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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营企业家、全国政协委员张宏伟牵头，50多位政协委员在刚刚闭幕的全国政协会上提出了管制外资零售集团的议案，并为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张宏伟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此举并不是为了自己在商业上的投资和私利，而是为了国家经济安全及国家利益。
张宏伟等委员在提案里说，外国零售集团已经或将在我国的大中城市占据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流通业被外商控制，我国的制造业自然随之成了外资的附庸。张为此举了阿根廷、巴西这些经济动荡国家的例子，以使自己的说法和提案更有力量。
事实上，据说张先生去年就曾上书有关部门，提出类似观点。我不想就张宏伟举的那些国家的例子来讨论问题，因为张描述的外资涌入与那些国家的危机的因果关系是似是而非的；再说我国与那些国家的巨大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类比尽管很危言耸听，但我想，对那些国家有了解且又能做逻辑思考的人，对这一类比暗示是很难认真对待的，除非你就偏执于阴谋论。
而关于外资零售集团在中国对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影响，则需要评论一下。
什么是中国现在最大的利益和安全？
就业——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就业——是当前国家最大的利益和安全。沃尔玛2002年在中国采购的出口商品是120多亿美元，即使按照不太科学的估算，这也相当于给18万中国人找到了工作
中国现在最大的利益和最想获得的安全是什么？是就业，是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就业。一个充斥着空怀一身力气的失业人群的国家很难说是安全的，自然也谈不上什么国家利益，用不着外国人耍什么阴谋，这一点，想想那些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究竟是自己经济出了问题，还是外国人阴谋陷害所致就清楚了。再想想中国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以及与之紧紧相随的贫富差距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经济持续增长缺乏有力内需来保证等等问题，就会明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什么才是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至少，不是张宏伟所倾诉的我国商业零售企业因技不如人而丢掉市场所产生的郁闷和烦恼、尴尬和忿忿。
就业问题如何解决，像以往那样靠国有企业低效的就业肯定行不通，现在我们都明白那不是就业，至多算是保障，而且比保障还不经济，因为生产的财富还不抵耗掉的资源。有效率的就业要靠市场。现在我国的就业主要靠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那么，外国商业零售集团对事关我国就业的两个市场有何影响呢？我手头没有现成数据，但我知道到网上就不难找到。我在这里只通过自己亲身了解到的具体事实来说话，我相信它们是可以让人管中窥豹的。
去年我参加中央电视台“三角洲观察”节目的调研，到了浙江、上海和广东。最后播出的节目尽管不理想，但有些事实让我感到震惊。
在广东，我走访了东莞的毅力集团和顺德的格兰仕集团，这两家企业的生意与张宏伟指名批评的外国零售集团高度相关。毅力集团去年出口8亿多美元，有一半的出口是通过沃尔玛实现的；格兰仕去年出口中有5000万美元是家乐福完成的。这两家企业又都各自雇佣着来自全国农村的近两万劳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毅力集团在东莞的出口还仅仅排第16名。排名前列的企业又容纳了多少农村劳力不得而知，但做个大致的推算应该不难。张宏伟先生的集团是庞大的，手中也拿着中国股民数亿金钱，但我不知道是否容纳了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如果执意要谈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问题，我也就顺便作此一问——正如我前文说到的，就业就是当前国家最大的利益和安全。我还去了东莞的常平镇，该镇数十万人，本地人只有六七万，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外来打工者。
