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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执导的影片《邮差的白夜》，融聚纪实小说的艺术真实特色以及影视作品的镜头美学技法，以勾连现代城市文明与乡村传统文明的邮差作为叙事主人公，借助镜头所观察的视角以及后现代的重复拼接手法，真实而又富有深意地诠释创作者对时代发展中乡村消亡的隐忧。本文在探索纪实小说与影视作品的串联与互通关系之上，细致观察隐于邮差和村民生存现状及心理状态变化表象之下的现代性渗入问题，进而深入挖掘影片创作者希图还原的生活真实与社会隐忧。
《邮差的白夜》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意味，通过选用“非专业演员”本色演绎的方式，生动真实且富有艺术感染力地展现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但实则与现代文明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濒临消亡、岌岌可危”的村落。邮差的离开与重返，在保证影片叙事张力的同时，也凸显着新、旧制度的矛盾与冲突，尽管影片创作者希冀以“对抗残酷现实”为核心驱动力，致力于打造不受世俗侵染的理想家园，但再次踏入故土的邮差并没有找寻到心灵的寄托，迎接他的是人性的多维打击;他是城市的边缘者、多余人，也是乡村的虚无者、惘然人。影片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巧妙融入具有浓郁超现实主义的意象，诸如火箭、蓝猫、军歌等非常规化元素[1]，进而增添了影片的审美内蕴和艺术效果。
一、小说影视化改编新浪潮
近年来，国内外影片不约而同地顺应小说影视化的新浪潮，纷纷选择经典小说加以艺术化的改编和创造，在增加叙事张力的基础之上，恰到好处地将文字语言所描摹的场景、画面，借助摄像技术的镜头呈现功能予以准确而生动地艺术展示。一部作品从书面形式的小说向动态形式的影片转变过程中，对具象化、深刻性内核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2]
小说所创设的情节和意境，融聚虚拟性、多义性和丰富性特征，以文字所构筑的梦幻世界有助于激发读者的个性化联想和想象，不同读者采用不同的视角、置于不同的立场、融入内容各异的个人体验，往往能够创设出丰富多样、意旨颇丰的具象化情境。[3]以读者视域所拟生出的画面图景，往往充盈美化意味与非现实色彩，故而创作者在对小说IP进行影像化改编的过程中，恰如其分地艺术塑造和呈现往往能够成就佳作;而脱离小说文本核心情节、以主观臆想进行无规则式散发延伸的改编之作，往往会与观者的预期产生较大落差。
对于小说文本来说，即使以现实生活为参照模型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只要符合基本的时代、社会背景及发展方向，其中的人物塑造、核心情节创设依旧拥有极其广阔的施展空间。但由此为基准所进行的影视改编，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束缚和局限。小说文本向影视形式转变，往往面临以下三个挑战：一是小說或虚或实、虚中蕴实的场景还原;二是跌宕起伏、极富张力的情节改编与创新，使其投射于银幕依旧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三是扁平人物、圆形人物的交叠融合和性格、品质的再塑造。[4]以国产影片为例，长篇现实主义小说《平凡的世界》深深扎根于乡土中国，密切结合时代发展背景，富有创造力地刻画并塑造了极具代表性的圆形人物少平、少安以及润叶等，如此融聚生命活力与艺术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是使小说文本饱满的关键性要素，而小说受众广泛、意旨丰富、艺术感染力强的特征，一方面有助于提升读者对乡土情结与城市文明紧密联系的认知与认同;另一方面也给进行影视化改编的创作者带来巨大挑战。当我们审视电影版《平凡的世界》（毛卫宁，2015），其在择取角色方面，体现出贴近小说文本、融入乡土本色的倾向和特征;在选取场景方面，诠释出呈现生活真实的关键性价值和意义。[5]改编电影唯有在人物、情节、意旨等多个方面均做到真实还原与审美加持，才能超越小说文本。
