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启动仪式上,清水县委、县政府郑重宣布:清水将以农业产业化建设为抓手,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力争完成“6431”产业化建设工程,即栽植核桃6万亩、苹果4万亩,饲养畜禽300万头(匹、只),种植蔬菜1万亩。用该县县委书记雷鸣的话来说就是，清水是一个林业大县，又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长期以来，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困扰着广大干部群众。县委一班人通过重新定思路、明方向，决心站在新的起点上，将山川秀美的“绿被子”和百姓致富的“钱袋子”紧紧联系在一起，加快林业结构调整步伐，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让绿色成为发展的主旋律。
为了加快全县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清水县提出了“潜力在山区，希望在林果”的战略决策，并决定从今年开始，全面实施以干鲜果基地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在稳定粮田面积的同时，充分利用荒山荒坡和宜林地，每年新建干鲜果基地10万亩，争取在4年内使干鲜果基地面积达到60万亩，农民人均达到2亩园，让林果产业真正成为富民产业。
应该说，这是一个宏大构想和有利于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决策，然而，《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发现，如此一项富民工程，在一些地方农民表现的并不十分积极，甚至有些农民产生抵触情绪。
在清水县郭川乡，一位姓张的农民这样说，“公家的政策确实是好的，目的是为了农民们早日富裕起来，但在落实过程中往往走了样”。他说，按照县上要求，树苗要栽在荒山荒坡和宜林地，但乡上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和指标，许多农民的基本良田都种上了树。更为严重的是，刚刚返青的麦田地也没有留下，农民担心种树影响了今年小麦的收成。
《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发现，如此一桩“富民工程”，但并没有得到一些农民的理解和支持。原因是在实际操作中的一些做法，伤害了一些农民的实际利益。比如补偿机制不健全，农民们应得的补偿款得到不及时。该县远门乡一位刘姓农民这样告诉记者，他家的两亩麦地都种上了核桃树，但至今都没有领到应得的补偿款。其实他最担心的是，为了响应县上种树的号召，早在小麦返青的时节，就把已经投入财力物力的麦田“糟蹋了”，他担心今年的小麦要减产。种地为生，靠天吃饭，至今都是这里农民尊奉的生活原则。
一位有着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乡干部说：“农民们最实惠。他们认为，地不哄人，只要你在春天往地里撒一把种子，秋天就会收获一担粮食。”他分析说，对于一些地方为了发展经济，打造特色产业的举措，由于生产周期长，见效慢，农民们认识有一个过程。但种植什么，最好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要搞强迫命令。
事实上，《中国经济周刊》经过走访调查得知，农民之所以对这样一件富民工程表现得不是十分积极，还有着深层的担忧。据了解，早在前几年，借助天水“花牛苹果”的东风，该县提出过同样的产业思路和决策，号召广大农民栽种苹果树。然而，当农民们在苦等几年之后收获时，市场行情一路走低，产品外运缺乏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在最低落时，个大色艳的苹果甚至卖不过洋芋的价钱，该县松树乡一位农民告诉记者：“那时，家里养的猪吃的都是刚摘下来的好苹果”。
如今苹果换成了别的果树，等到果木挂果时，销路会否再次滞销？政府后续支持能否及时跟进？农民在担忧。
记者手记
建设新农村请尊重农民的意见
包锐
去年年末，记者到甘肃民勤县出差，经过一些乡村，发现昔日低矮简陋的土坯房子不见了，代而起之的是整齐划一，漂亮美观的砖瓦房。同行的当地领导介绍，这是新农村建设示范点。
出于好奇，记者便随机走访了几家当地农户，感叹新农村建设给贫穷落后的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但与此同时，却惊奇地发现，这些喜获乔迁的农民们，心里却并不舒畅，甚至有些人还相当排斥。
“新农村建设，似乎在一些农村水土不服。”但当时的我并没有多想。
回到城里后，受到农村生活的一番短暂洗礼，就格外关注有关新农村建设的新闻。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时下的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的相关报道可谓是铺天盖地，而所有这些报道都是由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在那自说自话，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角，却集体失语了。
新农村建设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运动，变成了文化知识阶层话语的祭坛和政府对农民们的强制安排。是农民们不愿说，还是没地方说？
建设自己的家园，按理说，农民最有发言权，他们才是新农村建设的真正主体。但这个主体却难以发出声音，因为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成了他们的“代言人”，这些强势的声音把农民的声音淹没了。
当前的现状是，丧失话语权的农民不可能真正参与新农村建设，而没有农民声音的新农村建设注定是纸上谈兵。
不管是研究人员还是决策层都有必要知道，农民是如何理解新农村建设的？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在新农村建设中，他们的期望和真正需求是什么？再说了，中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差异太大，平原山区条件悬殊各异等情况，新农村建设不可能只有一个模式。
即使是在同一个村庄，也有一个农户人多人少、经济上有富有穷的差异，不可能强求一个模式。即使是家庭人口一样多、经济收入水平上差不多的农户，也有对于房屋、院落需求上的不同偏好。更别说，新农村建设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一下农民们的居住状况而已。因此，任凭几个官员坐在办公室，怎么就能够想得出周全完善、让农民满意的“指导意见”呢？
欣慰的是，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教授在某新闻发布会上大声疾呼：“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最终收益者，农民却在这场关乎自己家乡建设和自身利益的新农村建设中集体失语了。”我想，这句话也是农民最想说的。由他领衔的“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也在展开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底应该什么样？农民们心里到底怎么想?《中国经济周刊》作为关注民生的媒体和领导决策的参考，愿提供平台，让广大农民朋友说说自己的心里话，让全社会听听他们最真实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