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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期)
打开奥运之门
建国初期的1952年，克服 重重障碍，新中国的运动员参 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 15届奥运会，五星红旗第一次 飘扬在奥运村的上空。1954年 国际奥委会在希腊雅典召开的 全会上正式讨论确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奥委会为其成员，但当 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美国人 布伦戴奇，却不经会议讨论，私 自将台湾的体育组织以“中华 民国”的名义也列入了国际奥 委会成员的名单，制造了“两个 中国”的错误局面。为了维护国 家主权的原则立场，坚决反对 “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我 国于1958年愤然退出国际奥委 会以及大部分国际单项体育组 织，从此基本上与世界体坛隔 绝。
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 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形势发 生新的变化。1974年1月4日， 小平同志接见王猛等国家体委 领导，他当时恢复工作后任国 务院副总理分管体育。在接见 中，小平同志很关心当前我国 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席位的状 况，当了解到存在消极等待的 现象时，他明确指示：“对国际 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要采 取积极主动的方针多做工作， 争取进去，现在进不去最后总 得进去的。国际体育组织怎么 能离开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呢? 现在进去了，比赛可能打败仗， 但是可以团结一批朋友嘛!”
对于小平同志的这个指示， 王猛高度重视，清醒地认识到 这是当前体育工作的一项重大 战略任务，他立即在党的核心 小组传达，并与分管外事工作 的副主任路金栋和国际联络司 的同志反复研究如何贯彻落实。 经讨论后决定，改变过去对国 际体育组织不接触的消极态度， 要主动出击。
于是，国家体委就组成了 以国际司负责人朱仄、宋中、周 正为组长的三个活动小组，分 赴欧、美、亚、非、拉各洲访问 游说，主动与各国奥委会和国 际体育界人士联络，做友好工 作，阐明关于恢复我国在国际 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原则立场， 了解各国友好人士的意见和建 议。据当年参与游说活动的魏 纪中回忆，这项活动开始时遇 到不少困难，一般是先向各国 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发出请求会 见的信，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 不少人不予理会，有一半信件 石沉大海。但也有一些委员比 较热情，萨马兰奇就是突出的 一个，他接到求见信后立即回 复。宋中就马上带领魏纪中、楼 大鹏一行三人去了西班牙马德 里，当时只是一名国际奥委会 普通委员的萨马兰奇对我们的 态度非常友好，交谈十分配合， 表示全力支持我国重返国际奥 委会，但他也提出，等将来有朝 一日，他要竞选国际奥委会主 席时，要求我们支持他(多年 后，萨马兰奇果然在莫斯科奥 运会期间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 魏纪中前往参与他的竞选办公 室工作，出了一把力，实现了当 年的承诺)。游说活动全面展开 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后来 因掀起“批林批孔”和“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使这 项工作被迫中断。
1977年2月，王猛重返国家 体委，又进一步开展与国际体 育组织的联络工作，下决心把 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他充分依 靠分管的领导和有关业务部门， 拟定计划，拿出方案，采取各种 途径，利用各种出访机会，深入 开展对外的联络争取工作。自 1977年以来，王猛也先后6次率 团出访，到过欧、亚10个国家， 亲自做各国奥委会委员的友好 工作，广泛争取国际体育界人 士的支持。
走出去，请进来，双管齐 下。1977年9月和1978年4月， 国家体委先后邀请了当时任国 际奥委会主席的基拉宁和副主 席萨兰奇访问中国，让这两位 关键人物亲眼看看我国的大好 形势，亲自感受我国的积极态 度，了解我们的原则立场，并听 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王猛分 别会见他们，得到他们的积极 支持。基拉宁表示，一定要在他 的任期之内解决我国在国际奥 委会的合法席位问题，为此他 四处奔波，还特地到台湾去做 协调工作。乘1979年9月我国 举办第四届全运会的机会，邀 请了9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到北 京观摩，对他们加紧进行工作， 取得明显效果，原先倾向台湾 的乌拉圭委员维拉西埃托和澳 大利亚委员高斯珀就是在这次 来访后改变对我国的态度的。
