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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史料，学习支架，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5-0018-06
一、什么是“有意义的学习支架”
发展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认为，“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在成长指导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个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即“发展可能区”。只有当“新知识与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已有的适当观念建立非人为的和实质性的联系”时，原有的差异才会逐渐缩小，同时创造出新的差异，以促进学生的发展。这种真正利于学生发展的学习才是有价值的，即有意义学习。教师的任务就是要引领学生“把新知识嵌入旧认知结构，弥补旧认知结构中存在的缺口或不足，使旧认知结构完善并发展成新的认知结构”。在帮助学生建构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中，教师所提供的能够促进学生发展的概念就是“有意义的学习支架”。（如右图所示）
二、为什么要搭建“有意义的学习支架”
“学习不是被动、客观地接受外部知识的过程，而是主动地以已有经验为基础建构内部认知结构的过程”，“在建构的过程中，主体已有的认知结构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学生的独立学习以及与同伴的合作都无法建构起新的认知结构时，教师就应当向其提供“有意义的学习支架”。
比如，课标要求学生“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改革开放决策的内容”。其实，课标不仅仅要求学生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还要求其理解本次会议为什么能做出这一决策。对于这一问题，现行的人教版教材提供的学习素材，除了三中全会的内容外，只有以下两方面：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思想解放；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确立了指导思想。⑥仅有“思想解决”与“指导思想”，就在短短五天的会议中，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家建设百业待兴，真理标准讨论热潮涌起。国内外大势呼唤我们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也就是说，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的出台，如果缺失了世界大势这一环节来谈改革开放决策的出台，学生将很难建构对这一问题的认知。由于教科书没有相关内容的介绍，因此，教师应该就改革开放决策出台的外部环境，帮助学生搭建“有意义的学习支架”。
三、怎样搭建“有意义的学习支架”
理论源于实践，决策出自探索。“改革开放”决策的出台，经历了一系列考察、学习与思考的过程：
从1976年7月1日到10月1日的四个月中，出访总次数为79次，平均每月20次。而此后到1977年6月30日的八个月中，出访总次数为252次，平均每月32次。与前一年度相比，1977至1978年度的出访活动增长了27%，此后两个年度又分别增长了17%和19%。1977至1978年的各类出访活动中，科技教育类增长率最高；1978至1979年，副部级以上的高层出访增长率最高。从出访的目的地国来看，除传统友好国家外，有两类国家明显增多：一是发达国家，二是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中，年均增长最快的是联邦德国，其次分别是英国、美国、日本；社会主义国家中，年均增长最快的是南斯拉夫，其次是罗马尼亚。出访活动的内容也从最初主要服务于技术引进的需要，逐步转变为服务于改革开放启动大局的需要。
要引导学生就改革开放决策的出台进行有意义的学习，教师可从中选择典型史实用于教学。如谷牧副总理出访欧洲五国与邓小平副总理出访日本、新加坡，对于帮助学生形成新的认知结构是非常有益的。
1.谷牧出访欧洲五国
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中央代表团到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等国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出发之前，邓小平专门找谷牧谈话，要求他们“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代表团所到之处重点考察：（1）这些发达国家工农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水平；（2）五六十年代其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3）他们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
回国后，代表团立即向党中央、国务院反馈了在欧洲的真实感受，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议：
（1）欧洲五国的科技水平
法国一座低水头的水电站，全部用电子计算机控制，节假日没有工人上班，照样运行发电。联邦德国一家年产5000万吨煤的露天煤矿，第一线工人只有900多名，有台用于采煤的轮斗式挖掘机高70米，日产最高可达40万吨矿岩量，但只有5个操作工。法国一座钢铁厂，从采矿到轧钢，年产350万吨钢，职工只有7000人（当时武汉钢铁厂年产230万吨，职工6.7万人）。瑞士人在播种前，种子拌上化肥、农药，保证禾苗茁壮成长。
