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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4000号祥生出租车风靡一时，而它的老板周祥生后来成为上海滩的出租车打王。当年一文不名的侍应生是怎样开始出租车生意的呢？在卧虎藏龙的十里洋场，一个大胆的外乡人，究竟抓住了怎样的境遇，它又是怎样一步步走上出租车大王宝座的呢？
周祥生，原名周锡杖，1892年出生在浙江定海。由于家境比较艰辛，在读了三年私塾之后，13岁的他背起包裹，手挟雨伞，到上海投靠叔婶。又矮又瘦的锡杖捧的第一只饭碗是在葡萄牙人家当童工、做杂差，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仅仅几个零用钱。此后他又去饭店做过徒工、咖啡馆侍应生。18岁那年，周锡杖已长成一个大男孩，于是有机会进到礼查饭店当“仆欧”，也正是这份工作，让周锡杖的一生有了转机。
礼查饭店马路对面转角处，是出租汽车停靠候客的地方。每当顾客就餐完毕要出门雇汽车时，机灵的周锡杖总会鉴貌辨色，很快奔出去把车子叫过来。能够不用自己过马路就可以坐到出租车，顾客自然很高兴，而车老板和司机更是高兴，不用费口舌便可张罗到生意。日子久了，周锡杖与在那里停歇候客的老板和司机成了“哥儿们”。在平时的闲谈中，周锡杖对出租汽车这个行当有了逐步的了解，并且开始对这种独立营生，管理简单，自由自在的行当心生羡慕。
当周锡杖年过20的时候，由于踏实肯干且聪明机灵，很快升任领班。某日，两个人力车夫在饭店门口拾到一笔巨款外币，由于分配不均争吵起来，恰好让周锡杖看到，于是在经过一番调解后，这笔巨款一分为三，周锡杖将自己的三分之一兑换成银元500元。正值此时，周锡杖又和礼查饭店的经理发生了龃龉，一怒之下决定独立创业。除了手里已有的500元，周锡杖又向亲戚商借了100元，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了他的第一辆汽车——日制黑龙牌旧蓬车，实现了他经营出租汽车生意的第一步。
竞争中立稳脚跟
有了自己的生意，周锡杖仍然负责揽客，而车则是由雇来的司机开。但旧蓬车，有一定身份地位的顾客根本不坐，于是他就去码头、火车站和一般性的饭店、戏馆等地兜圈子或停靠候客，用从礼查饭店学来的半生不熟的英语去招揽外国水手士兵。由于周到的服务，出租车的生意还算不差，两个月内就还清了购车债务，并且通过自己良好的信誉又从车行赊得美制新车，三个月又悉数还账。仅仅两年，周锡杖就拥有了六辆汽车。于是他决定不再打游击、兜圈子，最终选址在上海武昌路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正式开张成立自己的车行。
车行正式开张，响亮的行名是车行生意好坏的基础，这块招牌还必须要适应上海十里洋场的环境，因此要带点儿洋味才好。周锡杖向周围比较熟悉的外国朋友讨教，最终选定了如同中国姓氏“张王赵李”一样普遍的“Johnson”，从吉利及雅俗共赏出发，中文名字写作“祥生”。就此，周锡杖也改名叫周祥生，此后，周祥生沪甬两地声名鹊起，原名周锡杖反而不为人知了。
1929年，车行其余股东退出，由祥生独资经营，时年祥生已有大小汽车20辆。而此时，上海滩的车行也多了起来，互相间的竞争必然随之增加，于是1930年同业公会成立，周祥生担任会长。有人在公会执监委联席会议上提出，洋商车行有洋势力撑腰，资本足，车辆多，利利、祥生、大华、新闸四家资本稍足的华行应联合起来，建立一家大车行，共同与洋商竞争，并提出当时正有某外商愿廉价出手80辆汽车，可赶紧去订下，以备扩充，周祥生却无意合伙，回家后连夜拟订招股办法，改祥生车行为有限公司。
周祥生领导公会采取了一些措施，制定了一些条款，使会员同业受惠，但也有一些规范性的条款让小规模的同行没了生路。比如，他以公会的名义向当地警察局、工商局提出，一些杂牌的改装汽车影响各车行的营业，应该予以严格取缔，捉到判罚，结果该申请很快被批准。
相反，当公会的章程与自己的利益相悖时，周祥生则不愿受其束缚。如公会首次执监委联席会议上曾一致达成协议，会员与会员之间，若要添设分行，必须以间隔25间门面为限，在此距离内不得互设分行，以免影响原有车行营业。但是祥生公司业务发展扩充时，周祥生就置该协议于不顾，紧傍同业车行店面设起分行，会员要求公会按章制止，却没有结果，又告到公用局和工部局申诉，得到的答复是：“店多成市，各营其业，所请不得要领。”会员碰壁，对公会失去信心。最终，不少小车行无力与祥生公司竞争，最后被祥生公司购并，成为公司的分行。