影片由于时长的局限，很大程度上不能全然还原小说极力刻画的每一处情节、每一位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情韵和主旨的失落。相反，创作者对小说精髓的择取与再创造，往往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予以观者强烈的震颤与触动，精彩纷呈的镜头画面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能够调动影片受众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进而助推影片主旨和情感共鸣的传达。
二、纪实类影片的生活化重塑
由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导演，以俄罗斯偏远村落为主要叙事场景及环境的纪实类影片《邮差的白夜》，改编自导演本人及前记者伊莲娜·基谢列娃共同撰写的同名纪实体小说，而影片着力于探寻现实题材小说影视化、生活化的重塑与再现。影片伊始，精巧的情节设计赋予该片浓郁的生活意味及色彩，具有较强的历史厚重感与斑驳感，有力地将现代观影者拉回20世纪80年代，引领观众深入那个与旧时代相连、与新时代隔绝的闭塞村落。
导演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呈现趋于消失村落的生存真态，在演员配置上大胆地选用生活在小说所描绘和呈现村落的村民，在核心叙事主人公邮差的择取上更是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诠释得淋漓尽致。片中饰演邮差的演员阿列克谢·特列比斯特恩在现实生活中的职业便是邮差;真实而深刻的生活体验、细致而多维的视觉观察、曲折而富有张力的情节渲染，使得整部影片既凸显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又在人、事、物的交织更迭中蕴含着丰富的哲思内蕴。现实生活中，俄罗斯的原生态村落经受着不同程度的挤压与打击，真正保持着乡土本色与质朴气息的村落呈现出垂直式锐减态势;而影片导演极力借助情节的推衍与铺陈，其所要表现的意旨中便蕴含着“与现实境况奋力抗争”的意味。以同名纪实小说为参照范本，该片影视化的表达更多着墨于人物心理以及对矛盾冲突的聚焦与凸显，更加倾向于展现矛盾及悲剧产生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邮差的白夜》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展现着存在于乡村与城市、旧制度与新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类似于片中依旧将邮差作为与外部世界沟通、交流、来往的村落，随着俄罗斯旧体制的瓦解而渐次消亡。故本片的艺术还原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创作者的美好遐想与审美创造。邮差角色的塑造，不仅意旨于诠释其作为村落唯一与外界联系的桥梁纽带意义，展现其作为地方当局和社会服务代表的重要身份定位;亦在人物刻画和场景塑造过程中，彰显着传统文化遗产与现代城市文明的融通与龃龉。[6]值得思考的是，即使在乡村的正常运行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邮差，依旧是时代的边缘人。影片巧妙设置有关快艇马达被偷盗的情节，以激烈的矛盾冲突作为塑造圆形人物、升华小说意旨的关键性助推要素。 如果影片止步于镜头的重复拼接，而未悉心捕捉并放大隐于平淡常规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与症结，那么便会使得影片缺乏叙事张力而寡淡无味、了无生趣。邮差利奥哈是一位不幸的平凡小人物，在情感维度塑造上，他痴狂地追求着高中时暗恋的女子，但时光荏苒中妙龄少女已然成为单身母亲。相较于闭塞落后的乡村，城市的生活能够给予孩子更好的发展机会，年岁的增长、阅历的积累，让这位女性角色闪耀着母性的光辉和现代性的认知思维，即使利奥哈“讨好式”地与其子亲近、玩耍，但在利益与情感方面，城市工业文明熏染下的世故者，依旧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利奥哈。在职业发展维度塑造上，对于往昔闭塞、落后的乡村来说，邮差扮演着串联者和引路人的角色，而随着时代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城市成为越来越吸引乡村青年的“发展乐土”。固守旧土的老者渐次逝去，渴求发展的青年远离故土，传统旧式乡村消亡的同时，也伴随着邮差主体价值的骤降退化。多维因素驱使不幸者趋步更大的不幸，来到城市的邮差不仅经历了地域、空间等生活环境的嬗变，也真切感知到城市文明对个体的异化，真挚情谊逐步被利益荫翳全然遮蔽。影片富有讽刺性和滑稽性地展现了邮差失魂落魄地走进百货商铺，而无奈地发现原来可以买到的竟然只有甜食与酒精，精神的麻痹只能是短暂解脱，而边缘者又该如何找寻心灵的慰藉。影片讽刺意味的背后蕴含着振聋发聩的时代意义，这是新旧制度嬗变过程中难以全然规避的现实问题。
