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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是我国短篇小说发展走向成熟的阶段，也是佛教与道教发展的一个鼎兴时期。在这一阶段，小说的内容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多与佛教或道教发生关联，往往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体现出浓重的宗教思想。例如唐代小说中描写了诸多道士形象，这些道士的形象并不单一，不仅寄寓了作者的道教情怀，更展现了道教在那个时代的特征。通过对唐代小说中道士形象的分析，看道教是如何利用小说这一载体，在唐代传播的。
关键词：唐人小说；道士；道教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180-02
唐代从帝王到百姓几乎都笃信宗教，佛教与道教兴盛一时。从唐高祖李渊始，李氏帝王多认为老子为其祖先，借提高道教地位巩固政权。后来的武则天则推崇佛教。总的来说，唐代帝王大多尊崇道教，据《旧唐书》载，乾封元年高宗“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1]90唐玄宗大兴道教，“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1]213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使得道教在民间的影响也非常大，不仅庙宇众多，道士与民间信仰者亦很多。而佛道盛行的风气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则使得唐代的诗、文、小说都弥漫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纵观文学发展史，唐代是我国短篇小说得到长足发展的阶段，短篇小说这一体裁在文人的青睐、大众的喜爱之下，日见成熟。而道教与文学历来联系密切，道教是文学重要的题材来源，文学又是道教弘传的载体。唐代小说就多以市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道教传说为题材。小说一般把道教修炼、炼丹、预言等渲染描写，以此引起读者好奇与喜爱。这类小说描写了许多道士形象，而这些道士的形象并不单一。他们有的有预知未来的本领，有的有高明的法术，有的则熟谙炼丹之术，作者一般在夸张描写道士能力的同时，配以百姓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以此增强小说的说服力。这些道士形象的背后往往包含着小说作者以及当时社会对于道教的理解。通过分析唐人小说中的道士形象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道教在唐代的发展，考察道教在民间被接受、被传播的历史过程。
盛世繁荣的唐代文学呈现出了百花盛开的局面，诗歌散文小说都得到了长足发展，道教仙人传说，炼丹奥妙不失为文学题材的最佳选择之一。唐代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道士形象，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寄寓了多少作者的希望、承载了多大统治者的目的，而广大老百姓又是如何对道教的长生成仙之术深信不疑的？本文希望把唐小说中一些道教相关内容归类，通过对其中道士形象分析，深入浅出地论证道教在唐代的发展与被接受状态。
一类，以夸张道教方术的作用来吸引信众。《太平广记》中有许多关于道士或修道之人不老不死的小说，这类小说中的道士修炼的大多有仙风道骨、有仙人之资。归纳起来，这些道士获得长生的途径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修炼，一种是服食丹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得道长生的人往往又会将修炼法门或丹药的配方传予他人，有的甚至带领家人一起修炼，从此以后子子孙孙都获得了长生。如《太平广记》中：“公因以神方授习而去。习已年八十，服之即还少壮，至二百岁，乃入山中。子孙世世不复老死。”[2]64还有《十二真君传》“真君以东晋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于洪州西山，举家四十二口，拔宅上升而去。”[2]99小说中渲染了道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神秘性，表现出唐代人不仅深信修道可以给自己带来长生不老的福利，更可以惠及家族亲人。
