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徐桑楚是上海电影名副其实的主政人之一。他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做出卓越贡献，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南征北战》《林则徐》《阿诗玛》，也可能不会有《牧马人》《庐山恋》《城南旧事》《巴山夜雨》。
徐桑楚于1916年出生在浙江省东部鄞县鄞江镇，其父经营钟表生意，原本家境殷实，但在他不到7岁时，父亲感染血吸虫病去世。母亲靠种田、采茶、纺麻，艰难地将他养大成人。
1934年，徐桑楚高中毕业，进入光明书局当学徒。这份看似枯燥的工作却给他带来意外收获。他将校对书稿当成读书的好机会，在书局的三年中，用心阅读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开始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刻画、矛盾冲突的营造等基本创作规律有所了解。但突如其来的“八·一三”事变，打断了这段美好生活，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日寇进攻上海之际，徐桑楚被迫离开书局逃难，于1937年辗转前往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他奔赴武汉抗日第一线，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属抗敌演剧队，担任九队队长，同期秘密加入中共。抗战八年，他带领演剧队，跋涉于武汉、长沙、桂林、昆明、缅北等地，从事战地宣传，排演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到前线去》《人兽之间》《愁城记》等多部话剧，得到国军高级将领陈诚等人好评。
1942年春，演剧队排练夏衍编剧的《愁城记》时遇到一个难题：参与该剧执导者对剧情的理解有分歧，不同场次的表演风格不统一。为解决这些问题，徐桑楚等人尝试实行导演中心制的做法。大家在排练过程中提出对剧情、人物、主题等的不同理解，但最后必须由执行导演主导。
抗战胜利后，演剧队编制撤销。徐桑楚于1947年进入上海资源委员会渔业管理处工作。不久，上海解放，接管工作急缺专业对口人才，新政府指令他负责私营电影厂的清点、接收与合营，从此开始他后半生的电影生涯。
1953年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徐桑楚在艺术处担任副处长，负责剧本创作和影片拍摄。他选用剧本不拘一格，不考虑作者的名气或是否专业作家，只要剧本好，哪怕是业余创作者的作品，也会毫不犹豫采用。当时上影厂的许多名片，如《林则徐》《红色娘子军》等，就发掘自群众投稿。
50年代末，大跃进席卷电影界。徐桑楚则大胆提出：“多快好省”应以“好”为主。他还极力反对剧组党支部过多干涉创作，坚持导演中心制。在他的保护下，上海在此期间推出了《聂耳》《林则徐》《老兵新传》等多部重点献礼影片，而他成了“严重右倾分子”。
1961年夏，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同时讨论电影工作的整改方案。新侨会议后，电影创作迎来新气象，徐桑楚再次得到展现才华的机会，着手组织拍摄了电影《阿诗玛》。
徐桑楚为维护职工利益，甘冒政治风险，电影《阿诗玛》的拍摄过程正是一个例子。为了拍摄这部影片，他请来著名作曲家葛炎参与编写剧本。又因为他非常欣赏《五朵金花》中杨丽坤的表演，就通过老战友的关系，将杨借调到上影，参演《阿诗玛》。
一切齐备了，临到开机前却突遇危机。当时周恩来曾视察长影并作出指示，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必须起用本民族成员。而《阿诗玛》是撒尼族的民间传说，杨丽坤却是彝族。徐桑楚认为临阵换将不可取，因为对演员伤害太大。他通过各种方法与周恩来沟通，顶着严厉斥责，最终赢得周恩来默许。
“文革”期间，他被赶进“牛棚”，1969年，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监督劳动”，直到1974年才被“解放”。1978年，担任上影厂厂长时，他已年届花甲。在此任上，用了不过短短十年，他自己、上影厂，乃至中国电影都进入30多年来最辉煌的一段时期。
80年代初，有人向徐桑楚推荐了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他读过后非常喜欢，遂决定将其改编为电影。文化部的领导陈荒煤听说这是一部“右派”的戏，就对他提出忠告，让他小心从事。徐桑楚却认为剧本没问题，扛住各方压力坚持拍摄。
影片完成后，他携带拷贝到文化部面见陈荒煤，还在电影局礼堂放映该片，400多名观众到场观看。影片结束，灯光亮起，观众们报以热烈掌声。陈荒煤更被剧情感动得满脸是泪，哽咽着对徐桑楚说，“好！好！真是太好了！”——这部电影正是《牧马人》。
作为一名电影人，创作并不是徐桑楚的强项，但作为电影事业的领导者，他最可贵的优点在于敢放手让部下人尽其才。老一辈的沈浮、汤晓丹、桑弧、黄佐临因他而延续艺术生命，较年轻的谢晋、吴贻弓、杨延晋、黄蜀芹先后在他的鼓励和提携下脱颖而出。
