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卤簿、仪仗作为中国古代宫廷礼制的内容，专门为古代帝王的重大活动服务。唐宋时期，卤簿、仪仗在使用上多有不同，并呈现出独有的时代特点。随着唐宋礼制的发展，卤簿、仪仗渐趋完善，其规模之盛大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卤簿、仪仗的繁盛，不仅反映出当时礼制的发展，更诠释了古代帝王的尊威。
关键词：卤簿；仪仗；关系；特点
唐宋时期，卤簿、仪仗在使用上多有不同。仪仗属于卤簿仪制的核心内容，但绝不等同于卤簿。因卤簿、仪仗在仪制上多相似，所以常出现混用的现象。一些现代学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也往往混淆二者之间的概念及关系。因此，对唐宋时期卤簿、仪仗的关系进行辨析是十分必要的。另外，本文还对这一时期卤簿、仪仗的特点作了简单概括，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敬请方家赐教。
一、卤簿、仪仗的含义
卤簿是古代帝王、大臣出行时前后仪仗、车马以及随从人员的总称。卤簿若用在当下，则指国家领导人出席个别国家重大事务时，车辆护送、保安护卫等仪节。当今的仪制早已不像古代那样规模宏大，但警跸、保卫领导人安全的初衷没有改变。
卤簿之制秦已有之，其名却在汉代出现。据《大明集礼》四十五卷的记载：“卤簿之制兆于秦，而其名则始于汉。”[1]从汉代的著作中也确实能找到卤簿的相关记载。蔡邕《独断》载：“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有小驾、有法驾。” [2]应劭《汉官仪》有言：“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皆谓之簿，故曰卤簿。”[3]《后汉书·百官志》中也提到：“天子每出，奏驾上卤簿用。”[4]从这些著作的相关记载可以得出，卤簿之名的确始于汉代。相比之下，仪仗的发端较早，据说早至三皇五帝时期就开始使用仪仗，这一点在张岱的《夜航船》中可以找到依据。“神农始为仪仗，秦汉始为导护，五代始为宫中导从。[5]然而，神农本是传说，“神农始为仪仗”是否成立还有待考证，今引用《夜航船》中的文字作为佐证材料，目的在于说明仪仗的发端比卤簿要早，甚至可以说仪仗是卤簿的源头。
关于卤簿、仪仗的含义，古往今来都有人言说，往往大同小异。《封氏闻见记》载：“舆驾行幸羽驾导从谓之卤簿，自秦汉以来始有其名。按字书，卤，大楯也。字亦作橹，又作樐，音义皆同。”[6]《石林燕语》中对卤簿一词作过详细解释：“大驾仪仗，通号卤簿，蔡邕《独断》已有此名。唐人谓卤，橹也，甲楯之别名。凡兵卫以甲楯居外为前导，捍蔽其先后，皆著之簿籍，故曰卤簿。”[7]张岱《夜航船》载：“车驾出行，羽仪导护，谓之卤簿。卤，大盾也，所以捍蔽，部位之次，皆着之于簿。王兵盾在外，余兵在内。从大盾领一部之人，故名卤簿。” [5]《明集礼》卷四十五《卤簿·总叙》中有言：“或曰卤者，大楯也，以大楯领一部之人，故曰卤部。”[1]这是古代人对卤簿作出的解释。基于此，现代人对卤簿的描述相对简单易懂。卤的本义是外蒙皮革用以御敌的大盾，后来引申概括为铠甲兵器。君王出行，前后左右都有卫士按照一定的次序持兵器保护，而这一切都要按顺序登记在簿册上，因此把这些称作卤簿。[8]还有学者将卤簿作如下解释，“古代帝王出行往往有前导，有扈从，有伴驾，前呼后拥，次第井然，这样的仪仗排列，就是当时称呼的卤簿。” [9]综上，可将卤簿的释义概括如下：“卤”，通“橹”，解释为大楯或大盾，起到御敌捍蔽的作用；“簿”即为册簿，就是将帝王出行时的车驾、扈从、器物、旗幡、仪仗等以文字、图画的方式按顺序登记在册，方便后人按册施礼。
关于仪仗一词，《古今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古代帝王、官员等外出时护卫所持的旗帜、伞、扇、武器等。[10]有学者对仪仗也做过类似的解释。“所谓仪仗，是指帝王外出时护卫或随从队伍中所持的旗帜、车骑、伞、扇、武器等陈设。”[11]其实，从仪仗本身的角度来看，仪可以解释为仪制、礼仪；仗取兵仗之意。
简单说来，卤簿就是帝王外出时前后的仪仗队，包括帝王出行时使用的车舆、鼓吹、仪卫人员等。而仪仗则理解为兵仗仪制。
二、唐宋时期卤簿、仪仗的关系