1979年元旦，叶剑英元帅 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对台 工作有了新的精神，国际司的 同志经过反复慎重的研究，提 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在坚持一 个中国的前提下，台湾作为中 国的一个地区，在改旗、改歌、 改徽之后，可以留在国际体育 组织内。”这个大胆的建议，受 到有关部门的反对，认为违反 联合国的原则，是开一个“恶劣 的先例”，但体委的同志认为奥 委会与联合国不完全一样，一 个国家的地区可以成为其成员。 如英国的爱尔兰，并不影响国 家的主权问题。后来在有关名 称叫“中国台北”还是“中国台 湾”，以及旗、歌的具体确定方 向，都存在争议和分歧，一时难 以达成共识。
王猛完全同意国际司提出 的这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的新方案，果断地决定将与相 关部门不同的两个方案同时上 报国务院。后来由邓小平副总 理拍板，批准了国家体委的方 案。方案上报国际奥委会，得到 大多数委员的赞同。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 委会执委会会议在日本名古屋 举行，一致通过如下决议案：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委 会决议(1979年10月25日于名 古屋)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名称：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 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歌和旗。 提交并经执委会批准的会徽。
章程：符合规定。
位于台北的委员会：
名称：中国台北奥林匹克 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 徽：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歌、旗和 会徽，并须经国际奥委会执委 会的批准
章程：须于1980年1月1日 前进行修改，以符合国际奥委 会章程。
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负责 人在瑞士洛桑总部宣布：中国 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这 个由小平同志亲自指导，广大 体育工作者为之奋斗多年的难 题——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 合法席位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 决，开创了“奥运模式”。
把徐寅生提起来，将荣高 棠要回来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 就是决定的因素。”王猛始终紧 紧抓住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 设这个关键。在第一次来体委 时，他大胆彻底地解放和调回 被审查和下放的体委干部。这 次重返体委，他又果断地作出 两个重大的战略举措，这就是 把徐寅生提起来，将荣高棠要 回来，有力地加强了领导。
乒乓小将徐寅生，不仅技 艺精湛，曾四次荣获世界冠军， 而且头脑清晰、善于思考，人称 “智多星”，当运动员时对乒乓 球女队的一篇讲话，得到毛主 席的高度评价。毛主席的批示 和徐寅生的讲话当年轰动全国， 掀起全社会学习乒乓球队、学 习辩证法的热潮。后来徐寅生 担任了教练，当了干部，在“文 化大革命”中表现也很好，对 “四人帮”及其在体委的亲信的 作为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曾带 领8名小将向中央反映意见，因 而受到过打击和批判。
王猛对徐寅生十分信任和 器重，极力向中央推荐，建议提 拔重用，中央同意了王猛的建 议，任命徐寅生为国家体委第 一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第一 副组长。一个运动员出身的39 岁的年轻人，担当如此重任，在 我国体育史上是开了先例的， 充分显示王猛的胆识和魄力。
王猛更注重发挥体委老干 部作用，重返国家体委后，立即 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再次被打 倒的李梦华等一批老领导恢复 工作，但他了解到，还有一位体 育元老荣高棠被排除在外。
