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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先生是我国当代有广泛影响、受到学术界推崇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在教育和哲学园地辛勤地耕耘了五十六个春秋。今年五月，首都学术界、教育界的同志聚会于清华，祝贺张岱年先生从事教育和研究五十六周年，祝贺他为我国哲学、教育所作的贡献。会上，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岱年文集》第一卷作为贺礼问世了。
《张岱年文集》共六卷，收入张岱年先生重要论文和著作近三百万字。文集第一卷收集了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作者早期的论文共四十一篇，凡三十二万字。
青年时代的张岱年先生是以一位具有独创性的哲学家的姿态出现的。他接受并推崇当时称之为“新唯物论”的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同时又赞赏西方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他主张以新唯物论为基础，吸收西方哲学中有价值的成果，并同时综合中国的传统哲学中的精粹部分，补充和丰富新唯物论，以建立一个中国的新哲学，作为中华民族图强自存的思想武器。
张岱年先生重视中国传统哲学。吸取西方哲学的方法，尤其是以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哲学，以寻求和发掘中国哲学史中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的传统，并以西方哲学与之对比，给以继承和发挥。这是他研究中国哲学的特点。在这一时期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哲学的论文，均收入文集第一卷的第二编。这些论文提出了不少创见，充分显示出他对唯物辩证法和逻辑分析法的熟练运用和对中国哲学的深厚功力。
新唯物论是二、三十年代传入我国的新哲学思想，张岱年先生推崇它，称之为“现代最可注意的哲学”。但他又认为新唯物论并非已经达到了无可发展的地步，它的不少概念有待厘清，论证还有待充实。因此，他介绍西方维也纳学派，以及英国分析哲学，吸取其科学内容以丰富和严密新唯物论。在《论外界的实在》一文中，他首先确定了“理”的几种意谓，然后用逻辑分析法证明了“理”作为普遍的东西存在于特殊事物之中，共相是不能潜在地独立存在的。《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关于新唯物主义》等文章中，张岱年先生运用逻辑分析法对新唯物论的一些基本命题作了进一步的严密论证。
《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西化与创造》、《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等文，表达了张岱年先生对当时东西文化争论的观点。他以新唯物观来分析文化问题，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采取有分析、有鉴别的态度：继承其优点，抛弃其糟粕，既反对全盘西化论，又反对国粹主义，应发展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新文化。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国又一次出现“文化热”，他在一九八七年的两次学术会上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这是与三十年代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新唯物论在二、三十年代传入我国后，使我国思想界的眼界大为开阔，并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收入本卷的《人与世界》(宇宙观与人生观)一文，反映了他在这一时期的哲学观和他的哲学思想体系的雏型。到四十年代，他进一步写出了《天人五论》(哲学思惟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完成了他的哲学思想体系。《人与世界》以前未曾发表过，收入本文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从中可以了解张岱年先生的哲学观点：以新唯物论为宗，兼融和综合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逻辑分析法)的有益成分，并吸取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成果。他的这一思想，当时被誉为“分析的唯物论”。在三十年代，他为新唯物论的传入、丰富和发展，为新唯物论的中国化作出了一定的有益尝试。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同时，中国的哲学思想也必然随之发生巨大的变革。张岱年先生在文集第一卷的《自序》中说：“这不过是保存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园地中一隅的踪迹而已”。读罢本书，深感从他的哲学观点与其思想形成的这“一隅”，可以看到在我国近半个世纪的巨大变革中其思想发展的“踪迹”。
(《张岱年文集》，张岱年著，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月第一版，4.30元)
《张岱年文集》共六卷，收入张岱年先生重要论文和著作近三百万字。文集第一卷收集了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作者早期的论文共四十一篇，凡三十二万字。
青年时代的张岱年先生是以一位具有独创性的哲学家的姿态出现的。他接受并推崇当时称之为“新唯物论”的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同时又赞赏西方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他主张以新唯物论为基础，吸收西方哲学中有价值的成果，并同时综合中国的传统哲学中的精粹部分，补充和丰富新唯物论，以建立一个中国的新哲学，作为中华民族图强自存的思想武器。
张岱年先生重视中国传统哲学。吸取西方哲学的方法，尤其是以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哲学，以寻求和发掘中国哲学史中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的传统，并以西方哲学与之对比，给以继承和发挥。这是他研究中国哲学的特点。在这一时期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哲学的论文，均收入文集第一卷的第二编。这些论文提出了不少创见，充分显示出他对唯物辩证法和逻辑分析法的熟练运用和对中国哲学的深厚功力。
新唯物论是二、三十年代传入我国的新哲学思想，张岱年先生推崇它，称之为“现代最可注意的哲学”。但他又认为新唯物论并非已经达到了无可发展的地步，它的不少概念有待厘清，论证还有待充实。因此，他介绍西方维也纳学派，以及英国分析哲学，吸取其科学内容以丰富和严密新唯物论。在《论外界的实在》一文中，他首先确定了“理”的几种意谓，然后用逻辑分析法证明了“理”作为普遍的东西存在于特殊事物之中，共相是不能潜在地独立存在的。《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关于新唯物主义》等文章中，张岱年先生运用逻辑分析法对新唯物论的一些基本命题作了进一步的严密论证。
《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西化与创造》、《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等文，表达了张岱年先生对当时东西文化争论的观点。他以新唯物观来分析文化问题，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采取有分析、有鉴别的态度：继承其优点，抛弃其糟粕，既反对全盘西化论，又反对国粹主义，应发展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新文化。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国又一次出现“文化热”，他在一九八七年的两次学术会上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这是与三十年代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新唯物论在二、三十年代传入我国后，使我国思想界的眼界大为开阔，并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收入本卷的《人与世界》(宇宙观与人生观)一文，反映了他在这一时期的哲学观和他的哲学思想体系的雏型。到四十年代，他进一步写出了《天人五论》(哲学思惟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完成了他的哲学思想体系。《人与世界》以前未曾发表过，收入本文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从中可以了解张岱年先生的哲学观点：以新唯物论为宗，兼融和综合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逻辑分析法)的有益成分，并吸取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成果。他的这一思想，当时被誉为“分析的唯物论”。在三十年代，他为新唯物论的传入、丰富和发展，为新唯物论的中国化作出了一定的有益尝试。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同时，中国的哲学思想也必然随之发生巨大的变革。张岱年先生在文集第一卷的《自序》中说：“这不过是保存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园地中一隅的踪迹而已”。读罢本书，深感从他的哲学观点与其思想形成的这“一隅”，可以看到在我国近半个世纪的巨大变革中其思想发展的“踪迹”。
(《张岱年文集》，张岱年著，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月第一版，4.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