我还了解到，沃尔玛2002年在中国采购的出口商品是120多亿美元，比2001年100亿美金左右增长了20%，而且据介绍，近几年他们在中国采购的出口商品就是以这样的速度增长的。沃尔玛利用它在世界10个国家的4000多家连锁点销售中国产品，中国哪家流通企业有如此效率呢？我查了资料，2001年，在中国外贸200强中，排名第一是广东的一家外贸代理公司，出口额61.8亿美元，只是沃尔玛的一半。我国半数以上的省倾全省出口之力，也不抵沃尔玛单手之力。
120亿美元市场吸纳了多少人力资本只有肌肉的劳动力？尽管不科学，但还是可以用毅力集团的产值与就业人数做一个大致推算。毅力集团生产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电子消费品，绝大部分产品出口，2002年是8亿多美元，其中4亿美元经由沃尔玛采购，雇员就仅算12000人，那么也就是说，沃尔玛每出口4亿美元，就相当于让6000个中国普通劳动力在国际市场完成了交换；总共在中国120亿美元的采购，相当于给18万中国人找到了工作。
我看不出国家利益因此而受损，经济也因此就变得不安全了。如果有因此而受损的“国家”，那它一定很小，以至于痛苦只有自己知道。
“中国制造”通向国际市场的高效通路
世界经济不景气，对中国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如何抓住这个机会，更深更广地拓展中国的国际市场？全球制造需要全球销售，什么样的销售管道与中国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产品最相匹配？
恰恰相反，我看到的倒是，我们对沃尔玛这样一些外国零售集团还存在的一些管制，既不明智又缺乏眼光。
有学者早就指出，世界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从短缺转入过剩了。照这样的逻辑推理，日本是世界性需求不足的第一个最显眼的牺牲品，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国家仍陷于需求不足的深渊。如果美国经济不振并不是“9·11”等偶然因素所致，并不是短期的，它将会是需求不足的又一位落水者。
而假如世界陷入衰退，中国会受到多大影响呢？对中国的国际市场判断，近几年来为一种教条主义的看法所支配，即认为我们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经济走弱了，收入减少了，自然买中国的东西也会减少。甚至还有学者计算出美国经济下降1个百分点，会影响中国经济7个百分点。于是在前几年美国网络泡沫迸溅时，所谓“形势严峻”的判断就支配着我们的政策。如此判断产生什么样的具体后果不得而知，但起码对国际市场的机会，留意和利用就少了些。其实，即使中国经济跟发达国家经济真有着那么一种“同呼吸共命运”关系，那么，我们除了找到更有效的制度创新来振作自己的内需市场，来消化自己的剩余劳动力外，就更应该放手利用而不是管制沃尔玛这样的跨国零售集团，利用他们的市场经验和网络，加紧让“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攻城掠地。因为在世界经济真的走衰前，这样做会给中国的国际市场乃至中国经济留下较宽敞的回旋空间。
2002年，中国产品出口大增，让不少经济预测大丢其脸。这说明我们的研究还是教条多了些，忽视了真实世界约束条件的转变，没有约束条件的预测就是算命占卦。但今年有不少经济学家并没有汲取2002年的教训，依然故我地在搞预测，甚至还高谈中国未来20年。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办法去获悉和打听未来局限条件的变化，以及与之如影随形的比较优势变化信息的。
2002年中国的出口事实，驱散了以往老挥之不去的阴影，澄清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即使世界经济陷入萧条，对中国经济，对中国的国际市场并不一定就那么可怕。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下来了，收入下来了，是会影响他们的购买，但收入下来后减少的是对贵的东西的购买，却会增加对便宜东西的购买，这一点很多日本企业和学者其实看得相当清楚。经济学的需求定律在现实中就是这样曲折而又固执地表达伸张着。事实上，替代就这样发生了。不景气的世界要便宜，中国是生产便宜商品的大国，于是中国去年的出口就飙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2002年拓展的3000多亿美元的国际市场，有一半以上是外商投资企业打下来的，仅他们从中国的出口就达1600亿美元。这种替代还在持续着，今年头两个月，中国的一般贸易出口比去年同期又增长了31%；在出口创汇的另一面，却是中国最想要的东西——市场和它容纳的就业。