卤簿、仪仗是古代宫廷大典时使用的仪制。唐宋帝王参与重大活动时有衙与驾的区别。《新唐书·仪卫志》中规定：“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驾……凡朝会之仗，三卫番上，分为五仗，号衙内五卫。”[12]也就是说，帝王在宫殿举行国事活动时使用的仪仗称作衙，帝王出行时使用的仪仗称作驾。据记载，宫中每遇元旦、冬至等大朝会或宴见藩国王，殿庭内立有供奉仗、散手仗、黄麾仗等。如遇郊祀、巡幸等活動，则使用驾之仪制。驾与卤簿联系紧密，因国事活动的大小不同，驾有数等，有大驾、法驾、小驾等。其中大驾卤簿规模最大，使用的仪制也最繁杂。因衙与驾所使用的仪仗器物多相似，所以会出现卤簿、仪仗混用的现象。现代学者在陈述唐宋时期卤簿、仪仗之时，多出现模糊不清的表述。例如，《唐代御驾出行礼仪述论》中提到：“卤簿是指帝王以及王公贵族、大臣等外出时前后护卫的兵仗……”[13]兵仗的确是卤簿的内容，但严格意义上来讲，兵仗属于仪仗的范畴。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兵仗从属于仪仗，而仪仗又是卤簿的核心内容。文中将卤簿定义为兵仗，显然缩小了卤簿的范围，而参杂了仪仗的含义。再如，《唐代服饰专题研究》一文中，将大驾卤簿定义为皇帝在国家隆礼重典施行时，所使用的最高级别出行仪仗。[14]文中将大驾卤簿定义为仪仗显然是不合适的，混淆了卤簿与仪仗的含义，缩小了卤簿的范围。既然二者之间容易混淆，那么对其进行辨析就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到目前为止，系统论述卤簿、仪仗之间关系的文章特别少，据笔者所见，只有《卤簿、仪仗辨析与明清时期的考察》一文中涉及到卤簿、仪仗的辨析问题，也只占了文章篇幅的六十分之一。当然，若把卤簿、仪仗完全区分开是不可能的，但为方便他人理解，从主要方面将卤簿、仪仗进行区分也是十分必要的。
卤簿、仪仗是有区别的，仅从卤簿、仪仗的含义不难看出，卤簿包含的范围比仪仗要广。二者之间的区别在唐宋时期表现的最为明显。唐代天子车舆有玉、金、象、革、木五辂。另有属车十二乘，供仪仗之用。适逢天子大驾出行，属车分前后，施于卤簿之内。可见，仪仗从属于卤簿的范畴。另外，《新唐书》、《旧唐书》、《宋史》中将卤簿、仪仗分开记述，这也暗含了两者之间的不同。《宋史·仪卫志》载：“太祖建隆四年，将郊祀，大礼使范质与卤簿使张昭、仪仗使刘温叟，同详定大驾卤簿之制……乾德三年，每大祀，命大礼、礼仪、仪仗、卤簿、桥道顿递五使，卤簿使专掌定字图排列，仪仗使纠督之，大礼及余使同按阅，致斋日巡仗。”[15]既然卤簿使与仪仗使的职责不同，说明卤簿仪仗在仪制上的确存在差异。综上可知，唐宋时期，每遇大典，殿庭立仗，出行用驾。仗有仗的仪制，驾有驾的规定，而卤簿应指帝王驾行中的仪仗，殿庭中的仪仗不可称为卤簿。 除卤簿、仪仗外，还应提及仪卫一词。仪卫指的是卤簿、仪仗所具有的功能。“綦天下之贵，一人而已。是故环拱而居，备物而动，文谓之仪，武谓之卫。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远危疑也。”[15]卤簿初创以“卫”为主，为帝王出行开道，起到警跸的作用，随着卤簿规模的扩大和封建礼制的重兴，卤簿由最初的保卫功能偏向帝王彰显权势的有力工具，这就突出了“仪”的作用，而缩小了“卫”的功能。
三、唐宋时期卤簿、仪仗的特点
唐宋卤簿、仪仗在继承前代仪制的基础上，确立了这一时期独有的时代特色。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还没有学者对唐宋时期卤簿、仪仗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以下是笔者对这一时期卤簿、仪仗特点进行的简单概括，还不够全面完整，需要学者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加以补充。
（一）卤簿、仪仗的规模盛大
唐宋帝王出行时，仪仗、扈从人员的数量以及车马、器物的种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皇室礼仪》中便有记载：“历代仪仗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以唐宋两代最为盛大。”[11]唐代卤簿的人数已达到一万两千三百人。宋因袭唐制，卤簿、仪仗的使用规模也都在一万人以上。太祖建隆时期，遇朝会册封之礼，所用殿庭仪仗共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二人。仁宗即位以后，大驾卤簿使用两万六十一人。[15]神宗元丰年间大驾卤簿的使用规模更是空前绝后。《宋史·仪卫志》载：“元丰元年……时大驾卤簿，仗下官一百四十六员，执仗、押引从军员、职掌诸军诸司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一人。”[15]据史料记载，南宋卤簿使用六千六百八十九人，明代卤簿仪仗只用一千五百零七人，即便是繁盛的康熙王朝，卤簿仪仗的使用规模也只有三千人。可见，唐宋时期卤簿、仪仗的使用规模的确很庞大。
