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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王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建立的中国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的封建王朝，其主体民族满族作为一个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其衣食住行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具有区别于中原地区汉族的明显特征，最为显著的是清朝统治者所一直倡导的“国语骑射”，见微知著，以清代满族的耳饰传统及其“一耳三钳”习俗作为视角进行文化探析来说明这一极具特色的文化符号所传达出的有趣信息。
关键词：耳饰；满族；“一耳三钳”
耳饰可能是人类最早应用的首饰之一，在中国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就开始使用玉材制作精美的玦，而稍后的新乐文化则出现用煤精制作的珰。古代汉语中“瑱”“珥”“珰”都指耳饰。《说文·玉部》：“瑱，以玉充耳也。从玉，真声。”《说文·玉部》：“珥，瑱也。从玉耳，耳亦声。”珰的形制，汉刘熙《释名—释首饰》曰：“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淫好走，故以此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耳。”《文选·李斯〈上书秦始皇〉》：“傅玑之珥”，张铣注：“珥，珰也。”《慧琳音义》卷四十三：“耳珰”注引《埤苍》：“珰，充耳也。”明代《留青日扎》中记载：“女子穿耳，带以耳环，盖自古有之，乃贱者之事”。柴桑的《京师偶记》中记载：“珥，耳饰也，俗名耳塞，南人曰耳环，北人曰耳坠。”
在中原地区，无论男子女子，耳饰在先秦至五代处于没落时期，女子带耳环成为普遍风气，就汉族聚居区来辨别，始于宋代。满族所世居的北方地区历来与中原地区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差别，北方地区主要以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主，耳饰在中国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广受欢迎，发展为区别于汉族玉制耳饰的金属耳饰，尤以金耳饰为典型代表，匈奴、鲜卑往往强调耳饰下坠部分的摆动感与华美感，易于在马背上上呈现更具流动飘逸的动感。满族的祖先主要生活聚居的東北地区有关耳饰的两项发现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同类中最早的。要分析清代满族“一耳三钳”的习俗，首先需要明晰的是清代满族耳饰的缘起与变迁。
一、通古斯族系耳饰起源与变迁
作为古代东北地区的三大族系之一的东部的通古斯族系，即：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族系，其与东胡族系和古亚细亚族系在近现代东北地区的考古发现中，历朝历代多有关于耳饰实物出土。
中国最古老的耳饰出土于东北，属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兴隆洼文化的查海与兴隆洼遗址，距今有8000年的历史[1]，在兴隆洼遗址的居住地与墓地里，人们找到了100多件玉器，其中玉玦的数量最多，它们成对的出现在墓主人的耳部周围，从它们的佩戴方式看，有成年的男性，成年的女性，也有儿童，当时佩戴的玉玦讲究双耳佩戴，但是没有性别和年龄的差别。
在先秦（肃慎时期）：对于考古发现归属于肃慎文化的新开流类型、以及带有玉器文化的小南山墓葬类型、莺歌岭文化类型，均出土了陶器、石器、佩饰品等，但并未出土关于耳饰的实物，因此缺乏实物论据。但是在肃慎族系活动的东北地区出土过未辨明明确族系的实物耳饰，如：辽宁兴城县仙灵寺遗址出土有铜耳环[2]；辽宁阜新平顶山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出土铜耳环一件等[3]，在夏家店文化遗址发现的耳饰中，男女都有佩戴，如大甸子随葬耳环的墓葬中确认为男性与女性各占一半，据出土位置来看佩戴耳环的形式并不一致，有两耳各一环和各两环的，也有单耳一环或两环的，因此，在东北地区，早在先秦时期关于耳饰的佩戴就有一耳一钳以及一耳多钳的传统，只是所属哪种族系尚不明确。
在汉魏（肃慎、挹娄、勿吉时期）：对于考古发现归属于挹娄、勿吉文化的波尔采—蜿蜒河、滚兔岭、东兴、同仁一期等文化类型，出土的文物中依旧没有耳饰的实物证据，但是古亚细亚族系的夫余文化确有实物耳饰出土，即：吉林老河深汉墓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拧丝耳饰，已经确定为夫余人的文化遗存。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西汉墓地中出土类似穿珠耳饰，据考古发现这种金耳饰主要是男性佩戴，并且为单个佩戴[4]，对于西岔沟墓地的族属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属于乌桓文化，有的学者认为属于夫余文化，目前学界还没有形成定论。
在隋唐（靺鞨、渤海时期）：黑龙江省宁安虹鳟鱼墓葬出土玉耳珰[5]、内蒙古东北近黑龙江东北的海拉尔谢尔塔拉一号墓出土C形耳饰，归属于黑水靺鞨遗物[6]。靺鞨的耳饰造型比较丰富，主要有金属环和复合耳饰两类。选用的金属类别有金、银、铜、铜制数量较多，银次之，金制最少，也许说明这几种金属在靺鞨社会中的贵重程度的区别。在靺鞨遗存中，除单纯的金属环耳饰，数量最多的是金属丝与小玉环复合的耳饰。
在金代（女真时期）：金代女真墓葬中耳饰的出土，其款式样式来源于靺鞨族，并在后代的清代满族中得以发扬与流行。对金代女真族耳饰的考察与分析主要通过金墓中的出土实物加以论证，出于分析女真族的耳饰习俗的考虑，对金墓的分区与分期就变得尤为重要，而长城以北地区是女真族的发祥地及其统治中心地区之一，尤以黑龙江地区金墓为代表，特别是女真贵族的丧葬特征比较明显，是我们认识其他地区女真人墓葬的参考标尺。目前已经发表的金代墓葬至少有300余座，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将金墓分为三期。早期，从金太祖收国元年（1115年）到海陵王天德五年（1153年）；中期，为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到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晚期，为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到金代灭亡（1234年）。女真族墓葬中高级贵族墓中出土的耳饰以黑龙江阿城巨源乡城子村金代“齐国王”完颜晏夫妻合葬墓为代表，一般贵族墓葬以黑龙江省绥滨中兴墓群为代表。