另一类，是描写唐代小说中有不少道士降妖除魔匡扶正义的故事。如《十二真君》中的许真君，不仅降服了蛤蚌精救了一家人的性命，更重要的是他阻止了一场谋反。还有《神仙感遇传》中的王纂，“道士王纂者，金坛人也，居马迹山。常以阴功救物，仁逮蠢类”[2]103。后来中原地区爆发瘟疫，王纂“于静室，飞章告玄，三夕之中，继之以泣”[2]109感动了天帝，引来了太上老君，太上老君传授给他《神化经》及《三五大斋》之诀，王纂潜心修炼，最后救治百姓无数。此外，还有道士虽然自己并不亲自做善事，但他将自己的法术授予他人，使他人能够行正义之事。如《仙传拾遗》有：“杨通幽，本名什伍，广汉什邠人。幼遇道士，教以檄召之术，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无不立应。驱毒疠，剪氛邪，禳水旱，致风雨，是皆能之，而木讷疏傲，不拘于俗。”[2]139再如《神仙感遇傳》中的刘子南，此人是某地的一个太守师从于一个叫尹公的道士，学成了“萤火丸”的制法，此丸可以“辟疾病疫气、百鬼虎狼、虺蛇蜂虿诸毒，及五兵白刃、贼盗凶害。”[2]96后来，一次战争中刘子南的军队由于“萤火丸”的保护而毫发无伤，此丸就成了举世闻名的宝贝。通过对这类道士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出唐代人对道教法术的崇敬。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道教法术神秘奇幻具有强大的功能，这种强大的功能应该为社会带来福祉，故唐代小说中一般将道士塑造为正义之士，将道家法术看作是拯救苍生的手段。这也反映出唐人关注现实，用功利的眼光看待道教的一种接受心态。
还有一类，是描写道士预知未来能力的。道士实际上是以引路者的形象出现在小说中的。这类道士在小说中往往以世外高人的形象出现，用言语或行动引起主人公的注意，待主人公询问之时，道士并以预言警醒，当道士的预言得到证实之时，主人公方才大彻大悟。小说一般以道士帮助破除灾难让其顺遂平安为结局。如《逸史·李林甫》中撰写了唐玄宗的宰相李林甫，在其年少时偶得一面貌丑陋的道士指点而官至宰相。其中有几次描写到道士对李林甫指点，不仅促成李林甫荣升手握大权的宰相之位，还在危机时刻破劫救过李林甫的性命。唐代小说中这种引路者的道士形象，寄托了唐人对道教的一种美好愿望，说明当时人们希望通过对道教的虔诚信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困难。
此外，通过道士之口讲述一段传奇故事，也是唐代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兴起与唐代作家好奇和炫才的心态不无关系，而在小说中作者往往通过描写一段灵异的故事或人们未闻未见的场景来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是因为小说通过道士之口讲出来的故事对大众更有说服力。但是这样的描写若是平铺直叙则会缺乏韵味，所以创作者大多安排一个道士的角色，借用道士之口描述奇幻景色。 另外，唐代关于道士描写的小说中体现了佛道文化的相互渗透。宗教色彩浓重是唐代小说的一個重要特点，不仅仅只单纯地对道教进行渲染弘扬，更是唐代佛道融合的体现。佛道互相影响体现在关于道士的描写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佛、道观念的混杂，这种混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僧、道士身份的混杂；二是佛、道法术的相互借鉴。在佛教与道教的一些常用语上，唐代小说也多将二者混为一谈。如《神仙感遇传》中描写阮基路遇一道人，道人说：“汝命绝之时，吾将度汝。”[2]108意思是等阮基死的时候，会来超度他。超度亡灵这种说法，在道教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佛家却有超度一说。而从小说创作方面来看，佛教与道教的影响往往也是融合在一起的。比如，佛教道教都以梦作为媒介，通过梦境显示灵异，给世人以警醒。《樱桃青衣》中的卢生在佛家精舍听僧开讲时，进入梦境，寺僧对其当头棒喝，使他从梦中惊醒，顿悟人世间荣华富贵贫贱之真谛，就此开始寻仙访道，绝迹人世。又《陈季卿》“尝访僧于青龙寺，遇僧他适”[2]462，终南山翁作竹叶舟，送他到家，“后年季卿成名，遂绝粒，人终南山去。”[2]462由此可见，佛道二教对于小说的影响往往是并行不悖、融为一体的。
