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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翻译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其成为存在的一部分及作为被研究的对象似乎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因为这种趋势是人类由零星散居到不断加强一体化过程的重要部分，各个民族、各个区域间的交流合作必将从语言的相互学习和翻译做起。译者在语言翻译中扮演的角色直接决定着其必将成为整个环节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英语翻译也是如此。在复杂的翻译活动中，译者无疑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无可替代的角色。可是长期以来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得不到重视，译者社会地位与原作者相差甚远，一直处在一个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直到翻译研究中出现了文化转向之后，译者的主体性研究才有了合适的生长土壤。本文以下将主要围绕英语翻译中译者主体性地位的问题，探讨相关的问题。
巴斯奈特指出，翻译活动是连续的，绝非处在真空中，对译者而言存在着各种文本和超文本的限制。以勒弗梅尔的“三因素”论来审视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外在因素，即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观。作者仔细探讨在这些因素影响下译者是如何发挥主体性，以及译者是否隐身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赞助人对翻译活动的宏观走向，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社会地位等都起着极大的影响。作者指出，在面临赞助人的强势要求时，译者通常别无他法，只能抑制自己的再创造的冲动。不过他也能够通过与其协商谈判，使自己不至于彻底隐身，从而使主体性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彰显。意识形态和赞助人联系密切，赞助人用它来评判该怎么译，以及译得是否合乎规范。而诗学观则是和译者主体性联系得最为密切的一个超文本因素。由于有着迥异的诗学观，不同的译者可能决定遵从还是背离主流意识形态。而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背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最大彰显，而译者隐身则成了不可能之事。
首先我们需要从更高层面上理解翻译的功能，这有助于探讨英语翻译中译者的角色定位。“翻译”较为简单的定义是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而我们都知道，语言是一个民族在一定区域内经过长期历史发展之后形成的相区别于其他群体的表达形式，其背后是语言主体的思维习惯、传统文化，因此可以说翻译不仅仅是将一种语言机械地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是两种文化、两种表达方式之间的转换。
由于英语翻译如其他的语言翻译一样，不是一种机械的行为，而其实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做转换，因此必然要求相关的译者对于语言主体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有比较深入的考察，在翻译中切忌译者只掌握语言而对于语言背后更深的文化一知半解。其实文化是语言的“底色”，而语言是文化的窗口。实际生活中在中英文翻译中由于译者对于中国及英语国家历史文化的不了解、不精通而导致的错误甚至是笑话比比皆是。
在语言翻译中各种文献引用较多的是法国社会文学家埃斯卡皮的“创造性叛逆”说，是作者在其代表作《文学社会学》一书中阐述的观点，其中两个关键词“创造”和“叛逆”都在强调译者在语言翻译中的主体性地位，“创造性”是由于翻译对于译者来说实际上是将文本重新进行阐释，这个过程中就有可变性，“叛逆”强调的是上文中提到的语言背后的“底色”，每一个文字作品都是在独特的、甚至独一的价值观世界中酝酿的，而译者的翻译工作要将作品“强加”在另一个不同的文化世界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叛逆的，因为这要冒着因水土不熟而无法被理解的极大危险，文本所关注和阐释的问题在新的人文环境里可能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
该学说在学界影响广泛，它所要强调的是语言翻译中的困难甚至是不可逾越的障碍，称翻译工作是“叛逆”行为，这自然是有一定的学理依据。但同时我们必须说明的是，既有文本的思想主题、关注焦点同样深刻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比“创造性”更有决定性意义，如果不承认这点，那么翻译工作跟作家直接创作的关系就很难说清，即翻译不是天马行空的阐释，底本对于翻译工作的意义不可抹杀。
在阐述了翻译工作的“创造性”甚至是“叛逆性”的基础上，上文又明确了文本既有主题等因素对于译者的重要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语言翻译、特别是英语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地位的发挥问题。
英语翻译应该是有别于写作的，当然有别不一定就说翻译比写作更轻松一点，两者在难度上没有可以比较的维度。英语翻译是面对一个既有文本，这个文本自身就附带着故事情节、思想主题及价值判断等因素，而留给译者的工作就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转化，其基础是对于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熟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翻译工作的精确和传神，这可以说是英语翻译工作中关键的一点，而相应的英语语法知识实际上只是发挥着工具的作用，有着流畅的英语表达能力，可以使翻译工作更加有效率。
总之，英语翻译是一门需要深入研究的学问，已有研究成果比较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英语这门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语言的翻译需求也必将越来越大，需要我们提高认识，不断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不断了解相关主要英语国家的历史文化，多翻译出格调高雅、品质优良的英语作品，以丰富人民群众的社会文化生活。
