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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中分析了苏轼对陶渊明的心里认同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阐述了苏轼对陶渊明的认同经历不同阶段，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同时分析了苏轼对陶渊明的认同是是经其解读的陶渊明，他们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文中最后总结了苏轼一生推崇、师法陶渊明，“学陶”“和陶”，但不趋同、不模仿，而是以陶渊明为知己。
关键词：苏轼；陶渊明；和陶诗；乌台诗案
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却十分欣赏陶渊明，将这位约七百年前的古人当做自己的知音。他曾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吾今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1]在苏轼被一贬再贬、辗转流离的一生中，他身边总是带着《陶渊明集》。在苏轼入仕初期的诗文中就曾多次提到陶渊明，而他晚年时期更是写作了大量的和陶诗。对陶渊明的追慕贯穿了苏轼的一生，而陶渊明所带来的影响也贯穿了苏轼的创作生涯。同时，苏轼对陶渊明的大力推崇也使得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得以确立。本文主要从苏轼的诗文与人生经历入手，简要分析苏轼对陶渊明的心理认同。
一、苏轼对陶渊明心理认同的背景
（一）时代背景
在宋代以前，陶渊明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以说，陶渊明一直没有被中国文人所忘却。但是总体而言，对陶渊明的认识还处于表面程度，一般仅仅是将其当做隐逸人物的典故来使用，借助其归隐田园的生活来抒发自己仕途不顺的抑郁之情。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也影响了苏轼对陶渊明的认同。宋代士人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是黑暗的政治环境以及频繁的党争却让很多士人产生了强烈的失望感与危机感，形成了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不断徘徊的矛盾而痛苦的心理。另外，宋代士大夫文化的兴起也成为重要的社会背景。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地位提高，经济待遇也较为优厚，这使得他们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宋代士人崇尚自然、含蓄之美，这成为宋人欣赏陶诗的契机。梅尧臣是宋代极力推崇陶诗、“学陶”的开辟者，他认为陶诗之冲淡自然是诗歌之美的极致。
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宋代士人易于在陶渊明身上寻找共鸣。
（二） 个人思想背景
苏轼对陶渊明的认同也与他自己的思想背景有关。陶渊明的思想带有儒道结合的特点，既受到道家隐逸、出世的思想影响，又难以摆脱儒家入世、忠君爱国的主流思想的影响。实际上，如果将陶渊明与同时代的其他魏晋名士作一对比，不难看出陶渊明思想的核心其实还是儒家思想。陶渊明未曾做出如其他“狂士”一般怪异、张扬的举止，心境显得更加冲淡、平和。这符合儒家所要求的“中和之美”。而苏轼也有十分鲜明的儒释道合一的思想特征。作为宋代士人，苏轼有着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重整乾坤的责任感。同时，苏轼年少时曾有过学道的经历，后来也常与相关人员交游，也表现出对《庄子》等道家著作的喜爱。另外，北宋时期盛行的禅宗思想也深深影响着苏轼。
这使得苏轼从思想背景上就与陶渊明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对陶渊明产生认同感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 不同时期对陶渊明态度的变化
苏轼对陶渊明的认同是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其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一） 前期：初次入仕至“乌台诗案”时期
这个时期大约为嘉祐年间苏轼和弟弟、父亲一起入京，踏上仕途，至元丰二年（1079 年）“乌台诗案”苏轼被贬为止，历时约20年。
这一时期，苏轼的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出初入仕途的意气风发、欲大展宏图的豪迈风格，对陶渊明的认识一开始还停留在对其高洁品质和旷达人生态度的赞赏。但是在入仕初期，苏轼身上就体现出仕与隐这一困扰中国历代文人的矛盾心态。对故乡田园的追思、对自然本真的生存状态的向往，此后也一直是苏轼文学创作中的主题之一。在苏轼初次离开家乡时所作的《浰阳早发》诗中就写道：“我行念西国，已分田园芜。”[2]这里的“田园芜”，很明显是化用了陶《归去来兮辞》中“田园将芜胡不归”之句。这首诗中，体现出浓浓的对故乡田园的怀念之情。在入仕初期就表现出仕隐矛盾，这点与陶渊明是十分相似的。