（二）仪制渐趋完备
卤簿、仪仗的仪制繁冗复杂。随从人员各兼其职，各占其位，虽人数众多，却依秩序进行。唐代，每逢天子大驾出行，出发的前二日，礼官百司就开始为皇帝的出行做好准备。“大驾卤簿。天子将出，前二日……有司陈卤簿。诸卫各督其队，通事舍人引群官立朝堂。”[12]待黄门侍郎前奏“请发”，銮驾起，出承天门，万年县令作先导，京兆牧、太常卿、司徒、御史大夫等紧随其后；又有带弓箭横刀的清游队；其次是由指南车、记里鼓车等组成的朱雀队，皆驾四马是朱雀队的特征；其次为鼓吹乐队；其次有持钑前队，此队有御马二十四匹，每匹由两人驾驭；次为青龙白虎旗队，由多人骑马护持；次为左右卫将军，分别统领若干人；其次为中郎将统领的左右厢；其次是玉辂，驾六马，太仆卿驭之，驾士三十二人；次有卫门旗、另有大伞二、雉尾障伞；次有殿中少监、诸司供奉官、御马；次有后持钑队；次有后黄麾，黄麾后跟随殿中侍御史二人、令史二人；次有乘黄令一人，丞一人；次左右威卫折冲；次诸卫马队；最后一队是玄武队。以上为唐代天子大驾出行时卤簿使用的主要步骤。从《新唐书·仪卫志》中可知，每个步骤都有详细的规定，每一队的人员、配备的器物、着装、位置等都严格按照规定执行。粗略计算，唐代天子大驾出行的整个队伍，从朝中重臣到侍从护卫、旗幡鼓吹、车辂伞扇等，前后排列共有一百二十多行。其中的某一行本身就是小方队，仪仗队伍的人数早已超出一万人。
宋初，卤簿沿袭唐、五代之制，特别是仁宗赵祯即位以后，卤簿仪典多袭前代，有所损益，尤为详备。其间，王钦若、宋绶、蔡攸等作卤簿记，将卤簿的仪制固定在图簿上，使卤簿仪仗的使用有了一定的规范。“凡大驾，用二万六十一人，大率太仆寺主车辂，殿中省主舆辇、伞扇、御马，金吾主纛、矟、十六骑、引驾细仗、牙门，六军主枪仗，尚书兵部主六引诸队、大角、五牛旗，门下省主宝桉，司天台主钟漏，太常主鼓吹，朝服法物库出旗器、名物、衣冠、幰盖，军器库出箙、弩、矢，内弓箭库出戎装、杂仗。”[15]虽然唐宋时期卤簿、仪仗使用繁杂，但都能按照一定的仪制进行。无论殿庭仪仗还是驾行卤簿都秩序井然。
（三）政治功能明显
卤簿、仪仗是中国古代宫廷礼仪制度的内容，專门为帝王的重大活动服务。保卫帝王的安全是卤簿、仪仗最初的使用意图。昔黄帝造车服，为之屏蔽，上古简俭，未立等威。[16]说明黄帝造车舆制度的初衷是为御敌卫身，卤簿的含义中已经揭示了这一点。“卤以甲为之，所以扞敌。出入则按次导从，故谓之卤簿耳，仪卫具五兵，今不言他兵，但以甲楯为名者，行道之时，甲楯居外，余兵在内，但言卤簿是举凡也。”[6]古代卤通“橹”，解释为“大盾”。盾本身具有防护的意思，从而卤簿起到保卫帝王安全的作用。此外，历代卤簿之事多由兵部或禁卫军掌管，也足以见仪卫的作用。但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皇权至高无上，卤簿、仪仗之制被历代统治者沿用，且使用的范围和规模都逐步扩大。特别到了唐宋时期，卤簿、仪仗的规模之大，仪制之盛都达到了古代宫廷礼制的巅峰。据《新唐书·仪卫志》记载可知，唐代除皇帝使用卤簿、仪仗外，四品以上的王公大臣皆有卤簿，只是品级不同，仪制也不尽相同。另外，天子朝会、册封、巡幸、祭祀等都行卤簿、仪仗之礼，庞大的卤簿、仪仗加强了帝王至高无上的威慑力。这时卤簿、仪仗的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警跸的作用。扬皇帝之尊严，显国家之威仪体现的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1]（朝鲜本）大明集礼（卷四十五）卤薄·总叙[M].影印本.
[2]蔡邕.独断[M].上海涵芬楼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弘治癸亥刻本.
[3]转引自毛宪民.皇宫祈福[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4]范晔撰.后汉书[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73.
