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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笔者通过对“八毛门”事件的分析，意在呼唤社会大众理性判断能力的回归，让媒体及社会大众对社会发展负起应有的责任。
【关键词】社会责任 媒体 社会理性
2011年9月8日，深圳媒体曝光，一患儿仅用八毛钱治好了在深圳市儿童医院需要10万元才能治好的病。
深圳一家媒体接到爆料后第二天便在未经查实的情况下刊登了对此事的报道，一时间引起舆论哗然，舆论一边倒的支持患者家属，指责医院。一个月后孩子病情反复，再次入院接受了手术治疗，费用花了2万元左右，和患儿父亲当初的叙述大相径庭。接着患者家属道歉、孩子接受手术后康复出院，媒体在一片指责声中道歉，事情就这样结束在公众视野中。
一、从医院到媒体——众矢之的
仔细分析这件事，会发现这次事件整个过程中有个舆论转向。首先是事件在媒体上一刊出，立即引起网络围观，传统媒体也迅速跟进，医院成为舆论中心；另一个舆论中心是后来事件真相大白后，医院沉冤得雪，媒体成了舆论中心。除了新闻从业人员、学者等对新闻专业主义缺失的媒体进行批评外，社会上对媒体的失实报道也嗤之以鼻，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谩骂媒体无良，强烈要求媒体道歉。从事件的整个过程看，医院、媒体、患儿家属都是参与人，唯一未参与的，但又是事件发展不可缺少的一方就是芸芸大众。“八毛门”事件中有人感慨“既是受益者，又是受害者”——因为这件事我们认识了医院的黑，认识了媒体的乱，也因为这件事我们感到最起码的医疗安全缺少了可依托的对象。试想，我们批判媒体的时候，该不该首先批判一下社会大众呢？媒体的权力来自社会大众的知情权，媒体的发展依靠的是市场力量，是发行量或收视率的大小，那么说到底，媒体迎合的还是社会大众的喜好和需求。如此看来，媒体反思的根本，还是为了引起社会的反思。
二、新闻生产的依据——社会需求
塔奇曼曾在其著述中指出“新闻是完成了的规划”，“新闻价值的评估是一个协商的现象。”①换句话就是说，新闻是新闻组织创造的结果（当然并非完全的抛弃客观性的随意发挥），新闻是被生产出来的。那么，新闻组织生产新闻、评估新闻价值依据的协商原则是什么呢？新闻是关于最新发生事实的报道。最初的新闻是为了传递重要信息而产生的，后来为了满足一些人所谓的低级趣味，街头小报也开始刊登一些奇闻怪事，香艳凶杀案等，以为娱乐。本来娱乐也无可厚非，然而为娱乐而娱乐，则破坏了新闻报道的初衷了。“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语气抱怨呢？”②
从新闻生产、发展的过程来看，新闻生产是新闻记者和新闻编辑根据社会的需要，同时为了自身更好发展而合作的结果。那么可不可以说，新闻最终只是为了迎合大众的趣味所在。社会大众需要的就是新闻机构要生产的。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娱乐本末倒置成了最重要的东西。就我国社会而言，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群众阶层的扩大和大众媒体的发展，使得少数媒体被某些人群的低级趣味牵着鼻子走，忽视了职业道德和职业修养，甚至忘记了记者的天职应当是服务社会，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使得社会良性发展。
所以，为了遏制新闻娱乐化倾向，从而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引导社会和谐发展，新闻从业人员要加强新闻专业主义教育。新闻专业主义要求以社会的公平发展、人们的权利得到公正的对待为最终目标，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媒介为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必须得到广告商的青睐。而广告商看重的是媒介的发行量（对报纸而言），简单点说，也就是媒介的“人气”，那么人气就是这个媒介有多少人愿意看，喜欢看。当记者首先是职业时，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只有当生理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才会追求精神的东西，追求更崇高的社会责任。
再来看媒介受众。新闻是呈现给社会大众看的，那就得问社会大众爱看什么？我们的社会现状是，一切都是以娱乐的形式，我们看新闻只把它当成一种消遣，只是一种“仿像”。“信息的内容，符号所指的对象相当微不足道。我们并没有介入其中，大众媒介并没有让我们去参照外界，它只是把作为符号的符号让我们消费”，“我们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着”③。看新闻，只是在读故事，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很难变成躬亲的实践。社会一味的追求娱乐，追求故事性新闻，媒体在市场化机制下只能顺着走。当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该换个角度重新审视社会和媒体的关系。
