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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炎热的6月，一本关于西方眼中“中国形象”的学术新著正式出版，这就是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潘成鑫先生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长期以来，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西方对中国认知”都是一个人们关注的议题。潘成鑫先生此书主要从学术角度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中国向世界所做的“和平崛起”承诺至今不能让西方消除对中国威胁的恐惧？为什么讲述“中国故事”首先需要了解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叙事？
这本书所关注的是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自近代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到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中国人非常希望了解世界是如何看中国的。但是，不可否认，至少在国际关系学领域，西方很多学者和观察家对中国特别是对“崛起”的中国的论断却每每徘徊在“威胁”和“机遇”之间。为什么在他们看来，中国要么是“威胁”，要么是“机遇”（或者是“威胁”加“机遇”）？这些观察中国的范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告诉我们真正的中国？这本书从这些问题出发，对当代西方（尤其是美国）有关中国崛起的叙事进行了解构和剖析。
本书认为，这些看似关于中国的西方叙事，其实根本上并不是在解说中国，而是西方构建自我的一种需要和体现。所谓“中国威胁”或“中国机遇”，其言外之意是对于西方的威胁或机遇。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中国都被视为一个“他者”，用于区别乃至反衬西方对自我的想象和塑造。中国作为“威胁”的叙事背后所体现的是，西方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安全提供者。中国作为（经济或政治）“机遇”的话语背后所透露的是西方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超前性”和“优越性”，因此它有机会和能力去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最终会将中国融入世界，使其变得更像“我们”。这些有关中国的话语和叙事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研究中长盛不衰，不是因为它们准确描述了中国的现状，而是它们更能告诉西方一个西方人所普遍愿意认同的自我。对中国的“客观”描述其实是西方的一种“自传”。
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西方人的眼中，中国在近代以来都被视为“威胁”或“机遇”，从“黄祸”、邪恶的“傅满洲博士”到“红色威胁”，从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希望之地”到西方商人趋之若鹜的“中国市场”，不一而足。这些“中国”话语使西方能够把握中国的确定性，知道中国是什么、不是什么。但是可以看出，这些确定“知识”的获得，与近代以来巨变中的中国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源于西方以现代理性主体自居时追求确定性的欲望。对于现代理性认知主体来说，世界是可知的、存在可循的客观规律。然而，当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复杂、捉摸不定的“他者”时，西方这种追求确定性的欲望却难以得到真正满足。但是如果承认中国真的不可预测，那么西方也就不成其为现代理性认知主体了。为了维护西方关于现代自我的认同和想象，其渴望确定性的满足就不得不依赖美国哲学家杜威所说的“情感替代品”，比如信任、恐惧或幻想。通过这些欲望和情感（而非科学理性），我们周围世界的确定性重新变得可知。可是在所谓的自我和他者——比如西方和中国——之间，往往缺乏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确定性，而是由恐惧和幻想填补未知的空白：通过恐惧，中国可以被确定为“威胁”，而通过幻想，中国则被定格为“机遇”。这些关于中国的所谓客观知识，与其说是分别来自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不如说是西方追求确定性的欲望在中国的折射。甚至可以说，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也是西方学者追求国际关系中的确定性的体现（比如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曾说：“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在西方观察者眼中，中国是什么并不取决于中国自身，而是随着西方观察者的心态好恶而变化。我们对新的、不熟悉的事物的理解，往往建立在我们对身边已知事物的理解之上，举一反三，推己及人。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关键在于我们很少能够清醒自觉地认识到这种理解的局限。在西方的中国观察家中，这种自我反思精神尤其匮乏。这就是为什么当大家都在忙于“观察中国”的时候，我们应该同时观察“中国观察者”。因为正是他们的主流话语在左右很多人对中国的理解和建构，并进而影响西方对华政策的制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西方（包括美国）的关系并非仅仅是由双方决策者、双方的内部体制、文化以及外在的国际格局所决定的。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叙事本身就是中西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本书认为，“中国威胁论”话语的危险在于：通过把中国作为威胁，它所倡导的对华政策就更容易把中国推向一个威胁的对立面，因此它可能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而“中国机遇论”的研究范式则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期望，它的最终幻灭将和西方对中国的恐惧殊途同归。当前西方对中国的所谓“两面下注”政策，正是这两种中国研究范式在西方对华政策实践上的反映。因此，当中国人在批判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时，同时应该认识到它和“中国机遇论”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中国希望西方能够对自己加深理解、减少偏见，那么仅仅靠增加交往和交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西方在对自身的塑造和认同方面保持不变、没有反思的话，那么其对中国的认识也将很难超越“威胁”和“机遇”的范式。