（2）发展同中国关系的愿望
每到一个国家，总统、总理或首相都会参与会谈，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也接见了代表团。而且，他们主要谈经济。法国总理说，1977年法中贸易额同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法国总统说，两国可以进一步合作。丹麦首相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
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黑森州副州长表示可提供二百亿美元存入中国的银行供我们使用。北威州州长在宴会中提出，如我愿接受五十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二百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定下来。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在代表团回国前，就派人来北京商谈提供二十五亿美元存款的事宜。
（3）中欧经济科技交流设想
应根据欧洲五国的技术专长进行适当分工，比如法国可以电站设备，联邦德国以煤炭、化工设备，瑞士以精密仪器、农药设备，比利时以有色金属冶炼设备，丹麦以造船、水泥设备为重点。 购买先进设备可以采用“今天拿货，明天付钱”的办法：如延期付款、贷款付账——贷款付账比延期付款要省钱些。还可以用补偿贸易的办法，用外方提供的资金、技术、设备、技术，大规模地开发煤炭、石油、有色金属、非金属矿山，燃料、原料出口。还可以“以进养出”，大搞来料加工和装配业务，学习技术，积累资金，逐步发展到自己制造。另外，我国也要大力增加传统的出口产品，比如可建立东北大豆出口基地，各省都可因地制宜建立出口基地。
（4）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欧洲五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国家较小，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办事机动灵活。例如联邦德国州一级地方政府的权力比较大，许多事情州政府定了就可以办。莱茵州只有三百六十万人口，一年就有一百亿马克（约合八十亿人民币）的财政收入由州政府支配。这笔钱，除了用于行政费开支外，主要用于发展农业、地方交通、教育、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事业。
我们的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许多事情都得跑到北京来解决。而且往往一个问题，跑多个部门，盖十几个公章，等上几个月，还没有结果。最近，北京市为引进一套西德[镜片的熔炼设备，申请二百五十万美元贷款，上报已半年多，至今尚得不到批准。由于手续烦琐，限制过多，我国银行去年有二十多亿美元存款，只利用了四亿多，大部分没有利用。为了调动地方、各部和企业的积极性，建议实行外汇收入分成的办法，多出口产品多分外汇。允许出口企业直接同外商见面，以便及时了解国际市场的需要，灵活安排生产，提高竞争能力。出国人员的审批手续，也要大大简化。
以后引进了先进的设备，设备的管理与使用问题也应给予重视。要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和工人的技术水平。对工人、农机手进行培训，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技术上不合格的不准上岗位。对经济部门各级领导干部进行轮训，业务上不称职的不能当领导。多办中等技术学校，加强职业培训。要采取各种形式加强同国外的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6月下旬，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亲自主持会议，听取代表团成员的汇报。汇报会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与会者深受感到。叶剑英元帅说：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荣臻元帅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与会者普遍主张：扩大出口，增加收汇，对外合作，引进技术。
随后，又根据华国锋的提议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会议于7月6日开始，9月9日结束，先后延续了2个月零5天，实际进行了23天。会议重点讨论引进问题，特别是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华国锋要求，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看准确了就要干；并就引进问题提出了“四个一点”，即：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在务虚会的总结发言中李先念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2.邓小平出访日本
1978年10月22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领导人首次对日本进行的正式友好访问”。在同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等人会谈时，邓小平说，这次访问的目的有三：第一，交换《中国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第二，感谢为中日友好做出贡献的老朋友；第三，寻找长生不老药，即学习日本丰富的经验。出席了交换仪式、会见了日本天皇后，邓小平又参观了日本的三家大型企业。
（1）参观日产公司汽车工厂
24日下午，邓小平到达了日产汽车的座间工厂。
