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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消费率比较，中国的消费率显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呈长期下降趋势，偏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标准结构。
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金融论坛上表述了一个重要现象，“中国的变化是我们从90年代，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波以后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迅速地下降。从过去接近60％的水平逐渐下降，降到了消费占GDP的比重接近50％，甚至有可能略低于50％的水平”。
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取得了高速增长，但消费率却逐步下降，已经从1981年的66.2％最高值下降到2009年的47.9％。可以这样说，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是消费，而不是投资。
中国的消费率不仅低于工业化国家，即便在经济条件较为相近的金砖四国当中，消费占GDP的比重也明显偏低。比如，巴西和印度的消费率都接近60％，远高于中国。
然而随着刘易斯拐点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相伴发生，中国消费率有望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迎来U型反转的契机，中国经济将越来越靠内需拉动。
几种理论假说
对于劳动占比下降现象，要找出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关于中国消费率占比下降的原因，当前有几种解释。
第一种是收入假设。与经济增长速度和城乡居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相比，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增速相对过快，企业利润增速相对过快，社会财富和收入分布不均衡程度持续恶化。
可支配收入不足导致低消费率。“十一五”规划中，城镇家庭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3％，虽然较“十五”期间得到了较大提升，但仍低于同期的GDP增速。最终导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也使消费率逐年走低。
与之对应，中国储蓄率不断提升。过去十年，储蓄占GDP的份额、包括公共和私人储蓄，取得了稳步增长，从2000年的37％上升至2010年的54％。为了后代能够有更多消费，中国居民不可避免地提高了自身的储蓄率。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利亚尼所言，中国家庭对子女的投资已经取代了更多的资本投资。
第二种是投资假设。中国的消费率偏低不是因为消费增长太慢，而是因为投资增长太快。
第三种是垄断假设。垄断是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下降的原因之一。市场垄断力对劳动者报酬的占比有负面影响，市场垄断力越高的企业，劳动者报酬占比越低，资本报酬占比越高。这也就意味着，欲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还须先破除垄断。
第四种假设是经济结构的改变。过去十年，中国的工业化速度非常快，资本投入量显著提高，而资本的大量、快速累积需要较高的资本回报作为支撑，而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相对落后，不能吸收大量资本。
第五种是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等论述过的“二元经济”假设，认为发展中经济存在传统和现代两个部门,“在许多经济中,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传统部门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现代部门需要的劳动力。
在上述五种解释中，前四种往往是结果而不是根本原因。第五种即“二元经济”假设可以解释中国消费率走低，但无法令人信服地预测消费率的上升趋势。
“双重两元经济”结构
中国经济既是城乡“两元经济”，也是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特别体现在制造业上。中国消费持续疲弱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双重两元经济”结构，即城乡两元，乡村仅仅有农业部门；城市则有贸易性的制造业与非贸易性的服务业“两元部门”。
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决定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当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行业发展提速时，制造业的工资却上不去；同时，农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必然导致经济整体消费率持续下降，这就解释了中国消费率走低的根本原因。
但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对于“双重两元经济”而言，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出现的前提是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结束，因为只有劳动力度过刘易斯拐点，贸易部门工资上升，同时拉动农业部门工资和非贸易部门工资上升，非贸易品价格才能上涨，也才凸显升值解决贸易品与非贸易品比价。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以“低劳动成本”为优势，不失时机地嵌入了国际生产体系之中，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明显趋势性升值，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很多，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无法带来该部门实际工资的提升，不能吸引更多劳动力进入服务业，也无法带来服务业的大发展。所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收入结构没有很大变化。这表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还没有发生。
可是，一旦刘易斯拐点出现,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发生，属于贸易部门的制造业工资上升，将拉动农业和服务业工资相应上升，消费率可能经历谷底后开始上升。所以，刘易斯拐点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同时体现，是消费率上升的根本动力。