[5]张岱.夜航船[A].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6]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五）[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钦定四库全书（子部）.
[7]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四）[M].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4.
[8]孙福喜.中国古代皇家礼仪[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9]张仲立.关于卤簿制度的几点研究[J].文博，1994.
[10]古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11]余和祥著.皇室礼仪[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
[1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仪卫志（卷二十三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赵芳军.唐代御驾出行礼仪述论[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5）.
[14]马冬.唐代服饰专题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15]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四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6]刘昫等.旧唐书·舆服志（卷四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作者简介：张爱麾（1987-），女，汉族，内蒙古兴安盟人，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硕士研究生；王炜民（1953-），男，汉族，河北涿鹿人，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
关键词：卤簿；仪仗；关系；特点
唐宋时期，卤簿、仪仗在使用上多有不同。仪仗属于卤簿仪制的核心内容，但绝不等同于卤簿。因卤簿、仪仗在仪制上多相似，所以常出现混用的现象。一些现代学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也往往混淆二者之间的概念及关系。因此，对唐宋时期卤簿、仪仗的关系进行辨析是十分必要的。另外，本文还对这一时期卤簿、仪仗的特点作了简单概括，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敬请方家赐教。
一、卤簿、仪仗的含义
卤簿是古代帝王、大臣出行时前后仪仗、车马以及随从人员的总称。卤簿若用在当下，则指国家领导人出席个别国家重大事务时，车辆护送、保安护卫等仪节。当今的仪制早已不像古代那样规模宏大，但警跸、保卫领导人安全的初衷没有改变。
卤簿之制秦已有之，其名却在汉代出现。据《大明集礼》四十五卷的记载：“卤簿之制兆于秦，而其名则始于汉。”[1]从汉代的著作中也确实能找到卤簿的相关记载。蔡邕《独断》载：“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有小驾、有法驾。” [2]应劭《汉官仪》有言：“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皆谓之簿，故曰卤簿。”[3]《后汉书·百官志》中也提到：“天子每出，奏驾上卤簿用。”[4]从这些著作的相关记载可以得出，卤簿之名的确始于汉代。相比之下，仪仗的发端较早，据说早至三皇五帝时期就开始使用仪仗，这一点在张岱的《夜航船》中可以找到依据。“神农始为仪仗，秦汉始为导护，五代始为宫中导从。[5]然而，神农本是传说，“神农始为仪仗”是否成立还有待考证，今引用《夜航船》中的文字作为佐证材料，目的在于说明仪仗的发端比卤簿要早，甚至可以说仪仗是卤簿的源头。