日产汽车公司创建于1933年，1978年已成为日本仅次于丰田的第二大汽车公司，有职工58000多人，在国内有7个工厂，在国外有12家子公司。座间工厂是日产公司的主要装配厂之一。
在公司董事长的陪同下，邓小平乘坐敞篷车参观工厂。工厂的自动化程度很高，工厂里除几个管理人员外，见不到工人。有48个机器人代替了人工操作。对于机器人焊接生产，邓小平既好奇又惊讶。当他了解到，日产汽车每月的产量是44000辆，生产效率是长春一汽的近100倍时，说道：“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
邓小平还应邀给工厂题词：“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
（2）参观新日铁公司钢铁厂
26日邓小平从东京坐高速气垫船，前去参观新日本钢铁公司的君津制铁所。
新日铁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职工7700人，钢产量5147万吨，占日本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邓小平发现，这家工厂的生产自动化程度也非常高，许多车间几乎见不到一个工人。邓小平问董事长：能不能帮中国建设一个比君津制铁所还好的钢铁厂？董事长回答：当然可以！
邓小平还应邀给工厂题词：“中日友好合作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共同努力吧！”
同日邓小平乘坐新干线“光”号列车去参观古迹。日方陪同人员问：“现在时速240公里，您感觉如何？”邓小平说：“很快，快得像风，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3）参观松下公司电器厂
28日邓小平前往大阪，参观松下公司的茨木工厂。茨木工厂是松下电器公司最主要的工厂，主要组装20、22、26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月产能力7万台。
邓小平参观了双画面电视机、高速传真机、汉字编排装置、录像机等产品。他最感兴趣的是“自动插件机”。当时中国国内家电产品的生产还多处于手工时代，集成电路板需要工人把无数个电子元件逐一焊接，但松下公司通过流水线的精密器械，可以自动将元件插到电路板上。邓小平赞叹道：“很好，进步了。” 工作人员还展示了当时的高科技产品微波炉。当邓小平看到仅仅几秒钟一块烧卖就冒着热气从微波炉里被端出来时，他拿起就放到了嘴里，边吃边说：“味道不错。”
在随后的会谈中，邓小平说，“我们确实是抱着一种请教的态度同你们见面的”，“今后我们要搞现代化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准备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没有电子工业，现代化无法实现，因此我希望你们的电子工业到我们那去”，“松下老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松下幸之助不假思索地答道：“无论什么，我们都将全力相助。”
邓小平还应邀给工厂题词：“中日友好前程似锦。”
3.邓小平出访新加坡
新加坡面积600多公平方公里，人口250万。1965年8月9日独立。地少人多，资源短缺，几乎没有工业基础，也没有外国援助。但独立十几年就成为工业国。因此，邓小平急于了解新加坡经验和造就新加坡奇迹的原因。
11月12日至14日，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会见中，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他对邓小平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
13日，邓小平考察了新加坡的工业区，在听取了园区的建设情况后说，要把新加坡的经取到中国来，中国要学习新加坡的做法。14日，他在新加坡接见中国驻新加坡机构主要负责人时，深有感触地说：“有的人总认为自己好，要比就要跟国际上比，不要与国内比，工厂办得好不好，要看它管理得好不好，质量、技术好不好。”显然，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他设计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战略，找到了一个参照标准。后来邓小平曾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
回国后邓小平参加了正在进行中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印发了《香港、新加坡、南韩、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和《苏联在二十、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四份简报。在学习简报的基础上，与会者进行了讨论，使得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进一步具体化了。在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例如，引进技术设备，引进什么项目，从哪里引进，引进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参加工作，都要具体定下来。”
经过国外考察、国内讨论，正式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条件已经成熟。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略确立下来，使之变成了国家意志。
四、“有意义的学习支架”教学反思
“建构主义认为情境简化的知识习得，会使学生脱离产生问题的具体背景和环境，无法深刻理解这些特定背景下形成的概念与原理，也无法在学习后进行有效的能力迁移”。在改革开放决策这一内容的教学中，如果仅依据教科书，只分析真理标准讨论、中央工作会议，学生将无法理解三中全会的这一伟大决策。向学生介绍谷牧、邓小平等人的出访后，有了相关的知识铺垫，绝大部分学生会比较容易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国内外大势呼唤”的必然结果。