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刘易斯拐点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起点。中国人口已经开始老龄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开始减少， “刘易斯拐点”初现，即劳动力市场从过剩逐步转向不足。随着劳动力供给逐步趋紧，“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也即国际贸易中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将最终发挥作用。非贸易品价格即服务业价格可能会出现加快上涨，推动成本的上升和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由于中国非贸易产品大多是低生产率且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也是这些部门特别是服务业劳动力分享经济高增长收益的重要途径。
在中长期内，中国消费率可能呈现慢U型发展，即消费率虽然仍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下降空间，但下降时间不会太长，下降速度会逐渐减慢，进而会有所逆转。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战略重点，这是一个符合中国发展趋势的战略性规划。“十二五”规划指出，要努力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 促进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努力实现农民工与城镇就业。随着农民工工资的稳步提高，带动居民收入普遍增加，进一步刺激消费的增长。日本经验显示，经历了“刘易斯拐点”后，居民消费的增长有所加速，消费占GDP 的比重出现了实质性的提高，居民消费率也在当时进入拐点。韩国、台湾亦是呈现两拐点相伴出现的特征。
但是，在“双重两元经济”情况下，消费率触底反弹还有不确定性，过程不一定一帆风顺。日本在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后，收入分配问题得到改善，低收入家庭收入迅速上升。韩国则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后，直至80年代后期消费率才逐渐提升，反转速度显然没有日本快。消费率在U型底部停留的时间与政策支持力度有很大关系。对消费率调整要有更长远的战略眼光和耐心。
同时，中国出口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十分依赖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少之又少。而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能够促进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推动技术创新，有助于提升产品的档次和竞争力，更有助于人民币汇率找到合理的水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发挥，将提升贸易部门工资上涨，由此将带动非贸易部门工资的快速上涨。
如果 “十二五”规划关于扩大消费的战略得以实现，中国未来中长期内可能经历一场内需U型反弹，迎来消费释放的重要节点，这一过程同时将伴随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逐步改善。城市化、消费升级和服务业发展将支撑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韩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国内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推高国内通胀水平，并抬高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因此，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对中国构成中期通货膨胀压力，这需要相应的宏观政策及时应对。
作者沈建光为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副巡视员
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金融论坛上表述了一个重要现象，“中国的变化是我们从90年代，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波以后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迅速地下降。从过去接近60％的水平逐渐下降，降到了消费占GDP的比重接近50％，甚至有可能略低于50％的水平”。
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取得了高速增长，但消费率却逐步下降，已经从1981年的66.2％最高值下降到2009年的47.9％。可以这样说，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是消费，而不是投资。
中国的消费率不仅低于工业化国家，即便在经济条件较为相近的金砖四国当中，消费占GDP的比重也明显偏低。比如，巴西和印度的消费率都接近60％，远高于中国。
然而随着刘易斯拐点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相伴发生，中国消费率有望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迎来U型反转的契机，中国经济将越来越靠内需拉动。
几种理论假说
对于劳动占比下降现象，要找出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关于中国消费率占比下降的原因，当前有几种解释。
第一种是收入假设。与经济增长速度和城乡居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相比，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增速相对过快，企业利润增速相对过快，社会财富和收入分布不均衡程度持续恶化。
可支配收入不足导致低消费率。“十一五”规划中，城镇家庭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3％，虽然较“十五”期间得到了较大提升，但仍低于同期的GDP增速。最终导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也使消费率逐年走低。
与之对应，中国储蓄率不断提升。过去十年，储蓄占GDP的份额、包括公共和私人储蓄，取得了稳步增长，从2000年的37％上升至2010年的54％。为了后代能够有更多消费，中国居民不可避免地提高了自身的储蓄率。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利亚尼所言，中国家庭对子女的投资已经取代了更多的资本投资。
第二种是投资假设。中国的消费率偏低不是因为消费增长太慢，而是因为投资增长太快。
第三种是垄断假设。垄断是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下降的原因之一。市场垄断力对劳动者报酬的占比有负面影响，市场垄断力越高的企业，劳动者报酬占比越低，资本报酬占比越高。这也就意味着，欲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还须先破除垄断。
第四种假设是经济结构的改变。过去十年，中国的工业化速度非常快，资本投入量显著提高，而资本的大量、快速累积需要较高的资本回报作为支撑，而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相对落后，不能吸收大量资本。
