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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改革开放开启的过程，同时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过程，也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进而指导实践的过程。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探索，也由于人们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主观局限性，在知与行关系上，有些只达到了自发的“必然王国”层次，但不少的已经进入了“实践出真知，正确的认识指导实践不断前行”，且两者呈现良性循环往复的自觉的“自由王国”门槛。
一、伟大的时代与时代人物的巨大作用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这是相辅相成的。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无愧于“总设计师”这个无可争辩的称号；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成就了邓小平理论，使邓小平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福建的改革开放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展开的。所以，我们应感恩这伟大的时代。正如胡平1986年在一次研讨会上所说的：我们是改革开放的拥护者和组织者、参与者，更是得益者。我们积极投身于新时期的伟大实践，付出是实实在在的，同时得到了丰厚的当下回报。我们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同时社会也给我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更重要的是，这种回报是世代延续的，我们的付出是一时、一世，却能造福子孙后代。可见，我们付出的少、回报的多；付出的是眼前的，回报却是长久的。上述概括仍然远远不够。试问：同样一片天、同样一片地，同样是勤劳、勇敢、智慧的福建人，为什么有史以来就非常穷困，而且世世代代改变不了？为什么就能在改革开放后短短的七年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正确结论：福建各级领导的才能、福建人优秀的天性和特性，只有融入到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我们应感恩于这千年一遇的良好社会环境！
福建在新时期又具有自身特色。当时面临着两个巨大的时空跨越：第一，填补“滞后一步”与“先行一步”的落差。福建是全国沿海地区中最贫穷的省份，又是全国改革开放全局中的排头兵，同时“开垦”着厦门经济特区这块试验田，充当了“急先锋”、“拓荒者”的角色，“穷弱差”的经济底子与要求加快改革开放形成了巨大反差。第二，实现由“福建前线”向“开放前沿”的转变。过去30多年里，这是福建在全国中的一大劣势，要逐步转化为独一无二的潜在优势乃至现实优势，这是180度的大转弯。没有如此的“改弦更张”，处于对台最前线的厦门就无法建设经济特区，全省也难以进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期间涌现了波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其实质是：全球经济相互融合与相互渗透，前者可实现优势互补，后者就是一种暗地里的弱肉强食了。原来被“殖民”的欠发达国家搞得好可扬人之长、避己之短，迎头赶超，搞不好就等于被“经济侵略”，更加穷困，受二茬罪。上述既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伴随着严峻的挑战，给“穷省”的领导人造成了巨大压力。但省委、省政府领导毫不动摇，迎难而上，紧密结合福建实际，积极开拓进取与创新，终于闯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改革开放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子，在福建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墨重的一笔，为后来的发展造就了不可阻挡的“大势所趋”。这是已经载入史册的。
二、福建新时期转变思想观念对改革开放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理论一经掌握，同样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相辅相成，无限循环，节节拔高。一方面，实践对认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正确的认识对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并转化为丰硕的物质成果。
所谓思想观念，即我们常常说的立场、观点，既有思维层次，也有上升到信仰等属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高度的。不同的思想观念，其正、反面的作用都不可估量。一般人思想僵化只贻误自己而不会妨碍大局，好像一盆水多一点或少一点都无所谓；而领导人如得了“左”病，就像往一盆水里滴进一滴墨水，马上产生巨大的联动负作用。
