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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之前颇有些忐忑。在绝大多数人眼里，做社会批评的学者，即使不是凶神恶煞的存在，多少也有点文如其人的金刚怒目、言辞犀利。作家麦加就曾这样评价朱大可：“他让有些人害怕，因为他拒绝媚俗;他让害怕他的人依然对他心怀敬意。”
相信很多读者此前对他的认知仅限于“朱语”，单单知道他是一个批评家，没想到他早就把目光从当代往前回溯，跨越数千年的岁月，聚焦故纸堆，做起了对上古神话进行诗意重构的有趣行当。当日朱大可便是赴成都言几又书店之邀做一个主题为神话起源的讲座。
孩子，老人，西西弗斯
关于朱大可，有一句著名的评价：“他就是安徒生笔下那个喊出‘他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但在朱大可自己眼里，他是海明威笔下的老人，孤注一掷独自与大马林鱼搏斗。又是希腊神话里被诸神惩罚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每到山顶，石头滚回山脚，再推上山，周而复始。
老人也好，悲剧英雄也罢，调子如此悲壮。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朱大可出生于上海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是老师，他五岁背唐诗，七岁弹钢琴，年纪稍长便读起了小说，是阅读打开了这个孩子的视野。
“文革”让他早年丧父，但及至“文革”后期，那些没有被销毁的书籍和唱片在社会上的私下流传，让这个敏感多思的少年受益良多。
在今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繁花》里，作家金宇澄简略给我们勾勒出了那个年代上海年轻人的成长图景：无主的钢琴被收缴，层层堆叠到一起;书籍被剥夺了封皮，私底下被传递阅读;厚厚的窗帘被拉下来，遮挡住灯光以及黑胶唱片流泻出的音乐——有如一场青春的生命狂欢，是电影《死亡诗社》里呈现的那种如诗如梦的场景，唯一不同的是：不是所有少年都有幸能遇到他们的“船长”。既然导师缺失，朱大可们自己在黑暗中摸索，“我们有自己的读书小组，还有一个音乐圈子。那时夜晚电力不足，灯光昏暗，又常断电，不得不点着蜡烛读书和讨论。”
当时为了啃完一本本经典大部头常常通宵达旦，在那段疯狂阅读的岁月，过眼的尽是文学史上星光熠熠的大师作品，对当时那个早熟的孩子影响最大的居然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原来这位成名于文化批评的学者，少年时竟一直怀揣着当音乐家的梦想，而以贝多芬为原型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打动了他的心。最后却终于未能如愿进入音乐院校，而是在文革结束之后阴差阳错“被弄到了中文系”。
文化批评开风气之先
1985年，年仅28岁的朱大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文艺批评研讨会。尽管当时名家云集，但这位在批评界未脱稚气的后生，以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令国内文学批评界刮目相看。第二年，朱大可再度出手，这次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当年红极一时的著名电影导演谢晋，几乎复制了前一年的成功——那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同时也为国内文化批评树立了不避锋芒的敢言新风。
谢晋之后，王朔、张爱玲、索尔仁尼琴……这位颇得鲁迅之风的年轻人持续发力，嬉笑怒骂，挥斥方遒，凭着狂傲不羁的书生意气开创一代酷评之风，赢得“一剑封喉”之美誉，其评论文字每每被尊称为“朱语”。
1994，朱大可赴澳大利亚，在悉尼科技大学读博，做过几家报纸的主编，在建筑工地扛过石膏板，做过清洁工，开过广告公司，创办过自己的网站“文化先锋”。去国离乡的7年，成就了一本《流氓的盛宴》，在他的笔下，“流氓”是一群遭遇身份危机，怀有异乡情结，并带有精神焦虑的人，可追溯到久远的大禹、屈子、李白、杜甫。他们流离失所，持续游走，保持着精神的焦虑和社会反叛立场——也是他自己的影子：总是在入世的同时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如加缪笔下的局外人，敏锐，清醒，理性。
“无论怎样努力，一个异乡人既无法融入到当地主流社会，也无法融入到久已形成的唐人街文化当中。”博士学位到手之后，朱大可回国成为必然。
