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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阳光温暖，藤萝缠绕的凉亭，五六只小猫跑来跑去。离休多年的新华社记者戴煌在老伴的搀扶下，拄着拐杖走出书房来晒太阳。
这里是北京市延庆县的康庄镇，八达岭长城、康西草原近在咫尺。冬春在宣武，夏秋在延庆，成了戴煌老两口几年来的生活规律。
83岁的戴煌，腿脚不很灵便了。
推门进客厅，他正伏在宽大的餐桌上卖力地写着文章。一沓方格稿纸，他已经写完了五六页，字体工整而挺拔。每写完一页，他便扶一扶老花镜，抬起头来，亮出光亮的脑门儿。
“哎呀，整齐不整齐，看不太清啦，我就是抄着影子往上写啊。”把笔放到桌子上，接过老伴递来的湿毛巾，戴煌擦了擦汗，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感叹自己的视力越来越不跟劲。
戴煌随和而健谈。他听力尚可，反应很快，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里，说到有意思的事，会开怀大笑起来，甚至手舞足蹈。提起可憎之人，他常毫无忌惮地狠批上几句。而念及伤心过往，他不只一次哽咽无语，老泪纵横。
戴煌对数字尤其是年份日期特别敏感。他会清晰地回想起某年某月某日中央作过什么决定，他自己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而他做的说的，又是如何被添油加醋、上纲上线地扭曲。
新四军、新华社记者、右派、劳改、判刑、入狱、21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关键词，组成戴煌一生的命运大腾挪。
1928年出生，16岁入党，19岁进入新华社，在记者这一岗位上，戴煌多次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地一线发回过各种报道。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到朝鲜战争、奠边府战役，在划成右派之前，他已是新华社的高级军事记者。
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冰窟窿里舍身救朝鲜小朋友的事迹，是戴煌从朝鲜一线发回新华社的大量作品中的一篇。这篇通讯经新华社播发没多久，故事传遍了全球，随即被选入中国小学语文课本。
1957年，整风，反右，作为老党员，戴煌向党中央直言进谏，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因此被流放，判刑，命运一落千丈。
当右派身份去除，名誉恢复，再回新华社时，已是1978年，这时戴煌已经五十多岁了，距离1990年新华社宣布他退休，只剩12年。
物是人非，痛定思痛，戴煌对时局时事有了不同以往的深刻认知。
戴煌有过反省，自知太耿直，容易得罪人。可直到今天，他也不认为这是什么缺点。
1962年，无力承受周遭指指戳戳的前妻，选择了和右派戴煌离了婚，先后带走了两个女儿。
两年后，来北京探亲的女工潘京荣，经人介绍认识了戴煌，和他重新组建了家庭。戴煌对妻子的无私大爱深为感动，他动情地将潘京荣唤为潘雪媛，“雪中送炭、雪里来援”。
后来，这个名字写入了户口本。
婚后没多久，戴煌再度被囚于山西，此后多年间，妻子潘雪媛带着他们婚后再生的两个女儿，独自支撑着贫苦的生活，背负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精神几度近于崩溃。
沉痛铭刻在了心里。
老伴一次次地给戴煌擦拭着泪水，劝他忘掉伤心事，多想快乐时。
现在80多岁了，身体常有小恙，即便如此，每年戴煌仍要接待很多找到家里的访民。他替他们转交材料，为他们的不幸奔走，甚至亲自陪着他们去上访，或为他们联系记者、律师，以求申冤，以求公道。
对这些当事人，他直言感同身受。
端过老伴递到嘴边的茶水，戴煌喝下几口，接着，他颤颤巍巍地，从身后拿出一份稿件，这是他在前几天才写完的一篇，是应新华社80周年社庆征稿所做的。
“新华社，八十年了啊，可是有多少时候，它在讲真话呢！”戴煌皱紧眉头，语气沉痛。
从老革命到战地记者
南都周刊：在成为战地记者前，你已经是新四军的一员，现在回头看，是个老革命了。