三、现实与想象交融的深刻内蕴
《邮差的白夜》融聚着现实主义的社会性元素，同时于情节发展的关键处适时穿插超现实的意象与情愫，俄罗斯蓝猫，学校废墟响起的军歌，片尾升空的火箭……别具匠心的物象设置，使得影片在艺术审美上呈现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在文学境界及层次维度又高于常规化、非可逆性的现实生活的特征。该片的现实与想象交融，主要体现在火箭等物象在不同场景中以不同的状态、面貌呈现于银幕之上。以火箭为例，其第一次出现是在邮差与其暗恋者的儿子一同来到镇上更换马达，他们走进老战友担任指挥官的军区，一个巨大的运载火箭正在组装待射。[7]此次出现的火箭处于待射状态，隐喻着新制度还未能全然取代长期存在并居于主导地位的旧制度;而在影片的结尾处，邮差视角中的火箭在湖对岸成功升上了蔚蓝天空，值得关注的是，火箭升空處的现实背景：离而复返的邮差再次返回百无聊赖、孤寂落后的乡村，敞开心扉与老友畅谈关乎“现代性失落”[8]的深刻问题。片中的火箭、蓝猫，其哲思意义远超现实物态化意义，火箭升天、蓝猫登上岸边小舟，是真实存在还是邮差心灵从沉思到顿悟转变过程中的主观臆想，影片虚幻化、梦境式的情境构筑为真相掩上了一层薄纱，而将其所映射与暗喻的内蕴则呈现给依旧恍惚于曲折情节未能全然体悟的观影者。由旧到新的飞跃，是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影片中超现实物象的融入意旨揭示新制度将成为主导未来乡村、城市发展的支撑。
该片浓郁的现实主义因子，是火箭、蓝猫等虚实物象得以交融相生的关键着力点。“虚无”与“死亡”俨然成为笼罩这个乡村、久难消散的阴霾;影片所致力呈现的并非是完全与现代文明隔绝的“世外桃源”，而是逐步被“同化”、濒临消亡的传统乡村。村民精神的空虚、提姆卡母亲的逃离、具有时代终结意义老者安娜的逝世……无不在表征着传统乡村及其村民落后于时代的物质、精神文明。显然，影片中的邮差在新旧制度、新旧文明的徘徊不前、矛盾与龃龉成为他迷失自我主体价值的显性表征。他选择逃离，是因为无法忍受重复累加、平淡如水式的孤寂生活;而选择复归，是因为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压迫、驱使着他迈向更加闭塞的生存空间。
结语
从小说到影视，是将静态文字所描绘的情境和画面，通过演员的艺术加工和生动展示来进行动态演绎。以小说为创作蓝本的影视作品，需要在人物、情节、环境的择取中，充分考虑还原特质和升华特性;此类型影片的观者往往是带着某种固化思维进入影片，由文字所构筑的美好时空环境具有抽象性、多义性、丰富性和朦胧性，不同的读者会以不同程度的主观认知及情感投射来想象还原作品所极力着墨、描摹的情境、人物和思想意旨。作为纪实类影片来说，现实性占据主导也即要求影片在取景、选角、情节改编过程中，能够真正立足原著、立足现实生活，真正诠释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二维交融性。影片《邮差的白夜》真实再现了俄罗斯过渡时期的边陲村落原貌，选用具有切实生活体验的“非专业演员”倾情演绎，细致捕捉精神困顿者的心灵转变历程，以邮差的离去和再次返回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索，揭示其作为“新时代边缘人”的主体失落感和人生迷惘情怀。
参考文献：
[1][6][7][8]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Elena Kiseleva.邮差的白夜[ J ].科学大观园，2015（13）：54-55.
[2]丁永祥，楚惬.论小说的影视改编——文本选择和剧情剪辑模式探讨[ J ].四川戏剧，2019（05）：93-96.
[3]韩明睿.从影视到小说的当代影视文学现象[ J ].散文百家，2019（09）：12.