2005年，同济大学开设国内首家文化批评研究所，聘朱大可为教授、所长。虽然当时连朱大可这个所长在内只有四个成员，但这个领域被建构起来了，自此，“文化批评”在国内正式成为了一个被社会公认的学科，用文化批评的方式和文体写作，亦成为流行。
缘起“乐趣”
他说：“愤怒是一种良好的品质，但它必须经过理性的包裹和转化才好，而不是直接的情感宣泄。”
朱大可自己从未因这个亦褒亦贬的 “公共知识分子”名号所限，时而指陈时弊，时而妙语喷人，著书写文章，兴之所至，一样都没耽误。
去年，朱大可出了一部其厚无比同时又非常有趣的学术著作《华夏上古神系》，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
大英博物馆的馆长曾在他的《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中这样强调：对于历史来说，当然也有考古学、科学和人类学的专业知识结构来帮助我们提出关键性的问题。但我们这还必须加上一定程度的想象，才能构建出那些古老物品的前世今生。我们需要借助尽可能丰富和诗意的想象，才能真正理解它们所传达的深刻内涵——可以说，朱大可对于上古神话的研究就是这样一个诗意重构的过程。比如他重新阐述梁祝故事，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同性恋者（梁山伯）爱上异性恋者（祝英台）的爱情悲剧，又比如从电视剧《花千骨》里解读出女娲崇拜的意义。
谈及神话研究的缘起，朱大可说：“上世纪90年代初，我意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宗教语言学现象，那就是全球上古神祇名字之间，存在着奇异的发音相似现象，这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从此开始了我的神话研究。当时计划写一本专著，不过只写了绪论和第一章，就因去澳洲而被打断了。但在澳洲，我又稀稀拉拉地做了大量纸面笔记。使用电脑写作后，神话研究的笔记改在键盘上进行，这些手稿就被扔进了床底下的纸箱。2001年回国后，我先是研究古代民间传说，为《南方都市报》做了一个专栏，对那些家喻户晓的故事，做了颠覆性的阐释。这些成果，被东方出版社收录到《神话》里。神话资料的整理和思考过程，的确有点漫长。”再后来，才有了那厚厚两卷本的《华夏上古神系》。
漫长，但是有趣，在朱大可看来，这些神话故事可比当代文坛有意思得多。与此同时，他还在写一部背景为美洲的长篇小说。不给自己设限，不做任何意义上的囚徒，实现心灵上的极度自由——这才是自由知识分子的风骨。
相信很多读者此前对他的认知仅限于“朱语”，单单知道他是一个批评家，没想到他早就把目光从当代往前回溯，跨越数千年的岁月，聚焦故纸堆，做起了对上古神话进行诗意重构的有趣行当。当日朱大可便是赴成都言几又书店之邀做一个主题为神话起源的讲座。
孩子，老人，西西弗斯
关于朱大可，有一句著名的评价：“他就是安徒生笔下那个喊出‘他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但在朱大可自己眼里，他是海明威笔下的老人，孤注一掷独自与大马林鱼搏斗。又是希腊神话里被诸神惩罚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每到山顶，石头滚回山脚，再推上山，周而复始。
老人也好，悲剧英雄也罢，调子如此悲壮。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朱大可出生于上海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是老师，他五岁背唐诗，七岁弹钢琴，年纪稍长便读起了小说，是阅读打开了这个孩子的视野。
“文革”让他早年丧父，但及至“文革”后期，那些没有被销毁的书籍和唱片在社会上的私下流传，让这个敏感多思的少年受益良多。
在今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繁花》里，作家金宇澄简略给我们勾勒出了那个年代上海年轻人的成长图景：无主的钢琴被收缴，层层堆叠到一起;书籍被剥夺了封皮，私底下被传递阅读;厚厚的窗帘被拉下来，遮挡住灯光以及黑胶唱片流泻出的音乐——有如一场青春的生命狂欢，是电影《死亡诗社》里呈现的那种如诗如梦的场景，唯一不同的是：不是所有少年都有幸能遇到他们的“船长”。既然导师缺失，朱大可们自己在黑暗中摸索，“我们有自己的读书小组，还有一个音乐圈子。那时夜晚电力不足，灯光昏暗，又常断电，不得不点着蜡烛读书和讨论。”