戴煌：我12岁就准备参加八路军，家里边都不同意，结果后来就当了学校的儿童团长。1941年春天皖南事变发生，粟裕的一支部队正在我们那儿打游击，借用了我们学校的场地，要开一个声讨国民党的大会。因为我是学校的儿童团团长，他们也请我到会上看。我看到了整个部队里的兵，很气愤地把刚刚戴到帽子上的国民党的帽徽，纷纷撕下来，放在脚下踩。他们对国民党很不满。
1944年，我就参加了新四军的一个文工团。穿上新四军军装后，回家让我父母看看，想着让他们高兴高兴，但是家里人很害怕。那时候参加新四军，怎么得了啊。被日本鬼子发现了，全家大小都要“撕拉撕拉”的。所以就改了名字，也改了学历。这样别人调查，也不知道我是哪个戴家的人。
南都周刊：加入新四军时，你父亲是不同意的？
戴煌：是啊，父亲很不屑，他看不起我。他说，你不应该参加新四军，应该参加国民党的队伍。我父亲说，孙中山把清王朝推翻了，这是伟大的，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事业，是革命正统。我父亲就是这种思想，这方面我和他没怎么交流过。
我在参加革命的时候，我的长辈们相信国民党是主流，相信共产党的不多。当时参加革命的人，都是想打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共产主义天下。国民党已经反动了，我认为当时共产党是好的。
我上面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排行老六。父亲上学时成绩很好，虽然没有考上举人，论资历相当于贡生吧，在当地是比较有名的，后来他学医，成了一个医生。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在镇上有好几家店铺，谈不上最富有，但家庭经济没有困难，有名望。父亲也希望我学医。我十几岁读初中补习班时，他就拿出很多医书让我看，让我背。我没兴趣，背不出来。
南都周刊：你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好感是从哪里来的？
戴煌：我出生在江苏阜宁沟墩镇。1940年，黄克诚的部队到了苏北，就是从这时，我对共产党有好的看法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之前，国民党的部队，每次经过我们那个小镇，都要在街上饭馆里大吃大喝。而八路军来了以后，各个连队加起来有好几千人，他们在空地上集合，坐在自己的小背包上。
那时候已经是深秋了，我们这些在旁边围观的，都穿上袍子甚至套上棉坎肩了，可他们还穿着单衣甚至光着脚。他们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着《黄河大合唱》，劲头很足。他们在镇上住了一个礼拜，我没看到过他们有任何一个人吃过饭馆，吃烧饼油条的都没见过。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和国民党的部队不一样，这才是人民的军队，我要加入到他们中间去。
南都周刊：当时你对国共两党的异同还有哪些了解？
戴煌：我讲一件小事吧。1936年夏，蒋介石五十大寿，当时我才八岁。我们这些小孩子啊，排着队，拿着小旗，在街上走，喊着“蒋委员长万岁”。结果到了冬天呢，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扣起来了。
可在扣起来之前，蒋介石是中国国家元首的待遇啊，但我父亲和邻居们是讲过蒋介石的笑话的。我父亲说，蒋介石到了西安，他到华清池洗澡去了。正洗着呢，有人从外面推门向里边一看。哎呀，洗澡池子里，躺着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大乌龟。后来这个人就说，蒋介石其实是大烏龟变的。
父亲讲完以后，大家哈哈大笑。可是大家一笑也就完了，没人汇报到蒋介石那里去。这件事情我记忆非常深刻。
南都周刊：为什么？
戴煌：后来我长大了，被打成右派了，就老想起这件事。
我们这些人啊，参加革命的时候，对共产党强调的那些口号，非常信服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到现在都信服。结果打下的天下呢？
“多数人在混饭吃”
南都周刊：在文工团期间，怎么成为记者的？