从以上这些关于道士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唐代的盛行。唐代小说中与道教相关的一大特点是，所描写的道士形象基本都是正面的，有能降妖除魔的，有能治病救人的，有的甚至能占卜未来干预政治阻止变革的发生。而这些道士形象多为坊间流传，无法考证的，加之被小说作者夸大渲染，几乎都为虚构，但文中却总引用历史上真实存在而且是有身份的人物以及相关的历史事件配合道教神秘化了的故事，如汉武帝、魏武帝、唐玄宗、李林甫等。作者大概是想要通过这种手法增加小说的可信性，增强道教济世度人的说服力，借提高道士的形象之机，宣扬修道之益。也有直接讲道士对一部小说创作的影响，如《十二真君》中的吴真君吴猛，他救活了一个县令，而县令的弟弟正是干宝，干宝因受了吴猛的启发，写成了《搜神记》。古代文人大多有出仕的愿望，而通过科举走向仕途的毕竟属少数，作者们便幻想自己因一技之长而受到天子赏识，最后又功成身退、升仙而去，在身后留下一段传说。从作家创作心态来讲，偏爱写僧道小说的作者，大多数也是醉心于释道的。所以说小说中的道士形象很多也可能是作者自己的化身。
综上所述，通过对唐代小说中道士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唐人对道教的认识是较为功利的。统治者为了取得政权巩固统治，利用道教提高自身地位，安抚人心。文人雅士则利用道教的出世思想寄寓自己怀才不遇，仕途不顺。而广大老百姓则为了长生不老甚至得道成仙，抑或破灾消难，迷惑在道教的方术中。信众这种认识与当时统治阶级的信仰风气和他们对宗教的宣传有很大关系。唐初李渊、李世民比较重视道教，后来的武则天则重视佛教，这是佛道在唐代异常风靡的重要原因。在统治者与文人雅士的引导下，普通大众对道教的丹药、法术能带来长生甚至福荫全族，道士往往为社会行善事，为他人指点迷津，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这类事情深信不疑。这就达到了统治阶级的目的，也抒发了创作者的一些道教情怀。同时也说明，虽然是繁荣发达的唐代，百姓的生活中也会困难重重，他们把对付病魔或困难的希望寄托给了世外高道。道教在唐代的盛行与道士形象在小说中的大量出现，充分说明了宗教的发展历来与政治关系重大，而文学往往就是宗教传播的重要载体。“这使佛、道附着于国家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伦理道德，并给治道以神圣层面的补充，成为被社会上层普遍接纳的思想资源。而对下层民众来说，佛教和道教的伦理意义更在于它们是解困脱厄祈福得佑的依赖对象或信心寄托，是在事实上的不平与困苦中寄望的生活依据。”[3]所以高度的功利性是当时民间信仰道教的主要特点。
参考文献：
[1]沈晌，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武彬.唐传奇中的佛、道观[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8.
关键词：唐人小说；道士；道教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180-02
唐代从帝王到百姓几乎都笃信宗教，佛教与道教兴盛一时。从唐高祖李渊始，李氏帝王多认为老子为其祖先，借提高道教地位巩固政权。后来的武则天则推崇佛教。总的来说，唐代帝王大多尊崇道教，据《旧唐书》载，乾封元年高宗“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1]90唐玄宗大兴道教，“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1]213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使得道教在民间的影响也非常大，不仅庙宇众多，道士与民间信仰者亦很多。而佛道盛行的风气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则使得唐代的诗、文、小说都弥漫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纵观文学发展史，唐代是我国短篇小说得到长足发展的阶段，短篇小说这一体裁在文人的青睐、大众的喜爱之下，日见成熟。而道教与文学历来联系密切，道教是文学重要的题材来源，文学又是道教弘传的载体。唐代小说就多以市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道教传说为题材。小说一般把道教修炼、炼丹、预言等渲染描写，以此引起读者好奇与喜爱。这类小说描写了许多道士形象，而这些道士的形象并不单一。他们有的有预知未来的本领，有的有高明的法术，有的则熟谙炼丹之术，作者一般在夸张描写道士能力的同时，配以百姓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以此增强小说的说服力。这些道士形象的背后往往包含着小说作者以及当时社会对于道教的理解。通过分析唐人小说中的道士形象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道教在唐代的发展，考察道教在民间被接受、被传播的历史过程。