关于卤簿、仪仗的含义，古往今来都有人言说，往往大同小异。《封氏闻见记》载：“舆驾行幸羽驾导从谓之卤簿，自秦汉以来始有其名。按字书，卤，大楯也。字亦作橹，又作樐，音义皆同。”[6]《石林燕语》中对卤簿一词作过详细解释：“大驾仪仗，通号卤簿，蔡邕《独断》已有此名。唐人谓卤，橹也，甲楯之别名。凡兵卫以甲楯居外为前导，捍蔽其先后，皆著之簿籍，故曰卤簿。”[7]张岱《夜航船》载：“车驾出行，羽仪导护，谓之卤簿。卤，大盾也，所以捍蔽，部位之次，皆着之于簿。王兵盾在外，余兵在内。从大盾领一部之人，故名卤簿。” [5]《明集礼》卷四十五《卤簿·总叙》中有言：“或曰卤者，大楯也，以大楯领一部之人，故曰卤部。”[1]这是古代人对卤簿作出的解释。基于此，现代人对卤簿的描述相对简单易懂。卤的本义是外蒙皮革用以御敌的大盾，后来引申概括为铠甲兵器。君王出行，前后左右都有卫士按照一定的次序持兵器保护，而这一切都要按顺序登记在簿册上，因此把这些称作卤簿。[8]还有学者将卤簿作如下解释，“古代帝王出行往往有前导，有扈从，有伴驾，前呼后拥，次第井然，这样的仪仗排列，就是当时称呼的卤簿。” [9]综上，可将卤簿的释义概括如下：“卤”，通“橹”，解释为大楯或大盾，起到御敌捍蔽的作用；“簿”即为册簿，就是将帝王出行时的车驾、扈从、器物、旗幡、仪仗等以文字、图画的方式按顺序登记在册，方便后人按册施礼。
关于仪仗一词，《古今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古代帝王、官员等外出时护卫所持的旗帜、伞、扇、武器等。[10]有学者对仪仗也做过类似的解释。“所谓仪仗，是指帝王外出时护卫或随从队伍中所持的旗帜、车骑、伞、扇、武器等陈设。”[11]其实，从仪仗本身的角度来看，仪可以解释为仪制、礼仪；仗取兵仗之意。
简单说来，卤簿就是帝王外出时前后的仪仗队，包括帝王出行时使用的车舆、鼓吹、仪卫人员等。而仪仗则理解为兵仗仪制。
二、唐宋时期卤簿、仪仗的关系
卤簿、仪仗是古代宫廷大典时使用的仪制。唐宋帝王参与重大活动时有衙与驾的区别。《新唐书·仪卫志》中规定：“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驾……凡朝会之仗，三卫番上，分为五仗，号衙内五卫。”[12]也就是说，帝王在宫殿举行国事活动时使用的仪仗称作衙，帝王出行时使用的仪仗称作驾。据记载，宫中每遇元旦、冬至等大朝会或宴见藩国王，殿庭内立有供奉仗、散手仗、黄麾仗等。如遇郊祀、巡幸等活動，则使用驾之仪制。驾与卤簿联系紧密，因国事活动的大小不同，驾有数等，有大驾、法驾、小驾等。其中大驾卤簿规模最大，使用的仪制也最繁杂。因衙与驾所使用的仪仗器物多相似，所以会出现卤簿、仪仗混用的现象。现代学者在陈述唐宋时期卤簿、仪仗之时，多出现模糊不清的表述。例如，《唐代御驾出行礼仪述论》中提到：“卤簿是指帝王以及王公贵族、大臣等外出时前后护卫的兵仗……”[13]兵仗的确是卤簿的内容，但严格意义上来讲，兵仗属于仪仗的范畴。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兵仗从属于仪仗，而仪仗又是卤簿的核心内容。文中将卤簿定义为兵仗，显然缩小了卤簿的范围，而参杂了仪仗的含义。再如，《唐代服饰专题研究》一文中，将大驾卤簿定义为皇帝在国家隆礼重典施行时，所使用的最高级别出行仪仗。[14]文中将大驾卤簿定义为仪仗显然是不合适的，混淆了卤簿与仪仗的含义，缩小了卤簿的范围。既然二者之间容易混淆，那么对其进行辨析就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到目前为止，系统论述卤簿、仪仗之间关系的文章特别少，据笔者所见，只有《卤簿、仪仗辨析与明清时期的考察》一文中涉及到卤簿、仪仗的辨析问题，也只占了文章篇幅的六十分之一。当然，若把卤簿、仪仗完全区分开是不可能的，但为方便他人理解，从主要方面将卤簿、仪仗进行区分也是十分必要的。
卤簿、仪仗是有区别的，仅从卤簿、仪仗的含义不难看出，卤簿包含的范围比仪仗要广。二者之间的区别在唐宋时期表现的最为明显。唐代天子车舆有玉、金、象、革、木五辂。另有属车十二乘，供仪仗之用。适逢天子大驾出行，属车分前后，施于卤簿之内。可见，仪仗从属于卤簿的范畴。另外，《新唐书》、《旧唐书》、《宋史》中将卤簿、仪仗分开记述，这也暗含了两者之间的不同。《宋史·仪卫志》载：“太祖建隆四年，将郊祀，大礼使范质与卤簿使张昭、仪仗使刘温叟，同详定大驾卤簿之制……乾德三年，每大祀，命大礼、礼仪、仪仗、卤簿、桥道顿递五使，卤簿使专掌定字图排列，仪仗使纠督之，大礼及余使同按阅，致斋日巡仗。”[15]既然卤簿使与仪仗使的职责不同，说明卤簿仪仗在仪制上的确存在差异。综上可知，唐宋时期，每遇大典，殿庭立仗，出行用驾。仗有仗的仪制，驾有驾的规定，而卤簿应指帝王驾行中的仪仗，殿庭中的仪仗不可称为卤簿。 除卤簿、仪仗外，还应提及仪卫一词。仪卫指的是卤簿、仪仗所具有的功能。“綦天下之贵，一人而已。是故环拱而居，备物而动，文谓之仪，武谓之卫。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远危疑也。”[15]卤簿初创以“卫”为主，为帝王出行开道，起到警跸的作用，随着卤簿规模的扩大和封建礼制的重兴，卤簿由最初的保卫功能偏向帝王彰显权势的有力工具，这就突出了“仪”的作用，而缩小了“卫”的功能。