[4]宋子夫，徐玉英.论新世纪中国小说影视化改编的表现方式[ J ].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20，34（02）：62-65.
[5]赵煜.经典重读的可能性——小说影视化对经典重读的影响[ J ].戏剧之家，2017（22）：121.
《邮差的白夜》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意味，通过选用“非专业演员”本色演绎的方式，生动真实且富有艺术感染力地展现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但实则与现代文明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濒临消亡、岌岌可危”的村落。邮差的离开与重返，在保证影片叙事张力的同时，也凸显着新、旧制度的矛盾与冲突，尽管影片创作者希冀以“对抗残酷现实”为核心驱动力，致力于打造不受世俗侵染的理想家园，但再次踏入故土的邮差并没有找寻到心灵的寄托，迎接他的是人性的多维打击;他是城市的边缘者、多余人，也是乡村的虚无者、惘然人。影片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巧妙融入具有浓郁超现实主义的意象，诸如火箭、蓝猫、军歌等非常规化元素[1]，进而增添了影片的审美内蕴和艺术效果。
一、小说影视化改编新浪潮
近年来，国内外影片不约而同地顺应小说影视化的新浪潮，纷纷选择经典小说加以艺术化的改编和创造，在增加叙事张力的基础之上，恰到好处地将文字语言所描摹的场景、画面，借助摄像技术的镜头呈现功能予以准确而生动地艺术展示。一部作品从书面形式的小说向动态形式的影片转变过程中，对具象化、深刻性内核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2]
小说所创设的情节和意境，融聚虚拟性、多义性和丰富性特征，以文字所构筑的梦幻世界有助于激发读者的个性化联想和想象，不同读者采用不同的视角、置于不同的立场、融入内容各异的个人体验，往往能够创设出丰富多样、意旨颇丰的具象化情境。[3]以读者视域所拟生出的画面图景，往往充盈美化意味与非现实色彩，故而创作者在对小说IP进行影像化改编的过程中，恰如其分地艺术塑造和呈现往往能够成就佳作;而脱离小说文本核心情节、以主观臆想进行无规则式散发延伸的改编之作，往往会与观者的预期产生较大落差。
对于小说文本来说，即使以现实生活为参照模型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只要符合基本的时代、社会背景及发展方向，其中的人物塑造、核心情节创设依旧拥有极其广阔的施展空间。但由此为基准所进行的影视改编，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束缚和局限。小说文本向影视形式转变，往往面临以下三个挑战：一是小說或虚或实、虚中蕴实的场景还原;二是跌宕起伏、极富张力的情节改编与创新，使其投射于银幕依旧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三是扁平人物、圆形人物的交叠融合和性格、品质的再塑造。[4]以国产影片为例，长篇现实主义小说《平凡的世界》深深扎根于乡土中国，密切结合时代发展背景，富有创造力地刻画并塑造了极具代表性的圆形人物少平、少安以及润叶等，如此融聚生命活力与艺术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是使小说文本饱满的关键性要素，而小说受众广泛、意旨丰富、艺术感染力强的特征，一方面有助于提升读者对乡土情结与城市文明紧密联系的认知与认同;另一方面也给进行影视化改编的创作者带来巨大挑战。当我们审视电影版《平凡的世界》（毛卫宁，2015），其在择取角色方面，体现出贴近小说文本、融入乡土本色的倾向和特征;在选取场景方面，诠释出呈现生活真实的关键性价值和意义。[5]改编电影唯有在人物、情节、意旨等多个方面均做到真实还原与审美加持，才能超越小说文本。
影片由于时长的局限，很大程度上不能全然还原小说极力刻画的每一处情节、每一位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情韵和主旨的失落。相反，创作者对小说精髓的择取与再创造，往往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予以观者强烈的震颤与触动，精彩纷呈的镜头画面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能够调动影片受众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进而助推影片主旨和情感共鸣的传达。