世界经济不景气，对生产便宜产品的中国，对中国的劳动力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如何抓住这个机会，更深更广地拓展中国的国际市场？什么样的销售管道与中国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产品最相匹配？回头数数中国的出口企业，有哪家像沃尔玛这样一些跨国集团如此有力将“中国制造”、中国的劳动推入国际市场呢？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是生产较多出口产品的中国制造企业。在广东，我听得出格兰仕集团的总裁助理赵为民对此感触很深：“我们做的是全球制造，就需要他们这样的全球销售来（匹配）啊。”
作为全国工商界的重要代表，对这样一条中国通向国际市场的高效率、低成本之路视若无睹，不去鼓励企业把如此条件和机会紧紧利用和抓住；却坚持反对利用这条道路，惊吓而不是善待“沃尔玛”们，这跟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有什么关系，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沃尔玛们的压力与资源配置优化
个人应该根据自己资源禀赋来选择，从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不是相反，让别人放弃或管制其比较优势。这对整个社会优化并没有好处。我们可以努力去挣能挣到的钱，而无须为暂时挣不到的钱操心费力，否则就是资源浪费
张宏伟建议的主要内容，是主张对沃尔玛们加强政府管制，学究一些的说法叫规制。主要根据就是外商零售企业在我国许多地方占据了一半市场，但我以为这样的管制理由并不充分。
市场就是优胜劣汰的，你一半市场都丢了，证明你的媒介供给与需求的效率不如沃尔玛们。一些中国流通企业不能帮助生产企业完成由产品到商品那惊险一跃，而沃尔玛们可以；难道就因为是中国人办的商业企业，消费者就应该被怠慢，生产者就可以被拖欠，供给与消费的联系就可以是另一副模样吗？这样低效的市场容纳就业势必有限，甚至是排斥劳动的。沃尔玛们能四处获得市场空间，证明他们媒介消费和需求是有力和高效的。这样高效的流通对生产企业大有好处，对吸纳就业的好处自然也毋庸置疑。
当然，沃尔玛们所到之处，自然也引起当地商业要素的重组，势必有失业，但他们也同时在创造就业，而且他们创造就业的效率更高。否则，他们早就不待旁人呼吁管制，自己先铩羽而归了。
沃尔玛们在中国八方出击，客观上还打破了地方保护，割据和封锁，让资源在全国最优配置。如果他们被管制，他们又从何知道哪里的产品对哪个省、哪个国家有竞争力呢？让这样有效率、有实力、有逐利激励的企业，按比较优势帮助配置资源，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据我所看到的国内媒体披露，国内超市对生产企业收费繁多。但沃尔玛对生产企业的商品是不收上架费的。去年我去广东调查，临行前给国务院研究部门的朋友打电话，咨询外商零售集团的事。朋友说他不了解，另外推荐了个人。他随口还说，听人讲沃尔玛们挺黑的，价钱压得低，货款还老不付。在广东采访毅力集团和格兰仕集团时，我自然也问及这个问题。毅力的董事局主席告诉我，沃尔玛给的价钱势必较低，但它买的量大，这样企业采购原材料的价格也比较低；而出价高的采购企业要的量小，对生产企业而言原材料价钱就贵，其实都差不多。他表示还是愿意跟沃尔玛长期合作。他还说，沃尔玛付款没有问题，一般就是14天。格兰仕的负责人告诉我，家乐福大约40天付款，价钱虽然给得低，但它是全球销售，要的量大，我们的生产量也就大，而国内没有这样的国际通道和经验。
当前国内商业零售的竞争，主要发生在大卖场和便利店两个方面。外商零售集团的比较优势在大卖场，他们在采购和配送两个关键环节有着管理规模经济，降低交易费用的技术优势和先进经验；但他们在分散且广阔、零碎又密集的便利店这种业态上并没有优势。而国内企业在这方面的优势却是明显的。去年我在上海的弄堂里、小区中看到许多国内企业密布的连锁便利店。本质上讲，大卖场和便利店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两种方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资源禀赋来选择，从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不是相反，让别人放弃或管制其比较优势。这对整个社会优化并没有好处，也是不智之举。
我们可以努力去挣能挣到的钱，而无须为暂时挣不到的钱操心费力，否则也是资源浪费。再说，比较优势是变化的，经过学习和模仿，没有优势的事情说不定哪天又有了优势。家电制造是最好的例子。十多年前，日本人的彩电冰箱在中国所向无敌，当年中国人是日本人家电制造的徒弟，但现在徒弟和师傅却叫板于国际市场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对日本人应心怀感激，若不是他们当年带来的产品和技术，我们现在的家电制造称雄世界是困难的，中国现在有如此多的劳动能加入世界市场分工也不可想象。因此，对今天外国零售集团带来的压力，还是风物长宜放眼量。
什么是可以做到的