“40000”的广告效应
周祥生在电话号码上也动足了脑筋，他费尽周折买到了“40000”这个号码，而当时，中国市场正处在大力宣扬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热潮里，巧合的是，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正好是四亿(四万万)，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周祥生大打广告战——“四万万同胞请打四万号电话”，“我们中国人，应坐华商车”。
此后，上海滩上所见到的祥生车行的车一律为青绿色，车头前饰一个锃亮的商标大“J”字，车厢三侧漆上醒目的电话“40000”，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平时乘坐祥生的出租车，会被赠予印有“40000”和爱国广告语的青绿色饭碗；年底时，祥生车行则到处分送日历，日历底板上当然也是“40000”和爱国广告语。其他的广告也想方设法做足，上海滩上“祥生40000”随处可见，在饮食游乐场所更是触目皆是。祥生车行的兴旺发达，电话号码“40000”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但周祥生知道：单有响亮的行名和独特的电话号码，不是长久之计；“顾客是衣食父母”，唯有服务周到，乘客满意，才是万年之策。于是周祥生打出“服务社会，便利交通”口号，营业守则突出“日夜服务，承叫即到”。不说空话、假话，坚决地贯彻。他硬性限定，凡乘客叫车，十分钟内必须到达。调度员接电话必须语气亲切礼貌，绝对不许简单地回答“没有车子”等生硬话，否则“卷铺盖走人”。
为了检查员工是否能认真执行规定，周祥生经常在外边装作顾客打电话进来。他安排属下把上海用车地段划成块，以便就近派车，节省时间。更把老乘客专门编号记录在册，来电话要车，不必再报地址，报编号就行，简单省事。祥生车行的电话服务还兼具其他社会公益服务，像咨询火车、长途汽车、轮船班次时间，都能得到及时正确的回答。问讯者届时要用出租车的，也就顺便预定了。
1932年，祥生公司以自己卓著的声誉和上海火车站签了协议：在上海北站设立分行；车子可以破例直接开上月台送客接客。乘火车来去的人图方便，上下也都坐祥生的车了。
生意越做越大的周祥生并未就此做起大老板，摆阔忘其所以，他会经常亲自去车站码头实地指导检查。乘客不时可碰到有个穿长衫的中年人殷勤招呼，奔前跑后、搬行李、开车门，礼貌十足。乘客起初以为此人是“小黄牛”，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祥生的“大老板”。
在激烈地市场竞争中靠着敏锐的目光不断改善经营管理，祥生迅速发展扩大，到抗日战争开始前夕，股金已高达50万元，拥有汽车230辆，设分行22处，职工800余人，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行。
祥生最后的归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周祥生脱离祥生公司，随即携家眷回到舟山躲避战火。1939年秋，由黄伯樵介绍到广州湾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代运物资，他从香港买进10辆卡车，往返于广州、贵州、重庆一线。1941年初，广州沦陷，周祥生退至越南海防，把香港海运来的物资转运到贵州、昆明、重庆等地，兼营卡车买卖，但不到一年即告停业。
1942年底，周祥生返回上海，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开设祥生饭店，但他不忘旧业，有意东山再起。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上海黑社会势力的扶持，周祥生当上了市参议员。1946年，他重整旗鼓，创办了祥生交通公司，有卡车和改装的吉普车90余辆，均系战余物资，仍旧从事客运业务，行址设在今襄阳公园对面转角。1948年底，祥生饭店旅馆部出租给中央信托公司做宿舍，15万元押款被投入交通公司作发展之用。同年，周祥生买进轮船一艘，租给马少屏开往香港营业。由于交通公司营业困难，入不敷出，周祥生于1949年7月赴港索取船租，次年将船售出回沪，而交通公司已经无法维持，于1949年8月将全部车辆和备件拍卖，工人发三个月工资后解散，周祥生在祥生饭店辟了一间门面，出售饭店遗留物资，后开设华商旧货商店，旋并入华艺旧货商店。