1988年，黑龙江阿城巨源乡城子村发掘了金代“齐国王”完颜晏夫妻合葬墓，保存情况绝佳，墓主卒于金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可以将其作为金中期的大墓，棺内的齐国王和王妃头部两旁各有一副金耳坠出土[7]，这是金代中期女真贵族的墓葬，墓中鉴于耳饰的形制，把它当作两幅耳饰更为合理，也就是说佩戴者每个耳朵上至少是有两个耳洞的，这显然也符合女真族的风俗规范（表一：1和2）；黑龙江省绥滨中兴也出土过有类似形制的金耳饰一副[8]（表一：3）；黑龙江省绥滨奥里米金代墓葬也出土过长方形耳环[9]，但是其墓主年份还有待于考察更多的证据，证据更倾向于金代早期。哈尔滨新香坊出土的金质耳饰也是几近一致，一副两个[10]（表一：4）。以上几个耳饰形制都相对简单，一般只有一个金质底座，上面镶嵌着玛瑙和宝石，目前仅为金代所见。 金代耳饰多以耳环为多见，耳坠则较少，在金代的贵族墓葬中多成套出土，并分别为男用耳饰与女用耳饰，金代女真人男女均带耳饰多是受契丹民族的影响，而金代女真的女用耳饰则多受中原汉族女用耳饰形制与样式的影响，这种民族间文化、审美意趣的融合也综合表现在金代的耳饰上，女真族又是满族的直系祖先，研究清代满族耳饰对于金代女真族的耳饰的研究与参考就变得尤为重要。元明二代，对于耳饰，不仅在融合了前几代的样式与审美，在明代，在汉族聚居地区，耳饰在使用上达到空前的普及，在前代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并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时代特色与烙印。金代的耳饰的许多款式都直接被后世的元代蒙古族所学习与发展，明代又把耳饰的形制纳入皇家服饰制度规范，耳饰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与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历朝历代在耳饰上的变化与发展即将在清代满族中进行极大地民族拓展与交融。
综上所述，在历史上肃慎、挹娄、勿吉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与周围各族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虽然缺乏肃慎、挹娄、勿吉文化中关于耳饰的考古发现的确切实物证据，但是各族系文化均相互影响，从东北地区出土最早的耳饰开始，结合同时期活跃在东北地区其他族系关于耳饰实物出土的旁证，同时由其后继靺鞨、女真人喜佩戴耳饰的风俗由此亦可推断肃慎、挹娄、勿吉在耳饰上的文化表现，即东北地区各时期各民族均有佩戴耳饰的传统，且不分男女，存在“一耳一钳”以及“一耳多钳”的文化特征，关于肃慎、挹娄、勿吉文化中耳饰的确切实物证明还有待今后考古发现的进一步证实，本文仅就相邻族系文化的影响方面就耳饰一途进行分析。
二、清代满族的传统耳饰以及“一耳三钳”的习俗
“国语骑射，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11]，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八旗劲旅之所以能够迅速入关打败敌对势力，建立属于满族人的统治，主要靠的是八旗军队的英勇善战，因此清代的历任统治者就深刻的意识到要维持江山万年不易，就必须吸取前代诸如辽、金等最后被汉族同化，甚至统治地位丧失的深刻教训，秉持坚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衣冠语言方面不允许被汉族同化，保留适合骑射的民族特色，在乾隆帝“取其文，不必取其势”的指导思想下，对于汉族的一些传统文化与服饰规章相应的给予了继承，因而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满清服饰制度。金代的女真族是清代满族人的直系祖先，女真男女都有带耳饰的习俗，《大金国志》“男女冠服”中载：“金俗好衣白，辫发垂肩，与契丹异。（耳）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这一习俗在金代的墓葬考古发掘中均有明确的体现。这种习俗在早期的满族中也有承袭，1595年，朝鲜申中一见到努尔哈赤时，见其兄弟小儿哈赤便是“面白而方，耳穿银环”[12]。满族贵族男子穿耳为饰的习俗，大约在入关时停止，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努尔哈赤、顺治等清初帝王的肖像中已经不见男子带耳饰的痕迹。满族女子的耳饰传统也是从金代女真族延续继承而来，入关后随着宫廷服饰制度的确立，渐渐形成统一的定制。朝鲜人李民奂，1619年作为元帅姜弘立的幕僚，在攻打努尔哈赤都城赫图阿拉时，曾经战败被俘于建州，亲眼看见过后金女真的服饰风俗，获释后回国写了《建州见闻录》，记载：“（女真）女人之髻，如我国女之围髻，插以金银珠玉为饰。耳穿八九环。左鼻傍亦挂一小环。颈臂指脚，皆有重钏。”这也指出了女真女子有耳带多环的传统。明末清初的叶梦珠《阅世编》里记载有当时满族人的衣着服饰：“耳上金环，向唯礼服用之，于今亦然。其滿装耳环，则多用于金圈连环贯耳，其数多寡不等，与汉服之环异。”由此可以看出明末清初满族女子关于耳饰的佩戴，多承袭与金代女真族的传统与审美，具有“一耳多环”的传统，明显区别于中原汉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耳饰作为清代女性的专属饰物，允许满汉女子可以分别佩戴不同的款式，满族女子尊崇满族的习俗，汉族女子则基本延续明代的传统，有清一代，满汉长期错居，在耳饰上也会相互影响，在清代中期逐渐开始呈现满汉融合的趋势，加上后来受西方的影响，传统与时尚相辅相成，使得清末的耳饰形制与材料更加丰富与繁琐，集中表现在耳饰上。清代俗称穿耳式耳饰为“耳钳”，不论耳环还是耳坠，皆统称之，清代的耳饰习俗，一方面和皇家礼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级别佩戴的款式和珠宝等级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另一方面也和满族的习俗相互关联，不仅流行“一耳三钳”，而且在材质的选择上，因东珠产于满洲人龙兴之地而显得极其尊贵，成为了满族最尊贵的女性之耳饰珠宝的不二选择。