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崛起了，但是中国的崛起没有突破西方主流话语对其的构建和再现。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揭示在中国发展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时，其挑战不仅仅是利益和政策层面上的，更重要的是话语层面上的。通过研究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话语，而不是像很多学者那样“直接”研究中国对外关系本身，本书希望能够引起读者对话语在国际关系中重要作用的重视和思考。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
这本书所关注的是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自近代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到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中国人非常希望了解世界是如何看中国的。但是，不可否认，至少在国际关系学领域，西方很多学者和观察家对中国特别是对“崛起”的中国的论断却每每徘徊在“威胁”和“机遇”之间。为什么在他们看来，中国要么是“威胁”，要么是“机遇”（或者是“威胁”加“机遇”）？这些观察中国的范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告诉我们真正的中国？这本书从这些问题出发，对当代西方（尤其是美国）有关中国崛起的叙事进行了解构和剖析。
本书认为，这些看似关于中国的西方叙事，其实根本上并不是在解说中国，而是西方构建自我的一种需要和体现。所谓“中国威胁”或“中国机遇”，其言外之意是对于西方的威胁或机遇。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中国都被视为一个“他者”，用于区别乃至反衬西方对自我的想象和塑造。中国作为“威胁”的叙事背后所体现的是，西方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安全提供者。中国作为（经济或政治）“机遇”的话语背后所透露的是西方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超前性”和“优越性”，因此它有机会和能力去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最终会将中国融入世界，使其变得更像“我们”。这些有关中国的话语和叙事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研究中长盛不衰，不是因为它们准确描述了中国的现状，而是它们更能告诉西方一个西方人所普遍愿意认同的自我。对中国的“客观”描述其实是西方的一种“自传”。
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西方人的眼中，中国在近代以来都被视为“威胁”或“机遇”，从“黄祸”、邪恶的“傅满洲博士”到“红色威胁”，从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希望之地”到西方商人趋之若鹜的“中国市场”，不一而足。这些“中国”话语使西方能够把握中国的确定性，知道中国是什么、不是什么。但是可以看出，这些确定“知识”的获得，与近代以来巨变中的中国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源于西方以现代理性主体自居时追求确定性的欲望。对于现代理性认知主体来说，世界是可知的、存在可循的客观规律。然而，当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复杂、捉摸不定的“他者”时，西方这种追求确定性的欲望却难以得到真正满足。但是如果承认中国真的不可预测，那么西方也就不成其为现代理性认知主体了。为了维护西方关于现代自我的认同和想象，其渴望确定性的满足就不得不依赖美国哲学家杜威所说的“情感替代品”，比如信任、恐惧或幻想。通过这些欲望和情感（而非科学理性），我们周围世界的确定性重新变得可知。可是在所谓的自我和他者——比如西方和中国——之间，往往缺乏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确定性，而是由恐惧和幻想填补未知的空白：通过恐惧，中国可以被确定为“威胁”，而通过幻想，中国则被定格为“机遇”。这些关于中国的所谓客观知识，与其说是分别来自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不如说是西方追求确定性的欲望在中国的折射。甚至可以说，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也是西方学者追求国际关系中的确定性的体现（比如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曾说：“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在西方观察者眼中，中国是什么并不取决于中国自身，而是随着西方观察者的心态好恶而变化。我们对新的、不熟悉的事物的理解，往往建立在我们对身边已知事物的理解之上，举一反三，推己及人。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关键在于我们很少能够清醒自觉地认识到这种理解的局限。在西方的中国观察家中，这种自我反思精神尤其匮乏。这就是为什么当大家都在忙于“观察中国”的时候，我们应该同时观察“中国观察者”。因为正是他们的主流话语在左右很多人对中国的理解和建构，并进而影响西方对华政策的制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西方（包括美国）的关系并非仅仅是由双方决策者、双方的内部体制、文化以及外在的国际格局所决定的。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叙事本身就是中西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本书认为，“中国威胁论”话语的危险在于：通过把中国作为威胁，它所倡导的对华政策就更容易把中国推向一个威胁的对立面，因此它可能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而“中国机遇论”的研究范式则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期望，它的最终幻灭将和西方对中国的恐惧殊途同归。当前西方对中国的所谓“两面下注”政策，正是这两种中国研究范式在西方对华政策实践上的反映。因此，当中国人在批判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时，同时应该认识到它和“中国机遇论”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中国希望西方能够对自己加深理解、减少偏见，那么仅仅靠增加交往和交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西方在对自身的塑造和认同方面保持不变、没有反思的话，那么其对中国的认识也将很难超越“威胁”和“机遇”的范式。
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崛起了，但是中国的崛起没有突破西方主流话语对其的构建和再现。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揭示在中国发展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时，其挑战不仅仅是利益和政策层面上的，更重要的是话语层面上的。通过研究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话语，而不是像很多学者那样“直接”研究中国对外关系本身，本书希望能够引起读者对话语在国际关系中重要作用的重视和思考。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