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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过低是近20年来日本劳动人口减少、社会保障供给不足等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因此，应对少子化成为日本重构社会保障体系的突破口。
从1994年推出“天使计划”，到2017年底推出以“育人革命”和“生产性革命（工作方式革命）”为两个驱动轮的“新经济政策包”，二十多年间日本提出了众多应对政策。
政策之一：消除年轻人对婚育经济负担之忧
包括推进生涯教育、职业教育，从小培养和开拓孩子的职业意识和能力；修订《年轻人启用促进法》，帮助应届生和历届生实现多渠道就业；推进非正规就业对策，解决非正规就业待遇不公问题；通过不征收赠与税的方式，促进老一代对年轻一代的经济支援；公營住宅优先考虑满足育儿家庭需要；形成全国性支援结婚机制等。
如针对年轻人就业率逐年下降现象，从小学起就推行生涯教育、职业教育，让小学生参与创业体验、初中生参与职场体验、高中生进行短期实习，使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人生有多种选择。在高等教育阶段，文部科学省于2010年修订“大学设置基准”，要求从2011年开始，所有大学和短期大学都要培养学生具备毕业后提升自我资质、职业自立的能力。2015年实行生涯教育的大学有723所（占97%）。开设培养勤劳观、职业观科目的大学，从2009年的491所（占67%）上升到2015年的650所（占87%）。
又如，鼓励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婚育的支援。从2015年起至2019年末，对祖父母等对孙辈的结婚、育儿资金一揽子赠与，不征收相关赠与税。这一制度在2016年税制改革中成为非征税对象的一部分，对象范围明确化。此外，2013年4月开始至2019年3月31日，为促进以支援育儿为目的的金融资产代际间流转，对祖父母等对孙辈的教育资金的一揽子赠与，不征收相关赠与税。
再如，运用结婚新生活支援事业费补助金，对夫妇结婚日未满34岁、家庭收入不满340万日元的新婚家庭，结婚用房的购置费或租金和搬家费用，予以上限为30万日元的补助，其中国家和地方政府各出一半。
政策之二：提升育儿援助质量
日本从2015年起实施“儿童、育儿支援新制度”，创设了对认定儿童园、幼稚园、保育所共同的财政支援（设施型支出），以及对小规模保育的财政支援（地域型保育支出）。根据地方实际充实对儿童、育儿的支援，如地域育儿支援据点建设、托管服务、婴儿家庭访问、养育支援访问、育儿短期支援、育儿援助活动，延长保育、病儿保育、放学后儿童场所，孕妇保健等。
“待机儿童”是困扰育儿夫妇的大难题。近年来日本25至44岁的女性就业率年年上升，保育院所利用申请数随之上升，到2017年4月，仍有26081名“待机儿童”在等待空位，比上年同期增加2528人。日本政府因此推出“育儿安心计划”，提出为支援东京都为首的有愿望解除“待机儿童”问题的地方政府，在2018到2019年度末的两年间，将新增22万人的接纳能力，并增加相应的财政预算。最迟至2020年度末的3年间解决全国的“待机儿童”问题。
据判断，从2018到2022年5年间，日本女性就业率将达到80%，要求保育院所形成约32万人的接纳能力。同时还需要新增7.7万名保育士。为此，日本计划在改善待遇、取得新资格、持续就业、离职者再就业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支援。
在2017年度预算中，将保育士待遇提高了2%。除了统一提高待遇，为提高保育士的职业技能，还给予有7年以上经验的保育士每月4万日元、3年以上经验的每月5000日元的补助。此外，2017年底政府决定在“新经济政策包”中，加入从2019年4月起，将保育士待遇再提高1%的内容。
困扰双职工育儿家长的还有“小一之壁”，即小学低年级学童放学后的安全、学习问题。为解双职工家长后顾之忧，2014年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联合推出“放学后儿童综合计划”，提出灵活运用学校设施、儿童俱乐部、放学后儿童活动场等，到2019年度末，要新增容纳30万人的放学后儿童俱乐部，确保合计达到122万人的接纳能力。
据统计，到2017年9月，日本全国1098个市町村建有17615个“放学后儿童教室”，社会各界热心参与，为孩子们举办了学习、运动、文化艺术活动、与地方居民交流等各类活动。
政策之三：以援助鼓励多子女家庭
包括减轻多子女家庭负担；多子女家庭或第三子以后的孩子，可优先利用保育所；优先利用公营住宅；开展支援多子女家庭的“育儿支援护照事业”等。
如儿童补贴方面，从3岁到小学毕业，第一子、第二子每月补贴1万日元；第三子及以后的孩子每月可补1.5万（有收入限制）。为减轻多子女家庭负担，幼儿园、保育院的保育费，在一定范围内实行第二子减半、第三子及以后孩子免费。
从2016年起，这一制度又扩大到家庭收入在一定数额以下的、不论兄姐的年龄，如果是单亲家庭，第一子半费，第二子及以后的孩子免费。非单亲家庭的，第二子半费，第三子及以后的孩子免费。从2017年起，这一制度再加上了一条：市町村民税的非征税家庭，第二子完全免费。家庭收入在一定数额以下的家庭，扩充减轻单亲家庭负担的措施。