中国相当长时间里都受这样的困扰和约束：如何让庞大的资质不高的劳动实现市场化的就业。这应该成为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提出建议和政策的基点
最后谈点由本文引申出来的一点问题。即在有关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建议和政策中，如何把什么是可以向往的、什么是可以做到的区分开来，而后者，就是不离开当今中国的约束条件。
中国相当长时间里都受这样的困扰和约束：如何让庞大的资质不高的劳动实现市场化的就业。解决这个问题的进展如何，决定着有没有靠得住的内需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因为我们解决问题需要经济增长提供的回旋空间；也决定着贫富差距和社会的治安和稳定，决定着中国政治文明有没有足够的理性声音。
中国当今的发展，已经没有了当年英国等国靠全世界殖民以释放生产力来发展自己的条件和机会。中国许多问题要在国境线内来解决。而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的人力资本几乎为零。如果始终有几亿人的收入停滞或增长缓慢，内需就无法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如果始终有上亿空怀一身力气的精壮青年游来荡去，贫富差距就难以缩小，国家社会就谈不上稳定和安全，什么利益和安全都可能荡然无存（这也是政府部门经常只能通过严打来震慑罪犯，而没有足够的法治资源来详细甄别过多的案件的原因）；如果一无所有的人比经济增长还快，犯罪成本持续降低，坚持理性和道德成了无益和滑稽的事，政治文明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所幸的是，中国有了与劳动密集型劳动相匹配的消费品制造业，而且它在世界还越来越有竞争力。尽管它似乎不如在装有空调、满是电脑的写字楼工作来得摩登，尽管我们有不少的专家官员成天为赚不到高科技的钱操心忧虑，但它对解决中国的问题最管用。幸好是市场比政府的产业政策有力量，中国消费品制造业成了中国低资质劳动的巨大转化器，让成万成亿的劳动力安身立命。
而中国制造业这部巨大的劳动力“转化器”的持续正常运行，公平地说，跨国零售集团是起了润滑作用的。同样公平地讲一句，要求管制沃尔玛们的呼吁，是既不合时宜又欠厚道。
凡是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恐怕也应该这样思考问题。实际上，一个欲长期存活下去的企业，与其巧言游说政府，毋宁去洞察和把握市场的复杂约束条件。因为“胡雪岩”的时代毕竟正在过去?
张宏伟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此举并不是为了自己在商业上的投资和私利，而是为了国家经济安全及国家利益。
张宏伟等委员在提案里说，外国零售集团已经或将在我国的大中城市占据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流通业被外商控制，我国的制造业自然随之成了外资的附庸。张为此举了阿根廷、巴西这些经济动荡国家的例子，以使自己的说法和提案更有力量。
事实上，据说张先生去年就曾上书有关部门，提出类似观点。我不想就张宏伟举的那些国家的例子来讨论问题，因为张描述的外资涌入与那些国家的危机的因果关系是似是而非的；再说我国与那些国家的巨大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类比尽管很危言耸听，但我想，对那些国家有了解且又能做逻辑思考的人，对这一类比暗示是很难认真对待的，除非你就偏执于阴谋论。
而关于外资零售集团在中国对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影响，则需要评论一下。
什么是中国现在最大的利益和安全？
就业——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就业——是当前国家最大的利益和安全。沃尔玛2002年在中国采购的出口商品是120多亿美元，即使按照不太科学的估算，这也相当于给18万中国人找到了工作
中国现在最大的利益和最想获得的安全是什么？是就业，是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就业。一个充斥着空怀一身力气的失业人群的国家很难说是安全的，自然也谈不上什么国家利益，用不着外国人耍什么阴谋，这一点，想想那些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究竟是自己经济出了问题，还是外国人阴谋陷害所致就清楚了。再想想中国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以及与之紧紧相随的贫富差距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经济持续增长缺乏有力内需来保证等等问题，就会明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什么才是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至少，不是张宏伟所倾诉的我国商业零售企业因技不如人而丢掉市场所产生的郁闷和烦恼、尴尬和忿忿。