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任 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荣高棠就负 责筹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1952年8月他率团参加在芬兰 赫尔辛基举行的奥运会归来， 向中央写报告，建议国务院成 立一个领导和管理全国体育工 作的部委，并希望贺龙将军来 担任主任。这个建议很快在当 年11月15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从此，荣 高棠作为贺龙的得力助手，致 力于开创新中国的体育事业。 上世纪60年代初，他奉贺龙之 命带领蹲点小组深入到国家乒 乓球队，抓出了成绩，我国乒乓 球队从此登上世界高峰，成为 全国的先进典型。可是“文革” 一开始，荣高棠就首当其冲，被 造反派打成“叛徒”，后来《5· 12命令》又宣布他为反革命修 正主义分子，关起来立案审查， 受尽折磨。1975年5月，将荣高 棠定为叛徒，开除党籍，发配到 江西鄱阳县进行劳动改造。
在1977年王猛重返体委抓 揭批查和拨乱反正以后，组织 人员对荣高棠的问题进行复查， 重新向中央写了报告，得到了 中央的批复。
关于荣高棠同志问题的批复 中共国家体委党组：
同意你们一九七九年一月 二十二日《关于荣高棠同志问 题的复查报告》。撤销一九七五 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央专案审查 小组办公室《关于叛徒荣高棠 的审查结论》，恢复荣高棠同志 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原工资级 别，补发受审查期间扣发的工 资，分配工作。
中共中央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高棠同志终于得到彻底平 反，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王 猛立即向中组部写了报告，要 求把荣高棠调回国家体委工作。 当时的中组部长胡耀邦对王猛 说：“江西省委也写了报告，要 留荣高棠任省委秘书长，他在 江西已多年，不一定回来了 吧!”耀邦同志对老区江西的 感情很深，那里还有他一手创 建的共青城，因此他想首先满 足江西的要求。王猛却坚持道： “体育事业更需要他，还是回来 好。”他还讲了一通理由，最后 胡耀邦答应了王猛的要求。
国家体委的干部、群众得 知高棠同志要重返体委，都非 常振奋。徐寅生也特别高兴，可 以和尊敬的老领导一起工作。 他主动向中组部写信，请求将 自己的“第一副主任”头衔让给 高棠同志，自己更好地向老领 导学习，中组部很赞赏徐寅生 尊老谦逊的态度，后来的中央 任命书是这样写的：
中央决定：荣高棠同志任 国家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徐寅生同志改任国家体委副主 任、党组副书记，名次排列在荣 高棠同志之后。
突出重点侧重抓提高
1979年初，王猛在领导班 子讨论新的一年工作时，考虑 到当时面临的新形势，有可能 即将解决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 合法席位问题，就要参加奥运 会和世界大赛，但当时我国的 运动队伍受十年浩劫的破坏很 严重，技术水平下降，与世界的 差距拉大，与我国的国际地位 不相称。如果参加奥运会，我们 大陆运动员的成绩不如台湾， 这不单纯是体育问题，而是个 政治问题。尽快恢复和提高运 动技术水平，成了当前最紧迫 的重要任务，未雨绸缪，必须及 早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经过深 入研究，制定出一项战略决策， 王猛在2月召开的全国体工会 上宣布：“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的前提下，省以上体委在近两 年侧重抓提高，就是要集中人 力、物力、财力，抓好运动队伍 的建设和训练。”后来他又进一 步指出：“我们提出侧重抓提 高，是在普及与提高相合的前 提下和省以上体委的范围内。 各项工作还有个全面安排，统 筹兼顾，并不是光要重点不要 一般，而是以重点带动一般。以 为侧重抓提高就是忽视普及， 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全国体育 界上下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 务，战略决策发挥重要作用，我 国的竞技体育水平在短短几年 内得到较快的恢复和提高，为 后来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打下 坚实的基础。
首先提出制定《体育法》
王猛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 展所做的具有长远影响的事， 值得记上一笔的还有在上世纪 80年代初就发出了要及早制定 《体育法》的先声。
他在1980年的全国体工会 上提出要建立和健全体育法规 的任务。他说：“要收集、研究 建国以来发布的体育工作条例、 制度、法令，凡行之有效的尽快 重新颁布施行，基本可用的稍 加修改迅速恢复。同时要根据 新时期的需要，制定或健全考 核标准、职称评定办法、奖励补 贴制度和福利措施等。还要及 早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 体育法草案。”
