝黑大地饥渴的甘露。”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个事物，只看到局部，看不到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也不能采取单一的视角，以偏概全，看不到事物的方方面面；更不能固守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看似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往往构成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关系。在乌尔蒂玛的启发下，托尼认识到自己遭遇的诸多矛盾冲突（父母对他的不同期望、天主教的上帝与异教的金鲤、天主教与民间医术、西班牙语文化与主流文化、城市与农村等）其实并非相互排斥，势不两立，他所要做的就是要兼收并蓄，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完整的自我。恰如特雷莎·卡诺扎所言，这部小说的主旨“不是说成长要求人们在矛盾的选项中进行排他性的选择，而是说智慧与经历能够让人们的视线越过差异，看到统一与和谐”。从乌尔蒂玛的言传身教中，托尼还领悟到，宇宙间善恶两股力量此消彼长、循环往复，此乃生命的常态，个人应该学会发现人世间的真善美，在积极向善的同时，保持生活的勇气，以“心灵的魔力战胜人生的悲剧”。故而在小说的结尾，托尼能够坦然面对乌尔蒂玛的死亡。
《保佑我，乌尔蒂玛》有着浓厚的自传色彩。安纳亚的儿童时代便是二战前后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小镇度过，父母分别来自游牧家族和农耕家族，同样推崇本族裔的民间医术，兄弟姐妹也是从小信仰天主教，在家说西班牙语，在学校说英语，哥哥同样是二战老兵，就连他因游泳差点致残的经历也写进了书中的溺水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这部小说是安纳亚的个人记忆或私人叙事。然而，为自己的成长树碑立传不是安纳亚的创作目的，在他眼里，“作家有点像巫师，能够用故事影响整个族裔，治病救人。这一直是故事的功能之一。我常写我们族裔的巫师和女巫，这使得我与这个传统相联。”换句话说，安纳亚意在借助这部私人叙事，履行治病救人、服务公众的使命。如果我们回溯到《保佑我，乌尔蒂玛》的创作和出版年代，便不难发现安纳亚针对何种疑难杂症开出了救世良方。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与青年学子的“反现存体制”运动纠结聚合，诉诸激进手段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破旧立新，血腥冲突、政治谋杀、街头游行、校园动乱此起彼伏，席卷全国。1963年，安纳亚从新墨西哥大学英语系毕业，成了阿尔伯克基市的一名中学教师，他一边攻读英语专业及指导与咨询专业的两个硕士学位，一边创作长篇小说《保佑我，乌尔蒂玛》，还参与了反越战运动。安纳亚回忆说：“越南战争导致的全国性大争论考验着这个国家，考验着各个社群和家庭。我认识的大多数教育系统的人都反对这场战争。我散发请愿书，要求中止越战，费尽心力组织了阿尔伯克基的第一个教师工会”。与此同时，安纳亚注意到墨西哥裔同胞掀起了奇卡诺运动，全面清算美国社会对本族裔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文化消音：1965年9月，加州南部墨西哥裔农业工人罢工；1967年6月，墨西哥裔武装袭击新墨西哥州阿里巴河县法院；1968年，东洛杉矶墨西哥裔高中学生集体罢课；1969年3月，第一届墨西哥裔青年大会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召开；1970年1月，德克萨斯州联合人民党成立；1970年8月，墨西哥裔在洛杉矶举行大规模反越战示威。“奇卡诺人的政治运动在蔓延，”安纳亚在自传中写道，“肯尼迪总统遇刺，奇卡诺人深受震撼。黑色星期五被视为反动势力的象征性反击，他们掌握着这个国家的权力，不愿与被压迫的人民分享。在如此动荡的岁月里，我逼迫自己学习长篇小说创作的复杂工序。”历时7年，安纳亚终于完成了《保佑我，乌尔蒂玛》。1971年，这部小说的手稿荣获旨在推动墨西哥裔文学创作的昆托·索尔文学奖，翌年出版，立即风靡整个墨西哥裔社区，安纳亚由此成为奇卡诺运动中文化领域的中坚人物。
作为六七十年代激进政治的见证者和温和的参与者，安纳亚非常清楚整个美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重大的转型期，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对立渐趋严重，各种不同的新主张、新思潮纷纷涌现，对传统的价值体系造成强有力的挑战，新旧力量之间的角逐往往诉诸于暴力冲突和流血斗争。如霍斯特·汤恩所言，在那个年代，许多美国人都体会过“面对不可思议之事的惊骇”，每个人都想对这场社会大变革达成理性的认知，都想知道美国政治和文化的确切走向。具体到族裔政治，这个时期除了黑人民权运动和奇卡诺运动，还有亚裔运动、波多黎各人运动、印第安文艺复兴等，各个少数族裔均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要求在各个领域获得与白人同等的权利，改变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在白人主流社会，保守派和改革派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在各个少数族裔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分裂主义与同化主义的不同声音不绝于耳。如果说今天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美国是一个成年人，六七十年代便是他的儿童时代，恰如《保佑我，乌尔蒂玛》中的小托尼，面对生活中纷至沓来的变化，面对新旧差异、矛盾冲突，茫然四顾，不知所措。在安纳亚看来，乌尔蒂玛的智慧不仅适用于年幼的托尼，也适用于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人们应该以整体的、全面的、辩证统一的眼光去审视和认知社会的新旧矛盾，在尽可能获得理性把握的基础上，海纳百川，以平等、开放、包容的胸襟弥合对立，调和差异，将矛盾与冲突最终转化为和谐与统一。有评论指出，安纳亚通过这部小说传达的信息是“和谐和对他人（包括我们别无选择时血战到死的敌人）的同情”，此话不无道理。不仅如此，托尼将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综合融会，建构新型自我的做法，其实也是安纳亚对个人和族群如何调和主流文化与族裔文化之矛盾，建构新型文化身份的有益建言。
“在这部小说出版的年代，它是独一无二的；它为墨西哥裔提供了文学滋养。它成了一面镜子，可以映照过去的安定世界，也成了一把标尺，可以衡量未来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它赢得了墨西哥裔读者的认同，截至1978年，在没有重要媒体刊登书评的情况下售出8万册。1994年，华纳出版社将这部已经重印21次、售出30万册的作品推向美国主流社会，至今畅销不衰。《保佑我，乌尔蒂玛》之所以能够跨越种族鸿沟和时空差异，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西语裔畅销作品，不仅是因为小说中反映的奇卡诺文化特性很容易得到相同族裔读者的认同，勾起不同族裔读者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部墨西哥裔成长小说中包含着每个人、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需要的智慧。毕竟，普天之下，谁不向往自身的和谐统一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