新时期之初，福建转变思想观念具有很强针对性。当时全省阻碍改革开放的旧观念主要有如下几种：其一，“宁左勿右”。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全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充斥着“左”的思潮，并在 “文革”中达到顶峰。福建也不例外。如那时福建农村工作中流行着雷人之语：“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看是不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鸡头、鸭头不能超过人头”，如此惯用的上纲上线话语难计其数。上世纪80年代初，政治上的“左”——“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革命论”基本上没有市场了，但经济工作上的“左”则隐蔽得多。当时，福建农村改革比全国落后一截，扩大企业自主权虎头蛇尾，流通领域严格限制个体户、私营企业进入等等。这些在当今不可能发生的事，在那时却见怪不怪。为此，直到1984年7月6日，胡平代表省政府党组在整党对照检查中，还把 “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摆到需要抓的五项工作之首。其二，“姓社姓资”争论沸沸扬扬。不少人是非不明、黑白難断，每每探索一步都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是新生事物还是大逆不道？人们争执不休、莫衷一是。其三，小农经济意识顽固作祟。如怕吃亏、想占小便宜，最明显的是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不搞互利共赢。其四，因循守旧。例如，当时福建不少地方搞顺向思维：中央规定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就不做——“绿灯行，红灯停”，“合法地做”。广东则是逆向思维：只要中央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做的都可以做——“看见绿灯大胆走，看见黄灯赶快走，看见红灯绕道走，没有灯时看着走”，“不违法地做”。其五，存有“三怕”心理。群众怕变。“福建，福建，政策多变”在当时广为流传。还有说：共产党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干部怕右。普遍担心像“文革”中时起时落的翻烧饼。尤其怕错。不少干部的思维定势是：干多错多，干少错少，不干就没错。不干的保险，干的冒险，干多的危险。有人形象地说，“有了成绩益国家，出了问题害全家”。
项南是福建新时期里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倡导者与先行者，在整个任期里对此身体力行。
胡平任职期间，在所有重要场合都必谈转变思想观念。他还兼任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召开了很多有关改革开放的研讨会、座谈会、务虚会等，提出了一些针尖时弊、切中要害的观点与观念。以下予以概述。 1、新时期必须转变思想观念
新时期需要“新人”。改革的对象是旧体制。而旧体制必定产生“老人”（这里专门指受“左”思想禁锢的“事业人”）并靠其维系着。所以，“老人”必须转变为“新人”，旧体制才能转为新体制。可见，改革是靠“新人”的思想指挥自己的行动。这里说的“新人”是：思想观念能跟得上时代发展的人。
思想观念对人发挥着“总闸门”作用。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思想通，一通百通；思想不通，一切都无从谈起。无论领导者或普通民众，都有一个转变思想观念问题，因为它关乎国家命运、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也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人的思想观念一经确立，就不会轻易改变，这也是改革开放面临的根本困难。然而，在历史转折关头，如果思想观念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就必然落伍乃至被淘汰；观念更新了才能与时俱进，走向成功。这是不容置疑的。故所有“事业人”都要接受思想洗礼，无一例外。“洗脑”，做得好有两条路：成功或不成功；做不好就只有一条路：失败。如果把改革开放比喻为浩瀚的大海，那么每个人的作用就仅仅是沧海一粟。
2、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一场自我革命
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过去的革命是破旧立新。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里，革命将士靠的是胆量勇气尤其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大无畏气概，其目标简单明了——敌人，打败了对手就是胜利。现在的改革是革旧布新。“革旧”是扬弃——取之精华，去之糟粕，比全盘否定复杂得多；“布新”则是前所未有的，主要靠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探索、摸索与识别。
改革尤其包含着自我革命。改革的对手既是老体制，同时包括改革主体思想观念脱胎换骨的改造，两者须同步进行，否则不仅改不下去，贻误千载难逢的良机，且改革主体必定被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所淘汰，改革的领导者、组织者尤为如此。可见，转变思想观念无异于一场涉及灵魂深处的自我革命。这可能触及自己的既得利益；新旧观念是零和博弈的，此长彼消；在改革探索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经济、政治风险。这些都使得“当事人”颇不情愿。所以，革命难，自我革命更难。但再难也要硬着头皮做下去，因为已别无选择了。
3、转变思想观念才能推进改革开放
一方面，改革开放的过程，同时是人们转变思想观念的过程。另一方面，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才能对实践活動发挥先导作用。所以说，四个现代化，必须再加上人的思想现代化，而且可以推定，思想现代化先于四个现代化，因为“四化”是由具有现代化思想武装的人干出来的。