（二）中期：“乌台诗案”发生至远迁儋州时期
这一时期，发生了苏轼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即“乌台诗案”。苏轼不仅遭受了政治生涯上的重大打击，百日牢狱之灾也给他的肉体与心灵带来了极大的折磨。这一事件，极大地改变了苏轼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苏轼不再像入仕初期那样意气风发，人生态度转入豁达平淡，诗文的风格也逐渐从豪放旷达转入沉郁与平和。这使得他即使是在官运亨通的元祐年间也仍难舍隐逸之情。这一阶段是苏轼对陶渊明的心理认同感形成的重要时期。
苏轼在黄州期间，躬耕于东坡，并写作了《东坡八首并叙》。作品中体现出的不再是仕途不顺的抱怨，而是对农家生活的平实描写，以及躬耕期间冲淡平和的苦与乐。王文浩注引赵次公评价道：“八篇皆田中乐易之语，如陶渊明。”这段生活对于苏轼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亲近自然的生活使得苏轼真正理解了陶渊明之自然旷达的人生态度，而这种平和生活与他之前所经历的黑暗官场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此后的苏轼再也没有入仕初期的雄心勃勃，而是追求一种自然本真的生活态度。其文学创作上不仅大量化用、借用陶诗，也越来越体现出陶诗清丽自然的风格。
元祐年间，苏轼被重新启用，并达到仕途的最高点。但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却体现出强烈的欲归隐田园而不得的心情。如《再过常山和昔年留别诗》中“却寻桃源去，桃花逢避秦 ”一句，便体现出苏轼渴望远离官场的心情。最终，苏轼也主动请求外任，离开了朝廷。
之前，苏轼尽管自觉官场束缚，却从未主动远离过国家的权力中心。唯有在这一时期，苏轼颇为主动地选择外任，这也体现出其在人生态度上与陶渊明不断接近。
（三）远迁儋州之后 晚年的苏轼再遭贬谪，远迁海南。这一时期，苏轼对陶渊明的心理认同也发展到了极致。远在海南的苏轼，其政治抱负已消散了许多，诗文风格也进一步向平淡的田园生活转化。这一时期苏轼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诗” 。可以说，这时苏轼真正达成了对陶渊明的认同，并从心理与行为上都与陶渊明十分接近。而在文学创作上，也体现出与陶诗的接近：“从内容和题材上看，往年的豪情壮志减少了，大量归耕田园，山水纪游，闲适旷达之作充盈本集，从艺术风格上看，往年的豪纵放逸的特点减少了，而追求平淡自然风貌的作品触处皆是。” [3]
这一阶段苏轼的“和陶诗”创作可以说是他文学创作中的一大亮点，大量的“和陶诗”开创了后世文人和陶的风气。
三、苏轼与陶渊明之异
虽然苏轼对陶渊明有着强烈的心理认同，甚至说“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 ，但苏轼所认同的是经其解读的陶渊明，苏轼与陶渊明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异的。
从人生经历上看，陶渊明一生虽曾经短暂出仕，但所任之职仅至彭泽令，且最终归隐田间。而苏轼则一生未真正放弃其政治生涯。即使是在远迁海南的时期，苏轼也从未失去宋代士大夫的那份社会责任感，以诗作反映民间疾苦，针对当地农业、教育不发达的现状做出自己的努力。因此，与陶渊明不同，苏轼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陶渊明在仕与隐的矛盾中最终选择了隐，苏轼则是在向往着隐的同时选择了仕，这也意味着苏轼身上有着比陶渊明更加强烈的矛盾心理。所以尽管苏轼极力推崇并师法陶渊明之冲淡自然，但其文学创作中却仍旧难掩锋芒。元好问就曾做出这样的评价：“东坡和陶，气象只是东坡。”例如《和陶劝农六首》其一：“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怨愤劫质，寻戈相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 虽是和陶之作，却描述了汉族统治者压迫黎族人民、造成人民反抗的社会现实，充满着苏轼式的忧国忧民，与陶原诗的田园之趣有天壤之别。
这也成为许多人诟病苏轼之“学陶”“和陶”的原因。如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中的评价：“东坡与陶气质不类。故集中效陶、和陶诸作，真率处似之，冲漠处不及也。” [4]真率自然的人生态度，是苏轼与陶渊明最大的共同点。“冲漠处不及”的原因，正是在于苏轼一生都未放弃为国、为民出力的责任感，因而其心境无法如陶渊明一样平和。
苏轼一生推崇、师法陶渊明，是其人生经历、社会历史背景所致的必然。但同样地，这也使其在“学陶”“和陶”过程中体现出有别于陶渊明的个性。苏轼对陶渊明的心理认同，不是趋同，更不是模仿，而是以陶渊明为知己，这是一次跨越历史的心灵共鸣。
参考文献：
[1]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
[2]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
[3]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
[4]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
[5]朱靖华.苏轼论.京华出版社，1997.