按照建构主义的解释，教学“是学生通过自己独特的认知方式和生活经验对外在信息的理解、感悟、体验的过程”。谷牧、邓小平等人出访以及国务院务虚会、中央工作会议，虽然不属于课标的要求，但是，提供这些知识，利于学生“通过自己独特的认知方式”来理解、感悟、体验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决策，及其在我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方面的历史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改革开放决策”是一个事实概念。因此，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改革开放决策”这个概念，必须从个别的、具体的事件，即那些更小的概念开始。认知心理学家罗斯认为：“记忆中的种种概念，是以这些概念的具体例子来表示的，而不是以某些抽象的规则或一系列相关特征来表示的。这就是说，概念是一组对以往遇到过的、存在记忆中的该概念的一些范例构成的。”所以，我们选择了谷牧、邓小平等人的出访活动。介绍出访活动的典型情节时，学生可以明显地体会到出访者的强烈感受与意愿：引进先进的科技、吸引国外的资金、简化办事的手续、下放管理的权力。而这些感受与意愿不仅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也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导思想的形成。也就是说，搭建这种有意义的学习支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高一层次的知识一经获得和巩固则又构成了更高一层次知识的思维能力”。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今后的教学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进而使其认识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撤销人民公社，政企分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其实就是在简化手续、下放权力；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其实就是在引进先进的科技、吸引国外的资金，从而使学生不仅对“改革开放决策”有了较清晰的认识，而且还利于学生认识“改革开放对我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的历史意义”。
【作者简介】何成刚，男，1977年生，陕西咸阳人，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育。
沈为慧，男，1968年生，安徽蚌埠人，中学特级教师，安徽省蚌埠市怀远第三中学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学。
【责任编辑：吴丹】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5-0018-06
一、什么是“有意义的学习支架”
发展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认为，“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在成长指导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个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即“发展可能区”。只有当“新知识与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已有的适当观念建立非人为的和实质性的联系”时，原有的差异才会逐渐缩小，同时创造出新的差异，以促进学生的发展。这种真正利于学生发展的学习才是有价值的，即有意义学习。教师的任务就是要引领学生“把新知识嵌入旧认知结构，弥补旧认知结构中存在的缺口或不足，使旧认知结构完善并发展成新的认知结构”。在帮助学生建构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中，教师所提供的能够促进学生发展的概念就是“有意义的学习支架”。（如右图所示）
二、为什么要搭建“有意义的学习支架”
“学习不是被动、客观地接受外部知识的过程，而是主动地以已有经验为基础建构内部认知结构的过程”，“在建构的过程中，主体已有的认知结构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学生的独立学习以及与同伴的合作都无法建构起新的认知结构时，教师就应当向其提供“有意义的学习支架”。
比如，课标要求学生“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改革开放决策的内容”。其实，课标不仅仅要求学生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还要求其理解本次会议为什么能做出这一决策。对于这一问题，现行的人教版教材提供的学习素材，除了三中全会的内容外，只有以下两方面：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思想解放；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确立了指导思想。⑥仅有“思想解决”与“指导思想”，就在短短五天的会议中，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家建设百业待兴，真理标准讨论热潮涌起。国内外大势呼唤我们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也就是说，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的出台，如果缺失了世界大势这一环节来谈改革开放决策的出台，学生将很难建构对这一问题的认知。由于教科书没有相关内容的介绍，因此，教师应该就改革开放决策出台的外部环境，帮助学生搭建“有意义的学习支架”。