健全体育法规、制定《体育 法》，是王猛的领导班子针对当 时体育工作的法制不健全，存 在无法可依、缺乏法律保障的 严重问题，高瞻远瞩地作出的 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得 到了他的继任者李梦华、伍绍 祖的高度重视。
从1981年以后，国家体委 组织力量翻译了罗马尼亚、法 国、西班牙、日本、美国等国的 体育法律和法规制度，进行了 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1988年 组织班子，开始《体育法》起草 工作，经过前后长达八年的艰 苦努力，先后修改了20多次，终 于在1995年8月第八届人大常 委会第15次会议上通过了建国 以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 体育法》，标志着我国体育事业 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这是我 国体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留下一个“五湖四海”的班子
1979年9月，第四届全国运 动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检阅了 经历十年浩劫后体育运动恢复 和发展的新成就，标志着我国 体育事业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 阶段。在这大好形势下，王猛决 定要重返部队。强烈的历史责 任感使他在离开体委之前一定 要做好一件事，就是要配备好 体委的领导班子。
王猛考虑到，体委是一个 业务部门，专业性很强，在班子 里懂业务、抓业务的干部一定 要多一些。但当时10名正副主 任中部队来的占了一半，显然 结构不合理，他要连同自己共4 名部队干部离开体委。可是当 时老领导李梦华也想调动工作， 已经联系好了去向。
有一天，中组部副部长曾 志把王猛找去，她说：“我跟你 说件事，李梦华同志想调离体 委，去国务院管理局当局长。” 王猛立即说：“不行，不能这样， 梦华同志在国家体委那么多年， 熟悉业务，抓了许多大的事，他 不应该走，体育事业需要他，不 动为好，动不好，肯定不好。”曾 志看王猛的态度那么坚决，就马 上打电话请示副总理王任重，王 任重说：“那好吧，既然王猛同志 不同意嘛，就把李梦华留下来 吧!”后来王猛就找李梦华谈 话，叫他放手工作，不要有什么 顾虑，有什么事，我给你顶着。
王猛在组建领导班子时， 坚决遵循“五湖四海”的原则。 他考虑到部队干部调离后，必 然要提拔一些人充实班子，当 时已参加党组的有三位体委的 老司长，都是提拔对象。王猛经 过深思熟虑，认为领导班子里 不宜都是“一个方面军”，这三 位中可留一位在体委，其余二 人调到别的单位去提拔。这个 设想经与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多 次请示、协商，得到了赞同，并 由中组部下令任命。
这件事在体委引起震动， 被调动的那两位干部对王猛意 见很大，迟迟不去到任，有的领 导也来为他们说情，要求改变任 命，但王猛态度坚决，看准了的 事是不会轻意改变的，要求他们 执行中组部的决定。他认为这完 全是从工作大局出发，毫无个人 恩怨，因而即使得罪人也无所顾 忌，是非曲直，任人评说。这就 是王猛的性格和作风。
在领导班子问题基本落实 后，王猛于1981年8月离开体 委赴广州军区任政委，又重新 开始他钟情的军旅生涯。
(全文完)
打开奥运之门
建国初期的1952年，克服 重重障碍，新中国的运动员参 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 15届奥运会，五星红旗第一次 飘扬在奥运村的上空。1954年 国际奥委会在希腊雅典召开的 全会上正式讨论确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奥委会为其成员，但当 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美国人 布伦戴奇，却不经会议讨论，私 自将台湾的体育组织以“中华 民国”的名义也列入了国际奥 委会成员的名单，制造了“两个 中国”的错误局面。为了维护国 家主权的原则立场，坚决反对 “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我 国于1958年愤然退出国际奥委 会以及大部分国际单项体育组 织，从此基本上与世界体坛隔 绝。
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 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形势发 生新的变化。1974年1月4日， 小平同志接见王猛等国家体委 领导，他当时恢复工作后任国 务院副总理分管体育。在接见 中，小平同志很关心当前我国 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席位的状 况，当了解到存在消极等待的 现象时，他明确指示：“对国际 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要采 取积极主动的方针多做工作， 争取进去，现在进不去最后总 得进去的。国际体育组织怎么 能离开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呢? 现在进去了，比赛可能打败仗， 但是可以团结一批朋友嘛!”