[6]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
[7]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
[8]丁福保编.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关键词：苏轼；陶渊明；和陶诗；乌台诗案
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却十分欣赏陶渊明，将这位约七百年前的古人当做自己的知音。他曾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吾今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1]在苏轼被一贬再贬、辗转流离的一生中，他身边总是带着《陶渊明集》。在苏轼入仕初期的诗文中就曾多次提到陶渊明，而他晚年时期更是写作了大量的和陶诗。对陶渊明的追慕贯穿了苏轼的一生，而陶渊明所带来的影响也贯穿了苏轼的创作生涯。同时，苏轼对陶渊明的大力推崇也使得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得以确立。本文主要从苏轼的诗文与人生经历入手，简要分析苏轼对陶渊明的心理认同。
一、苏轼对陶渊明心理认同的背景
（一）时代背景
在宋代以前，陶渊明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以说，陶渊明一直没有被中国文人所忘却。但是总体而言，对陶渊明的认识还处于表面程度，一般仅仅是将其当做隐逸人物的典故来使用，借助其归隐田园的生活来抒发自己仕途不顺的抑郁之情。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也影响了苏轼对陶渊明的认同。宋代士人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是黑暗的政治环境以及频繁的党争却让很多士人产生了强烈的失望感与危机感，形成了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不断徘徊的矛盾而痛苦的心理。另外，宋代士大夫文化的兴起也成为重要的社会背景。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地位提高，经济待遇也较为优厚，这使得他们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宋代士人崇尚自然、含蓄之美，这成为宋人欣赏陶诗的契机。梅尧臣是宋代极力推崇陶诗、“学陶”的开辟者，他认为陶诗之冲淡自然是诗歌之美的极致。
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宋代士人易于在陶渊明身上寻找共鸣。
（二） 个人思想背景
苏轼对陶渊明的认同也与他自己的思想背景有关。陶渊明的思想带有儒道结合的特点，既受到道家隐逸、出世的思想影响，又难以摆脱儒家入世、忠君爱国的主流思想的影响。实际上，如果将陶渊明与同时代的其他魏晋名士作一对比，不难看出陶渊明思想的核心其实还是儒家思想。陶渊明未曾做出如其他“狂士”一般怪异、张扬的举止，心境显得更加冲淡、平和。这符合儒家所要求的“中和之美”。而苏轼也有十分鲜明的儒释道合一的思想特征。作为宋代士人，苏轼有着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重整乾坤的责任感。同时，苏轼年少时曾有过学道的经历，后来也常与相关人员交游，也表现出对《庄子》等道家著作的喜爱。另外，北宋时期盛行的禅宗思想也深深影响着苏轼。
这使得苏轼从思想背景上就与陶渊明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对陶渊明产生认同感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 不同时期对陶渊明态度的变化
苏轼对陶渊明的认同是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其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一） 前期：初次入仕至“乌台诗案”时期
这个时期大约为嘉祐年间苏轼和弟弟、父亲一起入京，踏上仕途，至元丰二年（1079 年）“乌台诗案”苏轼被贬为止，历时约20年。
这一时期，苏轼的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出初入仕途的意气风发、欲大展宏图的豪迈风格，对陶渊明的认识一开始还停留在对其高洁品质和旷达人生态度的赞赏。但是在入仕初期，苏轼身上就体现出仕与隐这一困扰中国历代文人的矛盾心态。对故乡田园的追思、对自然本真的生存状态的向往，此后也一直是苏轼文学创作中的主题之一。在苏轼初次离开家乡时所作的《浰阳早发》诗中就写道：“我行念西国，已分田园芜。”[2]这里的“田园芜”，很明显是化用了陶《归去来兮辞》中“田园将芜胡不归”之句。这首诗中，体现出浓浓的对故乡田园的怀念之情。在入仕初期就表现出仕隐矛盾，这点与陶渊明是十分相似的。
（二）中期：“乌台诗案”发生至远迁儋州时期