三、怎样搭建“有意义的学习支架”
理论源于实践，决策出自探索。“改革开放”决策的出台，经历了一系列考察、学习与思考的过程：
从1976年7月1日到10月1日的四个月中，出访总次数为79次，平均每月20次。而此后到1977年6月30日的八个月中，出访总次数为252次，平均每月32次。与前一年度相比，1977至1978年度的出访活动增长了27%，此后两个年度又分别增长了17%和19%。1977至1978年的各类出访活动中，科技教育类增长率最高；1978至1979年，副部级以上的高层出访增长率最高。从出访的目的地国来看，除传统友好国家外，有两类国家明显增多：一是发达国家，二是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中，年均增长最快的是联邦德国，其次分别是英国、美国、日本；社会主义国家中，年均增长最快的是南斯拉夫，其次是罗马尼亚。出访活动的内容也从最初主要服务于技术引进的需要，逐步转变为服务于改革开放启动大局的需要。
要引导学生就改革开放决策的出台进行有意义的学习，教师可从中选择典型史实用于教学。如谷牧副总理出访欧洲五国与邓小平副总理出访日本、新加坡，对于帮助学生形成新的认知结构是非常有益的。
1.谷牧出访欧洲五国
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中央代表团到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等国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出发之前，邓小平专门找谷牧谈话，要求他们“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代表团所到之处重点考察：（1）这些发达国家工农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水平；（2）五六十年代其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3）他们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
回国后，代表团立即向党中央、国务院反馈了在欧洲的真实感受，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议：
（1）欧洲五国的科技水平
法国一座低水头的水电站，全部用电子计算机控制，节假日没有工人上班，照样运行发电。联邦德国一家年产5000万吨煤的露天煤矿，第一线工人只有900多名，有台用于采煤的轮斗式挖掘机高70米，日产最高可达40万吨矿岩量，但只有5个操作工。法国一座钢铁厂，从采矿到轧钢，年产350万吨钢，职工只有7000人（当时武汉钢铁厂年产230万吨，职工6.7万人）。瑞士人在播种前，种子拌上化肥、农药，保证禾苗茁壮成长。
（2）发展同中国关系的愿望
每到一个国家，总统、总理或首相都会参与会谈，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也接见了代表团。而且，他们主要谈经济。法国总理说，1977年法中贸易额同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法国总统说，两国可以进一步合作。丹麦首相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
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黑森州副州长表示可提供二百亿美元存入中国的银行供我们使用。北威州州长在宴会中提出，如我愿接受五十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二百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定下来。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在代表团回国前，就派人来北京商谈提供二十五亿美元存款的事宜。
（3）中欧经济科技交流设想
应根据欧洲五国的技术专长进行适当分工，比如法国可以电站设备，联邦德国以煤炭、化工设备，瑞士以精密仪器、农药设备，比利时以有色金属冶炼设备，丹麦以造船、水泥设备为重点。 购买先进设备可以采用“今天拿货，明天付钱”的办法：如延期付款、贷款付账——贷款付账比延期付款要省钱些。还可以用补偿贸易的办法，用外方提供的资金、技术、设备、技术，大规模地开发煤炭、石油、有色金属、非金属矿山，燃料、原料出口。还可以“以进养出”，大搞来料加工和装配业务，学习技术，积累资金，逐步发展到自己制造。另外，我国也要大力增加传统的出口产品，比如可建立东北大豆出口基地，各省都可因地制宜建立出口基地。
（4）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欧洲五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国家较小，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办事机动灵活。例如联邦德国州一级地方政府的权力比较大，许多事情州政府定了就可以办。莱茵州只有三百六十万人口，一年就有一百亿马克（约合八十亿人民币）的财政收入由州政府支配。这笔钱，除了用于行政费开支外，主要用于发展农业、地方交通、教育、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事业。
我们的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许多事情都得跑到北京来解决。而且往往一个问题，跑多个部门，盖十几个公章，等上几个月，还没有结果。最近，北京市为引进一套西德[镜片的熔炼设备，申请二百五十万美元贷款，上报已半年多，至今尚得不到批准。由于手续烦琐，限制过多，我国银行去年有二十多亿美元存款，只利用了四亿多，大部分没有利用。为了调动地方、各部和企业的积极性，建议实行外汇收入分成的办法，多出口产品多分外汇。允许出口企业直接同外商见面，以便及时了解国际市场的需要，灵活安排生产，提高竞争能力。出国人员的审批手续，也要大大简化。