满族女子的耳饰最初多为金环无饰，《孝庄文皇后常服像》中耳畔所戴便是三个金环。天聪年间，出现了东珠耳坠，后来成为定制。满族女子耳上的环数也没有一定之规，清代早期顺治帝孝惠章皇后、康熙帝孝诚仁皇后的朝服像都是十分明显的“一耳四钳”。清代服饰制度的确立，有着一个逐步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从天命元年至乾隆三十一年，《皇朝礼器图》校刊完成，真正花费了150年的时间，经过六位皇帝的不懈努力才最终完成，从此满族贵族女子的耳饰才正式规定为“一耳三钳”（表二：1）。满族女子的“一耳三钳”的形象，从皇后朝服到嫔妃常服像，在传世的清代画作中十分常见，例如孝贤纯皇后像（表二：2），道光皇后像，隆裕皇后像，这种宫样耳饰的实物，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都有所珍藏[13]。其中一组金龙衔东珠的耳饰尤为精致并具备代表性。上至皇太后，下至七品命妇佩戴的耳饰，皆为左右各三个，三具纵向排列，其应用场合和朝服相一致。从满族宫廷的耳饰定制可以看出清代统治者的两点考虑：第一就是表明耳饰的数量是区分满汉不同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志，让人一眼望去便知满汉不同俗；第二就是对东珠的极度看重，用东珠的等级区分身份的尊卑，《东夷考略》“建州女真考”记载：“长白山在开原城东南四百里，其颠有潭，流水下称湖泊，湖中出珍珠，今其地为建州酋努尔哈赤所有，故建酋日益富强。”同书“女真通考”也称当时东珠“贵者直（值）千金”[14]。东珠的质量，“或百十内得一颗”[15]。然而，满族人在入关之后，强烈的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熏陶与冲击，已成定制的“一耳三钳”的礼制也随着满汉的长久错居慢慢的发生变化，满族女子仿效汉族习俗者众多。乾隆四十年（1775）曾经降旨：“旗妇一耳带三钳者，原系满洲旧风，断不可改。朕昨日选看包衣佐领之秀女，皆带一坠子，并相沿至于一耳一钳，则竟非满洲矣。着交八旗都统内务府大臣将带一耳一钳之风，立行禁止”[16]。清太宗曾经宣示过要求满族上下：“勿忘祖制，不服汉族衣冠”，乾隆帝也曾经服饰问题进行强调，要求重新学习清太宗的训谕，但是满汉的融合之风已经难以遏制，清代中叶之后，属于满洲的旧俗几乎都发生了变化，在耳饰的变化上就可辨析清楚。总的来说，道光年间，清宫服饰就有了较大的变革，虽然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六阿哥娶福晋行初定礼的礼单中，尚有“嵌东珠各两颗金耳坠三对”[17]，说明了“一耳三钳”的习俗依然存在，但是在道光内廷绘的多组行乐图中，后妃都只有“一耳一钳”的佩戴，此后的咸丰、同治、光绪朝的《活计文档》的记录中已经不见“一耳三钳”的文字记录，而都代以“一耳一钳”的记载为多。一副东珠耳坠并不表示就是一钳，道光皇帝之孝慎成皇后像、静妃画像等的耳坠依然是三钳，只是最下面的一副是东珠耳坠，其余两个耳孔只穿金环，说明了这是“一耳三钳”向“一耳一钳”的过渡阶段。及至同治、光绪、宣统朝的诸皇后后妃像，均已没有“一耳三钳”的痕迹，说明满汉融合之风已经难以改变，但是出现了满族女子虽然受汉族“一耳一钳”的影响，介于礼仪规章的约束，满族女子追求一个耳洞可以带出三钳的感觉，在耳饰的设计上，出现了将三组葫芦耳坠集于一身的设计，这样的设计可以称之为满汉融合的典范了（表二：3和4）。 由此可见，清代满族耳饰经历了明末清初的“一耳多钳”，无定制规律到入关后逐渐形成定制礼仪的“一耳三钳”，至道光年间渐渐受到汉族影响慢慢演变成“一耳一钳”的变化历程。清代满族的耳饰折射出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与思想文化，其演变历程同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生活习俗、各民族的文化交往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
三、清代满族“一耳三钳”的文化探析
满族是女真族的直系后裔，崛起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其独特地生活环境造就了明显区别于中原汉族的礼仪习俗，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对于耳饰的喜爱传承于金代女真人，加上受其他北方民族的影响，满族男女耳饰既是展现自身财富的象征又可以在马背的驰骋中彰显满族独特的民族魅力。但是在清代耳饰经历了从“一耳多钳”至“一耳三钳”再至“一耳一钳”的演变过程，但是为什么在从一耳多钳的变化中最后礼仪规章确定了“一耳三钳”而不是“一耳四钳”或是“一耳二钳”？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无所谓的随意？究竟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映射还是个别族内的独具创造？“三”这个数字对于清代满族人到底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数字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不只是简单的数值符号或数学概念，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是各种宇宙观、哲学观、宗教观、价值观、审美观的反映和象征。由于数字在各民族中反映的传统文化不同，各民族赋予其数目词的社会文化涵义也不尽相同。但是各民族对数字“三”的认识和运用却大体相同，即从正面的、褒扬的角度去认识[18]。
古代汉族数字文化中，数字“三”是具有代表意义的数字单位，它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义。数字“三”在东方文化中被看成一个“神秘数字”，在中国人心中，数字“三”由最初的神灵符号逐渐演化成祥瑞符号，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具有神异色彩的事物均与“三”有关，例如：《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由山名曰大荒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三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谓大荒之野；数字“三”同时具有哲学意义，在《老子》第四十二章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明了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三”衍化而来的，古代汉民族将整个宇宙宏观的划分为天、地、人，这是一种天、地、人的宇宙三分法，也称为“三才宇宙观”；在汉民族的“天地万物之至理，无独必有对”的影响下，双数被视为吉祥，尽管如此，数字“三”同样也被赋予了吉祥、完美的象征，自周秦以来中国人有一种生活法则和习惯叫做“礼以三为成”。数字“九”有神圣的数字“三”自乘得来，同样代表了永恒与完美。