政策之四：改善育儿职工就业环境
为应对少子化，日本推进工作方式改革，让男性参与到育儿和家务中，使女性保持工作与生育、育儿的平衡。如政府部门除了对中小企业提供具体的建议、指导外，还对减少加班、落实带薪休假、导入工间休息制度等并取得成果的中小企业，予以“职场意识改善助成金”（2018年度改名为“工作外时间等改善助成金”）。
又如，为促进男性休产假制度，2010年以来根据《育儿护理休业法》实施了一系列有助于落实男性休产假的规定。不过男性产假实现率仍然很低，政府在2015年“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中提出到2020年要达到13%的比率，但2016年只有3.16%，日本男性花费在育儿和家务上的时间为发达国家中最低。为此，日本采取对促进男性员工取得育儿休业的企事业主予以“支援兼顾（工作和生育）助成金”和“生育时兼顾支援课程”的资助，希望改善这种状况。
再如，通过“支援兼顾助成金”的补贴，改善育儿职工能持续就业的职场环境。2017年“支援兼顾助成金”内容包括：配偶生育8周内开始育儿休业的男性职工；育儿休业结束回归公司或重返职场的；因怀孕、妊娠、育儿和护理原因退职者，通过再就业制度重新就业；在单位设置保育所以方便育儿职工。同时，对《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育儿护理休业法》等进行修订，增加了防止上司、同事以及职场对怀孕、妊娠、育儿和护理的干扰的内容。2017年将这些作为雇主应尽的新义务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在地方政府设置干扰对应特别商谈窗口，以加强政府对相关争议的调解。
政策之五：协助地方强化应对
为应对少子化问题，日本加强对地方的支援，根据地方不同的情况强化应对之策。包括中央政府通过“地域少子化对策重点推进交付金”，对地方政府建设以结婚、妊娠、生产、婴儿期等为中心的温情社会等举措予以支援。通过“地方创生推进交付金”对官民协作、地区间合作、政策间协作等予以支援。
如，在加强地方合作方面，2016年开始的“育儿支援护照事业”得到全国47个都道府县的响应。地方政府向育儿家庭颁发“护照”，持此“护照”可在赞助企业、店铺购物、饮食等方面获得对育儿家庭的各种打折、优惠等服务，以及携带婴幼儿外出时商店提供哺乳、换尿布场所、冲奶粉的开水等服务。通过这项事业，减轻育儿家庭的经济负担，在全社会形成支援育儿家庭的机制。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8年第32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从1994年推出“天使计划”，到2017年底推出以“育人革命”和“生产性革命（工作方式革命）”为两个驱动轮的“新经济政策包”，二十多年间日本提出了众多应对政策。
政策之一：消除年轻人对婚育经济负担之忧
包括推进生涯教育、职业教育，从小培养和开拓孩子的职业意识和能力；修订《年轻人启用促进法》，帮助应届生和历届生实现多渠道就业；推进非正规就业对策，解决非正规就业待遇不公问题；通过不征收赠与税的方式，促进老一代对年轻一代的经济支援；公營住宅优先考虑满足育儿家庭需要；形成全国性支援结婚机制等。
如针对年轻人就业率逐年下降现象，从小学起就推行生涯教育、职业教育，让小学生参与创业体验、初中生参与职场体验、高中生进行短期实习，使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人生有多种选择。在高等教育阶段，文部科学省于2010年修订“大学设置基准”，要求从2011年开始，所有大学和短期大学都要培养学生具备毕业后提升自我资质、职业自立的能力。2015年实行生涯教育的大学有723所（占97%）。开设培养勤劳观、职业观科目的大学，从2009年的491所（占67%）上升到2015年的650所（占87%）。
又如，鼓励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婚育的支援。从2015年起至2019年末，对祖父母等对孙辈的结婚、育儿资金一揽子赠与，不征收相关赠与税。这一制度在2016年税制改革中成为非征税对象的一部分，对象范围明确化。此外，2013年4月开始至2019年3月31日，为促进以支援育儿为目的的金融资产代际间流转，对祖父母等对孙辈的教育资金的一揽子赠与，不征收相关赠与税。
再如，运用结婚新生活支援事业费补助金，对夫妇结婚日未满34岁、家庭收入不满340万日元的新婚家庭，结婚用房的购置费或租金和搬家费用，予以上限为30万日元的补助，其中国家和地方政府各出一半。
政策之二：提升育儿援助质量
日本从2015年起实施“儿童、育儿支援新制度”，创设了对认定儿童园、幼稚园、保育所共同的财政支援（设施型支出），以及对小规模保育的财政支援（地域型保育支出）。根据地方实际充实对儿童、育儿的支援，如地域育儿支援据点建设、托管服务、婴儿家庭访问、养育支援访问、育儿短期支援、育儿援助活动，延长保育、病儿保育、放学后儿童场所，孕妇保健等。