戴煌：演戏唱歌我也参加了。但是我不是喜欢写文章吗，打下淮阴了，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战士和群众》，当年就被苏北报纸评为“九一记者节的好稿”，那时候记者节是9月1号，现在变成11月了，那时我17岁。
后来，文工团按个人爱好分成4个组，包括音乐组、美术组、戏剧组、写作组，我是写作组组长，那时候我18岁。后来又要成立各个分区的新闻记者联合会，我被提名为盐阜区的新闻记者联合会理事。
1947年，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成立，就把我从苏北文工团调出来当记者去了。一起调了3名记者。进入射阳县文工团是1944年，进新华社是1947年。在这三年时间里，我从射阳县文工团，到苏北文工团，到新华社，经过了这几个阶段。到新华社，我又先后去了越南、朝鲜等地采访报道。从国内到国外，现在记得的有三四十回，经历枪林弹雨啊。
南都周刊：1957年，你被打成了右派。
戴煌：当时，因为我说的那句“反对神话和特权”，让我去北大荒劳改，回来后在新华社做资料工作，不当记者了。后来又说我坚持反动思想，1964年又把我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1969年林彪一号命令，很多干部去五七干校，又把我们在天津北京上海的右派分子，押送到山西去劳改。
直到1978年，我被恢复党籍，恢复行政级别。但这不叫“平反”，而是“改正”，没有赔偿。牢是白坐了。像我这样受苦，要补我几百万才对啊。国庆节过了后，我就重新跨进新华社的大门。
直到1990年最后一天退休，我在新华社干到将近63岁。
南都周刊：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退休？
戴煌：我告诉你吧，本来新华社是叫我们一直这样延续下去的。以前有人延长到了70多岁才退休。62岁退休也无所谓，但是，按照中央的规定，在我退休以前，单位一定要通知到我本人，而且要问问我有意见没有。但这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有人写了个离休报告，把我们这些人的关系打到老干部局去了。
隔了几个月，老干部局打电话给我说，老戴呀，你已经离休了呀。我一愣。当时我还在单位上着班呢。
南都周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戴煌：我这个人比较刺头嘛。
对穆青，我就看不起。焦裕禄的报道本来是周原写的，他们后来补充采访，对周原的稿子只改动了几个字，然后穆青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了上去。我很看不惯。后来他还向北京日報女记者说这个文章是他穆青写的。
退休前，我有一个稿子，写的是一机部副部长沈鸿。穆青把我的稿子拿去了，但他迟迟不表态。大概想在上面加他的名字吧。我很不客气地把稿子要回来了。
后来郭超人当新华社副社长了。他去过我家里几回。他劝我说，老戴呀，你得多到后面去跑一跑啊。也就是多到穆青家里跑一跑。我才不去呢。
穆青和李普后来住在同一层楼里，他们一个在这边儿，一个在那边儿，挨着。李普和我关系很好，我经常去找他聊天。但我就是不到穆青家里去。穆青派他老婆到李普家里，想看看我和李普到底在谈些什么。
我这一辈子啊，就这个脾气，看不惯的人，天皇老子我也不怕，也不理。
南都周刊：作为一名老记者，你评价下当下媒体？
戴煌：我觉得，媒体应该主持正义，应该按照宪法的精神去讲真话，应该把个人利益摆在次要位置，要有革命的勇气。
现在的媒体啊，虽然并非全部是官办，但它要维持生存啊，即便它心里不服气，表面上要装作服气的样子啊。现在的媒体人啊，很复杂，有好的，有胆识，但为数不多，多数人是在混饭吃，在看着上面人的脸色办事。
南都周刊：回过头来看，在新华社待了这么多年，你对这个机构有哪些自己的认识？
戴煌：1949以前，新华社是很好的，它讲真话；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几千万人，国庆十周年时，新华社居然还在那里宣传全国大丰收。
2010年5月，胡耀邦时代最后一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去世了。新京报关于朱厚泽的历史和为人，登了一整版的内容。新华社呢，它只发了两三行字的小消息，连朱厚泽曾经当过中宣部部长这回事都不提。这是偶然的吗？