以后引进了先进的设备，设备的管理与使用问题也应给予重视。要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和工人的技术水平。对工人、农机手进行培训，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技术上不合格的不准上岗位。对经济部门各级领导干部进行轮训，业务上不称职的不能当领导。多办中等技术学校，加强职业培训。要采取各种形式加强同国外的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6月下旬，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亲自主持会议，听取代表团成员的汇报。汇报会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与会者深受感到。叶剑英元帅说：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荣臻元帅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与会者普遍主张：扩大出口，增加收汇，对外合作，引进技术。
随后，又根据华国锋的提议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会议于7月6日开始，9月9日结束，先后延续了2个月零5天，实际进行了23天。会议重点讨论引进问题，特别是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华国锋要求，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看准确了就要干；并就引进问题提出了“四个一点”，即：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在务虚会的总结发言中李先念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2.邓小平出访日本
1978年10月22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领导人首次对日本进行的正式友好访问”。在同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等人会谈时，邓小平说，这次访问的目的有三：第一，交换《中国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第二，感谢为中日友好做出贡献的老朋友；第三，寻找长生不老药，即学习日本丰富的经验。出席了交换仪式、会见了日本天皇后，邓小平又参观了日本的三家大型企业。
（1）参观日产公司汽车工厂
24日下午，邓小平到达了日产汽车的座间工厂。
日产汽车公司创建于1933年，1978年已成为日本仅次于丰田的第二大汽车公司，有职工58000多人，在国内有7个工厂，在国外有12家子公司。座间工厂是日产公司的主要装配厂之一。
在公司董事长的陪同下，邓小平乘坐敞篷车参观工厂。工厂的自动化程度很高，工厂里除几个管理人员外，见不到工人。有48个机器人代替了人工操作。对于机器人焊接生产，邓小平既好奇又惊讶。当他了解到，日产汽车每月的产量是44000辆，生产效率是长春一汽的近100倍时，说道：“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
邓小平还应邀给工厂题词：“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
（2）参观新日铁公司钢铁厂
26日邓小平从东京坐高速气垫船，前去参观新日本钢铁公司的君津制铁所。
新日铁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职工7700人，钢产量5147万吨，占日本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邓小平发现，这家工厂的生产自动化程度也非常高，许多车间几乎见不到一个工人。邓小平问董事长：能不能帮中国建设一个比君津制铁所还好的钢铁厂？董事长回答：当然可以！
邓小平还应邀给工厂题词：“中日友好合作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共同努力吧！”
同日邓小平乘坐新干线“光”号列车去参观古迹。日方陪同人员问：“现在时速240公里，您感觉如何？”邓小平说：“很快，快得像风，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3）参观松下公司电器厂
28日邓小平前往大阪，参观松下公司的茨木工厂。茨木工厂是松下电器公司最主要的工厂，主要组装20、22、26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月产能力7万台。
邓小平参观了双画面电视机、高速传真机、汉字编排装置、录像机等产品。他最感兴趣的是“自动插件机”。当时中国国内家电产品的生产还多处于手工时代，集成电路板需要工人把无数个电子元件逐一焊接，但松下公司通过流水线的精密器械，可以自动将元件插到电路板上。邓小平赞叹道：“很好，进步了。” 工作人员还展示了当时的高科技产品微波炉。当邓小平看到仅仅几秒钟一块烧卖就冒着热气从微波炉里被端出来时，他拿起就放到了嘴里，边吃边说：“味道不错。”
在随后的会谈中，邓小平说，“我们确实是抱着一种请教的态度同你们见面的”，“今后我们要搞现代化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准备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没有电子工业，现代化无法实现，因此我希望你们的电子工业到我们那去”，“松下老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松下幸之助不假思索地答道：“无论什么，我们都将全力相助。”
邓小平还应邀给工厂题词：“中日友好前程似锦。”
3.邓小平出访新加坡
新加坡面积600多公平方公里，人口250万。1965年8月9日独立。地少人多，资源短缺，几乎没有工业基础，也没有外国援助。但独立十几年就成为工业国。因此，邓小平急于了解新加坡经验和造就新加坡奇迹的原因。