就业问题如何解决，像以往那样靠国有企业低效的就业肯定行不通，现在我们都明白那不是就业，至多算是保障，而且比保障还不经济，因为生产的财富还不抵耗掉的资源。有效率的就业要靠市场。现在我国的就业主要靠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那么，外国商业零售集团对事关我国就业的两个市场有何影响呢？我手头没有现成数据，但我知道到网上就不难找到。我在这里只通过自己亲身了解到的具体事实来说话，我相信它们是可以让人管中窥豹的。
去年我参加中央电视台“三角洲观察”节目的调研，到了浙江、上海和广东。最后播出的节目尽管不理想，但有些事实让我感到震惊。
在广东，我走访了东莞的毅力集团和顺德的格兰仕集团，这两家企业的生意与张宏伟指名批评的外国零售集团高度相关。毅力集团去年出口8亿多美元，有一半的出口是通过沃尔玛实现的；格兰仕去年出口中有5000万美元是家乐福完成的。这两家企业又都各自雇佣着来自全国农村的近两万劳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毅力集团在东莞的出口还仅仅排第16名。排名前列的企业又容纳了多少农村劳力不得而知，但做个大致的推算应该不难。张宏伟先生的集团是庞大的，手中也拿着中国股民数亿金钱，但我不知道是否容纳了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如果执意要谈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问题，我也就顺便作此一问——正如我前文说到的，就业就是当前国家最大的利益和安全。我还去了东莞的常平镇，该镇数十万人，本地人只有六七万，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外来打工者。
我还了解到，沃尔玛2002年在中国采购的出口商品是120多亿美元，比2001年100亿美金左右增长了20%，而且据介绍，近几年他们在中国采购的出口商品就是以这样的速度增长的。沃尔玛利用它在世界10个国家的4000多家连锁点销售中国产品，中国哪家流通企业有如此效率呢？我查了资料，2001年，在中国外贸200强中，排名第一是广东的一家外贸代理公司，出口额61.8亿美元，只是沃尔玛的一半。我国半数以上的省倾全省出口之力，也不抵沃尔玛单手之力。
120亿美元市场吸纳了多少人力资本只有肌肉的劳动力？尽管不科学，但还是可以用毅力集团的产值与就业人数做一个大致推算。毅力集团生产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电子消费品，绝大部分产品出口，2002年是8亿多美元，其中4亿美元经由沃尔玛采购，雇员就仅算12000人，那么也就是说，沃尔玛每出口4亿美元，就相当于让6000个中国普通劳动力在国际市场完成了交换；总共在中国120亿美元的采购，相当于给18万中国人找到了工作。
我看不出国家利益因此而受损，经济也因此就变得不安全了。如果有因此而受损的“国家”，那它一定很小，以至于痛苦只有自己知道。
“中国制造”通向国际市场的高效通路
世界经济不景气，对中国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如何抓住这个机会，更深更广地拓展中国的国际市场？全球制造需要全球销售，什么样的销售管道与中国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产品最相匹配？
恰恰相反，我看到的倒是，我们对沃尔玛这样一些外国零售集团还存在的一些管制，既不明智又缺乏眼光。
有学者早就指出，世界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从短缺转入过剩了。照这样的逻辑推理，日本是世界性需求不足的第一个最显眼的牺牲品，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国家仍陷于需求不足的深渊。如果美国经济不振并不是“9·11”等偶然因素所致，并不是短期的，它将会是需求不足的又一位落水者。
而假如世界陷入衰退，中国会受到多大影响呢？对中国的国际市场判断，近几年来为一种教条主义的看法所支配，即认为我们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经济走弱了，收入减少了，自然买中国的东西也会减少。甚至还有学者计算出美国经济下降1个百分点，会影响中国经济7个百分点。于是在前几年美国网络泡沫迸溅时，所谓“形势严峻”的判断就支配着我们的政策。如此判断产生什么样的具体后果不得而知，但起码对国际市场的机会，留意和利用就少了些。其实，即使中国经济跟发达国家经济真有着那么一种“同呼吸共命运”关系，那么，我们除了找到更有效的制度创新来振作自己的内需市场，来消化自己的剩余劳动力外，就更应该放手利用而不是管制沃尔玛这样的跨国零售集团，利用他们的市场经验和网络，加紧让“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攻城掠地。因为在世界经济真的走衰前，这样做会给中国的国际市场乃至中国经济留下较宽敞的回旋空间。