二、纪实类影片的生活化重塑
由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导演，以俄罗斯偏远村落为主要叙事场景及环境的纪实类影片《邮差的白夜》，改编自导演本人及前记者伊莲娜·基谢列娃共同撰写的同名纪实体小说，而影片着力于探寻现实题材小说影视化、生活化的重塑与再现。影片伊始，精巧的情节设计赋予该片浓郁的生活意味及色彩，具有较强的历史厚重感与斑驳感，有力地将现代观影者拉回20世纪80年代，引领观众深入那个与旧时代相连、与新时代隔绝的闭塞村落。
导演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呈现趋于消失村落的生存真态，在演员配置上大胆地选用生活在小说所描绘和呈现村落的村民，在核心叙事主人公邮差的择取上更是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诠释得淋漓尽致。片中饰演邮差的演员阿列克谢·特列比斯特恩在现实生活中的职业便是邮差;真实而深刻的生活体验、细致而多维的视觉观察、曲折而富有张力的情节渲染，使得整部影片既凸显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又在人、事、物的交织更迭中蕴含着丰富的哲思内蕴。现实生活中，俄罗斯的原生态村落经受着不同程度的挤压与打击，真正保持着乡土本色与质朴气息的村落呈现出垂直式锐减态势;而影片导演极力借助情节的推衍与铺陈，其所要表现的意旨中便蕴含着“与现实境况奋力抗争”的意味。以同名纪实小说为参照范本，该片影视化的表达更多着墨于人物心理以及对矛盾冲突的聚焦与凸显，更加倾向于展现矛盾及悲剧产生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邮差的白夜》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展现着存在于乡村与城市、旧制度与新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类似于片中依旧将邮差作为与外部世界沟通、交流、来往的村落，随着俄罗斯旧体制的瓦解而渐次消亡。故本片的艺术还原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创作者的美好遐想与审美创造。邮差角色的塑造，不仅意旨于诠释其作为村落唯一与外界联系的桥梁纽带意义，展现其作为地方当局和社会服务代表的重要身份定位;亦在人物刻画和场景塑造过程中，彰显着传统文化遗产与现代城市文明的融通与龃龉。[6]值得思考的是，即使在乡村的正常运行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邮差，依旧是时代的边缘人。影片巧妙设置有关快艇马达被偷盗的情节，以激烈的矛盾冲突作为塑造圆形人物、升华小说意旨的关键性助推要素。 如果影片止步于镜头的重复拼接，而未悉心捕捉并放大隐于平淡常规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与症结，那么便会使得影片缺乏叙事张力而寡淡无味、了无生趣。邮差利奥哈是一位不幸的平凡小人物，在情感维度塑造上，他痴狂地追求着高中时暗恋的女子，但时光荏苒中妙龄少女已然成为单身母亲。相较于闭塞落后的乡村，城市的生活能够给予孩子更好的发展机会，年岁的增长、阅历的积累，让这位女性角色闪耀着母性的光辉和现代性的认知思维，即使利奥哈“讨好式”地与其子亲近、玩耍，但在利益与情感方面，城市工业文明熏染下的世故者，依旧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利奥哈。在职业发展维度塑造上，对于往昔闭塞、落后的乡村来说，邮差扮演着串联者和引路人的角色，而随着时代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城市成为越来越吸引乡村青年的“发展乐土”。固守旧土的老者渐次逝去，渴求发展的青年远离故土，传统旧式乡村消亡的同时，也伴随着邮差主体价值的骤降退化。多维因素驱使不幸者趋步更大的不幸，来到城市的邮差不仅经历了地域、空间等生活环境的嬗变，也真切感知到城市文明对个体的异化，真挚情谊逐步被利益荫翳全然遮蔽。影片富有讽刺性和滑稽性地展现了邮差失魂落魄地走进百货商铺，而无奈地发现原来可以买到的竟然只有甜食与酒精，精神的麻痹只能是短暂解脱，而边缘者又该如何找寻心灵的慰藉。影片讽刺意味的背后蕴含着振聋发聩的时代意义，这是新旧制度嬗变过程中难以全然规避的现实问题。