现在的媒体啊，虽然并非全部是官办，但它要维持生存啊，即便它心里不服气，表面上要装作服气的样子啊。
这里是北京市延庆县的康庄镇，八达岭长城、康西草原近在咫尺。冬春在宣武，夏秋在延庆，成了戴煌老两口几年来的生活规律。
83岁的戴煌，腿脚不很灵便了。
推门进客厅，他正伏在宽大的餐桌上卖力地写着文章。一沓方格稿纸，他已经写完了五六页，字体工整而挺拔。每写完一页，他便扶一扶老花镜，抬起头来，亮出光亮的脑门儿。
“哎呀，整齐不整齐，看不太清啦，我就是抄着影子往上写啊。”把笔放到桌子上，接过老伴递来的湿毛巾，戴煌擦了擦汗，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感叹自己的视力越来越不跟劲。
戴煌随和而健谈。他听力尚可，反应很快，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里，说到有意思的事，会开怀大笑起来，甚至手舞足蹈。提起可憎之人，他常毫无忌惮地狠批上几句。而念及伤心过往，他不只一次哽咽无语，老泪纵横。
戴煌对数字尤其是年份日期特别敏感。他会清晰地回想起某年某月某日中央作过什么决定，他自己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而他做的说的，又是如何被添油加醋、上纲上线地扭曲。
新四军、新华社记者、右派、劳改、判刑、入狱、21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关键词，组成戴煌一生的命运大腾挪。
1928年出生，16岁入党，19岁进入新华社，在记者这一岗位上，戴煌多次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地一线发回过各种报道。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到朝鲜战争、奠边府战役，在划成右派之前，他已是新华社的高级军事记者。
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冰窟窿里舍身救朝鲜小朋友的事迹，是戴煌从朝鲜一线发回新华社的大量作品中的一篇。这篇通讯经新华社播发没多久，故事传遍了全球，随即被选入中国小学语文课本。
1957年，整风，反右，作为老党员，戴煌向党中央直言进谏，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因此被流放，判刑，命运一落千丈。
当右派身份去除，名誉恢复，再回新华社时，已是1978年，这时戴煌已经五十多岁了，距离1990年新华社宣布他退休，只剩12年。
物是人非，痛定思痛，戴煌对时局时事有了不同以往的深刻认知。
戴煌有过反省，自知太耿直，容易得罪人。可直到今天，他也不认为这是什么缺点。
1962年，无力承受周遭指指戳戳的前妻，选择了和右派戴煌离了婚，先后带走了两个女儿。
两年后，来北京探亲的女工潘京荣，经人介绍认识了戴煌，和他重新组建了家庭。戴煌对妻子的无私大爱深为感动，他动情地将潘京荣唤为潘雪媛，“雪中送炭、雪里来援”。
后来，这个名字写入了户口本。
婚后没多久，戴煌再度被囚于山西，此后多年间，妻子潘雪媛带着他们婚后再生的两个女儿，独自支撑着贫苦的生活，背负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精神几度近于崩溃。
沉痛铭刻在了心里。
老伴一次次地给戴煌擦拭着泪水，劝他忘掉伤心事，多想快乐时。
现在80多岁了，身体常有小恙，即便如此，每年戴煌仍要接待很多找到家里的访民。他替他们转交材料，为他们的不幸奔走，甚至亲自陪着他们去上访，或为他们联系记者、律师，以求申冤，以求公道。
对这些当事人，他直言感同身受。
端过老伴递到嘴边的茶水，戴煌喝下几口，接着，他颤颤巍巍地，从身后拿出一份稿件，这是他在前几天才写完的一篇，是应新华社80周年社庆征稿所做的。
“新华社，八十年了啊，可是有多少时候，它在讲真话呢！”戴煌皱紧眉头，语气沉痛。
从老革命到战地记者
南都周刊：在成为战地记者前，你已经是新四军的一员，现在回头看，是个老革命了。
戴煌：我12岁就准备参加八路军，家里边都不同意，结果后来就当了学校的儿童团长。1941年春天皖南事变发生，粟裕的一支部队正在我们那儿打游击，借用了我们学校的场地，要开一个声讨国民党的大会。因为我是学校的儿童团团长，他们也请我到会上看。我看到了整个部队里的兵，很气愤地把刚刚戴到帽子上的国民党的帽徽，纷纷撕下来，放在脚下踩。他们对国民党很不满。
