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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大陆的哲学学科作为一门专业学术领域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演变过程。从学科取向上看， 大致形成了三个主要相对独立的学术范式群: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与创新，西方哲学的翻译与解读。在今天中国，哲学理论进一步发展，呼唤哲学的创新和当代中国新哲学的产生，我们应当如何妥善处理三大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 并通过对三大哲学体系的综合创新， 来建设中国当代新哲学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在中、西、马哲对话中建设中国新哲学的背景
当代中国人研究中、西、马哲关系，有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立足点、独特解读法，要获悉其中途径就必须弄清研究的背景。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西方文化的全面颠覆，中国哲学的言语方式发生了断裂，丧失了文化自我的中国哲学，脱离西方哲学的词汇就没法言说哲学。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一场民族复兴的伟大运动正在悄然来临。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呼唤着对自己文化的重新评估和对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而我们要建立一种有别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样式，当务之急便是构造一种与西方理性主义哲学文化相异的当代中国新哲学，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不可推卸的使命。
那么，哲学界如何超越三大学科界限， 拆除学科壁垒，共享哲学资源， 展开各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通过三大学术群体的良性互动以推动中国新哲学的早日创生？这涉及到在中、西、马哲对话中建设中国新哲学的目标、途径等问题。
在中、西、马哲对话中建设中国新哲学的目标
在中、西、马互动中建设的中国新哲学，应以什么为目标呢？
今后中国新哲学， 是中国以往哲学的继续发展。然而却也要适应世界哲学大流。迎头赶上就是在现代西方哲学所达到的境界为基础而对其作更进一步的发展。知古可以鉴今， 我们不妨以理学诞生经验为借鉴。唐宋时期， 中国文化呈儒、释、道三教并立状态。儒、释、道三教的文化论争， 包含着正统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理学家大多出佛入老， 然后返之于“六经”， 在融会创新中， 以理学的形式将儒、释、道三教熔于一炉， 从而解决了儒、释、道三教之间长期的对立和文化论争。同样， 未来中国新哲学的建设， 也有赖于中、西、马三种哲学的良性互动。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 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 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有变革现实的力量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汇通与融合，其根本目的是建构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这应该是建设中国新哲学的目标。
在中、西、马哲对话中建设中国新哲学的途径
中、西、马哲如何交融汇通? 在中国当前的话语情境中， 基本的途径是研究中国哲学的、研究西方哲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们， 各自立足当代、结合实践， 把握这三类哲学的核心理念、学术品格， 分析并反思其时代价值， 同时， 利用可解析的哲理要素和可移位的传承成分，推进其与时俱进的发展。当代中国和世界， 都日趋多元化。反映这种多元化时代的哲学， 也必定具有多元化的存在方式。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主导性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它的社会职能是为全国人民指明前进方向， 提供政治团结和社会和谐的哲学基础；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存，它的社会职能是传播和发扬中国的文化精神， 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作出贡献；西方哲学是中国哲学不断发展的资源， 它的社会职能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思想， 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更新和发展。我们所说的交融汇通，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 提倡中、西、马哲之间相互利用其学术资源， 求其同， 求发展。
1、要打破学科壁垒和思想藩篱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专业分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哲学上的反应就是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逻辑学、科学技术哲学在内的八个二级学科。这在推动哲学研究深化、专门化方面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却给我们带来了学科壁垒、甚至是思想藩篱。学科的分离导致了专门化的哲学教育，我们培养的往往是具有单一学科背景的专门人才，难以培养出具有“宽口径”、“厚基础”哲学通才。哲学界也已经认识到学科壁垒对哲学研究者所造成的哲学视野、研究路径和学识方面的缺陷，并对哲学二级学科之间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融合正在作出积极的努力。使我们看到了中西马哲学科之间汇通与融合的希望。
2、必须对作为“范式”的传统哲学教科书进行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哲学原理教科书却一直没有根本的变化，严重脱离了中国的现实生活。哲学原理教科书往往是以素朴实在论即常识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哲学，把哲学变成冠以哲学名词的常识，从而忽略了哲学的真正意义。
