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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新时期农村改革的起源问题，各类研究和说法已然很多，但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认识值得商榷。本文试从起源地、“源”何以成“流”以及起源的“自发性”等三个方面，对新时期农村改革起源问题作进一步的辨析。
[关键词]改革起源地；由“源”而“流”；自发改革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4-0024-03
新时期改革起源研究中一些耳熟能详、似乎不言而喻的观点，如“‘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是不是改革的基本动因”、“改革从农村开始还是从城市开始”、“改革的对象是不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国际机缘还包括什么”等[1]，关于改革起源的很多观点其实尚值得进一步辨析。本文以农村改革起源研究为“样本”，对其起源地、由“源”而“流”以及“自发性”等三个方面作一些分辨和探讨。
起源地之辨
关于新时期农村改革起源地问题，意见不尽统一。地点之争，实际是时间之争，要比谁第一或最早。许多地方都想“夺冠”，就省份而言，有浙江说、贵州说、内蒙古说以及影响最大的安徽说等不同版本。而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和肥西县小井庄又“争先恐后”，相持不下。随着新材料的发掘，新地方还可能不时涌现。资料显示，1978年10月底，安徽来安县十二里公社前郢大队农民就自发搞起“分田单干”。[2]更有论者将农村改革发端时间提到1977年或更早。新说法、新材料可以丰富人们的历史认知，有助于理解农村改革发生的强烈现实动因和深厚民意基础。然而，起源地之争不可能有结果，因为1950年代以来，家庭承包经营已然几起几落，一些地方甚至就一直秘密地在进行。但在众多家庭承包经营的先行地区，何以小岗村拔得头筹，成为家喻户晓的典型和象征？其原因大致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与凤阳的历史文化意蕴有关。小岗所在地凤阳是“帝乡”，朱元璋是历史上少有的从最底层发迹的传奇帝王，与他相关的凤阳花鼓曲目《凤阳歌》更是脍炙人口，极具艺术感染力，能引起身处饥寒的人们以及关心他们命运的人士的强烈共鸣。人们谈起小岗，每每言及凤阳，都会想到那曲琅琅上口的凤阳花鼓。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意蕴，自然使小岗村比其他较早推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地方更容易“出名”。
第二，与中央领导人的引述有关。正当围绕包产到户争议四起之际，邓小平表示了支持之意。在1980年4月的谈话中，他认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贫困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3]到5月，他又谈到：“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4]邓小平在说明家庭承包的政策效应时列举肥西和凤阳，无疑是对它们的首肯和支持，而这又对提高两个地方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大有裨益。有趣的是，邓小平提及凤阳时，也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凤阳花鼓。
第三，与那份按满红手印的字据有关。1978年末（或1979年初）的一天，小岗村18个农民秘密立下字据：“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5]在自己名字上，有人盖上私章，有人按下手印。这份字据现珍藏在国家博物馆。多年后，人们还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18个农民当年的那种决绝和悲壮。尽管有人怀疑其真实性，认为是后来补的，但它早已是一份历史的见证。小岗的这份历史见证，在农村改革中是独一无二的。
第四，与小岗村家庭承包的形式有关。支持肥西山南小井庄的包产到户是农村改革的发端一说的主要根据是其时间比小岗村早。但从家庭承包的形式来看，小井搞的是包产到户，小岗则是包干到户，亦即俗称之“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其利益关系更直接、分配方式更简单。而后在全国普及的主要就是这种“大包干”。1998年9月，江泽民在安徽考察时曾明确说：“安徽是大包干的发源地。”[6]由此看来，小岗获农村改革起源地或“改革第一村”之誉，亦非偶然。
“源”何以成“流”之辨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成效卓著、影响深远。但从其起源来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农民一直在追求家庭承包。农民以往几次的努力被视为“自发势力”掀起的“逆流”，必须予以批判和取缔。那么，什么因素促成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的农村政策发生转变，终于使20世纪70年代末家庭承包得以峰回路转，渐次由“源”而“流”，最终汇聚成席卷全国的浩荡“潮流”？
此中缘由，已不乏研究和解释，影响较大的观点有四种：一是认为家庭经营极具生命力和适应性；二是认为领导人在关键时刻予以支持。就前者而言，它只能说明家庭承包经营的合理性以及农民执著追求家庭承包的原因，却无法解答决策者能否接受、何时接受的问题。就后者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都曾经支持包产到户却没有结果，可见部分领导人的支持与家庭承包经营之被承认并没有必然的关联。三是认为农村处于计划经济薄弱环节，此说的含义有待辨正。如果就“有计划按比例”的要求而言，城市一样薄弱，指标的随意性、长官意志、以运动搞经济等计划“松软现象”[7]，不仅仅存在于农村；如果就“国家支配与控制”[8]的程度而言，农村又何尝薄弱？农民种什么、怎么种，吃什么、吃多少，都不由自主。农民不能随意改变身份、职业乃至居住地，绝大多数终生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9]；退一步讲，就算农村处于计划经济薄弱环节，那这种薄弱因素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同样难有说服力。四是认为新时期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这种说法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似乎改革以前领导人不重视经济建设。其实，实质性区别不在于改革之前和之后，领导人是否重视发展经济，而更在于经济建设的方式和途径不同：前者强调“抓革命，促生产”、“抓纲治国”，因而建设的进程屡受干扰，体制的弊端很难祛除；后者则自觉改革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因而体制转轨逐步实现，建设成就粲然可观。
