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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部“书”，是20世纪70年代初，在“洞房”里写成的。
我家在冀南农村，人多房少，实在住不开了，父亲就把西屋的套间堵上，在外面的山墙上掏出一个拱形的门洞，叫我和大哥在这儿起居。当时家里准备烧砖，买了好多的煤，堆放在那间“屋”里。我们把煤摊平，盖上木板，铺上谷草和席子。从外面看，满“屋”都是炕。新挖的小门，除去下面厚厚的煤层，只剩上面半截，好像一个山洞，我们就从这个洞里钻进钻出。这间小“屋”，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洞房”。
我那时正在尧山上初中，教语文的卢老师有空就给我们朗读一些小说。至今记得，卢老师给我们朗读《岳飞枪挑小梁王》，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念得兴起，他拿板擦当醒木，往桌面上狠狠地一拍，啪的一声，我们的心都要蹦出来了。同学们听得如醉如痴，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从此，我就迷上了小说。凡是能借到的、能换到的，千方百计也要弄到手，然后连猜带蒙，废寝忘食，一本本地往下读。
一部小说，就是一处胜境。我置身其中，精彩内容令我目不暇接，流连忘返，终于使自己的灵魂得以超脱局促寒酸的“洞房”，找到了诗意栖居的空间。我整天处在一种亦真亦幻的境界里，澡雪精神，洗涤肺腑，终于无可救药地产生了一种摹写的冲动。一有时间，我就趴在被窝里，就着枕头前面的木板，把少年的激情、稚拙的想象、虚构的情节，急不可耐地涂抹到本子上。不知多少回，写着写着，钢笔不出水儿了，拧开一看，墨囊冻成了冰棍儿。先用热气呵一呵，再用手心焐一焐，融化了再写。
我受古典小说的影响，采用了章回体的形式。小说的内容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农村生活，主要是人和自然的斗争、不同性格之间的冲突。记得写到生产队里正在摊开麦子打场，忽然来了一场暴雨，我浓墨重彩，足足写了三章。“我”的父亲赶着牛车为队里拉煤，出了事故，把腿弄断了。他为了把煤弄回去，想尽办法，总算完成了任务。这段情节，极尽曲折，足足写了四章。
每当写完一本，我就把它藏在脚后的褥子底下。当我收藏第四个本子的时候，大吃一惊：原有的三个本子，已被老鼠啃去了边缘，碎碎的纸末子拥着我的“大作”。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没想到我小试牛刀，居然惊动了老鼠的大驾，老鼠成了我的第一批“读者”。所幸本子没有伤筋动骨，损失不大。
有一次，我的一个发小，从韩解（村名）放学回来，在我面前吹嘘他写的作文如何受到老师的赏识。我不服气，拿出自己的“巨著”显摆。他撇着嘴说：“看着倒是挺厚的，谁知道怎么样呢？”我冲动地说：“那你拿去看吧。不过一定要记着送回来。”他忙不迭地答应了。
谁知这一拿就是好几天。我每天牵肠挂肚，实在憋不住了，就去找他索要。他沮丧地对我说.他在上课的时候偷看，结果被语文老师没收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一下子蒙了。这是我费时几个月，起早贪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呀，就这么没了？我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我怎么这么傻，轻易地就借给他了呢？
在我处在绝望之中、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写下去的时候，一个黑黑瘦瘦的中年人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我发小的带领下来到我家。他先做了自我介绍，说他姓李，在韩解教书，然后和我父母开始叙话。了解了我家的情况之后，他拿出我的那几个本子，把我一顿好夸。完了又说：“现在不兴高考，孩子顶多再上两年高中，就得下地干活。你们村太穷，我看你们家条件也一般，如果沒点手艺，将来娶个媳妇也得碰运气。我看这孩子写得不错，就让他好好写吧，将来就算当不了作家，最不济也能到工地上当个宣传员啊，到公社写个材料啊，好歹也是出路。”
李老师根本没有正式教过我，甚至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第一次见面，就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让我和父母都很感动。相对于当作家的虚无缥缈，当个宣传员，写个材料，似乎更加实际一些。所以，我下定决心，写下去，继续写下去，争取给自己写出一点名堂。
李老师要走了，我在后面送他。他停下来，慢慢地对我说：“写作有两种。一种用笔，写的是文章;一种用行动，写的是人生。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好不好，希望你能写好自己的人生，当个好人。”
就这样，面对着清晰而又朦胧的目标，几多宁静的清晨或黄昏，我趴在狭窄晦暗的“洞房”里，不懈地磨砺着那架锈涩的犁铧，继续着异想天开的耕作。又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我的小说终于“杀青”。然后，又开始学着写一些诗歌、快板、三句半等宣传员可能用到的东西。
这些本子，虽然幼稚可笑，谬误百出，但摞在脚下，稍微垫高了我的“海拔”。从此，我的作文一直受到老师的夸奖。高中毕业，我没有到工地当宣传员，更没去公社写材料，而是走进了考场。1978年，我在没有学过历史和地理的情况下，仅凭着平时看过的杂书和坚持不懈的练笔，以超出北大在河北录取分数线5分的好成绩，成了村里的第一名大学生。
而另一场关于人生的“写作”，我也丝毫不敢轻忽，只希望写完最后一笔的时候，从头翻阅，没有出现什么大的“败笔”。
（选自《牛城晚报》2020年6月9日，有删改，荐稿/王世全）
【导读】