三、唐宋时期卤簿、仪仗的特点
唐宋卤簿、仪仗在继承前代仪制的基础上，确立了这一时期独有的时代特色。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还没有学者对唐宋时期卤簿、仪仗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以下是笔者对这一时期卤簿、仪仗特点进行的简单概括，还不够全面完整，需要学者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加以补充。
（一）卤簿、仪仗的规模盛大
唐宋帝王出行时，仪仗、扈从人员的数量以及车马、器物的种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皇室礼仪》中便有记载：“历代仪仗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以唐宋两代最为盛大。”[11]唐代卤簿的人数已达到一万两千三百人。宋因袭唐制，卤簿、仪仗的使用规模也都在一万人以上。太祖建隆时期，遇朝会册封之礼，所用殿庭仪仗共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二人。仁宗即位以后，大驾卤簿使用两万六十一人。[15]神宗元丰年间大驾卤簿的使用规模更是空前绝后。《宋史·仪卫志》载：“元丰元年……时大驾卤簿，仗下官一百四十六员，执仗、押引从军员、职掌诸军诸司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一人。”[15]据史料记载，南宋卤簿使用六千六百八十九人，明代卤簿仪仗只用一千五百零七人，即便是繁盛的康熙王朝，卤簿仪仗的使用规模也只有三千人。可见，唐宋时期卤簿、仪仗的使用规模的确很庞大。
（二）仪制渐趋完备
卤簿、仪仗的仪制繁冗复杂。随从人员各兼其职，各占其位，虽人数众多，却依秩序进行。唐代，每逢天子大驾出行，出发的前二日，礼官百司就开始为皇帝的出行做好准备。“大驾卤簿。天子将出，前二日……有司陈卤簿。诸卫各督其队，通事舍人引群官立朝堂。”[12]待黄门侍郎前奏“请发”，銮驾起，出承天门，万年县令作先导，京兆牧、太常卿、司徒、御史大夫等紧随其后；又有带弓箭横刀的清游队；其次是由指南车、记里鼓车等组成的朱雀队，皆驾四马是朱雀队的特征；其次为鼓吹乐队；其次有持钑前队，此队有御马二十四匹，每匹由两人驾驭；次为青龙白虎旗队，由多人骑马护持；次为左右卫将军，分别统领若干人；其次为中郎将统领的左右厢；其次是玉辂，驾六马，太仆卿驭之，驾士三十二人；次有卫门旗、另有大伞二、雉尾障伞；次有殿中少监、诸司供奉官、御马；次有后持钑队；次有后黄麾，黄麾后跟随殿中侍御史二人、令史二人；次有乘黄令一人，丞一人；次左右威卫折冲；次诸卫马队；最后一队是玄武队。以上为唐代天子大驾出行时卤簿使用的主要步骤。从《新唐书·仪卫志》中可知，每个步骤都有详细的规定，每一队的人员、配备的器物、着装、位置等都严格按照规定执行。粗略计算，唐代天子大驾出行的整个队伍，从朝中重臣到侍从护卫、旗幡鼓吹、车辂伞扇等，前后排列共有一百二十多行。其中的某一行本身就是小方队，仪仗队伍的人数早已超出一万人。
宋初，卤簿沿袭唐、五代之制，特别是仁宗赵祯即位以后，卤簿仪典多袭前代，有所损益，尤为详备。其间，王钦若、宋绶、蔡攸等作卤簿记，将卤簿的仪制固定在图簿上，使卤簿仪仗的使用有了一定的规范。“凡大驾，用二万六十一人，大率太仆寺主车辂，殿中省主舆辇、伞扇、御马，金吾主纛、矟、十六骑、引驾细仗、牙门，六军主枪仗，尚书兵部主六引诸队、大角、五牛旗，门下省主宝桉，司天台主钟漏，太常主鼓吹，朝服法物库出旗器、名物、衣冠、幰盖，军器库出箙、弩、矢，内弓箭库出戎装、杂仗。”[15]虽然唐宋时期卤簿、仪仗使用繁杂，但都能按照一定的仪制进行。无论殿庭仪仗还是驾行卤簿都秩序井然。
（三）政治功能明显