当时为了啃完一本本经典大部头常常通宵达旦，在那段疯狂阅读的岁月，过眼的尽是文学史上星光熠熠的大师作品，对当时那个早熟的孩子影响最大的居然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原来这位成名于文化批评的学者，少年时竟一直怀揣着当音乐家的梦想，而以贝多芬为原型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打动了他的心。最后却终于未能如愿进入音乐院校，而是在文革结束之后阴差阳错“被弄到了中文系”。
文化批评开风气之先
1985年，年仅28岁的朱大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文艺批评研讨会。尽管当时名家云集，但这位在批评界未脱稚气的后生，以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令国内文学批评界刮目相看。第二年，朱大可再度出手，这次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当年红极一时的著名电影导演谢晋，几乎复制了前一年的成功——那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同时也为国内文化批评树立了不避锋芒的敢言新风。
谢晋之后，王朔、张爱玲、索尔仁尼琴……这位颇得鲁迅之风的年轻人持续发力，嬉笑怒骂，挥斥方遒，凭着狂傲不羁的书生意气开创一代酷评之风，赢得“一剑封喉”之美誉，其评论文字每每被尊称为“朱语”。
1994，朱大可赴澳大利亚，在悉尼科技大学读博，做过几家报纸的主编，在建筑工地扛过石膏板，做过清洁工，开过广告公司，创办过自己的网站“文化先锋”。去国离乡的7年，成就了一本《流氓的盛宴》，在他的笔下，“流氓”是一群遭遇身份危机，怀有异乡情结，并带有精神焦虑的人，可追溯到久远的大禹、屈子、李白、杜甫。他们流离失所，持续游走，保持着精神的焦虑和社会反叛立场——也是他自己的影子：总是在入世的同时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如加缪笔下的局外人，敏锐，清醒，理性。
“无论怎样努力，一个异乡人既无法融入到当地主流社会，也无法融入到久已形成的唐人街文化当中。”博士学位到手之后，朱大可回国成为必然。
2005年，同济大学开设国内首家文化批评研究所，聘朱大可为教授、所长。虽然当时连朱大可这个所长在内只有四个成员，但这个领域被建构起来了，自此，“文化批评”在国内正式成为了一个被社会公认的学科，用文化批评的方式和文体写作，亦成为流行。
缘起“乐趣”
他说：“愤怒是一种良好的品质，但它必须经过理性的包裹和转化才好，而不是直接的情感宣泄。”
朱大可自己从未因这个亦褒亦贬的 “公共知识分子”名号所限，时而指陈时弊，时而妙语喷人，著书写文章，兴之所至，一样都没耽误。
去年，朱大可出了一部其厚无比同时又非常有趣的学术著作《华夏上古神系》，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
大英博物馆的馆长曾在他的《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中这样强调：对于历史来说，当然也有考古学、科学和人类学的专业知识结构来帮助我们提出关键性的问题。但我们这还必须加上一定程度的想象，才能构建出那些古老物品的前世今生。我们需要借助尽可能丰富和诗意的想象，才能真正理解它们所传达的深刻内涵——可以说，朱大可对于上古神话的研究就是这样一个诗意重构的过程。比如他重新阐述梁祝故事，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同性恋者（梁山伯）爱上异性恋者（祝英台）的爱情悲剧，又比如从电视剧《花千骨》里解读出女娲崇拜的意义。
谈及神话研究的缘起，朱大可说：“上世纪90年代初，我意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宗教语言学现象，那就是全球上古神祇名字之间，存在着奇异的发音相似现象，这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从此开始了我的神话研究。当时计划写一本专著，不过只写了绪论和第一章，就因去澳洲而被打断了。但在澳洲，我又稀稀拉拉地做了大量纸面笔记。使用电脑写作后，神话研究的笔记改在键盘上进行，这些手稿就被扔进了床底下的纸箱。2001年回国后，我先是研究古代民间传说，为《南方都市报》做了一个专栏，对那些家喻户晓的故事，做了颠覆性的阐释。这些成果，被东方出版社收录到《神话》里。神话资料的整理和思考过程，的确有点漫长。”再后来，才有了那厚厚两卷本的《华夏上古神系》。
漫长，但是有趣，在朱大可看来，这些神话故事可比当代文坛有意思得多。与此同时，他还在写一部背景为美洲的长篇小说。不给自己设限，不做任何意义上的囚徒，实现心灵上的极度自由——这才是自由知识分子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