数字“三”在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也有其独特的含义：在蒙古族、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维吾尔、塔塔尔等民族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中也普遍存在。比如，蒙古人以三、六、九为吉祥日期，选择喜庆与出门的日期多为三、六、九；远方的客人到蒙古族人家去做客，主人通常要敬酒招待，而客人端上酒杯，以无名指蘸酒在空中轻弹三次。赠送礼物，以三或者三的倍数“九”为贵重。藏族传统文化中许多事物都与数字“三”有关：与蒙古族人一样远方的客人到藏族人家去做客，主人通常要敬酒招待，而客人端上酒杯，以无名指蘸酒在空中轻弹三次，这是藏区人际交往的礼节之一。这种小小的礼节性动作，真实反映了蒙古人与藏族人的宇宙观、时间观与信仰观，在藏传佛教中，“三因”“三缘”是常用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单位，从宗教的基本原理到戒律教法，从守教修习方式到思维方式，常以数字“三”来说明问题。
满族，作为古代东北地区的三大族系之一的东部的通古斯族系的延续，满族传统神话是他们远古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用满族人特有的想象能力与想象内涵所组成的特殊的神话故事，不仅充分表现了他们早期的审美价值、生存观念、他们祖先遗传下来的民族性格，同时体现出满族人思维模式中对于世间万物的认知功能，以及对于“三”这个数字所表现出来的满族所独有的深刻的文化内涵。满族的“三界宇宙观”体现着这种思想观念。“三”象征着宇宙三界。在满族萨满教“三界九天说”中，宇宙有三层又各分三层，“三”成为这种宇宙学说的基元，而“九”是山“三”衍生出来的。在满族的许多神话里，数字“三”与天字合为一体，成为神话中征战的具体时间的概念，也是祭祀天神的具体天数，同时数字“三”也表示满族人超人的本领与能力。
从文化史料的记载来看，在东北一些较为边远的地区的满族人的婚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说亲、定亲、婚礼。在婚礼的举行过程中，一般要进行三天：婚祭、喜筵、娶婚，在婚礼进行的每个环节上，都与数字“三”紧密相关。例如：媒人去女方家要先后去三次，俗话说：“成不成，三瓶酒。”新郎接新娘要手拿弓箭向轿下三射，并在自己院内设神桌摆上三盅酒，新郎进账前要绕帐转三圈，婚后的第三天，新娘要叩拜祖坟。在黑龙江的满族民歌中普遍存在着与数字“三”相关的现象，如三个乐节，三个乐句等。
清代满族受到蒙古族与藏族的影响在信奉本民族的萨满教外同时信奉藏传佛教，在礼仪习俗上受到其较大的影响，同时又带有浓厚的本民族的萨满风俗，八旗人死后，要殓之三日，喇嘛诵经，被称作接三，满族萨满祝祷规则，也需要三天左右，在满族的祭天活动中，一般让喜鹊或者神鸦来吃猪的内脏，要求在三天内吃完，这样象征着大吉大利。
以上对满族文化所进行的整体考察中，数字“三”不仅代表着吉祥与幸运，更具有一种在人们的心理方面所能达到的一个人做事的圆满，周全或者是一种人们能够实现某种愿望的种种暗示。追寻数字“三”同满族整个历史、文化、风俗、神话、民族习惯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关系，可以说明满族整个民族的审美心理定势和满族独特的文化心理表现方式，同时也反映出各民族对事物的认识和思维方式有许多一致处，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等多方面的因素，这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在不同地缘文化基础上呈现的多元辩证发展的总体特征和基本规律。对比于数字“三”，数字“二”与数字“四”等数字，虽然能表现出区别于汉族的一耳一钳的北方少数民族的财富与在马背上彰显个性与民族性格的文化内涵，但却不如“三”所能表现出如此丰富而又寓意吉祥美好的文化意义。这也是满族把“一耳三钳”定位规章礼仪的佐证之一。满族耳饰“一耳三钳”中这种表层的“三”的結构系统，是满族人内在的思维，心理特征的外在的行为反映，是满族社会传统文化的模式的体现，也是满族这个民族深层精神领域文化符号系统结构样式的特征。
四、结语
通过对通古斯族系耳饰的发源与变迁对满族耳饰的影响以及对清代独有“一耳三钳”的文化现象的描述以及对数字“三”的语义文化研究，可以看出满族对于“一耳三钳”耳饰来源的审美取向与民族性格，寓意吉祥美好的耳饰理应选择具有积极意义的数字“三”作为标准，对于“一耳三钳”的选择同样折射出满族区别于汉族及其其他民族的对于满族自身身份的确认，表现出强烈的满族民族认同感。耳饰虽小，但是它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却是十分丰富，满族耳饰更是印证了满族所独有的文化特色，其生存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审美取向、民族性格，以及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融合都可以从耳饰中以小见大。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发掘简报》，1985年.
②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近十年来文物考古新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辽宁阜新平顶山石城址发掘报告》，《考古》1992年第5期.
④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金银器》，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年.
⑤李陈奇：《考古黑龙江》，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版.
⑥国家文物局：《199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⑦赵评春：《金代服饰：金齐国王墓出土服饰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年.
⑧胡秀杰、田华：《黑龙江省绥滨中兴墓群出土的文物》，《北方文物》1991年第4期.
⑨胡秀杰：《黑龙江省绥滨奥里米古城及其周围墓群出土文物》，《北方文物》1995年第2期.