思想指挥行动。改革开放就像一张白纸，好画画，但起初不知道怎么画，无从下手。只能靠大胆的探索与摸索，必须更新思想观念才能做到。这是改革之初的当务之急。所以，要从“换脑筋”开始，同时抓改革开放，且把两者互动起来，才能取得双双的突破与进展。这是揪牛鼻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转变思想观念是很“残酷”的。对领导干部而言只有单选题：不换脑就要换人，不换人就要换脑。二者必居其一，而且时不我待。
转变思想观念有两步曲：入眼、入耳——入脑、入心。
转变思想观念要做好“三位一体”的有机衔接：刻不容缓——持之以恒——永不止息。
4、围绕改革开放转变思想观念
一是增强商品经济意识。商品经济有4大特征。平等性。在市场上，各个经济活动主体都是商品或者货币的所有者，不存在身份、地位高低贵贱的任何差别。竞争性。其最高层次，不是取决于你能做到别人已经或正在做的事情，更不是取决于你能同样做好别人已经做得很好的事情，而是取决于你能做好别人做不了也做不好的事情。法制性。每个经济活动主体都必须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既保证自己的经济活动符合法律规范，又能运用法律权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开放性。全国是一个完全打破了地方、部门壁垒的统一大市场，并同世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你的商品可以挤进国内外市场的每一个角落；竞争对手也来自全国、全世界，其产品同样有可能会挤进你的固有“领地”。
二是增强竞争意识。竞争有两种方式。单向性：赢者通吃，这是零和博弈，具有很大对抗性，胜负分明，但须付出惨重代价，属于“残酷的胜利”，同时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与后患。双赢性：旗鼓相当是竞争的条件。化敌为友，实行互惠、互利、共赢，就能取得“完美的胜利”，且没有后遗症。效益、效率是竞争的重心。提高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重中之重。为此，必须破除论资历深浅、摆资格高低，忽视业绩与贡献等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树立“无功就是过”的理念：过去有功现在无功就是过；现在有功可以补救过去的过，却不能顶替和弥补将来的过；历来有功、最后无功就是过！
三是增强创新意识。创新是时代进步的灵魂。其通俗解释是：别人还没想到的，你先想到了；别人正在想的事，你已经做到了；别人正在做的事，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别人做好了，你已经做得更好了。高度概括是：横向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另辟蹊径，永远比别人略胜一筹；纵向的，创新不是一劳永逸，而是持续不断的，“现在比过去好，将来比现在更好”，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创新有三种类别：旧中有新，属于继承性的量的扩张与质的提高；去旧迎新，属于否定性的反客为主；从无到有，属于创造性的开辟新天地。但不论哪一种类别都有两个共同点：前所未有，没有现成的路子、模式、经验；永远不存在最好的所谓“终点”，只有更好的阶段性时点。
一、伟大的时代与时代人物的巨大作用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这是相辅相成的。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无愧于“总设计师”这个无可争辩的称号；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成就了邓小平理论，使邓小平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福建的改革开放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展开的。所以，我们应感恩这伟大的时代。正如胡平1986年在一次研讨会上所说的：我们是改革开放的拥护者和组织者、参与者，更是得益者。我们积极投身于新时期的伟大实践，付出是实实在在的，同时得到了丰厚的当下回报。我们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同时社会也给我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更重要的是，这种回报是世代延续的，我们的付出是一时、一世，却能造福子孙后代。可见，我们付出的少、回报的多；付出的是眼前的，回报却是长久的。上述概括仍然远远不够。试问：同样一片天、同样一片地，同样是勤劳、勇敢、智慧的福建人，为什么有史以来就非常穷困，而且世世代代改变不了？为什么就能在改革开放后短短的七年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正确结论：福建各级领导的才能、福建人优秀的天性和特性，只有融入到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我们应感恩于这千年一遇的良好社会环境！