这一时期，发生了苏轼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即“乌台诗案”。苏轼不仅遭受了政治生涯上的重大打击，百日牢狱之灾也给他的肉体与心灵带来了极大的折磨。这一事件，极大地改变了苏轼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苏轼不再像入仕初期那样意气风发，人生态度转入豁达平淡，诗文的风格也逐渐从豪放旷达转入沉郁与平和。这使得他即使是在官运亨通的元祐年间也仍难舍隐逸之情。这一阶段是苏轼对陶渊明的心理认同感形成的重要时期。
苏轼在黄州期间，躬耕于东坡，并写作了《东坡八首并叙》。作品中体现出的不再是仕途不顺的抱怨，而是对农家生活的平实描写，以及躬耕期间冲淡平和的苦与乐。王文浩注引赵次公评价道：“八篇皆田中乐易之语，如陶渊明。”这段生活对于苏轼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亲近自然的生活使得苏轼真正理解了陶渊明之自然旷达的人生态度，而这种平和生活与他之前所经历的黑暗官场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此后的苏轼再也没有入仕初期的雄心勃勃，而是追求一种自然本真的生活态度。其文学创作上不仅大量化用、借用陶诗，也越来越体现出陶诗清丽自然的风格。
元祐年间，苏轼被重新启用，并达到仕途的最高点。但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却体现出强烈的欲归隐田园而不得的心情。如《再过常山和昔年留别诗》中“却寻桃源去，桃花逢避秦 ”一句，便体现出苏轼渴望远离官场的心情。最终，苏轼也主动请求外任，离开了朝廷。
之前，苏轼尽管自觉官场束缚，却从未主动远离过国家的权力中心。唯有在这一时期，苏轼颇为主动地选择外任，这也体现出其在人生态度上与陶渊明不断接近。
（三）远迁儋州之后 晚年的苏轼再遭贬谪，远迁海南。这一时期，苏轼对陶渊明的心理认同也发展到了极致。远在海南的苏轼，其政治抱负已消散了许多，诗文风格也进一步向平淡的田园生活转化。这一时期苏轼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诗” 。可以说，这时苏轼真正达成了对陶渊明的认同，并从心理与行为上都与陶渊明十分接近。而在文学创作上，也体现出与陶诗的接近：“从内容和题材上看，往年的豪情壮志减少了，大量归耕田园，山水纪游，闲适旷达之作充盈本集，从艺术风格上看，往年的豪纵放逸的特点减少了，而追求平淡自然风貌的作品触处皆是。” [3]
这一阶段苏轼的“和陶诗”创作可以说是他文学创作中的一大亮点，大量的“和陶诗”开创了后世文人和陶的风气。
三、苏轼与陶渊明之异
虽然苏轼对陶渊明有着强烈的心理认同，甚至说“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 ，但苏轼所认同的是经其解读的陶渊明，苏轼与陶渊明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异的。
从人生经历上看，陶渊明一生虽曾经短暂出仕，但所任之职仅至彭泽令，且最终归隐田间。而苏轼则一生未真正放弃其政治生涯。即使是在远迁海南的时期，苏轼也从未失去宋代士大夫的那份社会责任感，以诗作反映民间疾苦，针对当地农业、教育不发达的现状做出自己的努力。因此，与陶渊明不同，苏轼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陶渊明在仕与隐的矛盾中最终选择了隐，苏轼则是在向往着隐的同时选择了仕，这也意味着苏轼身上有着比陶渊明更加强烈的矛盾心理。所以尽管苏轼极力推崇并师法陶渊明之冲淡自然，但其文学创作中却仍旧难掩锋芒。元好问就曾做出这样的评价：“东坡和陶，气象只是东坡。”例如《和陶劝农六首》其一：“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怨愤劫质，寻戈相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 虽是和陶之作，却描述了汉族统治者压迫黎族人民、造成人民反抗的社会现实，充满着苏轼式的忧国忧民，与陶原诗的田园之趣有天壤之别。
这也成为许多人诟病苏轼之“学陶”“和陶”的原因。如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中的评价：“东坡与陶气质不类。故集中效陶、和陶诸作，真率处似之，冲漠处不及也。” [4]真率自然的人生态度，是苏轼与陶渊明最大的共同点。“冲漠处不及”的原因，正是在于苏轼一生都未放弃为国、为民出力的责任感，因而其心境无法如陶渊明一样平和。
苏轼一生推崇、师法陶渊明，是其人生经历、社会历史背景所致的必然。但同样地，这也使其在“学陶”“和陶”过程中体现出有别于陶渊明的个性。苏轼对陶渊明的心理认同，不是趋同，更不是模仿，而是以陶渊明为知己，这是一次跨越历史的心灵共鸣。
参考文献：
[1]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
[2]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
[3]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
[4]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
[5]朱靖华.苏轼论.京华出版社，1997.
[6]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
[7]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
[8]丁福保编.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