2002年，中国产品出口大增，让不少经济预测大丢其脸。这说明我们的研究还是教条多了些，忽视了真实世界约束条件的转变，没有约束条件的预测就是算命占卦。但今年有不少经济学家并没有汲取2002年的教训，依然故我地在搞预测，甚至还高谈中国未来20年。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办法去获悉和打听未来局限条件的变化，以及与之如影随形的比较优势变化信息的。
2002年中国的出口事实，驱散了以往老挥之不去的阴影，澄清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即使世界经济陷入萧条，对中国经济，对中国的国际市场并不一定就那么可怕。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下来了，收入下来了，是会影响他们的购买，但收入下来后减少的是对贵的东西的购买，却会增加对便宜东西的购买，这一点很多日本企业和学者其实看得相当清楚。经济学的需求定律在现实中就是这样曲折而又固执地表达伸张着。事实上，替代就这样发生了。不景气的世界要便宜，中国是生产便宜商品的大国，于是中国去年的出口就飙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2002年拓展的3000多亿美元的国际市场，有一半以上是外商投资企业打下来的，仅他们从中国的出口就达1600亿美元。这种替代还在持续着，今年头两个月，中国的一般贸易出口比去年同期又增长了31%；在出口创汇的另一面，却是中国最想要的东西——市场和它容纳的就业。
世界经济不景气，对生产便宜产品的中国，对中国的劳动力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如何抓住这个机会，更深更广地拓展中国的国际市场？什么样的销售管道与中国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产品最相匹配？回头数数中国的出口企业，有哪家像沃尔玛这样一些跨国集团如此有力将“中国制造”、中国的劳动推入国际市场呢？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是生产较多出口产品的中国制造企业。在广东，我听得出格兰仕集团的总裁助理赵为民对此感触很深：“我们做的是全球制造，就需要他们这样的全球销售来（匹配）啊。”
作为全国工商界的重要代表，对这样一条中国通向国际市场的高效率、低成本之路视若无睹，不去鼓励企业把如此条件和机会紧紧利用和抓住；却坚持反对利用这条道路，惊吓而不是善待“沃尔玛”们，这跟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有什么关系，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沃尔玛们的压力与资源配置优化
个人应该根据自己资源禀赋来选择，从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不是相反，让别人放弃或管制其比较优势。这对整个社会优化并没有好处。我们可以努力去挣能挣到的钱，而无须为暂时挣不到的钱操心费力，否则就是资源浪费
张宏伟建议的主要内容，是主张对沃尔玛们加强政府管制，学究一些的说法叫规制。主要根据就是外商零售企业在我国许多地方占据了一半市场，但我以为这样的管制理由并不充分。
市场就是优胜劣汰的，你一半市场都丢了，证明你的媒介供给与需求的效率不如沃尔玛们。一些中国流通企业不能帮助生产企业完成由产品到商品那惊险一跃，而沃尔玛们可以；难道就因为是中国人办的商业企业，消费者就应该被怠慢，生产者就可以被拖欠，供给与消费的联系就可以是另一副模样吗？这样低效的市场容纳就业势必有限，甚至是排斥劳动的。沃尔玛们能四处获得市场空间，证明他们媒介消费和需求是有力和高效的。这样高效的流通对生产企业大有好处，对吸纳就业的好处自然也毋庸置疑。
当然，沃尔玛们所到之处，自然也引起当地商业要素的重组，势必有失业，但他们也同时在创造就业，而且他们创造就业的效率更高。否则，他们早就不待旁人呼吁管制，自己先铩羽而归了。