1951年，全上海出租汽车业实行公私合营，祥生也不例外。1954年，统一改组为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
周祥生，原名周锡杖，1892年出生在浙江定海。由于家境比较艰辛，在读了三年私塾之后，13岁的他背起包裹，手挟雨伞，到上海投靠叔婶。又矮又瘦的锡杖捧的第一只饭碗是在葡萄牙人家当童工、做杂差，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仅仅几个零用钱。此后他又去饭店做过徒工、咖啡馆侍应生。18岁那年，周锡杖已长成一个大男孩，于是有机会进到礼查饭店当“仆欧”，也正是这份工作，让周锡杖的一生有了转机。
礼查饭店马路对面转角处，是出租汽车停靠候客的地方。每当顾客就餐完毕要出门雇汽车时，机灵的周锡杖总会鉴貌辨色，很快奔出去把车子叫过来。能够不用自己过马路就可以坐到出租车，顾客自然很高兴，而车老板和司机更是高兴，不用费口舌便可张罗到生意。日子久了，周锡杖与在那里停歇候客的老板和司机成了“哥儿们”。在平时的闲谈中，周锡杖对出租汽车这个行当有了逐步的了解，并且开始对这种独立营生，管理简单，自由自在的行当心生羡慕。
当周锡杖年过20的时候，由于踏实肯干且聪明机灵，很快升任领班。某日，两个人力车夫在饭店门口拾到一笔巨款外币，由于分配不均争吵起来，恰好让周锡杖看到，于是在经过一番调解后，这笔巨款一分为三，周锡杖将自己的三分之一兑换成银元500元。正值此时，周锡杖又和礼查饭店的经理发生了龃龉，一怒之下决定独立创业。除了手里已有的500元，周锡杖又向亲戚商借了100元，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了他的第一辆汽车——日制黑龙牌旧蓬车，实现了他经营出租汽车生意的第一步。
竞争中立稳脚跟
有了自己的生意，周锡杖仍然负责揽客，而车则是由雇来的司机开。但旧蓬车，有一定身份地位的顾客根本不坐，于是他就去码头、火车站和一般性的饭店、戏馆等地兜圈子或停靠候客，用从礼查饭店学来的半生不熟的英语去招揽外国水手士兵。由于周到的服务，出租车的生意还算不差，两个月内就还清了购车债务，并且通过自己良好的信誉又从车行赊得美制新车，三个月又悉数还账。仅仅两年，周锡杖就拥有了六辆汽车。于是他决定不再打游击、兜圈子，最终选址在上海武昌路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正式开张成立自己的车行。
车行正式开张，响亮的行名是车行生意好坏的基础，这块招牌还必须要适应上海十里洋场的环境，因此要带点儿洋味才好。周锡杖向周围比较熟悉的外国朋友讨教，最终选定了如同中国姓氏“张王赵李”一样普遍的“Johnson”，从吉利及雅俗共赏出发，中文名字写作“祥生”。就此，周锡杖也改名叫周祥生，此后，周祥生沪甬两地声名鹊起，原名周锡杖反而不为人知了。
1929年，车行其余股东退出，由祥生独资经营，时年祥生已有大小汽车20辆。而此时，上海滩的车行也多了起来，互相间的竞争必然随之增加，于是1930年同业公会成立，周祥生担任会长。有人在公会执监委联席会议上提出，洋商车行有洋势力撑腰，资本足，车辆多，利利、祥生、大华、新闸四家资本稍足的华行应联合起来，建立一家大车行，共同与洋商竞争，并提出当时正有某外商愿廉价出手80辆汽车，可赶紧去订下，以备扩充，周祥生却无意合伙，回家后连夜拟订招股办法，改祥生车行为有限公司。
周祥生领导公会采取了一些措施，制定了一些条款，使会员同业受惠，但也有一些规范性的条款让小规模的同行没了生路。比如，他以公会的名义向当地警察局、工商局提出，一些杂牌的改装汽车影响各车行的营业，应该予以严格取缔，捉到判罚，结果该申请很快被批准。
相反，当公会的章程与自己的利益相悖时，周祥生则不愿受其束缚。如公会首次执监委联席会议上曾一致达成协议，会员与会员之间，若要添设分行，必须以间隔25间门面为限，在此距离内不得互设分行，以免影响原有车行营业。但是祥生公司业务发展扩充时，周祥生就置该协议于不顾，紧傍同业车行店面设起分行，会员要求公会按章制止，却没有结果，又告到公用局和工部局申诉，得到的答复是：“店多成市，各营其业，所请不得要领。”会员碰壁，对公会失去信心。最终，不少小车行无力与祥生公司竞争，最后被祥生公司购并，成为公司的分行。
“40000”的广告效应