经由以上辨析发现，必须找寻比较直接和明确的因果链条才能解释农村改革何以由“源”而“流”的问题。以下几点应该着重指出：
第一，政治格局的变化。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故去，往往是继任者与民更始、奠定自己历史地位的契机，社会变革的可能也蕴藏其间。就像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出现“解冻”一样，毛泽东逝世后中国也逐步“拨乱反正”。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几次包产到户，虽有部分领导人支持和默许，但毛泽东力排众议，强行“纠正”。随着毛泽东逝世及高层权力重组，家庭承包经营的命运出现了一线转机。恰如国外学者所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这成为中国内外发生重大变化的契机”。[10]
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化。人民公社体制的形成除了意识形态原因，还有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深刻动因。尽管在工业化初始阶段，通过统购统销等方式从农业索取积累有其合理性，但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就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已逐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1]。到1978年，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到28.1%，第二产业比重则上升到48.2%，[12]客观上农业向工业提供“剩余”的使命应逐步结束了。因此，有人估计，在中国“以农养工”阶段的结束时代，大致是1978年左右。[13]
第三，社会心理的变化。一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心思变，虽然人们对如何“变”有分歧，但在谋求改变、不走老路的问题上却有着相当的共识。再者，领导人对农民贫穷心存“愧疚”和担忧。比如，1977年11月，万里在安徽金寨县走访两户“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农家后，泪流满面地说：“我们有何颜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呀！”[14]1978年9月，邓小平在北方视察时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15]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说，再不让农民喘口气，“恐怕农民就要造反”。[16]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下，能够迅速改变农民处境的家庭承包经营，就比较容易得到宽容和默认了。
起源“自发性”之辨
一般说来，在起点上，农村改革是农民自下而上自发进行的，城市改革是政府自上而下自觉主导的。新时期农村改革发端中，农民一再突破政策禁令，逐步实现家庭承包经营合法化，这一过程表现出很强的自发性。然而这种“自发性”只有在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的整体比较中才能成立，不要夸大。我们试从农村改革的内容、路径以及限度等三个方面对此略作辨析。
首先，“自发性”涵盖不了农村改革的全部内容。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改革的“历史和逻辑起点。”[17]但农村改革的领域还很多，价格改革就是其中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棉花、油料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也要相应提高。[18]由此到1985年，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66.8％。[19]某种意义上，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与价格改革是并举的，但价格改革并非农民“自发”，而属政府主导。
其次，“自发性”离不开党的农村政策逐步转变的大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大转折。此后，政治环境日益宽松，农村政策逐步转变，从“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20]到“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21]，再到“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22]，以至不加限制，任由农民选择。从政策演变来看，与其说是限制，毋宁说是有条件的允许，而限定条件也较有弹性，比如所谓“贫困落后地区”，几乎具有普适性。1978年，中国农村人均年收入134元，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每天1美元的标准，农村人口几乎都是贫困人口。此外，新时期农村改革起源中，一些地方还有“组织”的色彩。比如，1979年2月，针对安徽肥西山南包产到户问题，万里说：“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23]因此，在农村改革推进路径上，单讲“自发性”也是不够的。
再次，“自发性”也是有限度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农村一直存在搞家庭承包经营的自发倾向，然而，从整体制度架构和意识形态来说，这种自发性也有其限度，它只是将土地经营权交与农户，不能改变土地产权最终归属，不能“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24]。因此，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底线不能触及，虽然在现实中“集体”究竟指自然村、行政村还是乡镇存在模糊和争议，但在现行政策和法律上，土地不是农民私有这一条是肯定而明确的。
参考文献：
