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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个月,重轻工业比例下降的幅度“30年来”是没有先例的,可能只有1961年国民经济大调整时才发生过更大幅度的调整
过去几个月,工业生产增长率急剧下滑,剔除季节因素后的绝对生产水平也快速下降。进一步看,轻工业还有所增长,重工业则大幅度下跌,特别是钢铁工业大幅度下降,结果是重轻工业的比例猛烈下降。
作为一个连带结果,与重工业关系密切的发电量出现了非常罕有的同比大幅度下降的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年11月,轻工业增加值同比累计增长12.7%,重工业增长14.1%,而当月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重工业增长3.4%。事实上,这一转变从2008年10月就发生了。
为了理解这个变化,掌握一个背景情况是重要的。从2002年开始到2008年6月,重轻工业的比例大幅度上升,累计上升幅度远大于1961年至2001年间的最大上升幅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几个月重轻工业比例的猛烈下降是因为此前的上升太过猛烈。理解过去多年的情况,对于理解现在的变化是很重要的。
一般来说,重轻工业的比例和经济增长率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增长率高时,重轻工业的比例倾向于上升。这是因为,总体经济增长率波动更多地是由投资波动引起的,而重工业和投资的关系更密切。
不过,过去几个月,重轻工业比例的下降幅度30年来是没有先例的,可能只有1961年国民经济大调整时才发生过更大幅度的调整。1961年的重轻工业比例调整是因为此前的“大炼钢铁”导致重工业虚火太旺。1989年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名义额比上年下降,这是过去30年里惟一的一次。但在1989年前后,重轻工业的比例并没有太大变化,1989年的发电量仍比上年轻微增加。
储蓄率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过去几年和过去几个月的重轻工业比例变化。2002年至2004年,投资率大幅度上升,2005年至2007年则是顺差占GDP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但仅仅储蓄率上升,还不能从数量上解释过去几年重轻工业比例的大幅度波动,原因是出口中重工业产品的比例大幅度上升,钢材出口猛烈增长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2002年至2007年,全球房地产业投资兴旺,投资率上升,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相对增加。不过,单是这一点也不能解释中国出口中重工业产品比例的上升。因为,中国自身的投资率上升幅度比全球投资率上升幅度更大,应当是重工业产品的出口相对下降才合乎情理。
一个解释是,中国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导致重工业产品的出口更具竞争力。进一步考虑,这里其实并不一定需要中国重轻工业相对生产效率的绝对上升,或者绝对上升了也不必然导致出口的相对增加,需要的是国内的这个相对效率再相对于外国上升了。
这里说的生产效率变化,包括由相对资源优势变化引起的效率变化。具体来说,金属冶炼耗电量大,而中国煤炭资源丰富因而电力可能相对充裕,这使得冶炼工业在能源价格上升的过程中产生了相对优势。或者,煤炭资源本来没有优势,价格扭曲产生了虚假的优势。
再一个解释是,一些重工业生产对环境影响大,而中国的环境保护力度比与其竞争的国家差得多,导致这些生产转移到了中国。
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解释是汇率效果,本币低估导致了相对于均衡水平而言的出口增加。这个解释的要点是,不同产品的国际需求弹性差别很大,因此,汇率效果因产品而异。不像消费品那样品质、品牌千差万别,钢材和普通机械设备接近于同质产品,相对更接近于符合“一价定律”的假设。对这样的产品而言,汇率的相对小幅度低估就会引起出口的相对大幅度增加。
这些解释不必是对立的,可以同时成立,因此,也可以互相助长。就钢铁和机械设备制造工业来说,可能是上述几个因素都起了不小的作用,形成了从铁矿石到机械设备的大进大出。将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运到中国炼成钢铁,其中大部分再制成增加值率不高的机械设备后运到世界各地,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自然的优势,是很重要的问题。