卤簿、仪仗是中国古代宫廷礼仪制度的内容，專门为帝王的重大活动服务。保卫帝王的安全是卤簿、仪仗最初的使用意图。昔黄帝造车服，为之屏蔽，上古简俭，未立等威。[16]说明黄帝造车舆制度的初衷是为御敌卫身，卤簿的含义中已经揭示了这一点。“卤以甲为之，所以扞敌。出入则按次导从，故谓之卤簿耳，仪卫具五兵，今不言他兵，但以甲楯为名者，行道之时，甲楯居外，余兵在内，但言卤簿是举凡也。”[6]古代卤通“橹”，解释为“大盾”。盾本身具有防护的意思，从而卤簿起到保卫帝王安全的作用。此外，历代卤簿之事多由兵部或禁卫军掌管，也足以见仪卫的作用。但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皇权至高无上，卤簿、仪仗之制被历代统治者沿用，且使用的范围和规模都逐步扩大。特别到了唐宋时期，卤簿、仪仗的规模之大，仪制之盛都达到了古代宫廷礼制的巅峰。据《新唐书·仪卫志》记载可知，唐代除皇帝使用卤簿、仪仗外，四品以上的王公大臣皆有卤簿，只是品级不同，仪制也不尽相同。另外，天子朝会、册封、巡幸、祭祀等都行卤簿、仪仗之礼，庞大的卤簿、仪仗加强了帝王至高无上的威慑力。这时卤簿、仪仗的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警跸的作用。扬皇帝之尊严，显国家之威仪体现的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1]（朝鲜本）大明集礼（卷四十五）卤薄·总叙[M].影印本.
[2]蔡邕.独断[M].上海涵芬楼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弘治癸亥刻本.
[3]转引自毛宪民.皇宫祈福[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4]范晔撰.后汉书[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73.
[5]张岱.夜航船[A].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6]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五）[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钦定四库全书（子部）.
[7]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四）[M].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4.
[8]孙福喜.中国古代皇家礼仪[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9]张仲立.关于卤簿制度的几点研究[J].文博，1994.
[10]古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11]余和祥著.皇室礼仪[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
[1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仪卫志（卷二十三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赵芳军.唐代御驾出行礼仪述论[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5）.
[14]马冬.唐代服饰专题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15]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四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6]刘昫等.旧唐书·舆服志（卷四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作者简介：张爱麾（1987-），女，汉族，内蒙古兴安盟人，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硕士研究生；王炜民（1953-），男，汉族，河北涿鹿人，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