三、谁之过？——媒介还是社会大众
“八毛门”事件结束后，有不少人欲对媒介在事件中所遭受的批判正身。从整个事件中所有的报道来看，媒体并不是如大家所言的一边倒的倒向患儿家属一边，相反，从事件刊出之时起，便已经有媒体开始对事件进行了反思。如深圳新闻网刊出新闻三天后，《羊城晚报》便刊出《“8毛钱治好10万元病”续：院方建议申请第三方鉴定》的稿件，意在提醒社会大众，“八毛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存在。同一天，《信息时报》也刊登《广州医生：宜保守治疗，但不等于8毛钱能治愈》，从八毛钱药方的出具医生口中重新证实八毛钱药房只能缓解，并未根治。之后的一段时间，多家媒体都欲重新扭转舆论走向，然而，社会大众盲目的相信了自己曾经以为的。如9月16日中国网络电视台-复兴评论《“8毛门”原来只是我们希望的“真相”》，《广州日报》《“八毛治好病”为何那么多人信》，10月30日红网《“八毛门”启示：娱乐至死时代谁都不愿倾听》。
可见，事件发生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媒体刊登了关于事件的不同看法，甚至做了调查，是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报道。然而在社会大众眼里仍然抱着医院全责、医院无良的态度和看法。为什么我们注意了“八毛门”的开端，却不再关注事后的其他报道呢？在社会大众眼里，“八毛门”只是一个“过客”，还有无数的故事待我们去玩乐、共享，我们并没有试着去弄清整个事件的过程，并力图发现事件背后的原因，从而根本上改变这个状况。
最终事件结束，社会大众认为是媒体给他们下的套，是媒体犯了错，而媒体的错在于没有从一开始就搞清楚情况。诚然媒体未经调查便将事件刊出，实为大忌，然则为何社会在媒体调查事情实情时，又那么的漠然和排斥呢？效果理论表明受众是主动参与媒介信息的意义建构。主动的受众根据自己的心理倾向对文本进行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所以，“原来那句陈词滥调——‘眼见为实’——应当被修改为‘相信了就会见到’，这是因为预先设定的态度会影响人们的认知”。④
也就是说，因为社会的偏见，按照自己预先给定的态度——医院肯定是坑人的——来安排事件未来的发展，至少是在自我的心中预设这个发展趋势，所以对于为医院说话以及恳请大众慎重讨伐医院的报道，即使报道数量不在少数，一些人依然视若不见；因为不相信，所以看不见；也因为社会大众的漠然和麻木，“八毛门”事件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故事，至多只是一个提醒，提醒自己在遇到这个事件的时候要三思，此外什么也不是，所以我们不会太过关心背后的原因，因而也就不会去关注和自己看法不同的观点。
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试问媒体还该为整个“八毛门”事件负全责吗？笔者认为，诚然“八毛门”报道之初，媒体犯了未经核实之过，少数媒体的跟风报道也有违新闻专业主义，然而，从总体上而言，社会大众对正确报道的视而不见，对事件不加反思的态度和对自我偏见的无条件接受才是导致“八毛门”的症结所在。
四、呼唤社会理性回归
笔者看来，我们社会更要回归理性。网络媒体给了发言的自由权，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调侃、讽刺或者冷眼旁观的阶段，是否应该更进一步的维护自身的知情权。米尔斯认为在这个信息充沛的年代，“在这个‘事实的年代’，社会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⑤。
我们不能够完全生活在大众媒介的掩护下，社会大众急需重新唤醒自身的理性思考能力，利用信息增进思考，而缺乏思考正是“八毛门”事件反映的社会病态。“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⑥。
参考文献
①盖伊·塔奇曼：《做新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57
②⑥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3、211
③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1
④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49
⑤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三联书店,2001:3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叶水茂
