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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应首先从刺激转向稳健,进而到紧缩;即使是采取紧缩政策,密度不要过高、力度也不要过大
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V”型曲线的右端,诸多宏观经济指标都呈加快上升势头。面对这种情况,经济政策转型需积极应对国际挑战,审慎处理国内关系,推动宏观经济政策首先从刺激转向稳健,进而到紧缩。
应对三大国际挑战
从国际形势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三大挑战。
首先,在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国际市场供求格局的新变化。在金融危机之前,原有的世界供求格局中,美欧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则大量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高科技产品。
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以往的供求格局,在去杠杆化作用下,美欧国家纷纷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由此不断压缩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同时,为了改变长期贸易赤字,这些国家还加大了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力度。
这种变化从两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压力。一方面中国业已形成的以外需为目标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短期甚至长期内要稳定增加出口越来越困难,因为中国生产了太多世界发达国家目前要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另一方面,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政府鼓励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业也遇到来自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挑战。
在危机中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印尼、洪都拉斯等利用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开始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大有替代中国之势。因此,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遇到“高端”排挤和“低端”挤出效应。
其次,世界经济回暖后,由于大宗商品特别是资源性产品涨价,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成本有进一步提高的风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大经济体纷纷采取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
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这些流动性正沿着产业链不断向实体经济传递,最终必将引起石油、铁矿石、铜、铝、大豆、植物油等大宗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中国是资源短缺型国家,在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实质性转变之前,经济增长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性产品。
大宗资源性产品涨价,会明显增加中国的投入成本,给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更大的压力。
再次,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中国经济政策转型面临考验。在金融危机爆发时,美欧经济下滑,他们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帮助,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相对宽容。
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与复苏,美欧发达国家国内需求上升,经常账户得到改善,势必会采取多种方式加强贸易保护,由此将提高中国的出口阻力。就目前而言,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条款和技术壁垒,还有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
面对不断加强的贸易保护,我们企图延续危机前以及危机中所实行的政策安排,恐怕越来越难。
比如,针对美元贬值,中国面临两难选择,如果选择紧随美元贬值,不但会使中国既有的外汇储备相应贬值和蒸发,而且还将遭到世界许多经济体的强烈反应,他们会采取更加强烈的措施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如果较大幅度实行人民币升值,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短期内将受到很大打击,直接影响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就业。
谨慎处理国内关系
从国内形势看,当前中国经济政策转型面临四大关系需要谨慎处理。
第一,流动性过剩控制与既有投资刺激计划的关系。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3万多亿元,但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3.05万亿元,贷款发放了9.63万亿元。按道理,实施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回收多余的资金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
但是,既有的4万亿投资计划怎么进一步落实,是中国经济政策转型遇到的难题。如果紧缩过快、过紧,势必会形成半拉子工程、烂尾工程,造成许多不良贷款。
第二,以政府投资打头的经济增长与以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为主体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以投资打头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计划有效地替代了外需下滑,实现了经济的较高增长。
正常的经济增长不能过久、过强地依赖政府推动,必须依靠市场力量,让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成为增长的主体。问题是,危机过后,政府何时退出,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何时能及时、有效地接替政府去推进经济增长,这是我们急需处理的新课题。
第三,保平稳增长与防通胀的关系。十七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會议都提出,要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很显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就必须有适度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过快、过强、过密的收缩经济政策,势必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带来困难。
相反,防止通胀,是要实行适度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面对CPI、PPI已经由负变正、通胀预期正在形成的态势,如果过慢、过弱收缩经济政策,通胀程度势必会从轻度转化为中度甚至重度。
第四,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一般而言,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之间既是相辅相成的,又是矛盾的。因为,当短期增长中的许多因子恰好是促进长期增长中所需要的元素,此时每个短期经济增长相加组成长期的经济增长。但是,当短期增长中许多因子是不利于未来增长的元素的,此时短期增长将抑制长期增长。
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总量增长,盲目增加投资,结果造成产能进一步过剩,甚至上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这不利于长期增长。在经济政策转型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才能使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相吻合,这是本次金融危机过后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之一。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何转型需要选择。
是从强刺激政策首先转向稳健政策,还是直接转向紧缩政策;是采取强紧缩还是弱紧缩政策;还有,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上,是同时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还是先紧缩一个方面,都需要科学考虑。
当前,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快车道,但还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宏观经济政策应首先从刺激转向稳健,进而到紧缩;即使是采取紧缩政策,密度不要过高、力度也不要过大。在政策转向过程中,最好先采取单边政策选择,然后在经济全面持续过热时再采取双边紧缩政策选择。