对于小平同志的这个指示， 王猛高度重视，清醒地认识到 这是当前体育工作的一项重大 战略任务，他立即在党的核心 小组传达，并与分管外事工作 的副主任路金栋和国际联络司 的同志反复研究如何贯彻落实。 经讨论后决定，改变过去对国 际体育组织不接触的消极态度， 要主动出击。
于是，国家体委就组成了 以国际司负责人朱仄、宋中、周 正为组长的三个活动小组，分 赴欧、美、亚、非、拉各洲访问 游说，主动与各国奥委会和国 际体育界人士联络，做友好工 作，阐明关于恢复我国在国际 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原则立场， 了解各国友好人士的意见和建 议。据当年参与游说活动的魏 纪中回忆，这项活动开始时遇 到不少困难，一般是先向各国 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发出请求会 见的信，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 不少人不予理会，有一半信件 石沉大海。但也有一些委员比 较热情，萨马兰奇就是突出的 一个，他接到求见信后立即回 复。宋中就马上带领魏纪中、楼 大鹏一行三人去了西班牙马德 里，当时只是一名国际奥委会 普通委员的萨马兰奇对我们的 态度非常友好，交谈十分配合， 表示全力支持我国重返国际奥 委会，但他也提出，等将来有朝 一日，他要竞选国际奥委会主 席时，要求我们支持他(多年 后，萨马兰奇果然在莫斯科奥 运会期间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 魏纪中前往参与他的竞选办公 室工作，出了一把力，实现了当 年的承诺)。游说活动全面展开 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后来 因掀起“批林批孔”和“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使这 项工作被迫中断。
1977年2月，王猛重返国家 体委，又进一步开展与国际体 育组织的联络工作，下决心把 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他充分依 靠分管的领导和有关业务部门， 拟定计划，拿出方案，采取各种 途径，利用各种出访机会，深入 开展对外的联络争取工作。自 1977年以来，王猛也先后6次率 团出访，到过欧、亚10个国家， 亲自做各国奥委会委员的友好 工作，广泛争取国际体育界人 士的支持。
走出去，请进来，双管齐 下。1977年9月和1978年4月， 国家体委先后邀请了当时任国 际奥委会主席的基拉宁和副主 席萨兰奇访问中国，让这两位 关键人物亲眼看看我国的大好 形势，亲自感受我国的积极态 度，了解我们的原则立场，并听 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王猛分 别会见他们，得到他们的积极 支持。基拉宁表示，一定要在他 的任期之内解决我国在国际奥 委会的合法席位问题，为此他 四处奔波，还特地到台湾去做 协调工作。乘1979年9月我国 举办第四届全运会的机会，邀 请了9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到北 京观摩，对他们加紧进行工作， 取得明显效果，原先倾向台湾 的乌拉圭委员维拉西埃托和澳 大利亚委员高斯珀就是在这次 来访后改变对我国的态度的。
1979年元旦，叶剑英元帅 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对台 工作有了新的精神，国际司的 同志经过反复慎重的研究，提 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在坚持一 个中国的前提下，台湾作为中 国的一个地区，在改旗、改歌、 改徽之后，可以留在国际体育 组织内。”这个大胆的建议，受 到有关部门的反对，认为违反 联合国的原则，是开一个“恶劣 的先例”，但体委的同志认为奥 委会与联合国不完全一样，一 个国家的地区可以成为其成员。 如英国的爱尔兰，并不影响国 家的主权问题。后来在有关名 称叫“中国台北”还是“中国台 湾”，以及旗、歌的具体确定方 向，都存在争议和分歧，一时难 以达成共识。
王猛完全同意国际司提出 的这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的新方案，果断地决定将与相 关部门不同的两个方案同时上 报国务院。后来由邓小平副总 理拍板，批准了国家体委的方 案。方案上报国际奥委会，得到 大多数委员的赞同。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 委会执委会会议在日本名古屋 举行，一致通过如下决议案：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委 会决议(1979年10月25日于名 古屋)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名称：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 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歌和旗。 提交并经执委会批准的会徽。
章程：符合规定。
位于台北的委员会：
名称：中国台北奥林匹克 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 徽：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歌、旗和 会徽，并须经国际奥委会执委 会的批准