周祥生在电话号码上也动足了脑筋，他费尽周折买到了“40000”这个号码，而当时，中国市场正处在大力宣扬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热潮里，巧合的是，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正好是四亿(四万万)，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周祥生大打广告战——“四万万同胞请打四万号电话”，“我们中国人，应坐华商车”。
此后，上海滩上所见到的祥生车行的车一律为青绿色，车头前饰一个锃亮的商标大“J”字，车厢三侧漆上醒目的电话“40000”，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平时乘坐祥生的出租车，会被赠予印有“40000”和爱国广告语的青绿色饭碗；年底时，祥生车行则到处分送日历，日历底板上当然也是“40000”和爱国广告语。其他的广告也想方设法做足，上海滩上“祥生40000”随处可见，在饮食游乐场所更是触目皆是。祥生车行的兴旺发达，电话号码“40000”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但周祥生知道：单有响亮的行名和独特的电话号码，不是长久之计；“顾客是衣食父母”，唯有服务周到，乘客满意，才是万年之策。于是周祥生打出“服务社会，便利交通”口号，营业守则突出“日夜服务，承叫即到”。不说空话、假话，坚决地贯彻。他硬性限定，凡乘客叫车，十分钟内必须到达。调度员接电话必须语气亲切礼貌，绝对不许简单地回答“没有车子”等生硬话，否则“卷铺盖走人”。
为了检查员工是否能认真执行规定，周祥生经常在外边装作顾客打电话进来。他安排属下把上海用车地段划成块，以便就近派车，节省时间。更把老乘客专门编号记录在册，来电话要车，不必再报地址，报编号就行，简单省事。祥生车行的电话服务还兼具其他社会公益服务，像咨询火车、长途汽车、轮船班次时间，都能得到及时正确的回答。问讯者届时要用出租车的，也就顺便预定了。
1932年，祥生公司以自己卓著的声誉和上海火车站签了协议：在上海北站设立分行；车子可以破例直接开上月台送客接客。乘火车来去的人图方便，上下也都坐祥生的车了。
生意越做越大的周祥生并未就此做起大老板，摆阔忘其所以，他会经常亲自去车站码头实地指导检查。乘客不时可碰到有个穿长衫的中年人殷勤招呼，奔前跑后、搬行李、开车门，礼貌十足。乘客起初以为此人是“小黄牛”，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祥生的“大老板”。
在激烈地市场竞争中靠着敏锐的目光不断改善经营管理，祥生迅速发展扩大，到抗日战争开始前夕，股金已高达50万元，拥有汽车230辆，设分行22处，职工800余人，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行。
祥生最后的归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周祥生脱离祥生公司，随即携家眷回到舟山躲避战火。1939年秋，由黄伯樵介绍到广州湾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代运物资，他从香港买进10辆卡车，往返于广州、贵州、重庆一线。1941年初，广州沦陷，周祥生退至越南海防，把香港海运来的物资转运到贵州、昆明、重庆等地，兼营卡车买卖，但不到一年即告停业。
1942年底，周祥生返回上海，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开设祥生饭店，但他不忘旧业，有意东山再起。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上海黑社会势力的扶持，周祥生当上了市参议员。1946年，他重整旗鼓，创办了祥生交通公司，有卡车和改装的吉普车90余辆，均系战余物资，仍旧从事客运业务，行址设在今襄阳公园对面转角。1948年底，祥生饭店旅馆部出租给中央信托公司做宿舍，15万元押款被投入交通公司作发展之用。同年，周祥生买进轮船一艘，租给马少屏开往香港营业。由于交通公司营业困难，入不敷出，周祥生于1949年7月赴港索取船租，次年将船售出回沪，而交通公司已经无法维持，于1949年8月将全部车辆和备件拍卖，工人发三个月工资后解散，周祥生在祥生饭店辟了一间门面，出售饭店遗留物资，后开设华商旧货商店，旋并入华艺旧货商店。
1951年，全上海出租汽车业实行公私合营，祥生也不例外。1954年，统一改组为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