福建在新时期又具有自身特色。当时面临着两个巨大的时空跨越：第一，填补“滞后一步”与“先行一步”的落差。福建是全国沿海地区中最贫穷的省份，又是全国改革开放全局中的排头兵，同时“开垦”着厦门经济特区这块试验田，充当了“急先锋”、“拓荒者”的角色，“穷弱差”的经济底子与要求加快改革开放形成了巨大反差。第二，实现由“福建前线”向“开放前沿”的转变。过去30多年里，这是福建在全国中的一大劣势，要逐步转化为独一无二的潜在优势乃至现实优势，这是180度的大转弯。没有如此的“改弦更张”，处于对台最前线的厦门就无法建设经济特区，全省也难以进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期间涌现了波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其实质是：全球经济相互融合与相互渗透，前者可实现优势互补，后者就是一种暗地里的弱肉强食了。原来被“殖民”的欠发达国家搞得好可扬人之长、避己之短，迎头赶超，搞不好就等于被“经济侵略”，更加穷困，受二茬罪。上述既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伴随着严峻的挑战，给“穷省”的领导人造成了巨大压力。但省委、省政府领导毫不动摇，迎难而上，紧密结合福建实际，积极开拓进取与创新，终于闯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改革开放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子，在福建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墨重的一笔，为后来的发展造就了不可阻挡的“大势所趋”。这是已经载入史册的。
二、福建新时期转变思想观念对改革开放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理论一经掌握，同样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相辅相成，无限循环，节节拔高。一方面，实践对认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正确的认识对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并转化为丰硕的物质成果。
所谓思想观念，即我们常常说的立场、观点，既有思维层次，也有上升到信仰等属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高度的。不同的思想观念，其正、反面的作用都不可估量。一般人思想僵化只贻误自己而不会妨碍大局，好像一盆水多一点或少一点都无所谓；而领导人如得了“左”病，就像往一盆水里滴进一滴墨水，马上产生巨大的联动负作用。
新时期之初，福建转变思想观念具有很强针对性。当时全省阻碍改革开放的旧观念主要有如下几种：其一，“宁左勿右”。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全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充斥着“左”的思潮，并在 “文革”中达到顶峰。福建也不例外。如那时福建农村工作中流行着雷人之语：“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看是不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鸡头、鸭头不能超过人头”，如此惯用的上纲上线话语难计其数。上世纪80年代初，政治上的“左”——“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革命论”基本上没有市场了，但经济工作上的“左”则隐蔽得多。当时，福建农村改革比全国落后一截，扩大企业自主权虎头蛇尾，流通领域严格限制个体户、私营企业进入等等。这些在当今不可能发生的事，在那时却见怪不怪。为此，直到1984年7月6日，胡平代表省政府党组在整党对照检查中，还把 “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摆到需要抓的五项工作之首。其二，“姓社姓资”争论沸沸扬扬。不少人是非不明、黑白難断，每每探索一步都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是新生事物还是大逆不道？人们争执不休、莫衷一是。其三，小农经济意识顽固作祟。如怕吃亏、想占小便宜，最明显的是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不搞互利共赢。其四，因循守旧。例如，当时福建不少地方搞顺向思维：中央规定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就不做——“绿灯行，红灯停”，“合法地做”。广东则是逆向思维：只要中央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做的都可以做——“看见绿灯大胆走，看见黄灯赶快走，看见红灯绕道走，没有灯时看着走”，“不违法地做”。其五，存有“三怕”心理。群众怕变。“福建，福建，政策多变”在当时广为流传。还有说：共产党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干部怕右。普遍担心像“文革”中时起时落的翻烧饼。尤其怕错。不少干部的思维定势是：干多错多，干少错少，不干就没错。不干的保险，干的冒险，干多的危险。有人形象地说，“有了成绩益国家，出了问题害全家”。
项南是福建新时期里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倡导者与先行者，在整个任期里对此身体力行。
胡平任职期间，在所有重要场合都必谈转变思想观念。他还兼任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召开了很多有关改革开放的研讨会、座谈会、务虚会等，提出了一些针尖时弊、切中要害的观点与观念。以下予以概述。 1、新时期必须转变思想观念
新时期需要“新人”。改革的对象是旧体制。而旧体制必定产生“老人”（这里专门指受“左”思想禁锢的“事业人”）并靠其维系着。所以，“老人”必须转变为“新人”，旧体制才能转为新体制。可见，改革是靠“新人”的思想指挥自己的行动。这里说的“新人”是：思想观念能跟得上时代发展的人。