⑩黑龙江省博物馆：《哈尔滨新香坊墓地出土的金代文物》，《北方文物》2007年第3期.
?清朝通典 卷七十七.
?《明宣祖实录》71卷“南部主簿申忠一书启”.
关键词：耳饰；满族；“一耳三钳”
耳饰可能是人类最早应用的首饰之一，在中国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就开始使用玉材制作精美的玦，而稍后的新乐文化则出现用煤精制作的珰。古代汉语中“瑱”“珥”“珰”都指耳饰。《说文·玉部》：“瑱，以玉充耳也。从玉，真声。”《说文·玉部》：“珥，瑱也。从玉耳，耳亦声。”珰的形制，汉刘熙《释名—释首饰》曰：“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淫好走，故以此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耳。”《文选·李斯〈上书秦始皇〉》：“傅玑之珥”，张铣注：“珥，珰也。”《慧琳音义》卷四十三：“耳珰”注引《埤苍》：“珰，充耳也。”明代《留青日扎》中记载：“女子穿耳，带以耳环，盖自古有之，乃贱者之事”。柴桑的《京师偶记》中记载：“珥，耳饰也，俗名耳塞，南人曰耳环，北人曰耳坠。”
在中原地区，无论男子女子，耳饰在先秦至五代处于没落时期，女子带耳环成为普遍风气，就汉族聚居区来辨别，始于宋代。满族所世居的北方地区历来与中原地区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差别，北方地区主要以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主，耳饰在中国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广受欢迎，发展为区别于汉族玉制耳饰的金属耳饰，尤以金耳饰为典型代表，匈奴、鲜卑往往强调耳饰下坠部分的摆动感与华美感，易于在马背上上呈现更具流动飘逸的动感。满族的祖先主要生活聚居的東北地区有关耳饰的两项发现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同类中最早的。要分析清代满族“一耳三钳”的习俗，首先需要明晰的是清代满族耳饰的缘起与变迁。
一、通古斯族系耳饰起源与变迁
作为古代东北地区的三大族系之一的东部的通古斯族系，即：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族系，其与东胡族系和古亚细亚族系在近现代东北地区的考古发现中，历朝历代多有关于耳饰实物出土。
中国最古老的耳饰出土于东北，属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兴隆洼文化的查海与兴隆洼遗址，距今有8000年的历史[1]，在兴隆洼遗址的居住地与墓地里，人们找到了100多件玉器，其中玉玦的数量最多，它们成对的出现在墓主人的耳部周围，从它们的佩戴方式看，有成年的男性，成年的女性，也有儿童，当时佩戴的玉玦讲究双耳佩戴，但是没有性别和年龄的差别。
在先秦（肃慎时期）：对于考古发现归属于肃慎文化的新开流类型、以及带有玉器文化的小南山墓葬类型、莺歌岭文化类型，均出土了陶器、石器、佩饰品等，但并未出土关于耳饰的实物，因此缺乏实物论据。但是在肃慎族系活动的东北地区出土过未辨明明确族系的实物耳饰，如：辽宁兴城县仙灵寺遗址出土有铜耳环[2]；辽宁阜新平顶山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出土铜耳环一件等[3]，在夏家店文化遗址发现的耳饰中，男女都有佩戴，如大甸子随葬耳环的墓葬中确认为男性与女性各占一半，据出土位置来看佩戴耳环的形式并不一致，有两耳各一环和各两环的，也有单耳一环或两环的，因此，在东北地区，早在先秦时期关于耳饰的佩戴就有一耳一钳以及一耳多钳的传统，只是所属哪种族系尚不明确。
在汉魏（肃慎、挹娄、勿吉时期）：对于考古发现归属于挹娄、勿吉文化的波尔采—蜿蜒河、滚兔岭、东兴、同仁一期等文化类型，出土的文物中依旧没有耳饰的实物证据，但是古亚细亚族系的夫余文化确有实物耳饰出土，即：吉林老河深汉墓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拧丝耳饰，已经确定为夫余人的文化遗存。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西汉墓地中出土类似穿珠耳饰，据考古发现这种金耳饰主要是男性佩戴，并且为单个佩戴[4]，对于西岔沟墓地的族属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属于乌桓文化，有的学者认为属于夫余文化，目前学界还没有形成定论。
在隋唐（靺鞨、渤海时期）：黑龙江省宁安虹鳟鱼墓葬出土玉耳珰[5]、内蒙古东北近黑龙江东北的海拉尔谢尔塔拉一号墓出土C形耳饰，归属于黑水靺鞨遗物[6]。靺鞨的耳饰造型比较丰富，主要有金属环和复合耳饰两类。选用的金属类别有金、银、铜、铜制数量较多，银次之，金制最少，也许说明这几种金属在靺鞨社会中的贵重程度的区别。在靺鞨遗存中，除单纯的金属环耳饰，数量最多的是金属丝与小玉环复合的耳饰。
在金代（女真时期）：金代女真墓葬中耳饰的出土，其款式样式来源于靺鞨族，并在后代的清代满族中得以发扬与流行。对金代女真族耳饰的考察与分析主要通过金墓中的出土实物加以论证，出于分析女真族的耳饰习俗的考虑，对金墓的分区与分期就变得尤为重要，而长城以北地区是女真族的发祥地及其统治中心地区之一，尤以黑龙江地区金墓为代表，特别是女真贵族的丧葬特征比较明显，是我们认识其他地区女真人墓葬的参考标尺。目前已经发表的金代墓葬至少有300余座，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将金墓分为三期。早期，从金太祖收国元年（1115年）到海陵王天德五年（1153年）；中期，为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到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晚期，为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到金代灭亡（1234年）。女真族墓葬中高级贵族墓中出土的耳饰以黑龙江阿城巨源乡城子村金代“齐国王”完颜晏夫妻合葬墓为代表，一般贵族墓葬以黑龙江省绥滨中兴墓群为代表。