[1]张学兵.关于改革起源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析[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4）.
[2]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写组.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8－2008）[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13.
[3][15]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615－616.381.
[4]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5.
[5]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7.
[6]江泽民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07.
[7]魏礼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人民出版社[M].北京：2008.104.
[8]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6.
[9]于光远，杜润生，等.改革忆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10][日]冈部达味.中国外交60年：回顾与展望[J].乔君译.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2）.
[11][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95.8.
[1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10.
[13]李溦.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M].北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238.
[14]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235.
[16]陈云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6.
[17]蔡昉，等.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30年历程和经验分析[M].北京：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1.
[19]胡邦定.当代中国物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111.
[20]国家体改委办公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汇编[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0.81.
[21][22][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3.60.117.
[23]万里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1.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周奕韵
[关键词]改革起源地；由“源”而“流”；自发改革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4-0024-03
新时期改革起源研究中一些耳熟能详、似乎不言而喻的观点，如“‘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是不是改革的基本动因”、“改革从农村开始还是从城市开始”、“改革的对象是不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国际机缘还包括什么”等[1]，关于改革起源的很多观点其实尚值得进一步辨析。本文以农村改革起源研究为“样本”，对其起源地、由“源”而“流”以及“自发性”等三个方面作一些分辨和探讨。
起源地之辨
关于新时期农村改革起源地问题，意见不尽统一。地点之争，实际是时间之争，要比谁第一或最早。许多地方都想“夺冠”，就省份而言，有浙江说、贵州说、内蒙古说以及影响最大的安徽说等不同版本。而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和肥西县小井庄又“争先恐后”，相持不下。随着新材料的发掘，新地方还可能不时涌现。资料显示，1978年10月底，安徽来安县十二里公社前郢大队农民就自发搞起“分田单干”。[2]更有论者将农村改革发端时间提到1977年或更早。新说法、新材料可以丰富人们的历史认知，有助于理解农村改革发生的强烈现实动因和深厚民意基础。然而，起源地之争不可能有结果，因为1950年代以来，家庭承包经营已然几起几落，一些地方甚至就一直秘密地在进行。但在众多家庭承包经营的先行地区，何以小岗村拔得头筹，成为家喻户晓的典型和象征？其原因大致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与凤阳的历史文化意蕴有关。小岗所在地凤阳是“帝乡”，朱元璋是历史上少有的从最底层发迹的传奇帝王，与他相关的凤阳花鼓曲目《凤阳歌》更是脍炙人口，极具艺术感染力，能引起身处饥寒的人们以及关心他们命运的人士的强烈共鸣。人们谈起小岗，每每言及凤阳，都会想到那曲琅琅上口的凤阳花鼓。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意蕴，自然使小岗村比其他较早推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地方更容易“出名”。
第二，与中央领导人的引述有关。正当围绕包产到户争议四起之际，邓小平表示了支持之意。在1980年4月的谈话中，他认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贫困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3]到5月，他又谈到：“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4]邓小平在说明家庭承包的政策效应时列举肥西和凤阳，无疑是对它们的首肯和支持，而这又对提高两个地方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大有裨益。有趣的是，邓小平提及凤阳时，也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凤阳花鼓。