思想观念对人发挥着“总闸门”作用。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思想通，一通百通；思想不通，一切都无从谈起。无论领导者或普通民众，都有一个转变思想观念问题，因为它关乎国家命运、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也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人的思想观念一经确立，就不会轻易改变，这也是改革开放面临的根本困难。然而，在历史转折关头，如果思想观念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就必然落伍乃至被淘汰；观念更新了才能与时俱进，走向成功。这是不容置疑的。故所有“事业人”都要接受思想洗礼，无一例外。“洗脑”，做得好有两条路：成功或不成功；做不好就只有一条路：失败。如果把改革开放比喻为浩瀚的大海，那么每个人的作用就仅仅是沧海一粟。
2、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一场自我革命
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过去的革命是破旧立新。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里，革命将士靠的是胆量勇气尤其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大无畏气概，其目标简单明了——敌人，打败了对手就是胜利。现在的改革是革旧布新。“革旧”是扬弃——取之精华，去之糟粕，比全盘否定复杂得多；“布新”则是前所未有的，主要靠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探索、摸索与识别。
改革尤其包含着自我革命。改革的对手既是老体制，同时包括改革主体思想观念脱胎换骨的改造，两者须同步进行，否则不仅改不下去，贻误千载难逢的良机，且改革主体必定被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所淘汰，改革的领导者、组织者尤为如此。可见，转变思想观念无异于一场涉及灵魂深处的自我革命。这可能触及自己的既得利益；新旧观念是零和博弈的，此长彼消；在改革探索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经济、政治风险。这些都使得“当事人”颇不情愿。所以，革命难，自我革命更难。但再难也要硬着头皮做下去，因为已别无选择了。
3、转变思想观念才能推进改革开放
一方面，改革开放的过程，同时是人们转变思想观念的过程。另一方面，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才能对实践活動发挥先导作用。所以说，四个现代化，必须再加上人的思想现代化，而且可以推定，思想现代化先于四个现代化，因为“四化”是由具有现代化思想武装的人干出来的。
思想指挥行动。改革开放就像一张白纸，好画画，但起初不知道怎么画，无从下手。只能靠大胆的探索与摸索，必须更新思想观念才能做到。这是改革之初的当务之急。所以，要从“换脑筋”开始，同时抓改革开放，且把两者互动起来，才能取得双双的突破与进展。这是揪牛鼻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转变思想观念是很“残酷”的。对领导干部而言只有单选题：不换脑就要换人，不换人就要换脑。二者必居其一，而且时不我待。
转变思想观念有两步曲：入眼、入耳——入脑、入心。
转变思想观念要做好“三位一体”的有机衔接：刻不容缓——持之以恒——永不止息。
4、围绕改革开放转变思想观念
一是增强商品经济意识。商品经济有4大特征。平等性。在市场上，各个经济活动主体都是商品或者货币的所有者，不存在身份、地位高低贵贱的任何差别。竞争性。其最高层次，不是取决于你能做到别人已经或正在做的事情，更不是取决于你能同样做好别人已经做得很好的事情，而是取决于你能做好别人做不了也做不好的事情。法制性。每个经济活动主体都必须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既保证自己的经济活动符合法律规范，又能运用法律权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开放性。全国是一个完全打破了地方、部门壁垒的统一大市场，并同世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你的商品可以挤进国内外市场的每一个角落；竞争对手也来自全国、全世界，其产品同样有可能会挤进你的固有“领地”。
二是增强竞争意识。竞争有两种方式。单向性：赢者通吃，这是零和博弈，具有很大对抗性，胜负分明，但须付出惨重代价，属于“残酷的胜利”，同时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与后患。双赢性：旗鼓相当是竞争的条件。化敌为友，实行互惠、互利、共赢，就能取得“完美的胜利”，且没有后遗症。效益、效率是竞争的重心。提高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重中之重。为此，必须破除论资历深浅、摆资格高低，忽视业绩与贡献等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树立“无功就是过”的理念：过去有功现在无功就是过；现在有功可以补救过去的过，却不能顶替和弥补将来的过；历来有功、最后无功就是过！
三是增强创新意识。创新是时代进步的灵魂。其通俗解释是：别人还没想到的，你先想到了；别人正在想的事，你已经做到了；别人正在做的事，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别人做好了，你已经做得更好了。高度概括是：横向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另辟蹊径，永远比别人略胜一筹；纵向的，创新不是一劳永逸，而是持续不断的，“现在比过去好，将来比现在更好”，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创新有三种类别：旧中有新，属于继承性的量的扩张与质的提高；去旧迎新，属于否定性的反客为主；从无到有，属于创造性的开辟新天地。但不论哪一种类别都有两个共同点：前所未有，没有现成的路子、模式、经验；永远不存在最好的所谓“终点”，只有更好的阶段性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