【关键词】社会责任 媒体 社会理性
2011年9月8日，深圳媒体曝光，一患儿仅用八毛钱治好了在深圳市儿童医院需要10万元才能治好的病。
深圳一家媒体接到爆料后第二天便在未经查实的情况下刊登了对此事的报道，一时间引起舆论哗然，舆论一边倒的支持患者家属，指责医院。一个月后孩子病情反复，再次入院接受了手术治疗，费用花了2万元左右，和患儿父亲当初的叙述大相径庭。接着患者家属道歉、孩子接受手术后康复出院，媒体在一片指责声中道歉，事情就这样结束在公众视野中。
一、从医院到媒体——众矢之的
仔细分析这件事，会发现这次事件整个过程中有个舆论转向。首先是事件在媒体上一刊出，立即引起网络围观，传统媒体也迅速跟进，医院成为舆论中心；另一个舆论中心是后来事件真相大白后，医院沉冤得雪，媒体成了舆论中心。除了新闻从业人员、学者等对新闻专业主义缺失的媒体进行批评外，社会上对媒体的失实报道也嗤之以鼻，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谩骂媒体无良，强烈要求媒体道歉。从事件的整个过程看，医院、媒体、患儿家属都是参与人，唯一未参与的，但又是事件发展不可缺少的一方就是芸芸大众。“八毛门”事件中有人感慨“既是受益者，又是受害者”——因为这件事我们认识了医院的黑，认识了媒体的乱，也因为这件事我们感到最起码的医疗安全缺少了可依托的对象。试想，我们批判媒体的时候，该不该首先批判一下社会大众呢？媒体的权力来自社会大众的知情权，媒体的发展依靠的是市场力量，是发行量或收视率的大小，那么说到底，媒体迎合的还是社会大众的喜好和需求。如此看来，媒体反思的根本，还是为了引起社会的反思。
二、新闻生产的依据——社会需求
塔奇曼曾在其著述中指出“新闻是完成了的规划”，“新闻价值的评估是一个协商的现象。”①换句话就是说，新闻是新闻组织创造的结果（当然并非完全的抛弃客观性的随意发挥），新闻是被生产出来的。那么，新闻组织生产新闻、评估新闻价值依据的协商原则是什么呢？新闻是关于最新发生事实的报道。最初的新闻是为了传递重要信息而产生的，后来为了满足一些人所谓的低级趣味，街头小报也开始刊登一些奇闻怪事，香艳凶杀案等，以为娱乐。本来娱乐也无可厚非，然而为娱乐而娱乐，则破坏了新闻报道的初衷了。“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语气抱怨呢？”②
从新闻生产、发展的过程来看，新闻生产是新闻记者和新闻编辑根据社会的需要，同时为了自身更好发展而合作的结果。那么可不可以说，新闻最终只是为了迎合大众的趣味所在。社会大众需要的就是新闻机构要生产的。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娱乐本末倒置成了最重要的东西。就我国社会而言，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群众阶层的扩大和大众媒体的发展，使得少数媒体被某些人群的低级趣味牵着鼻子走，忽视了职业道德和职业修养，甚至忘记了记者的天职应当是服务社会，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使得社会良性发展。
所以，为了遏制新闻娱乐化倾向，从而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引导社会和谐发展，新闻从业人员要加强新闻专业主义教育。新闻专业主义要求以社会的公平发展、人们的权利得到公正的对待为最终目标，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媒介为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必须得到广告商的青睐。而广告商看重的是媒介的发行量（对报纸而言），简单点说，也就是媒介的“人气”，那么人气就是这个媒介有多少人愿意看，喜欢看。当记者首先是职业时，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只有当生理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才会追求精神的东西，追求更崇高的社会责任。
再来看媒介受众。新闻是呈现给社会大众看的，那就得问社会大众爱看什么？我们的社会现状是，一切都是以娱乐的形式，我们看新闻只把它当成一种消遣，只是一种“仿像”。“信息的内容，符号所指的对象相当微不足道。我们并没有介入其中，大众媒介并没有让我们去参照外界，它只是把作为符号的符号让我们消费”，“我们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着”③。看新闻，只是在读故事，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很难变成躬亲的实践。社会一味的追求娱乐，追求故事性新闻，媒体在市场化机制下只能顺着走。当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该换个角度重新审视社会和媒体的关系。