钢铁工业还有一个特点是更容易“自我循环”。炼钢厂本身就需要相当数量的钢材,预期的外部需求的增加首先会导致钢厂投资和钢材内部使用的增加。在大进大出中,还多了一道自我循环的环节,就是用钢材造船去运铁矿石。在这个循环中,对外部需求预测的一个误差,可能导致各环节预测误差的不断累积放大。到了海运费率和造船那里,就演变成暴起暴跌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过去几个月,工业生产增长率急剧下滑,剔除季节因素后的绝对生产水平也快速下降。进一步看,轻工业还有所增长,重工业则大幅度下跌,特别是钢铁工业大幅度下降,结果是重轻工业的比例猛烈下降。
作为一个连带结果,与重工业关系密切的发电量出现了非常罕有的同比大幅度下降的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年11月,轻工业增加值同比累计增长12.7%,重工业增长14.1%,而当月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重工业增长3.4%。事实上,这一转变从2008年10月就发生了。
为了理解这个变化,掌握一个背景情况是重要的。从2002年开始到2008年6月,重轻工业的比例大幅度上升,累计上升幅度远大于1961年至2001年间的最大上升幅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几个月重轻工业比例的猛烈下降是因为此前的上升太过猛烈。理解过去多年的情况,对于理解现在的变化是很重要的。
一般来说,重轻工业的比例和经济增长率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增长率高时,重轻工业的比例倾向于上升。这是因为,总体经济增长率波动更多地是由投资波动引起的,而重工业和投资的关系更密切。
不过,过去几个月,重轻工业比例的下降幅度30年来是没有先例的,可能只有1961年国民经济大调整时才发生过更大幅度的调整。1961年的重轻工业比例调整是因为此前的“大炼钢铁”导致重工业虚火太旺。1989年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名义额比上年下降,这是过去30年里惟一的一次。但在1989年前后,重轻工业的比例并没有太大变化,1989年的发电量仍比上年轻微增加。
储蓄率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过去几年和过去几个月的重轻工业比例变化。2002年至2004年,投资率大幅度上升,2005年至2007年则是顺差占GDP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但仅仅储蓄率上升,还不能从数量上解释过去几年重轻工业比例的大幅度波动,原因是出口中重工业产品的比例大幅度上升,钢材出口猛烈增长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2002年至2007年,全球房地产业投资兴旺,投资率上升,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相对增加。不过,单是这一点也不能解释中国出口中重工业产品比例的上升。因为,中国自身的投资率上升幅度比全球投资率上升幅度更大,应当是重工业产品的出口相对下降才合乎情理。
一个解释是,中国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导致重工业产品的出口更具竞争力。进一步考虑,这里其实并不一定需要中国重轻工业相对生产效率的绝对上升,或者绝对上升了也不必然导致出口的相对增加,需要的是国内的这个相对效率再相对于外国上升了。
这里说的生产效率变化,包括由相对资源优势变化引起的效率变化。具体来说,金属冶炼耗电量大,而中国煤炭资源丰富因而电力可能相对充裕,这使得冶炼工业在能源价格上升的过程中产生了相对优势。或者,煤炭资源本来没有优势,价格扭曲产生了虚假的优势。
再一个解释是,一些重工业生产对环境影响大,而中国的环境保护力度比与其竞争的国家差得多,导致这些生产转移到了中国。
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解释是汇率效果,本币低估导致了相对于均衡水平而言的出口增加。这个解释的要点是,不同产品的国际需求弹性差别很大,因此,汇率效果因产品而异。不像消费品那样品质、品牌千差万别,钢材和普通机械设备接近于同质产品,相对更接近于符合“一价定律”的假设。对这样的产品而言,汇率的相对小幅度低估就会引起出口的相对大幅度增加。
这些解释不必是对立的,可以同时成立,因此,也可以互相助长。就钢铁和机械设备制造工业来说,可能是上述几个因素都起了不小的作用,形成了从铁矿石到机械设备的大进大出。将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运到中国炼成钢铁,其中大部分再制成增加值率不高的机械设备后运到世界各地,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自然的优势,是很重要的问题。
钢铁工业还有一个特点是更容易“自我循环”。炼钢厂本身就需要相当数量的钢材,预期的外部需求的增加首先会导致钢厂投资和钢材内部使用的增加。在大进大出中,还多了一道自我循环的环节,就是用钢材造船去运铁矿石。在这个循环中,对外部需求预测的一个误差,可能导致各环节预测误差的不断累积放大。到了海运费率和造船那里,就演变成暴起暴跌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