“待机儿童”是困扰育儿夫妇的大难题。近年来日本25至44岁的女性就业率年年上升，保育院所利用申请数随之上升，到2017年4月，仍有26081名“待机儿童”在等待空位，比上年同期增加2528人。日本政府因此推出“育儿安心计划”，提出为支援东京都为首的有愿望解除“待机儿童”问题的地方政府，在2018到2019年度末的两年间，将新增22万人的接纳能力，并增加相应的财政预算。最迟至2020年度末的3年间解决全国的“待机儿童”问题。
据判断，从2018到2022年5年间，日本女性就业率将达到80%，要求保育院所形成约32万人的接纳能力。同时还需要新增7.7万名保育士。为此，日本计划在改善待遇、取得新资格、持续就业、离职者再就业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支援。
在2017年度预算中，将保育士待遇提高了2%。除了统一提高待遇，为提高保育士的职业技能，还给予有7年以上经验的保育士每月4万日元、3年以上经验的每月5000日元的补助。此外，2017年底政府决定在“新经济政策包”中，加入从2019年4月起，将保育士待遇再提高1%的内容。
困扰双职工育儿家长的还有“小一之壁”，即小学低年级学童放学后的安全、学习问题。为解双职工家长后顾之忧，2014年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联合推出“放学后儿童综合计划”，提出灵活运用学校设施、儿童俱乐部、放学后儿童活动场等，到2019年度末，要新增容纳30万人的放学后儿童俱乐部，确保合计达到122万人的接纳能力。
据统计，到2017年9月，日本全国1098个市町村建有17615个“放学后儿童教室”，社会各界热心参与，为孩子们举办了学习、运动、文化艺术活动、与地方居民交流等各类活动。
政策之三：以援助鼓励多子女家庭
包括减轻多子女家庭负担；多子女家庭或第三子以后的孩子，可优先利用保育所；优先利用公营住宅；开展支援多子女家庭的“育儿支援护照事业”等。
如儿童补贴方面，从3岁到小学毕业，第一子、第二子每月补贴1万日元；第三子及以后的孩子每月可补1.5万（有收入限制）。为减轻多子女家庭负担，幼儿园、保育院的保育费，在一定范围内实行第二子减半、第三子及以后孩子免费。
从2016年起，这一制度又扩大到家庭收入在一定数额以下的、不论兄姐的年龄，如果是单亲家庭，第一子半费，第二子及以后的孩子免费。非单亲家庭的，第二子半费，第三子及以后的孩子免费。从2017年起，这一制度再加上了一条：市町村民税的非征税家庭，第二子完全免费。家庭收入在一定数额以下的家庭，扩充减轻单亲家庭负担的措施。
政策之四：改善育儿职工就业环境
为应对少子化，日本推进工作方式改革，让男性参与到育儿和家务中，使女性保持工作与生育、育儿的平衡。如政府部门除了对中小企业提供具体的建议、指导外，还对减少加班、落实带薪休假、导入工间休息制度等并取得成果的中小企业，予以“职场意识改善助成金”（2018年度改名为“工作外时间等改善助成金”）。
又如，为促进男性休产假制度，2010年以来根据《育儿护理休业法》实施了一系列有助于落实男性休产假的规定。不过男性产假实现率仍然很低，政府在2015年“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中提出到2020年要达到13%的比率，但2016年只有3.16%，日本男性花费在育儿和家务上的时间为发达国家中最低。为此，日本采取对促进男性员工取得育儿休业的企事业主予以“支援兼顾（工作和生育）助成金”和“生育时兼顾支援课程”的资助，希望改善这种状况。
再如，通过“支援兼顾助成金”的补贴，改善育儿职工能持续就业的职场环境。2017年“支援兼顾助成金”内容包括：配偶生育8周内开始育儿休业的男性职工；育儿休业结束回归公司或重返职场的；因怀孕、妊娠、育儿和护理原因退职者，通过再就业制度重新就业；在单位设置保育所以方便育儿职工。同时，对《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育儿护理休业法》等进行修订，增加了防止上司、同事以及职场对怀孕、妊娠、育儿和护理的干扰的内容。2017年将这些作为雇主应尽的新义务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在地方政府设置干扰对应特别商谈窗口，以加强政府对相关争议的调解。
政策之五：协助地方强化应对
为应对少子化问题，日本加强对地方的支援，根据地方不同的情况强化应对之策。包括中央政府通过“地域少子化对策重点推进交付金”，对地方政府建设以结婚、妊娠、生产、婴儿期等为中心的温情社会等举措予以支援。通过“地方创生推进交付金”对官民协作、地区间合作、政策间协作等予以支援。
如，在加强地方合作方面，2016年开始的“育儿支援护照事业”得到全国47个都道府县的响应。地方政府向育儿家庭颁发“护照”，持此“护照”可在赞助企业、店铺购物、饮食等方面获得对育儿家庭的各种打折、优惠等服务，以及携带婴幼儿外出时商店提供哺乳、换尿布场所、冲奶粉的开水等服务。通过这项事业，减轻育儿家庭的经济负担，在全社会形成支援育儿家庭的机制。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8年第32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