1988年，黑龙江阿城巨源乡城子村发掘了金代“齐国王”完颜晏夫妻合葬墓，保存情况绝佳，墓主卒于金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可以将其作为金中期的大墓，棺内的齐国王和王妃头部两旁各有一副金耳坠出土[7]，这是金代中期女真贵族的墓葬，墓中鉴于耳饰的形制，把它当作两幅耳饰更为合理，也就是说佩戴者每个耳朵上至少是有两个耳洞的，这显然也符合女真族的风俗规范（表一：1和2）；黑龙江省绥滨中兴也出土过有类似形制的金耳饰一副[8]（表一：3）；黑龙江省绥滨奥里米金代墓葬也出土过长方形耳环[9]，但是其墓主年份还有待于考察更多的证据，证据更倾向于金代早期。哈尔滨新香坊出土的金质耳饰也是几近一致，一副两个[10]（表一：4）。以上几个耳饰形制都相对简单，一般只有一个金质底座，上面镶嵌着玛瑙和宝石，目前仅为金代所见。 金代耳饰多以耳环为多见，耳坠则较少，在金代的贵族墓葬中多成套出土，并分别为男用耳饰与女用耳饰，金代女真人男女均带耳饰多是受契丹民族的影响，而金代女真的女用耳饰则多受中原汉族女用耳饰形制与样式的影响，这种民族间文化、审美意趣的融合也综合表现在金代的耳饰上，女真族又是满族的直系祖先，研究清代满族耳饰对于金代女真族的耳饰的研究与参考就变得尤为重要。元明二代，对于耳饰，不仅在融合了前几代的样式与审美，在明代，在汉族聚居地区，耳饰在使用上达到空前的普及，在前代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并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时代特色与烙印。金代的耳饰的许多款式都直接被后世的元代蒙古族所学习与发展，明代又把耳饰的形制纳入皇家服饰制度规范，耳饰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与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历朝历代在耳饰上的变化与发展即将在清代满族中进行极大地民族拓展与交融。
综上所述，在历史上肃慎、挹娄、勿吉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与周围各族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虽然缺乏肃慎、挹娄、勿吉文化中关于耳饰的考古发现的确切实物证据，但是各族系文化均相互影响，从东北地区出土最早的耳饰开始，结合同时期活跃在东北地区其他族系关于耳饰实物出土的旁证，同时由其后继靺鞨、女真人喜佩戴耳饰的风俗由此亦可推断肃慎、挹娄、勿吉在耳饰上的文化表现，即东北地区各时期各民族均有佩戴耳饰的传统，且不分男女，存在“一耳一钳”以及“一耳多钳”的文化特征，关于肃慎、挹娄、勿吉文化中耳饰的确切实物证明还有待今后考古发现的进一步证实，本文仅就相邻族系文化的影响方面就耳饰一途进行分析。
二、清代满族的传统耳饰以及“一耳三钳”的习俗
“国语骑射，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11]，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八旗劲旅之所以能够迅速入关打败敌对势力，建立属于满族人的统治，主要靠的是八旗军队的英勇善战，因此清代的历任统治者就深刻的意识到要维持江山万年不易，就必须吸取前代诸如辽、金等最后被汉族同化，甚至统治地位丧失的深刻教训，秉持坚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衣冠语言方面不允许被汉族同化，保留适合骑射的民族特色，在乾隆帝“取其文，不必取其势”的指导思想下，对于汉族的一些传统文化与服饰规章相应的给予了继承，因而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满清服饰制度。金代的女真族是清代满族人的直系祖先，女真男女都有带耳饰的习俗，《大金国志》“男女冠服”中载：“金俗好衣白，辫发垂肩，与契丹异。（耳）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这一习俗在金代的墓葬考古发掘中均有明确的体现。这种习俗在早期的满族中也有承袭，1595年，朝鲜申中一见到努尔哈赤时，见其兄弟小儿哈赤便是“面白而方，耳穿银环”[12]。满族贵族男子穿耳为饰的习俗，大约在入关时停止，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努尔哈赤、顺治等清初帝王的肖像中已经不见男子带耳饰的痕迹。满族女子的耳饰传统也是从金代女真族延续继承而来，入关后随着宫廷服饰制度的确立，渐渐形成统一的定制。朝鲜人李民奂，1619年作为元帅姜弘立的幕僚，在攻打努尔哈赤都城赫图阿拉时，曾经战败被俘于建州，亲眼看见过后金女真的服饰风俗，获释后回国写了《建州见闻录》，记载：“（女真）女人之髻，如我国女之围髻，插以金银珠玉为饰。耳穿八九环。左鼻傍亦挂一小环。颈臂指脚，皆有重钏。”这也指出了女真女子有耳带多环的传统。明末清初的叶梦珠《阅世编》里记载有当时满族人的衣着服饰：“耳上金环，向唯礼服用之，于今亦然。其滿装耳环，则多用于金圈连环贯耳，其数多寡不等，与汉服之环异。”由此可以看出明末清初满族女子关于耳饰的佩戴，多承袭与金代女真族的传统与审美，具有“一耳多环”的传统，明显区别于中原汉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耳饰作为清代女性的专属饰物，允许满汉女子可以分别佩戴不同的款式，满族女子尊崇满族的习俗，汉族女子则基本延续明代的传统，有清一代，满汉长期错居，在耳饰上也会相互影响，在清代中期逐渐开始呈现满汉融合的趋势，加上后来受西方的影响，传统与时尚相辅相成，使得清末的耳饰形制与材料更加丰富与繁琐，集中表现在耳饰上。清代俗称穿耳式耳饰为“耳钳”，不论耳环还是耳坠，皆统称之，清代的耳饰习俗，一方面和皇家礼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级别佩戴的款式和珠宝等级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另一方面也和满族的习俗相互关联，不仅流行“一耳三钳”，而且在材质的选择上，因东珠产于满洲人龙兴之地而显得极其尊贵，成为了满族最尊贵的女性之耳饰珠宝的不二选择。