早在上世纪前半叶， 中国哲学前辈们就曾表达过他们对中国新哲学诞生的展望。例如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部分写道：“西洋哲学及其方法已输入了中国， 人们虽一时不免为西洋哲学所震炫而低伏， 但需要新哲学的呼声已可以听到， 我们期待着一个可以媲美先秦的哲学灿烂的情形之到来。”面对由中哲、西哲、马哲三大哲学体系构成的当前中国独特的哲学生态， 我们应当有理由相信， 通过中、西、马三大哲学体系的融通， 通过三大学术群体的自我敞开和自我超越， 一个恢复了中国哲学主体性的时代， 一个激活了中国哲学创造力的时代， 一个形成中国新哲学的时代， 一定会到来。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在中、西、马哲对话中建设中国新哲学的背景
当代中国人研究中、西、马哲关系，有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立足点、独特解读法，要获悉其中途径就必须弄清研究的背景。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西方文化的全面颠覆，中国哲学的言语方式发生了断裂，丧失了文化自我的中国哲学，脱离西方哲学的词汇就没法言说哲学。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一场民族复兴的伟大运动正在悄然来临。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呼唤着对自己文化的重新评估和对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而我们要建立一种有别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样式，当务之急便是构造一种与西方理性主义哲学文化相异的当代中国新哲学，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不可推卸的使命。
那么，哲学界如何超越三大学科界限， 拆除学科壁垒，共享哲学资源， 展开各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通过三大学术群体的良性互动以推动中国新哲学的早日创生？这涉及到在中、西、马哲对话中建设中国新哲学的目标、途径等问题。
在中、西、马哲对话中建设中国新哲学的目标
在中、西、马互动中建设的中国新哲学，应以什么为目标呢？
今后中国新哲学， 是中国以往哲学的继续发展。然而却也要适应世界哲学大流。迎头赶上就是在现代西方哲学所达到的境界为基础而对其作更进一步的发展。知古可以鉴今， 我们不妨以理学诞生经验为借鉴。唐宋时期， 中国文化呈儒、释、道三教并立状态。儒、释、道三教的文化论争， 包含着正统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理学家大多出佛入老， 然后返之于“六经”， 在融会创新中， 以理学的形式将儒、释、道三教熔于一炉， 从而解决了儒、释、道三教之间长期的对立和文化论争。同样， 未来中国新哲学的建设， 也有赖于中、西、马三种哲学的良性互动。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 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 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有变革现实的力量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汇通与融合，其根本目的是建构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这应该是建设中国新哲学的目标。
在中、西、马哲对话中建设中国新哲学的途径
中、西、马哲如何交融汇通? 在中国当前的话语情境中， 基本的途径是研究中国哲学的、研究西方哲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们， 各自立足当代、结合实践， 把握这三类哲学的核心理念、学术品格， 分析并反思其时代价值， 同时， 利用可解析的哲理要素和可移位的传承成分，推进其与时俱进的发展。当代中国和世界， 都日趋多元化。反映这种多元化时代的哲学， 也必定具有多元化的存在方式。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主导性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它的社会职能是为全国人民指明前进方向， 提供政治团结和社会和谐的哲学基础；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存，它的社会职能是传播和发扬中国的文化精神， 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作出贡献；西方哲学是中国哲学不断发展的资源， 它的社会职能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思想， 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更新和发展。我们所说的交融汇通，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 提倡中、西、马哲之间相互利用其学术资源， 求其同， 求发展。
1、要打破学科壁垒和思想藩篱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专业分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哲学上的反应就是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逻辑学、科学技术哲学在内的八个二级学科。这在推动哲学研究深化、专门化方面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却给我们带来了学科壁垒、甚至是思想藩篱。学科的分离导致了专门化的哲学教育，我们培养的往往是具有单一学科背景的专门人才，难以培养出具有“宽口径”、“厚基础”哲学通才。哲学界也已经认识到学科壁垒对哲学研究者所造成的哲学视野、研究路径和学识方面的缺陷，并对哲学二级学科之间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融合正在作出积极的努力。使我们看到了中西马哲学科之间汇通与融合的希望。
2、必须对作为“范式”的传统哲学教科书进行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哲学原理教科书却一直没有根本的变化，严重脱离了中国的现实生活。哲学原理教科书往往是以素朴实在论即常识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哲学，把哲学变成冠以哲学名词的常识，从而忽略了哲学的真正意义。
早在上世纪前半叶， 中国哲学前辈们就曾表达过他们对中国新哲学诞生的展望。例如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部分写道：“西洋哲学及其方法已输入了中国， 人们虽一时不免为西洋哲学所震炫而低伏， 但需要新哲学的呼声已可以听到， 我们期待着一个可以媲美先秦的哲学灿烂的情形之到来。”面对由中哲、西哲、马哲三大哲学体系构成的当前中国独特的哲学生态， 我们应当有理由相信， 通过中、西、马三大哲学体系的融通， 通过三大学术群体的自我敞开和自我超越， 一个恢复了中国哲学主体性的时代， 一个激活了中国哲学创造力的时代， 一个形成中国新哲学的时代， 一定会到来。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