1987年，新一代电影人已经成长起来，71岁的徐桑楚才放心卸下上影厂厂长的职务。
作者为影评人
徐桑楚于1916年出生在浙江省东部鄞县鄞江镇，其父经营钟表生意，原本家境殷实，但在他不到7岁时，父亲感染血吸虫病去世。母亲靠种田、采茶、纺麻，艰难地将他养大成人。
1934年，徐桑楚高中毕业，进入光明书局当学徒。这份看似枯燥的工作却给他带来意外收获。他将校对书稿当成读书的好机会，在书局的三年中，用心阅读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开始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刻画、矛盾冲突的营造等基本创作规律有所了解。但突如其来的“八·一三”事变，打断了这段美好生活，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日寇进攻上海之际，徐桑楚被迫离开书局逃难，于1937年辗转前往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他奔赴武汉抗日第一线，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属抗敌演剧队，担任九队队长，同期秘密加入中共。抗战八年，他带领演剧队，跋涉于武汉、长沙、桂林、昆明、缅北等地，从事战地宣传，排演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到前线去》《人兽之间》《愁城记》等多部话剧，得到国军高级将领陈诚等人好评。
1942年春，演剧队排练夏衍编剧的《愁城记》时遇到一个难题：参与该剧执导者对剧情的理解有分歧，不同场次的表演风格不统一。为解决这些问题，徐桑楚等人尝试实行导演中心制的做法。大家在排练过程中提出对剧情、人物、主题等的不同理解，但最后必须由执行导演主导。
抗战胜利后，演剧队编制撤销。徐桑楚于1947年进入上海资源委员会渔业管理处工作。不久，上海解放，接管工作急缺专业对口人才，新政府指令他负责私营电影厂的清点、接收与合营，从此开始他后半生的电影生涯。
1953年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徐桑楚在艺术处担任副处长，负责剧本创作和影片拍摄。他选用剧本不拘一格，不考虑作者的名气或是否专业作家，只要剧本好，哪怕是业余创作者的作品，也会毫不犹豫采用。当时上影厂的许多名片，如《林则徐》《红色娘子军》等，就发掘自群众投稿。
50年代末，大跃进席卷电影界。徐桑楚则大胆提出：“多快好省”应以“好”为主。他还极力反对剧组党支部过多干涉创作，坚持导演中心制。在他的保护下，上海在此期间推出了《聂耳》《林则徐》《老兵新传》等多部重点献礼影片，而他成了“严重右倾分子”。
1961年夏，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同时讨论电影工作的整改方案。新侨会议后，电影创作迎来新气象，徐桑楚再次得到展现才华的机会，着手组织拍摄了电影《阿诗玛》。
徐桑楚为维护职工利益，甘冒政治风险，电影《阿诗玛》的拍摄过程正是一个例子。为了拍摄这部影片，他请来著名作曲家葛炎参与编写剧本。又因为他非常欣赏《五朵金花》中杨丽坤的表演，就通过老战友的关系，将杨借调到上影，参演《阿诗玛》。
一切齐备了，临到开机前却突遇危机。当时周恩来曾视察长影并作出指示，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必须起用本民族成员。而《阿诗玛》是撒尼族的民间传说，杨丽坤却是彝族。徐桑楚认为临阵换将不可取，因为对演员伤害太大。他通过各种方法与周恩来沟通，顶着严厉斥责，最终赢得周恩来默许。
“文革”期间，他被赶进“牛棚”，1969年，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监督劳动”，直到1974年才被“解放”。1978年，担任上影厂厂长时，他已年届花甲。在此任上，用了不过短短十年，他自己、上影厂，乃至中国电影都进入30多年来最辉煌的一段时期。
80年代初，有人向徐桑楚推荐了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他读过后非常喜欢，遂决定将其改编为电影。文化部的领导陈荒煤听说这是一部“右派”的戏，就对他提出忠告，让他小心从事。徐桑楚却认为剧本没问题，扛住各方压力坚持拍摄。
影片完成后，他携带拷贝到文化部面见陈荒煤，还在电影局礼堂放映该片，400多名观众到场观看。影片结束，灯光亮起，观众们报以热烈掌声。陈荒煤更被剧情感动得满脸是泪，哽咽着对徐桑楚说，“好！好！真是太好了！”——这部电影正是《牧马人》。
作为一名电影人，创作并不是徐桑楚的强项，但作为电影事业的领导者，他最可贵的优点在于敢放手让部下人尽其才。老一辈的沈浮、汤晓丹、桑弧、黄佐临因他而延续艺术生命，较年轻的谢晋、吴贻弓、杨延晋、黄蜀芹先后在他的鼓励和提携下脱颖而出。
1987年，新一代电影人已经成长起来，71岁的徐桑楚才放心卸下上影厂厂长的职务。
作者为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