满族女子的耳饰最初多为金环无饰，《孝庄文皇后常服像》中耳畔所戴便是三个金环。天聪年间，出现了东珠耳坠，后来成为定制。满族女子耳上的环数也没有一定之规，清代早期顺治帝孝惠章皇后、康熙帝孝诚仁皇后的朝服像都是十分明显的“一耳四钳”。清代服饰制度的确立，有着一个逐步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从天命元年至乾隆三十一年，《皇朝礼器图》校刊完成，真正花费了150年的时间，经过六位皇帝的不懈努力才最终完成，从此满族贵族女子的耳饰才正式规定为“一耳三钳”（表二：1）。满族女子的“一耳三钳”的形象，从皇后朝服到嫔妃常服像，在传世的清代画作中十分常见，例如孝贤纯皇后像（表二：2），道光皇后像，隆裕皇后像，这种宫样耳饰的实物，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都有所珍藏[13]。其中一组金龙衔东珠的耳饰尤为精致并具备代表性。上至皇太后，下至七品命妇佩戴的耳饰，皆为左右各三个，三具纵向排列，其应用场合和朝服相一致。从满族宫廷的耳饰定制可以看出清代统治者的两点考虑：第一就是表明耳饰的数量是区分满汉不同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志，让人一眼望去便知满汉不同俗；第二就是对东珠的极度看重，用东珠的等级区分身份的尊卑，《东夷考略》“建州女真考”记载：“长白山在开原城东南四百里，其颠有潭，流水下称湖泊，湖中出珍珠，今其地为建州酋努尔哈赤所有，故建酋日益富强。”同书“女真通考”也称当时东珠“贵者直（值）千金”[14]。东珠的质量，“或百十内得一颗”[15]。然而，满族人在入关之后，强烈的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熏陶与冲击，已成定制的“一耳三钳”的礼制也随着满汉的长久错居慢慢的发生变化，满族女子仿效汉族习俗者众多。乾隆四十年（1775）曾经降旨：“旗妇一耳带三钳者，原系满洲旧风，断不可改。朕昨日选看包衣佐领之秀女，皆带一坠子，并相沿至于一耳一钳，则竟非满洲矣。着交八旗都统内务府大臣将带一耳一钳之风，立行禁止”[16]。清太宗曾经宣示过要求满族上下：“勿忘祖制，不服汉族衣冠”，乾隆帝也曾经服饰问题进行强调，要求重新学习清太宗的训谕，但是满汉的融合之风已经难以遏制，清代中叶之后，属于满洲的旧俗几乎都发生了变化，在耳饰的变化上就可辨析清楚。总的来说，道光年间，清宫服饰就有了较大的变革，虽然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六阿哥娶福晋行初定礼的礼单中，尚有“嵌东珠各两颗金耳坠三对”[17]，说明了“一耳三钳”的习俗依然存在，但是在道光内廷绘的多组行乐图中，后妃都只有“一耳一钳”的佩戴，此后的咸丰、同治、光绪朝的《活计文档》的记录中已经不见“一耳三钳”的文字记录，而都代以“一耳一钳”的记载为多。一副东珠耳坠并不表示就是一钳，道光皇帝之孝慎成皇后像、静妃画像等的耳坠依然是三钳，只是最下面的一副是东珠耳坠，其余两个耳孔只穿金环，说明了这是“一耳三钳”向“一耳一钳”的过渡阶段。及至同治、光绪、宣统朝的诸皇后后妃像，均已没有“一耳三钳”的痕迹，说明满汉融合之风已经难以改变，但是出现了满族女子虽然受汉族“一耳一钳”的影响，介于礼仪规章的约束，满族女子追求一个耳洞可以带出三钳的感觉，在耳饰的设计上，出现了将三组葫芦耳坠集于一身的设计，这样的设计可以称之为满汉融合的典范了（表二：3和4）。 由此可见，清代满族耳饰经历了明末清初的“一耳多钳”，无定制规律到入关后逐渐形成定制礼仪的“一耳三钳”，至道光年间渐渐受到汉族影响慢慢演变成“一耳一钳”的变化历程。清代满族的耳饰折射出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与思想文化，其演变历程同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生活习俗、各民族的文化交往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
三、清代满族“一耳三钳”的文化探析
满族是女真族的直系后裔，崛起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其独特地生活环境造就了明显区别于中原汉族的礼仪习俗，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对于耳饰的喜爱传承于金代女真人，加上受其他北方民族的影响，满族男女耳饰既是展现自身财富的象征又可以在马背的驰骋中彰显满族独特的民族魅力。但是在清代耳饰经历了从“一耳多钳”至“一耳三钳”再至“一耳一钳”的演变过程，但是为什么在从一耳多钳的变化中最后礼仪规章确定了“一耳三钳”而不是“一耳四钳”或是“一耳二钳”？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无所谓的随意？究竟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映射还是个别族内的独具创造？“三”这个数字对于清代满族人到底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数字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不只是简单的数值符号或数学概念，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是各种宇宙观、哲学观、宗教观、价值观、审美观的反映和象征。由于数字在各民族中反映的传统文化不同，各民族赋予其数目词的社会文化涵义也不尽相同。但是各民族对数字“三”的认识和运用却大体相同，即从正面的、褒扬的角度去认识[18]。
古代汉族数字文化中，数字“三”是具有代表意义的数字单位，它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义。数字“三”在东方文化中被看成一个“神秘数字”，在中国人心中，数字“三”由最初的神灵符号逐渐演化成祥瑞符号，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具有神异色彩的事物均与“三”有关，例如：《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由山名曰大荒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三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谓大荒之野；数字“三”同时具有哲学意义，在《老子》第四十二章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明了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三”衍化而来的，古代汉民族将整个宇宙宏观的划分为天、地、人，这是一种天、地、人的宇宙三分法，也称为“三才宇宙观”；在汉民族的“天地万物之至理，无独必有对”的影响下，双数被视为吉祥，尽管如此，数字“三”同样也被赋予了吉祥、完美的象征，自周秦以来中国人有一种生活法则和习惯叫做“礼以三为成”。数字“九”有神圣的数字“三”自乘得来，同样代表了永恒与完美。