盛世繁荣的唐代文学呈现出了百花盛开的局面，诗歌散文小说都得到了长足发展，道教仙人传说，炼丹奥妙不失为文学题材的最佳选择之一。唐代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道士形象，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寄寓了多少作者的希望、承载了多大统治者的目的，而广大老百姓又是如何对道教的长生成仙之术深信不疑的？本文希望把唐小说中一些道教相关内容归类，通过对其中道士形象分析，深入浅出地论证道教在唐代的发展与被接受状态。
一类，以夸张道教方术的作用来吸引信众。《太平广记》中有许多关于道士或修道之人不老不死的小说，这类小说中的道士修炼的大多有仙风道骨、有仙人之资。归纳起来，这些道士获得长生的途径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修炼，一种是服食丹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得道长生的人往往又会将修炼法门或丹药的配方传予他人，有的甚至带领家人一起修炼，从此以后子子孙孙都获得了长生。如《太平广记》中：“公因以神方授习而去。习已年八十，服之即还少壮，至二百岁，乃入山中。子孙世世不复老死。”[2]64还有《十二真君传》“真君以东晋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于洪州西山，举家四十二口，拔宅上升而去。”[2]99小说中渲染了道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神秘性，表现出唐代人不仅深信修道可以给自己带来长生不老的福利，更可以惠及家族亲人。
另一类，是描写唐代小说中有不少道士降妖除魔匡扶正义的故事。如《十二真君》中的许真君，不仅降服了蛤蚌精救了一家人的性命，更重要的是他阻止了一场谋反。还有《神仙感遇传》中的王纂，“道士王纂者，金坛人也，居马迹山。常以阴功救物，仁逮蠢类”[2]103。后来中原地区爆发瘟疫，王纂“于静室，飞章告玄，三夕之中，继之以泣”[2]109感动了天帝，引来了太上老君，太上老君传授给他《神化经》及《三五大斋》之诀，王纂潜心修炼，最后救治百姓无数。此外，还有道士虽然自己并不亲自做善事，但他将自己的法术授予他人，使他人能够行正义之事。如《仙传拾遗》有：“杨通幽，本名什伍，广汉什邠人。幼遇道士，教以檄召之术，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无不立应。驱毒疠，剪氛邪，禳水旱，致风雨，是皆能之，而木讷疏傲，不拘于俗。”[2]139再如《神仙感遇傳》中的刘子南，此人是某地的一个太守师从于一个叫尹公的道士，学成了“萤火丸”的制法，此丸可以“辟疾病疫气、百鬼虎狼、虺蛇蜂虿诸毒，及五兵白刃、贼盗凶害。”[2]96后来，一次战争中刘子南的军队由于“萤火丸”的保护而毫发无伤，此丸就成了举世闻名的宝贝。通过对这类道士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出唐代人对道教法术的崇敬。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道教法术神秘奇幻具有强大的功能，这种强大的功能应该为社会带来福祉，故唐代小说中一般将道士塑造为正义之士，将道家法术看作是拯救苍生的手段。这也反映出唐人关注现实，用功利的眼光看待道教的一种接受心态。
还有一类，是描写道士预知未来能力的。道士实际上是以引路者的形象出现在小说中的。这类道士在小说中往往以世外高人的形象出现，用言语或行动引起主人公的注意，待主人公询问之时，道士并以预言警醒，当道士的预言得到证实之时，主人公方才大彻大悟。小说一般以道士帮助破除灾难让其顺遂平安为结局。如《逸史·李林甫》中撰写了唐玄宗的宰相李林甫，在其年少时偶得一面貌丑陋的道士指点而官至宰相。其中有几次描写到道士对李林甫指点，不仅促成李林甫荣升手握大权的宰相之位，还在危机时刻破劫救过李林甫的性命。唐代小说中这种引路者的道士形象，寄托了唐人对道教的一种美好愿望，说明当时人们希望通过对道教的虔诚信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困难。