总之,对经济增长进行宏观调控政策,要防止经济下滑过快、经济过冷,也要防止经济过快增长形成过热。■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V”型曲线的右端,诸多宏观经济指标都呈加快上升势头。面对这种情况,经济政策转型需积极应对国际挑战,审慎处理国内关系,推动宏观经济政策首先从刺激转向稳健,进而到紧缩。
应对三大国际挑战
从国际形势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三大挑战。
首先,在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国际市场供求格局的新变化。在金融危机之前,原有的世界供求格局中,美欧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则大量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高科技产品。
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以往的供求格局,在去杠杆化作用下,美欧国家纷纷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由此不断压缩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同时,为了改变长期贸易赤字,这些国家还加大了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力度。
这种变化从两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压力。一方面中国业已形成的以外需为目标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短期甚至长期内要稳定增加出口越来越困难,因为中国生产了太多世界发达国家目前要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另一方面,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政府鼓励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业也遇到来自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挑战。
在危机中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印尼、洪都拉斯等利用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开始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大有替代中国之势。因此,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遇到“高端”排挤和“低端”挤出效应。
其次,世界经济回暖后,由于大宗商品特别是资源性产品涨价,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成本有进一步提高的风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大经济体纷纷采取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
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这些流动性正沿着产业链不断向实体经济传递,最终必将引起石油、铁矿石、铜、铝、大豆、植物油等大宗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中国是资源短缺型国家,在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实质性转变之前,经济增长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性产品。
大宗资源性产品涨价,会明显增加中国的投入成本,给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更大的压力。
再次,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中国经济政策转型面临考验。在金融危机爆发时,美欧经济下滑,他们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帮助,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相对宽容。
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与复苏,美欧发达国家国内需求上升,经常账户得到改善,势必会采取多种方式加强贸易保护,由此将提高中国的出口阻力。就目前而言,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条款和技术壁垒,还有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
面对不断加强的贸易保护,我们企图延续危机前以及危机中所实行的政策安排,恐怕越来越难。
比如,针对美元贬值,中国面临两难选择,如果选择紧随美元贬值,不但会使中国既有的外汇储备相应贬值和蒸发,而且还将遭到世界许多经济体的强烈反应,他们会采取更加强烈的措施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如果较大幅度实行人民币升值,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短期内将受到很大打击,直接影响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就业。
谨慎处理国内关系
从国内形势看,当前中国经济政策转型面临四大关系需要谨慎处理。
第一,流动性过剩控制与既有投资刺激计划的关系。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3万多亿元,但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3.05万亿元,贷款发放了9.63万亿元。按道理,实施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回收多余的资金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
但是,既有的4万亿投资计划怎么进一步落实,是中国经济政策转型遇到的难题。如果紧缩过快、过紧,势必会形成半拉子工程、烂尾工程,造成许多不良贷款。
第二,以政府投资打头的经济增长与以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为主体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以投资打头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计划有效地替代了外需下滑,实现了经济的较高增长。
正常的经济增长不能过久、过强地依赖政府推动,必须依靠市场力量,让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成为增长的主体。问题是,危机过后,政府何时退出,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何时能及时、有效地接替政府去推进经济增长,这是我们急需处理的新课题。
第三,保平稳增长与防通胀的关系。十七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會议都提出,要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很显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就必须有适度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过快、过强、过密的收缩经济政策,势必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带来困难。
相反,防止通胀,是要实行适度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面对CPI、PPI已经由负变正、通胀预期正在形成的态势,如果过慢、过弱收缩经济政策,通胀程度势必会从轻度转化为中度甚至重度。
第四,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一般而言,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之间既是相辅相成的,又是矛盾的。因为,当短期增长中的许多因子恰好是促进长期增长中所需要的元素,此时每个短期经济增长相加组成长期的经济增长。但是,当短期增长中许多因子是不利于未来增长的元素的,此时短期增长将抑制长期增长。
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总量增长,盲目增加投资,结果造成产能进一步过剩,甚至上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这不利于长期增长。在经济政策转型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才能使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相吻合,这是本次金融危机过后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之一。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何转型需要选择。
是从强刺激政策首先转向稳健政策,还是直接转向紧缩政策;是采取强紧缩还是弱紧缩政策;还有,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上,是同时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还是先紧缩一个方面,都需要科学考虑。
当前,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快车道,但还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宏观经济政策应首先从刺激转向稳健,进而到紧缩;即使是采取紧缩政策,密度不要过高、力度也不要过大。在政策转向过程中,最好先采取单边政策选择,然后在经济全面持续过热时再采取双边紧缩政策选择。
总之,对经济增长进行宏观调控政策,要防止经济下滑过快、经济过冷,也要防止经济过快增长形成过热。■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