数字“三”在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也有其独特的含义：在蒙古族、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维吾尔、塔塔尔等民族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中也普遍存在。比如，蒙古人以三、六、九为吉祥日期，选择喜庆与出门的日期多为三、六、九；远方的客人到蒙古族人家去做客，主人通常要敬酒招待，而客人端上酒杯，以无名指蘸酒在空中轻弹三次。赠送礼物，以三或者三的倍数“九”为贵重。藏族传统文化中许多事物都与数字“三”有关：与蒙古族人一样远方的客人到藏族人家去做客，主人通常要敬酒招待，而客人端上酒杯，以无名指蘸酒在空中轻弹三次，这是藏区人际交往的礼节之一。这种小小的礼节性动作，真实反映了蒙古人与藏族人的宇宙观、时间观与信仰观，在藏传佛教中，“三因”“三缘”是常用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单位，从宗教的基本原理到戒律教法，从守教修习方式到思维方式，常以数字“三”来说明问题。
满族，作为古代东北地区的三大族系之一的东部的通古斯族系的延续，满族传统神话是他们远古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用满族人特有的想象能力与想象内涵所组成的特殊的神话故事，不仅充分表现了他们早期的审美价值、生存观念、他们祖先遗传下来的民族性格，同时体现出满族人思维模式中对于世间万物的认知功能，以及对于“三”这个数字所表现出来的满族所独有的深刻的文化内涵。满族的“三界宇宙观”体现着这种思想观念。“三”象征着宇宙三界。在满族萨满教“三界九天说”中，宇宙有三层又各分三层，“三”成为这种宇宙学说的基元，而“九”是山“三”衍生出来的。在满族的许多神话里，数字“三”与天字合为一体，成为神话中征战的具体时间的概念，也是祭祀天神的具体天数，同时数字“三”也表示满族人超人的本领与能力。
从文化史料的记载来看，在东北一些较为边远的地区的满族人的婚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说亲、定亲、婚礼。在婚礼的举行过程中，一般要进行三天：婚祭、喜筵、娶婚，在婚礼进行的每个环节上，都与数字“三”紧密相关。例如：媒人去女方家要先后去三次，俗话说：“成不成，三瓶酒。”新郎接新娘要手拿弓箭向轿下三射，并在自己院内设神桌摆上三盅酒，新郎进账前要绕帐转三圈，婚后的第三天，新娘要叩拜祖坟。在黑龙江的满族民歌中普遍存在着与数字“三”相关的现象，如三个乐节，三个乐句等。
清代满族受到蒙古族与藏族的影响在信奉本民族的萨满教外同时信奉藏传佛教，在礼仪习俗上受到其较大的影响，同时又带有浓厚的本民族的萨满风俗，八旗人死后，要殓之三日，喇嘛诵经，被称作接三，满族萨满祝祷规则，也需要三天左右，在满族的祭天活动中，一般让喜鹊或者神鸦来吃猪的内脏，要求在三天内吃完，这样象征着大吉大利。
以上对满族文化所进行的整体考察中，数字“三”不仅代表着吉祥与幸运，更具有一种在人们的心理方面所能达到的一个人做事的圆满，周全或者是一种人们能够实现某种愿望的种种暗示。追寻数字“三”同满族整个历史、文化、风俗、神话、民族习惯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关系，可以说明满族整个民族的审美心理定势和满族独特的文化心理表现方式，同时也反映出各民族对事物的认识和思维方式有许多一致处，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等多方面的因素，这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在不同地缘文化基础上呈现的多元辩证发展的总体特征和基本规律。对比于数字“三”，数字“二”与数字“四”等数字，虽然能表现出区别于汉族的一耳一钳的北方少数民族的财富与在马背上彰显个性与民族性格的文化内涵，但却不如“三”所能表现出如此丰富而又寓意吉祥美好的文化意义。这也是满族把“一耳三钳”定位规章礼仪的佐证之一。满族耳饰“一耳三钳”中这种表层的“三”的結构系统，是满族人内在的思维，心理特征的外在的行为反映，是满族社会传统文化的模式的体现，也是满族这个民族深层精神领域文化符号系统结构样式的特征。
四、结语
通过对通古斯族系耳饰的发源与变迁对满族耳饰的影响以及对清代独有“一耳三钳”的文化现象的描述以及对数字“三”的语义文化研究，可以看出满族对于“一耳三钳”耳饰来源的审美取向与民族性格，寓意吉祥美好的耳饰理应选择具有积极意义的数字“三”作为标准，对于“一耳三钳”的选择同样折射出满族区别于汉族及其其他民族的对于满族自身身份的确认，表现出强烈的满族民族认同感。耳饰虽小，但是它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却是十分丰富，满族耳饰更是印证了满族所独有的文化特色，其生存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审美取向、民族性格，以及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融合都可以从耳饰中以小见大。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发掘简报》，1985年.
②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近十年来文物考古新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辽宁阜新平顶山石城址发掘报告》，《考古》1992年第5期.
④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金银器》，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年.
⑤李陈奇：《考古黑龙江》，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版.
⑥国家文物局：《199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⑦赵评春：《金代服饰：金齐国王墓出土服饰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年.
⑧胡秀杰、田华：《黑龙江省绥滨中兴墓群出土的文物》，《北方文物》1991年第4期.
⑨胡秀杰：《黑龙江省绥滨奥里米古城及其周围墓群出土文物》，《北方文物》1995年第2期.
⑩黑龙江省博物馆：《哈尔滨新香坊墓地出土的金代文物》，《北方文物》2007年第3期.
?清朝通典 卷七十七.
?《明宣祖实录》71卷“南部主簿申忠一书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