第五种是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等论述过的“二元经济”假设，认为发展中经济存在传统和现代两个部门,“在许多经济中,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传统部门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现代部门需要的劳动力。
在上述五种解释中，前四种往往是结果而不是根本原因。第五种即“二元经济”假设可以解释中国消费率走低，但无法令人信服地预测消费率的上升趋势。
“双重两元经济”结构
中国经济既是城乡“两元经济”，也是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特别体现在制造业上。中国消费持续疲弱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双重两元经济”结构，即城乡两元，乡村仅仅有农业部门；城市则有贸易性的制造业与非贸易性的服务业“两元部门”。
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决定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当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行业发展提速时，制造业的工资却上不去；同时，农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必然导致经济整体消费率持续下降，这就解释了中国消费率走低的根本原因。
但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对于“双重两元经济”而言，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出现的前提是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结束，因为只有劳动力度过刘易斯拐点，贸易部门工资上升，同时拉动农业部门工资和非贸易部门工资上升，非贸易品价格才能上涨，也才凸显升值解决贸易品与非贸易品比价。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以“低劳动成本”为优势，不失时机地嵌入了国际生产体系之中，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明显趋势性升值，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很多，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无法带来该部门实际工资的提升，不能吸引更多劳动力进入服务业，也无法带来服务业的大发展。所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收入结构没有很大变化。这表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还没有发生。
可是，一旦刘易斯拐点出现,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发生，属于贸易部门的制造业工资上升，将拉动农业和服务业工资相应上升，消费率可能经历谷底后开始上升。所以，刘易斯拐点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同时体现，是消费率上升的根本动力。
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刘易斯拐点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起点。中国人口已经开始老龄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开始减少， “刘易斯拐点”初现，即劳动力市场从过剩逐步转向不足。随着劳动力供给逐步趋紧，“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也即国际贸易中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将最终发挥作用。非贸易品价格即服务业价格可能会出现加快上涨，推动成本的上升和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由于中国非贸易产品大多是低生产率且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也是这些部门特别是服务业劳动力分享经济高增长收益的重要途径。
在中长期内，中国消费率可能呈现慢U型发展，即消费率虽然仍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下降空间，但下降时间不会太长，下降速度会逐渐减慢，进而会有所逆转。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战略重点，这是一个符合中国发展趋势的战略性规划。“十二五”规划指出，要努力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 促进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努力实现农民工与城镇就业。随着农民工工资的稳步提高，带动居民收入普遍增加，进一步刺激消费的增长。日本经验显示，经历了“刘易斯拐点”后，居民消费的增长有所加速，消费占GDP 的比重出现了实质性的提高，居民消费率也在当时进入拐点。韩国、台湾亦是呈现两拐点相伴出现的特征。
但是，在“双重两元经济”情况下，消费率触底反弹还有不确定性，过程不一定一帆风顺。日本在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后，收入分配问题得到改善，低收入家庭收入迅速上升。韩国则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后，直至80年代后期消费率才逐渐提升，反转速度显然没有日本快。消费率在U型底部停留的时间与政策支持力度有很大关系。对消费率调整要有更长远的战略眼光和耐心。
同时，中国出口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十分依赖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少之又少。而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能够促进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推动技术创新，有助于提升产品的档次和竞争力，更有助于人民币汇率找到合理的水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发挥，将提升贸易部门工资上涨，由此将带动非贸易部门工资的快速上涨。
如果 “十二五”规划关于扩大消费的战略得以实现，中国未来中长期内可能经历一场内需U型反弹，迎来消费释放的重要节点，这一过程同时将伴随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逐步改善。城市化、消费升级和服务业发展将支撑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韩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国内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推高国内通胀水平，并抬高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因此，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对中国构成中期通货膨胀压力，这需要相应的宏观政策及时应对。
作者沈建光为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副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