文中描写李老师的笔墨不多，但分量很重。李老师这一人物形象有怎样的特点？在文中有什么作用？
我家在冀南农村，人多房少，实在住不开了，父亲就把西屋的套间堵上，在外面的山墙上掏出一个拱形的门洞，叫我和大哥在这儿起居。当时家里准备烧砖，买了好多的煤，堆放在那间“屋”里。我们把煤摊平，盖上木板，铺上谷草和席子。从外面看，满“屋”都是炕。新挖的小门，除去下面厚厚的煤层，只剩上面半截，好像一个山洞，我们就从这个洞里钻进钻出。这间小“屋”，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洞房”。
我那时正在尧山上初中，教语文的卢老师有空就给我们朗读一些小说。至今记得，卢老师给我们朗读《岳飞枪挑小梁王》，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念得兴起，他拿板擦当醒木，往桌面上狠狠地一拍，啪的一声，我们的心都要蹦出来了。同学们听得如醉如痴，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从此，我就迷上了小说。凡是能借到的、能换到的，千方百计也要弄到手，然后连猜带蒙，废寝忘食，一本本地往下读。
一部小说，就是一处胜境。我置身其中，精彩内容令我目不暇接，流连忘返，终于使自己的灵魂得以超脱局促寒酸的“洞房”，找到了诗意栖居的空间。我整天处在一种亦真亦幻的境界里，澡雪精神，洗涤肺腑，终于无可救药地产生了一种摹写的冲动。一有时间，我就趴在被窝里，就着枕头前面的木板，把少年的激情、稚拙的想象、虚构的情节，急不可耐地涂抹到本子上。不知多少回，写着写着，钢笔不出水儿了，拧开一看，墨囊冻成了冰棍儿。先用热气呵一呵，再用手心焐一焐，融化了再写。
我受古典小说的影响，采用了章回体的形式。小说的内容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农村生活，主要是人和自然的斗争、不同性格之间的冲突。记得写到生产队里正在摊开麦子打场，忽然来了一场暴雨，我浓墨重彩，足足写了三章。“我”的父亲赶着牛车为队里拉煤，出了事故，把腿弄断了。他为了把煤弄回去，想尽办法，总算完成了任务。这段情节，极尽曲折，足足写了四章。
每当写完一本，我就把它藏在脚后的褥子底下。当我收藏第四个本子的时候，大吃一惊：原有的三个本子，已被老鼠啃去了边缘，碎碎的纸末子拥着我的“大作”。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没想到我小试牛刀，居然惊动了老鼠的大驾，老鼠成了我的第一批“读者”。所幸本子没有伤筋动骨，损失不大。
有一次，我的一个发小，从韩解（村名）放学回来，在我面前吹嘘他写的作文如何受到老师的赏识。我不服气，拿出自己的“巨著”显摆。他撇着嘴说：“看着倒是挺厚的，谁知道怎么样呢？”我冲动地说：“那你拿去看吧。不过一定要记着送回来。”他忙不迭地答应了。
谁知这一拿就是好几天。我每天牵肠挂肚，实在憋不住了，就去找他索要。他沮丧地对我说.他在上课的时候偷看，结果被语文老师没收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一下子蒙了。这是我费时几个月，起早贪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呀，就这么没了？我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我怎么这么傻，轻易地就借给他了呢？
在我处在绝望之中、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写下去的时候，一个黑黑瘦瘦的中年人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我发小的带领下来到我家。他先做了自我介绍，说他姓李，在韩解教书，然后和我父母开始叙话。了解了我家的情况之后，他拿出我的那几个本子，把我一顿好夸。完了又说：“现在不兴高考，孩子顶多再上两年高中，就得下地干活。你们村太穷，我看你们家条件也一般，如果沒点手艺，将来娶个媳妇也得碰运气。我看这孩子写得不错，就让他好好写吧，将来就算当不了作家，最不济也能到工地上当个宣传员啊，到公社写个材料啊，好歹也是出路。”
李老师根本没有正式教过我，甚至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第一次见面，就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让我和父母都很感动。相对于当作家的虚无缥缈，当个宣传员，写个材料，似乎更加实际一些。所以，我下定决心，写下去，继续写下去，争取给自己写出一点名堂。
李老师要走了，我在后面送他。他停下来，慢慢地对我说：“写作有两种。一种用笔，写的是文章;一种用行动，写的是人生。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好不好，希望你能写好自己的人生，当个好人。”
就这样，面对着清晰而又朦胧的目标，几多宁静的清晨或黄昏，我趴在狭窄晦暗的“洞房”里，不懈地磨砺着那架锈涩的犁铧，继续着异想天开的耕作。又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我的小说终于“杀青”。然后，又开始学着写一些诗歌、快板、三句半等宣传员可能用到的东西。
这些本子，虽然幼稚可笑，谬误百出，但摞在脚下，稍微垫高了我的“海拔”。从此，我的作文一直受到老师的夸奖。高中毕业，我没有到工地当宣传员，更没去公社写材料，而是走进了考场。1978年，我在没有学过历史和地理的情况下，仅凭着平时看过的杂书和坚持不懈的练笔，以超出北大在河北录取分数线5分的好成绩，成了村里的第一名大学生。
而另一场关于人生的“写作”，我也丝毫不敢轻忽，只希望写完最后一笔的时候，从头翻阅，没有出现什么大的“败笔”。
（选自《牛城晚报》2020年6月9日，有删改，荐稿/王世全）
【导读】
文中描写李老师的笔墨不多，但分量很重。李老师这一人物形象有怎样的特点？在文中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