章程：须于1980年1月1日 前进行修改，以符合国际奥委 会章程。
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负责 人在瑞士洛桑总部宣布：中国 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这 个由小平同志亲自指导，广大 体育工作者为之奋斗多年的难 题——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 合法席位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 决，开创了“奥运模式”。
把徐寅生提起来，将荣高 棠要回来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 就是决定的因素。”王猛始终紧 紧抓住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 设这个关键。在第一次来体委 时，他大胆彻底地解放和调回 被审查和下放的体委干部。这 次重返体委，他又果断地作出 两个重大的战略举措，这就是 把徐寅生提起来，将荣高棠要 回来，有力地加强了领导。
乒乓小将徐寅生，不仅技 艺精湛，曾四次荣获世界冠军， 而且头脑清晰、善于思考，人称 “智多星”，当运动员时对乒乓 球女队的一篇讲话，得到毛主 席的高度评价。毛主席的批示 和徐寅生的讲话当年轰动全国， 掀起全社会学习乒乓球队、学 习辩证法的热潮。后来徐寅生 担任了教练，当了干部，在“文 化大革命”中表现也很好，对 “四人帮”及其在体委的亲信的 作为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曾带 领8名小将向中央反映意见，因 而受到过打击和批判。
王猛对徐寅生十分信任和 器重，极力向中央推荐，建议提 拔重用，中央同意了王猛的建 议，任命徐寅生为国家体委第 一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第一 副组长。一个运动员出身的39 岁的年轻人，担当如此重任，在 我国体育史上是开了先例的， 充分显示王猛的胆识和魄力。
王猛更注重发挥体委老干 部作用，重返国家体委后，立即 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再次被打 倒的李梦华等一批老领导恢复 工作，但他了解到，还有一位体 育元老荣高棠被排除在外。
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任 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荣高棠就负 责筹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1952年8月他率团参加在芬兰 赫尔辛基举行的奥运会归来， 向中央写报告，建议国务院成 立一个领导和管理全国体育工 作的部委，并希望贺龙将军来 担任主任。这个建议很快在当 年11月15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从此，荣 高棠作为贺龙的得力助手，致 力于开创新中国的体育事业。 上世纪60年代初，他奉贺龙之 命带领蹲点小组深入到国家乒 乓球队，抓出了成绩，我国乒乓 球队从此登上世界高峰，成为 全国的先进典型。可是“文革” 一开始，荣高棠就首当其冲，被 造反派打成“叛徒”，后来《5· 12命令》又宣布他为反革命修 正主义分子，关起来立案审查， 受尽折磨。1975年5月，将荣高 棠定为叛徒，开除党籍，发配到 江西鄱阳县进行劳动改造。
在1977年王猛重返体委抓 揭批查和拨乱反正以后，组织 人员对荣高棠的问题进行复查， 重新向中央写了报告，得到了 中央的批复。
关于荣高棠同志问题的批复 中共国家体委党组：
同意你们一九七九年一月 二十二日《关于荣高棠同志问 题的复查报告》。撤销一九七五 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央专案审查 小组办公室《关于叛徒荣高棠 的审查结论》，恢复荣高棠同志 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原工资级 别，补发受审查期间扣发的工 资，分配工作。
中共中央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高棠同志终于得到彻底平 反，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王 猛立即向中组部写了报告，要 求把荣高棠调回国家体委工作。 当时的中组部长胡耀邦对王猛 说：“江西省委也写了报告，要 留荣高棠任省委秘书长，他在 江西已多年，不一定回来了 吧!”耀邦同志对老区江西的 感情很深，那里还有他一手创 建的共青城，因此他想首先满 足江西的要求。王猛却坚持道： “体育事业更需要他，还是回来 好。”他还讲了一通理由，最后 胡耀邦答应了王猛的要求。
国家体委的干部、群众得 知高棠同志要重返体委，都非 常振奋。徐寅生也特别高兴，可 以和尊敬的老领导一起工作。 他主动向中组部写信，请求将 自己的“第一副主任”头衔让给 高棠同志，自己更好地向老领 导学习，中组部很赞赏徐寅生 尊老谦逊的态度，后来的中央 任命书是这样写的：
中央决定：荣高棠同志任 国家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徐寅生同志改任国家体委副主 任、党组副书记，名次排列在荣 高棠同志之后。
突出重点侧重抓提高