第三，与那份按满红手印的字据有关。1978年末（或1979年初）的一天，小岗村18个农民秘密立下字据：“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5]在自己名字上，有人盖上私章，有人按下手印。这份字据现珍藏在国家博物馆。多年后，人们还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18个农民当年的那种决绝和悲壮。尽管有人怀疑其真实性，认为是后来补的，但它早已是一份历史的见证。小岗的这份历史见证，在农村改革中是独一无二的。
第四，与小岗村家庭承包的形式有关。支持肥西山南小井庄的包产到户是农村改革的发端一说的主要根据是其时间比小岗村早。但从家庭承包的形式来看，小井搞的是包产到户，小岗则是包干到户，亦即俗称之“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其利益关系更直接、分配方式更简单。而后在全国普及的主要就是这种“大包干”。1998年9月，江泽民在安徽考察时曾明确说：“安徽是大包干的发源地。”[6]由此看来，小岗获农村改革起源地或“改革第一村”之誉，亦非偶然。
“源”何以成“流”之辨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成效卓著、影响深远。但从其起源来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农民一直在追求家庭承包。农民以往几次的努力被视为“自发势力”掀起的“逆流”，必须予以批判和取缔。那么，什么因素促成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的农村政策发生转变，终于使20世纪70年代末家庭承包得以峰回路转，渐次由“源”而“流”，最终汇聚成席卷全国的浩荡“潮流”？
此中缘由，已不乏研究和解释，影响较大的观点有四种：一是认为家庭经营极具生命力和适应性；二是认为领导人在关键时刻予以支持。就前者而言，它只能说明家庭承包经营的合理性以及农民执著追求家庭承包的原因，却无法解答决策者能否接受、何时接受的问题。就后者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都曾经支持包产到户却没有结果，可见部分领导人的支持与家庭承包经营之被承认并没有必然的关联。三是认为农村处于计划经济薄弱环节，此说的含义有待辨正。如果就“有计划按比例”的要求而言，城市一样薄弱，指标的随意性、长官意志、以运动搞经济等计划“松软现象”[7]，不仅仅存在于农村；如果就“国家支配与控制”[8]的程度而言，农村又何尝薄弱？农民种什么、怎么种，吃什么、吃多少，都不由自主。农民不能随意改变身份、职业乃至居住地，绝大多数终生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9]；退一步讲，就算农村处于计划经济薄弱环节，那这种薄弱因素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同样难有说服力。四是认为新时期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这种说法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似乎改革以前领导人不重视经济建设。其实，实质性区别不在于改革之前和之后，领导人是否重视发展经济，而更在于经济建设的方式和途径不同：前者强调“抓革命，促生产”、“抓纲治国”，因而建设的进程屡受干扰，体制的弊端很难祛除；后者则自觉改革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因而体制转轨逐步实现，建设成就粲然可观。
经由以上辨析发现，必须找寻比较直接和明确的因果链条才能解释农村改革何以由“源”而“流”的问题。以下几点应该着重指出：
第一，政治格局的变化。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故去，往往是继任者与民更始、奠定自己历史地位的契机，社会变革的可能也蕴藏其间。就像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出现“解冻”一样，毛泽东逝世后中国也逐步“拨乱反正”。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几次包产到户，虽有部分领导人支持和默许，但毛泽东力排众议，强行“纠正”。随着毛泽东逝世及高层权力重组，家庭承包经营的命运出现了一线转机。恰如国外学者所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这成为中国内外发生重大变化的契机”。[10]
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化。人民公社体制的形成除了意识形态原因，还有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深刻动因。尽管在工业化初始阶段，通过统购统销等方式从农业索取积累有其合理性，但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就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已逐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1]。到1978年，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到28.1%，第二产业比重则上升到48.2%，[12]客观上农业向工业提供“剩余”的使命应逐步结束了。因此，有人估计，在中国“以农养工”阶段的结束时代，大致是1978年左右。[13]
第三，社会心理的变化。一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心思变，虽然人们对如何“变”有分歧，但在谋求改变、不走老路的问题上却有着相当的共识。再者，领导人对农民贫穷心存“愧疚”和担忧。比如，1977年11月，万里在安徽金寨县走访两户“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农家后，泪流满面地说：“我们有何颜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呀！”[14]1978年9月，邓小平在北方视察时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15]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说，再不让农民喘口气，“恐怕农民就要造反”。[16]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下，能够迅速改变农民处境的家庭承包经营，就比较容易得到宽容和默认了。
起源“自发性”之辨