1944年，我就参加了新四军的一个文工团。穿上新四军军装后，回家让我父母看看，想着让他们高兴高兴，但是家里人很害怕。那时候参加新四军，怎么得了啊。被日本鬼子发现了，全家大小都要“撕拉撕拉”的。所以就改了名字，也改了学历。这样别人调查，也不知道我是哪个戴家的人。
南都周刊：加入新四军时，你父亲是不同意的？
戴煌：是啊，父亲很不屑，他看不起我。他说，你不应该参加新四军，应该参加国民党的队伍。我父亲说，孙中山把清王朝推翻了，这是伟大的，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事业，是革命正统。我父亲就是这种思想，这方面我和他没怎么交流过。
我在参加革命的时候，我的长辈们相信国民党是主流，相信共产党的不多。当时参加革命的人，都是想打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共产主义天下。国民党已经反动了，我认为当时共产党是好的。
我上面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排行老六。父亲上学时成绩很好，虽然没有考上举人，论资历相当于贡生吧，在当地是比较有名的，后来他学医，成了一个医生。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在镇上有好几家店铺，谈不上最富有，但家庭经济没有困难，有名望。父亲也希望我学医。我十几岁读初中补习班时，他就拿出很多医书让我看，让我背。我没兴趣，背不出来。
南都周刊：你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好感是从哪里来的？
戴煌：我出生在江苏阜宁沟墩镇。1940年，黄克诚的部队到了苏北，就是从这时，我对共产党有好的看法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之前，国民党的部队，每次经过我们那个小镇，都要在街上饭馆里大吃大喝。而八路军来了以后，各个连队加起来有好几千人，他们在空地上集合，坐在自己的小背包上。
那时候已经是深秋了，我们这些在旁边围观的，都穿上袍子甚至套上棉坎肩了，可他们还穿着单衣甚至光着脚。他们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着《黄河大合唱》，劲头很足。他们在镇上住了一个礼拜，我没看到过他们有任何一个人吃过饭馆，吃烧饼油条的都没见过。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和国民党的部队不一样，这才是人民的军队，我要加入到他们中间去。
南都周刊：当时你对国共两党的异同还有哪些了解？
戴煌：我讲一件小事吧。1936年夏，蒋介石五十大寿，当时我才八岁。我们这些小孩子啊，排着队，拿着小旗，在街上走，喊着“蒋委员长万岁”。结果到了冬天呢，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扣起来了。
可在扣起来之前，蒋介石是中国国家元首的待遇啊，但我父亲和邻居们是讲过蒋介石的笑话的。我父亲说，蒋介石到了西安，他到华清池洗澡去了。正洗着呢，有人从外面推门向里边一看。哎呀，洗澡池子里，躺着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大乌龟。后来这个人就说，蒋介石其实是大烏龟变的。
父亲讲完以后，大家哈哈大笑。可是大家一笑也就完了，没人汇报到蒋介石那里去。这件事情我记忆非常深刻。
南都周刊：为什么？
戴煌：后来我长大了，被打成右派了，就老想起这件事。
我们这些人啊，参加革命的时候，对共产党强调的那些口号，非常信服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到现在都信服。结果打下的天下呢？
“多数人在混饭吃”
南都周刊：在文工团期间，怎么成为记者的？
戴煌：演戏唱歌我也参加了。但是我不是喜欢写文章吗，打下淮阴了，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战士和群众》，当年就被苏北报纸评为“九一记者节的好稿”，那时候记者节是9月1号，现在变成11月了，那时我17岁。