三、现实与想象交融的深刻内蕴
《邮差的白夜》融聚着现实主义的社会性元素，同时于情节发展的关键处适时穿插超现实的意象与情愫，俄罗斯蓝猫，学校废墟响起的军歌，片尾升空的火箭……别具匠心的物象设置，使得影片在艺术审美上呈现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在文学境界及层次维度又高于常规化、非可逆性的现实生活的特征。该片的现实与想象交融，主要体现在火箭等物象在不同场景中以不同的状态、面貌呈现于银幕之上。以火箭为例，其第一次出现是在邮差与其暗恋者的儿子一同来到镇上更换马达，他们走进老战友担任指挥官的军区，一个巨大的运载火箭正在组装待射。[7]此次出现的火箭处于待射状态，隐喻着新制度还未能全然取代长期存在并居于主导地位的旧制度;而在影片的结尾处，邮差视角中的火箭在湖对岸成功升上了蔚蓝天空，值得关注的是，火箭升空處的现实背景：离而复返的邮差再次返回百无聊赖、孤寂落后的乡村，敞开心扉与老友畅谈关乎“现代性失落”[8]的深刻问题。片中的火箭、蓝猫，其哲思意义远超现实物态化意义，火箭升天、蓝猫登上岸边小舟，是真实存在还是邮差心灵从沉思到顿悟转变过程中的主观臆想，影片虚幻化、梦境式的情境构筑为真相掩上了一层薄纱，而将其所映射与暗喻的内蕴则呈现给依旧恍惚于曲折情节未能全然体悟的观影者。由旧到新的飞跃，是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影片中超现实物象的融入意旨揭示新制度将成为主导未来乡村、城市发展的支撑。
该片浓郁的现实主义因子，是火箭、蓝猫等虚实物象得以交融相生的关键着力点。“虚无”与“死亡”俨然成为笼罩这个乡村、久难消散的阴霾;影片所致力呈现的并非是完全与现代文明隔绝的“世外桃源”，而是逐步被“同化”、濒临消亡的传统乡村。村民精神的空虚、提姆卡母亲的逃离、具有时代终结意义老者安娜的逝世……无不在表征着传统乡村及其村民落后于时代的物质、精神文明。显然，影片中的邮差在新旧制度、新旧文明的徘徊不前、矛盾与龃龉成为他迷失自我主体价值的显性表征。他选择逃离，是因为无法忍受重复累加、平淡如水式的孤寂生活;而选择复归，是因为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压迫、驱使着他迈向更加闭塞的生存空间。
结语
从小说到影视，是将静态文字所描绘的情境和画面，通过演员的艺术加工和生动展示来进行动态演绎。以小说为创作蓝本的影视作品，需要在人物、情节、环境的择取中，充分考虑还原特质和升华特性;此类型影片的观者往往是带着某种固化思维进入影片，由文字所构筑的美好时空环境具有抽象性、多义性、丰富性和朦胧性，不同的读者会以不同程度的主观认知及情感投射来想象还原作品所极力着墨、描摹的情境、人物和思想意旨。作为纪实类影片来说，现实性占据主导也即要求影片在取景、选角、情节改编过程中，能够真正立足原著、立足现实生活，真正诠释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二维交融性。影片《邮差的白夜》真实再现了俄罗斯过渡时期的边陲村落原貌，选用具有切实生活体验的“非专业演员”倾情演绎，细致捕捉精神困顿者的心灵转变历程，以邮差的离去和再次返回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索，揭示其作为“新时代边缘人”的主体失落感和人生迷惘情怀。
参考文献：
[1][6][7][8]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Elena Kiseleva.邮差的白夜[ J ].科学大观园，2015（13）：54-55.
[2]丁永祥，楚惬.论小说的影视改编——文本选择和剧情剪辑模式探讨[ J ].四川戏剧，2019（05）：93-96.
[3]韩明睿.从影视到小说的当代影视文学现象[ J ].散文百家，2019（09）：12.
[4]宋子夫，徐玉英.论新世纪中国小说影视化改编的表现方式[ J ].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20，34（02）：62-65.
[5]赵煜.经典重读的可能性——小说影视化对经典重读的影响[ J ].戏剧之家，2017（2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