一般说来，在起点上，农村改革是农民自下而上自发进行的，城市改革是政府自上而下自觉主导的。新时期农村改革发端中，农民一再突破政策禁令，逐步实现家庭承包经营合法化，这一过程表现出很强的自发性。然而这种“自发性”只有在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的整体比较中才能成立，不要夸大。我们试从农村改革的内容、路径以及限度等三个方面对此略作辨析。
首先，“自发性”涵盖不了农村改革的全部内容。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改革的“历史和逻辑起点。”[17]但农村改革的领域还很多，价格改革就是其中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棉花、油料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也要相应提高。[18]由此到1985年，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66.8％。[19]某种意义上，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与价格改革是并举的，但价格改革并非农民“自发”，而属政府主导。
其次，“自发性”离不开党的农村政策逐步转变的大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大转折。此后，政治环境日益宽松，农村政策逐步转变，从“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20]到“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21]，再到“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22]，以至不加限制，任由农民选择。从政策演变来看，与其说是限制，毋宁说是有条件的允许，而限定条件也较有弹性，比如所谓“贫困落后地区”，几乎具有普适性。1978年，中国农村人均年收入134元，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每天1美元的标准，农村人口几乎都是贫困人口。此外，新时期农村改革起源中，一些地方还有“组织”的色彩。比如，1979年2月，针对安徽肥西山南包产到户问题，万里说：“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23]因此，在农村改革推进路径上，单讲“自发性”也是不够的。
再次，“自发性”也是有限度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农村一直存在搞家庭承包经营的自发倾向，然而，从整体制度架构和意识形态来说，这种自发性也有其限度，它只是将土地经营权交与农户，不能改变土地产权最终归属，不能“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24]。因此，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底线不能触及，虽然在现实中“集体”究竟指自然村、行政村还是乡镇存在模糊和争议，但在现行政策和法律上，土地不是农民私有这一条是肯定而明确的。
参考文献：
[1]张学兵.关于改革起源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析[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4）.
[2]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写组.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8－2008）[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13.
[3][15]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615－616.381.
[4]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5.
[5]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7.
[6]江泽民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07.
[7]魏礼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人民出版社[M].北京：2008.104.
[8]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6.
[9]于光远，杜润生，等.改革忆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10][日]冈部达味.中国外交60年：回顾与展望[J].乔君译.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2）.
[11][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95.8.
[1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10.
[13]李溦.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M].北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238.
[14]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235.
[16]陈云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6.
[17]蔡昉，等.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30年历程和经验分析[M].北京：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1.
[19]胡邦定.当代中国物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111.
[20]国家体改委办公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汇编[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0.81.
[21][22][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3.60.117.
[23]万里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1.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