后来，文工团按个人爱好分成4个组，包括音乐组、美术组、戏剧组、写作组，我是写作组组长，那时候我18岁。后来又要成立各个分区的新闻记者联合会，我被提名为盐阜区的新闻记者联合会理事。
1947年，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成立，就把我从苏北文工团调出来当记者去了。一起调了3名记者。进入射阳县文工团是1944年，进新华社是1947年。在这三年时间里，我从射阳县文工团，到苏北文工团，到新华社，经过了这几个阶段。到新华社，我又先后去了越南、朝鲜等地采访报道。从国内到国外，现在记得的有三四十回，经历枪林弹雨啊。
南都周刊：1957年，你被打成了右派。
戴煌：当时，因为我说的那句“反对神话和特权”，让我去北大荒劳改，回来后在新华社做资料工作，不当记者了。后来又说我坚持反动思想，1964年又把我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1969年林彪一号命令，很多干部去五七干校，又把我们在天津北京上海的右派分子，押送到山西去劳改。
直到1978年，我被恢复党籍，恢复行政级别。但这不叫“平反”，而是“改正”，没有赔偿。牢是白坐了。像我这样受苦，要补我几百万才对啊。国庆节过了后，我就重新跨进新华社的大门。
直到1990年最后一天退休，我在新华社干到将近63岁。
南都周刊：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退休？
戴煌：我告诉你吧，本来新华社是叫我们一直这样延续下去的。以前有人延长到了70多岁才退休。62岁退休也无所谓，但是，按照中央的规定，在我退休以前，单位一定要通知到我本人，而且要问问我有意见没有。但这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有人写了个离休报告，把我们这些人的关系打到老干部局去了。
隔了几个月，老干部局打电话给我说，老戴呀，你已经离休了呀。我一愣。当时我还在单位上着班呢。
南都周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戴煌：我这个人比较刺头嘛。
对穆青，我就看不起。焦裕禄的报道本来是周原写的，他们后来补充采访，对周原的稿子只改动了几个字，然后穆青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了上去。我很看不惯。后来他还向北京日報女记者说这个文章是他穆青写的。
退休前，我有一个稿子，写的是一机部副部长沈鸿。穆青把我的稿子拿去了，但他迟迟不表态。大概想在上面加他的名字吧。我很不客气地把稿子要回来了。
后来郭超人当新华社副社长了。他去过我家里几回。他劝我说，老戴呀，你得多到后面去跑一跑啊。也就是多到穆青家里跑一跑。我才不去呢。
穆青和李普后来住在同一层楼里，他们一个在这边儿，一个在那边儿，挨着。李普和我关系很好，我经常去找他聊天。但我就是不到穆青家里去。穆青派他老婆到李普家里，想看看我和李普到底在谈些什么。
我这一辈子啊，就这个脾气，看不惯的人，天皇老子我也不怕，也不理。
南都周刊：作为一名老记者，你评价下当下媒体？
戴煌：我觉得，媒体应该主持正义，应该按照宪法的精神去讲真话，应该把个人利益摆在次要位置，要有革命的勇气。
现在的媒体啊，虽然并非全部是官办，但它要维持生存啊，即便它心里不服气，表面上要装作服气的样子啊。现在的媒体人啊，很复杂，有好的，有胆识，但为数不多，多数人是在混饭吃，在看着上面人的脸色办事。
南都周刊：回过头来看，在新华社待了这么多年，你对这个机构有哪些自己的认识？
戴煌：1949以前，新华社是很好的，它讲真话；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几千万人，国庆十周年时，新华社居然还在那里宣传全国大丰收。
2010年5月，胡耀邦时代最后一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去世了。新京报关于朱厚泽的历史和为人，登了一整版的内容。新华社呢，它只发了两三行字的小消息，连朱厚泽曾经当过中宣部部长这回事都不提。这是偶然的吗？
现在的媒体啊，虽然并非全部是官办，但它要维持生存啊，即便它心里不服气，表面上要装作服气的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