此外，通过道士之口讲述一段传奇故事，也是唐代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兴起与唐代作家好奇和炫才的心态不无关系，而在小说中作者往往通过描写一段灵异的故事或人们未闻未见的场景来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是因为小说通过道士之口讲出来的故事对大众更有说服力。但是这样的描写若是平铺直叙则会缺乏韵味，所以创作者大多安排一个道士的角色，借用道士之口描述奇幻景色。 另外，唐代关于道士描写的小说中体现了佛道文化的相互渗透。宗教色彩浓重是唐代小说的一個重要特点，不仅仅只单纯地对道教进行渲染弘扬，更是唐代佛道融合的体现。佛道互相影响体现在关于道士的描写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佛、道观念的混杂，这种混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僧、道士身份的混杂；二是佛、道法术的相互借鉴。在佛教与道教的一些常用语上，唐代小说也多将二者混为一谈。如《神仙感遇传》中描写阮基路遇一道人，道人说：“汝命绝之时，吾将度汝。”[2]108意思是等阮基死的时候，会来超度他。超度亡灵这种说法，在道教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佛家却有超度一说。而从小说创作方面来看，佛教与道教的影响往往也是融合在一起的。比如，佛教道教都以梦作为媒介，通过梦境显示灵异，给世人以警醒。《樱桃青衣》中的卢生在佛家精舍听僧开讲时，进入梦境，寺僧对其当头棒喝，使他从梦中惊醒，顿悟人世间荣华富贵贫贱之真谛，就此开始寻仙访道，绝迹人世。又《陈季卿》“尝访僧于青龙寺，遇僧他适”[2]462，终南山翁作竹叶舟，送他到家，“后年季卿成名，遂绝粒，人终南山去。”[2]462由此可见，佛道二教对于小说的影响往往是并行不悖、融为一体的。
从以上这些关于道士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唐代的盛行。唐代小说中与道教相关的一大特点是，所描写的道士形象基本都是正面的，有能降妖除魔的，有能治病救人的，有的甚至能占卜未来干预政治阻止变革的发生。而这些道士形象多为坊间流传，无法考证的，加之被小说作者夸大渲染，几乎都为虚构，但文中却总引用历史上真实存在而且是有身份的人物以及相关的历史事件配合道教神秘化了的故事，如汉武帝、魏武帝、唐玄宗、李林甫等。作者大概是想要通过这种手法增加小说的可信性，增强道教济世度人的说服力，借提高道士的形象之机，宣扬修道之益。也有直接讲道士对一部小说创作的影响，如《十二真君》中的吴真君吴猛，他救活了一个县令，而县令的弟弟正是干宝，干宝因受了吴猛的启发，写成了《搜神记》。古代文人大多有出仕的愿望，而通过科举走向仕途的毕竟属少数，作者们便幻想自己因一技之长而受到天子赏识，最后又功成身退、升仙而去，在身后留下一段传说。从作家创作心态来讲，偏爱写僧道小说的作者，大多数也是醉心于释道的。所以说小说中的道士形象很多也可能是作者自己的化身。
综上所述，通过对唐代小说中道士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唐人对道教的认识是较为功利的。统治者为了取得政权巩固统治，利用道教提高自身地位，安抚人心。文人雅士则利用道教的出世思想寄寓自己怀才不遇，仕途不顺。而广大老百姓则为了长生不老甚至得道成仙，抑或破灾消难，迷惑在道教的方术中。信众这种认识与当时统治阶级的信仰风气和他们对宗教的宣传有很大关系。唐初李渊、李世民比较重视道教，后来的武则天则重视佛教，这是佛道在唐代异常风靡的重要原因。在统治者与文人雅士的引导下，普通大众对道教的丹药、法术能带来长生甚至福荫全族，道士往往为社会行善事，为他人指点迷津，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这类事情深信不疑。这就达到了统治阶级的目的，也抒发了创作者的一些道教情怀。同时也说明，虽然是繁荣发达的唐代，百姓的生活中也会困难重重，他们把对付病魔或困难的希望寄托给了世外高道。道教在唐代的盛行与道士形象在小说中的大量出现，充分说明了宗教的发展历来与政治关系重大，而文学往往就是宗教传播的重要载体。“这使佛、道附着于国家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伦理道德，并给治道以神圣层面的补充，成为被社会上层普遍接纳的思想资源。而对下层民众来说，佛教和道教的伦理意义更在于它们是解困脱厄祈福得佑的依赖对象或信心寄托，是在事实上的不平与困苦中寄望的生活依据。”[3]所以高度的功利性是当时民间信仰道教的主要特点。
参考文献：
[1]沈晌，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武彬.唐传奇中的佛、道观[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