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二战后,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经过长期的国际实践与国内磨合,已经成为日本外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独特作用.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在助力国家总体外交、打破双边关系僵局、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提高对外援助效率、推动地方国际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中国可借鉴日本经验,从发挥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独特作用、建设中国特色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制度体系、建立高效灵活的半官方机构体系等方面推动地方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发挥更大、更有效的
【机 构】
：
厦门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二战后,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经过长期的国际实践与国内磨合,已经成为日本外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独特作用.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在助力国家总体外交、打破双边关系僵局、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提高对外援助效率、推动地方国际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中国可借鉴日本经验,从发挥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独特作用、建设中国特色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制度体系、建立高效灵活的半官方机构体系等方面推动地方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发挥更大、更有效的作用,深化“一带一路”多层次国际合作.
其他文献
在人的一切行动中,知识都发挥着无比重要的作用。知识的功能也就是知识的价值,除此之外,并不存在“知识中的价值”,关于真假的判断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在知识的应用中,我们应当注重的是知识的效用,不同类型的知识需要实现相互包容。关于知识的评价,只应涉及其效用,而不应因为知识真假的判断而对某些知识加以排斥,更不应产生知识霸权。在近代以来的工业社会中,知识霸权往往反映在作为知识化身的专家身上,由于专家凭着自身所拥有的知识而参与社会过程,缺乏社会关怀,所发挥的往往是消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专家参与决策也许构成了风险社
遵循符号主义或逻辑主义研发路径的第一代人工智能与情感没有直接关联,而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当今遵循联结主义路径、模拟人脑神经元系统的人工神经元网络,则与情感有直接关联,正在快速、全方位向各门类艺术生产领域渗透,并使“人类共情”走向“人工共情”,引发审美心理范式重大转型。审美移情说揭示人可以把情感移入外界物上,这为人与人工智能机器所自动创作的文艺作品物产生共情,提供了基本依据;与移情相关的“内模仿”“机械的解释”“人格化的解释”等理论,对于探讨与人工共情相关的人工神经元网络以及机器是否具有情感等有重要启示。超
马克思的哲学是主张自主自觉地改变世界的哲学,它让哲学家以积极的态度介入世界而不是以理性的旁观者身份观察世界,它不把世界理解为有待我们认识的静止的世界,而是理解为本身就不断变化发展、必须推动其变化发展的世界。解释世界的哲学离不开改变世界,只有在改变世界中才能对世界做出科学的、合理的解释或认识。并不是所有解释世界的哲学都是改变世界所需要的,改变世界有时候需要改变一些对世界的解释有问题的哲学。改变世界严格说来需要的是“认识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给世界一个解释、用语言去解说现存世界的“解释世界”,与让人们去看
以漂流民为媒介的交往是日俄早期关系的基本交往形式.看似偶然的漂流事件,使横亘在日俄两国间的海洋由壁垒变成窗口、由天堑变为通途.日本漂流民可以被视为两国间的“特殊使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日俄关系的发生与发展,其作用可以从国际政治、文化认同、情报搜集传递等三个视角得以体现.日俄外交史上的漂流事件初现了日俄间的政治博弈,体现出东北亚地区秩序在国际大格局中的复杂形势.
《唐律》以畜“主(临时专制亦为主)”为动物致损责任主体,体现了颇具特色的立法逻辑.其一,“主”字的运用体现了“详略相辅”的布局性.“详”是指以解释阐述、举例说明等方式较为详细地界定了“主”的核心含义;“略”是指在相关的、变化的情形中仍以“主”为责任主体,并未随着变化了的新案情而另用他词.其二,“主”字的运用体现了“一以贯之”的体系性.在动物致损、赃物返还、田产交易等众多领域中,均可见以“主”为相关责任主体的用法.在贯彻“专制即主”的价值取向方面,各领域中“主”的含义具有统一性,但基于具体案情的不同,各领域
二战后,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个人口转折点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标志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降低;2009年,日本的总人口达到峰值,强化了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由于形势误判和政策滥用,日本既未能实际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造成潜在增长率一降再降,也未能有效改善可持续的需求因素,使实际增长率经常性低于增长潜力.这致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表现出低通货膨胀率、低长期利率、低经济增长率等典型特征.其他发达国家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状况时也常常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关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工作作风等精神品质的总和。传承红色基因与基层社会治理在价值目标、实践主体和实践内容上相互契合,具有内在的耦合关系。作为红色文化的精髓与灵魂,红色基因是以优秀精神品质为主体的先进红色文化形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价值引领、道德建设和规范约束的功能。传承红色基因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耦合关系和红色基因的特殊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决定了红色基因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性。在实践中,要推进红色基因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就必须要从融入理念、融入渠道和
回答“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合理打开方式是阐释清楚“马克思是如何理解正义的”。社会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理解正义概念的原初语境,马克思的正义批判、正义阐释与正义建构都蕴含着社会历史辩证法的运用。社会历史辩证法具有多重维度,通过维度之一的自由辩证法可以清楚透视马克思多次批判法权正义,根本原因在于法权正义无法实现马克思所追求的个性自由、自由全面发展等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通过维度之二的范畴辩证法可以深刻理解马克思阐释正义的范式革命,不同于“观念的建构”的正义观,马克思通过财产所有权、生产方式、资本、劳动等政
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正义也应当是民法的最高价值。民法哲学正义观回应民法规范“为什么”和“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是民法中的“法理”。民法典总则编的正义观是民法典正义观的缩影和集中展现。我们应当否弃民法矫正正义一元正义观,树立多元正义观。民法典总则编的正义观并不简单等同于矫正正义,还包括回报正义、公道正义、分配正义、程序正义和代际正义,展现为多元正义观。回报正义在交易生活领域对应交换正义,在非交易生活领域体现为友爱平等观。与回报正义相对应,矫正正义主要对非自愿交易行为进行规制,以矫正因非自愿交易行为所导致当事
黑格尔伦理学说是对近代早期以来一直困扰学界的“群己权界”问题的一种深刻回答.黑格尔认为,社会活动与人际关系均扎根于生活世界整体(伦理实体),而且后者的概念并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更高层面上绝对者的自我实现.这意味着我们既要在实体性根据的意义上看待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与世界历史,又不能以这些伦理形态为终极根据,误将它们(比如国家)当作世界的归宿.以往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从黑格尔同时代人到霍耐特的研究)大都撇开了它的形而上学根据,仅仅就法哲学(或其部分内容)而论断法哲学.菲韦克重视法的形而上学根据,但在对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