11月12日至14日，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会见中，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他对邓小平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
13日，邓小平考察了新加坡的工业区，在听取了园区的建设情况后说，要把新加坡的经取到中国来，中国要学习新加坡的做法。14日，他在新加坡接见中国驻新加坡机构主要负责人时，深有感触地说：“有的人总认为自己好，要比就要跟国际上比，不要与国内比，工厂办得好不好，要看它管理得好不好，质量、技术好不好。”显然，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他设计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战略，找到了一个参照标准。后来邓小平曾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
回国后邓小平参加了正在进行中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印发了《香港、新加坡、南韩、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和《苏联在二十、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四份简报。在学习简报的基础上，与会者进行了讨论，使得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进一步具体化了。在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例如，引进技术设备，引进什么项目，从哪里引进，引进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参加工作，都要具体定下来。”
经过国外考察、国内讨论，正式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条件已经成熟。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略确立下来，使之变成了国家意志。
四、“有意义的学习支架”教学反思
“建构主义认为情境简化的知识习得，会使学生脱离产生问题的具体背景和环境，无法深刻理解这些特定背景下形成的概念与原理，也无法在学习后进行有效的能力迁移”。在改革开放决策这一内容的教学中，如果仅依据教科书，只分析真理标准讨论、中央工作会议，学生将无法理解三中全会的这一伟大决策。向学生介绍谷牧、邓小平等人的出访后，有了相关的知识铺垫，绝大部分学生会比较容易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国内外大势呼唤”的必然结果。
按照建构主义的解释，教学“是学生通过自己独特的认知方式和生活经验对外在信息的理解、感悟、体验的过程”。谷牧、邓小平等人出访以及国务院务虚会、中央工作会议，虽然不属于课标的要求，但是，提供这些知识，利于学生“通过自己独特的认知方式”来理解、感悟、体验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决策，及其在我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方面的历史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改革开放决策”是一个事实概念。因此，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改革开放决策”这个概念，必须从个别的、具体的事件，即那些更小的概念开始。认知心理学家罗斯认为：“记忆中的种种概念，是以这些概念的具体例子来表示的，而不是以某些抽象的规则或一系列相关特征来表示的。这就是说，概念是一组对以往遇到过的、存在记忆中的该概念的一些范例构成的。”所以，我们选择了谷牧、邓小平等人的出访活动。介绍出访活动的典型情节时，学生可以明显地体会到出访者的强烈感受与意愿：引进先进的科技、吸引国外的资金、简化办事的手续、下放管理的权力。而这些感受与意愿不仅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也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导思想的形成。也就是说，搭建这种有意义的学习支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高一层次的知识一经获得和巩固则又构成了更高一层次知识的思维能力”。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今后的教学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进而使其认识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撤销人民公社，政企分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其实就是在简化手续、下放权力；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其实就是在引进先进的科技、吸引国外的资金，从而使学生不仅对“改革开放决策”有了较清晰的认识，而且还利于学生认识“改革开放对我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的历史意义”。
【作者简介】何成刚，男，1977年生，陕西咸阳人，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育。
沈为慧，男，1968年生，安徽蚌埠人，中学特级教师，安徽省蚌埠市怀远第三中学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学。
【责任编辑：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