沃尔玛们在中国八方出击，客观上还打破了地方保护，割据和封锁，让资源在全国最优配置。如果他们被管制，他们又从何知道哪里的产品对哪个省、哪个国家有竞争力呢？让这样有效率、有实力、有逐利激励的企业，按比较优势帮助配置资源，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据我所看到的国内媒体披露，国内超市对生产企业收费繁多。但沃尔玛对生产企业的商品是不收上架费的。去年我去广东调查，临行前给国务院研究部门的朋友打电话，咨询外商零售集团的事。朋友说他不了解，另外推荐了个人。他随口还说，听人讲沃尔玛们挺黑的，价钱压得低，货款还老不付。在广东采访毅力集团和格兰仕集团时，我自然也问及这个问题。毅力的董事局主席告诉我，沃尔玛给的价钱势必较低，但它买的量大，这样企业采购原材料的价格也比较低；而出价高的采购企业要的量小，对生产企业而言原材料价钱就贵，其实都差不多。他表示还是愿意跟沃尔玛长期合作。他还说，沃尔玛付款没有问题，一般就是14天。格兰仕的负责人告诉我，家乐福大约40天付款，价钱虽然给得低，但它是全球销售，要的量大，我们的生产量也就大，而国内没有这样的国际通道和经验。
当前国内商业零售的竞争，主要发生在大卖场和便利店两个方面。外商零售集团的比较优势在大卖场，他们在采购和配送两个关键环节有着管理规模经济，降低交易费用的技术优势和先进经验；但他们在分散且广阔、零碎又密集的便利店这种业态上并没有优势。而国内企业在这方面的优势却是明显的。去年我在上海的弄堂里、小区中看到许多国内企业密布的连锁便利店。本质上讲，大卖场和便利店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两种方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资源禀赋来选择，从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不是相反，让别人放弃或管制其比较优势。这对整个社会优化并没有好处，也是不智之举。
我们可以努力去挣能挣到的钱，而无须为暂时挣不到的钱操心费力，否则也是资源浪费。再说，比较优势是变化的，经过学习和模仿，没有优势的事情说不定哪天又有了优势。家电制造是最好的例子。十多年前，日本人的彩电冰箱在中国所向无敌，当年中国人是日本人家电制造的徒弟，但现在徒弟和师傅却叫板于国际市场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对日本人应心怀感激，若不是他们当年带来的产品和技术，我们现在的家电制造称雄世界是困难的，中国现在有如此多的劳动能加入世界市场分工也不可想象。因此，对今天外国零售集团带来的压力，还是风物长宜放眼量。
什么是可以做到的
中国相当长时间里都受这样的困扰和约束：如何让庞大的资质不高的劳动实现市场化的就业。这应该成为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提出建议和政策的基点
最后谈点由本文引申出来的一点问题。即在有关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建议和政策中，如何把什么是可以向往的、什么是可以做到的区分开来，而后者，就是不离开当今中国的约束条件。
中国相当长时间里都受这样的困扰和约束：如何让庞大的资质不高的劳动实现市场化的就业。解决这个问题的进展如何，决定着有没有靠得住的内需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因为我们解决问题需要经济增长提供的回旋空间；也决定着贫富差距和社会的治安和稳定，决定着中国政治文明有没有足够的理性声音。
中国当今的发展，已经没有了当年英国等国靠全世界殖民以释放生产力来发展自己的条件和机会。中国许多问题要在国境线内来解决。而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的人力资本几乎为零。如果始终有几亿人的收入停滞或增长缓慢，内需就无法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如果始终有上亿空怀一身力气的精壮青年游来荡去，贫富差距就难以缩小，国家社会就谈不上稳定和安全，什么利益和安全都可能荡然无存（这也是政府部门经常只能通过严打来震慑罪犯，而没有足够的法治资源来详细甄别过多的案件的原因）；如果一无所有的人比经济增长还快，犯罪成本持续降低，坚持理性和道德成了无益和滑稽的事，政治文明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所幸的是，中国有了与劳动密集型劳动相匹配的消费品制造业，而且它在世界还越来越有竞争力。尽管它似乎不如在装有空调、满是电脑的写字楼工作来得摩登，尽管我们有不少的专家官员成天为赚不到高科技的钱操心忧虑，但它对解决中国的问题最管用。幸好是市场比政府的产业政策有力量，中国消费品制造业成了中国低资质劳动的巨大转化器，让成万成亿的劳动力安身立命。
而中国制造业这部巨大的劳动力“转化器”的持续正常运行，公平地说，跨国零售集团是起了润滑作用的。同样公平地讲一句，要求管制沃尔玛们的呼吁，是既不合时宜又欠厚道。
凡是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恐怕也应该这样思考问题。实际上，一个欲长期存活下去的企业，与其巧言游说政府，毋宁去洞察和把握市场的复杂约束条件。因为“胡雪岩”的时代毕竟正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