三、谁之过？——媒介还是社会大众
“八毛门”事件结束后，有不少人欲对媒介在事件中所遭受的批判正身。从整个事件中所有的报道来看，媒体并不是如大家所言的一边倒的倒向患儿家属一边，相反，从事件刊出之时起，便已经有媒体开始对事件进行了反思。如深圳新闻网刊出新闻三天后，《羊城晚报》便刊出《“8毛钱治好10万元病”续：院方建议申请第三方鉴定》的稿件，意在提醒社会大众，“八毛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存在。同一天，《信息时报》也刊登《广州医生：宜保守治疗，但不等于8毛钱能治愈》，从八毛钱药方的出具医生口中重新证实八毛钱药房只能缓解，并未根治。之后的一段时间，多家媒体都欲重新扭转舆论走向，然而，社会大众盲目的相信了自己曾经以为的。如9月16日中国网络电视台-复兴评论《“8毛门”原来只是我们希望的“真相”》，《广州日报》《“八毛治好病”为何那么多人信》，10月30日红网《“八毛门”启示：娱乐至死时代谁都不愿倾听》。
可见，事件发生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媒体刊登了关于事件的不同看法，甚至做了调查，是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报道。然而在社会大众眼里仍然抱着医院全责、医院无良的态度和看法。为什么我们注意了“八毛门”的开端，却不再关注事后的其他报道呢？在社会大众眼里，“八毛门”只是一个“过客”，还有无数的故事待我们去玩乐、共享，我们并没有试着去弄清整个事件的过程，并力图发现事件背后的原因，从而根本上改变这个状况。
最终事件结束，社会大众认为是媒体给他们下的套，是媒体犯了错，而媒体的错在于没有从一开始就搞清楚情况。诚然媒体未经调查便将事件刊出，实为大忌，然则为何社会在媒体调查事情实情时，又那么的漠然和排斥呢？效果理论表明受众是主动参与媒介信息的意义建构。主动的受众根据自己的心理倾向对文本进行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所以，“原来那句陈词滥调——‘眼见为实’——应当被修改为‘相信了就会见到’，这是因为预先设定的态度会影响人们的认知”。④
也就是说，因为社会的偏见，按照自己预先给定的态度——医院肯定是坑人的——来安排事件未来的发展，至少是在自我的心中预设这个发展趋势，所以对于为医院说话以及恳请大众慎重讨伐医院的报道，即使报道数量不在少数，一些人依然视若不见；因为不相信，所以看不见；也因为社会大众的漠然和麻木，“八毛门”事件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故事，至多只是一个提醒，提醒自己在遇到这个事件的时候要三思，此外什么也不是，所以我们不会太过关心背后的原因，因而也就不会去关注和自己看法不同的观点。
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试问媒体还该为整个“八毛门”事件负全责吗？笔者认为，诚然“八毛门”报道之初，媒体犯了未经核实之过，少数媒体的跟风报道也有违新闻专业主义，然而，从总体上而言，社会大众对正确报道的视而不见，对事件不加反思的态度和对自我偏见的无条件接受才是导致“八毛门”的症结所在。
四、呼唤社会理性回归
笔者看来，我们社会更要回归理性。网络媒体给了发言的自由权，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调侃、讽刺或者冷眼旁观的阶段，是否应该更进一步的维护自身的知情权。米尔斯认为在这个信息充沛的年代，“在这个‘事实的年代’，社会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⑤。
我们不能够完全生活在大众媒介的掩护下，社会大众急需重新唤醒自身的理性思考能力，利用信息增进思考，而缺乏思考正是“八毛门”事件反映的社会病态。“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⑥。
参考文献
①盖伊·塔奇曼：《做新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57
②⑥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3、211
③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1
④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49
⑤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三联书店,2001:3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叶水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