参考文献：
[1]刘嘉.规范：文学翻译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的维度.《海外英语》.2015年04期
[2]汪田田.从译者角度论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海外英语》. 2012年05期
[3]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翻译》.2003年01期
[4]陈冰.浅论学术翻译中的譯者主体性.《英语广场（学术研究）》.2014年12期
巴斯奈特指出，翻译活动是连续的，绝非处在真空中，对译者而言存在着各种文本和超文本的限制。以勒弗梅尔的“三因素”论来审视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外在因素，即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观。作者仔细探讨在这些因素影响下译者是如何发挥主体性，以及译者是否隐身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赞助人对翻译活动的宏观走向，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社会地位等都起着极大的影响。作者指出，在面临赞助人的强势要求时，译者通常别无他法，只能抑制自己的再创造的冲动。不过他也能够通过与其协商谈判，使自己不至于彻底隐身，从而使主体性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彰显。意识形态和赞助人联系密切，赞助人用它来评判该怎么译，以及译得是否合乎规范。而诗学观则是和译者主体性联系得最为密切的一个超文本因素。由于有着迥异的诗学观，不同的译者可能决定遵从还是背离主流意识形态。而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背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最大彰显，而译者隐身则成了不可能之事。
首先我们需要从更高层面上理解翻译的功能，这有助于探讨英语翻译中译者的角色定位。“翻译”较为简单的定义是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而我们都知道，语言是一个民族在一定区域内经过长期历史发展之后形成的相区别于其他群体的表达形式，其背后是语言主体的思维习惯、传统文化，因此可以说翻译不仅仅是将一种语言机械地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是两种文化、两种表达方式之间的转换。
由于英语翻译如其他的语言翻译一样，不是一种机械的行为，而其实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做转换，因此必然要求相关的译者对于语言主体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有比较深入的考察，在翻译中切忌译者只掌握语言而对于语言背后更深的文化一知半解。其实文化是语言的“底色”，而语言是文化的窗口。实际生活中在中英文翻译中由于译者对于中国及英语国家历史文化的不了解、不精通而导致的错误甚至是笑话比比皆是。
在语言翻译中各种文献引用较多的是法国社会文学家埃斯卡皮的“创造性叛逆”说，是作者在其代表作《文学社会学》一书中阐述的观点，其中两个关键词“创造”和“叛逆”都在强调译者在语言翻译中的主体性地位，“创造性”是由于翻译对于译者来说实际上是将文本重新进行阐释，这个过程中就有可变性，“叛逆”强调的是上文中提到的语言背后的“底色”，每一个文字作品都是在独特的、甚至独一的价值观世界中酝酿的，而译者的翻译工作要将作品“强加”在另一个不同的文化世界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叛逆的，因为这要冒着因水土不熟而无法被理解的极大危险，文本所关注和阐释的问题在新的人文环境里可能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
该学说在学界影响广泛，它所要强调的是语言翻译中的困难甚至是不可逾越的障碍，称翻译工作是“叛逆”行为，这自然是有一定的学理依据。但同时我们必须说明的是，既有文本的思想主题、关注焦点同样深刻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比“创造性”更有决定性意义，如果不承认这点，那么翻译工作跟作家直接创作的关系就很难说清，即翻译不是天马行空的阐释，底本对于翻译工作的意义不可抹杀。
在阐述了翻译工作的“创造性”甚至是“叛逆性”的基础上，上文又明确了文本既有主题等因素对于译者的重要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语言翻译、特别是英语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地位的发挥问题。
英语翻译应该是有别于写作的，当然有别不一定就说翻译比写作更轻松一点，两者在难度上没有可以比较的维度。英语翻译是面对一个既有文本，这个文本自身就附带着故事情节、思想主题及价值判断等因素，而留给译者的工作就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转化，其基础是对于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熟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翻译工作的精确和传神，这可以说是英语翻译工作中关键的一点，而相应的英语语法知识实际上只是发挥着工具的作用，有着流畅的英语表达能力，可以使翻译工作更加有效率。
总之，英语翻译是一门需要深入研究的学问，已有研究成果比较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英语这门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语言的翻译需求也必将越来越大，需要我们提高认识，不断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不断了解相关主要英语国家的历史文化，多翻译出格调高雅、品质优良的英语作品，以丰富人民群众的社会文化生活。
参考文献：
[1]刘嘉.规范：文学翻译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的维度.《海外英语》.2015年04期
[2]汪田田.从译者角度论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海外英语》. 2012年05期
[3]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翻译》.2003年01期
[4]陈冰.浅论学术翻译中的譯者主体性.《英语广场（学术研究）》.2014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