1979年初，王猛在领导班 子讨论新的一年工作时，考虑 到当时面临的新形势，有可能 即将解决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 合法席位问题，就要参加奥运 会和世界大赛，但当时我国的 运动队伍受十年浩劫的破坏很 严重，技术水平下降，与世界的 差距拉大，与我国的国际地位 不相称。如果参加奥运会，我们 大陆运动员的成绩不如台湾， 这不单纯是体育问题，而是个 政治问题。尽快恢复和提高运 动技术水平，成了当前最紧迫 的重要任务，未雨绸缪，必须及 早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经过深 入研究，制定出一项战略决策， 王猛在2月召开的全国体工会 上宣布：“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的前提下，省以上体委在近两 年侧重抓提高，就是要集中人 力、物力、财力，抓好运动队伍 的建设和训练。”后来他又进一 步指出：“我们提出侧重抓提 高，是在普及与提高相合的前 提下和省以上体委的范围内。 各项工作还有个全面安排，统 筹兼顾，并不是光要重点不要 一般，而是以重点带动一般。以 为侧重抓提高就是忽视普及， 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全国体育 界上下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 务，战略决策发挥重要作用，我 国的竞技体育水平在短短几年 内得到较快的恢复和提高，为 后来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打下 坚实的基础。
首先提出制定《体育法》
王猛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 展所做的具有长远影响的事， 值得记上一笔的还有在上世纪 80年代初就发出了要及早制定 《体育法》的先声。
他在1980年的全国体工会 上提出要建立和健全体育法规 的任务。他说：“要收集、研究 建国以来发布的体育工作条例、 制度、法令，凡行之有效的尽快 重新颁布施行，基本可用的稍 加修改迅速恢复。同时要根据 新时期的需要，制定或健全考 核标准、职称评定办法、奖励补 贴制度和福利措施等。还要及 早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 体育法草案。”
健全体育法规、制定《体育 法》，是王猛的领导班子针对当 时体育工作的法制不健全，存 在无法可依、缺乏法律保障的 严重问题，高瞻远瞩地作出的 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得 到了他的继任者李梦华、伍绍 祖的高度重视。
从1981年以后，国家体委 组织力量翻译了罗马尼亚、法 国、西班牙、日本、美国等国的 体育法律和法规制度，进行了 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1988年 组织班子，开始《体育法》起草 工作，经过前后长达八年的艰 苦努力，先后修改了20多次，终 于在1995年8月第八届人大常 委会第15次会议上通过了建国 以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 体育法》，标志着我国体育事业 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这是我 国体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留下一个“五湖四海”的班子
1979年9月，第四届全国运 动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检阅了 经历十年浩劫后体育运动恢复 和发展的新成就，标志着我国 体育事业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 阶段。在这大好形势下，王猛决 定要重返部队。强烈的历史责 任感使他在离开体委之前一定 要做好一件事，就是要配备好 体委的领导班子。
王猛考虑到，体委是一个 业务部门，专业性很强，在班子 里懂业务、抓业务的干部一定 要多一些。但当时10名正副主 任中部队来的占了一半，显然 结构不合理，他要连同自己共4 名部队干部离开体委。可是当 时老领导李梦华也想调动工作， 已经联系好了去向。
有一天，中组部副部长曾 志把王猛找去，她说：“我跟你 说件事，李梦华同志想调离体 委，去国务院管理局当局长。” 王猛立即说：“不行，不能这样， 梦华同志在国家体委那么多年， 熟悉业务，抓了许多大的事，他 不应该走，体育事业需要他，不 动为好，动不好，肯定不好。”曾 志看王猛的态度那么坚决，就马 上打电话请示副总理王任重，王 任重说：“那好吧，既然王猛同志 不同意嘛，就把李梦华留下来 吧!”后来王猛就找李梦华谈 话，叫他放手工作，不要有什么 顾虑，有什么事，我给你顶着。
王猛在组建领导班子时， 坚决遵循“五湖四海”的原则。 他考虑到部队干部调离后，必 然要提拔一些人充实班子，当 时已参加党组的有三位体委的 老司长，都是提拔对象。王猛经 过深思熟虑，认为领导班子里 不宜都是“一个方面军”，这三 位中可留一位在体委，其余二 人调到别的单位去提拔。这个 设想经与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多 次请示、协商，得到了赞同，并 由中组部下令任命。
这件事在体委引起震动， 被调动的那两位干部对王猛意 见很大，迟迟不去到任，有的领 导也来为他们说情，要求改变任 命，但王猛态度坚决，看准了的 事是不会轻意改变的，要求他们 执行中组部的决定。他认为这完 全是从工作大局出发，毫无个人 恩怨，因而即使得罪人也无所顾 忌，是非曲直，任人评说。这就 是王猛的性格和作风。
在领导班子问题基本落实 后，王猛于1981年8月离开体 委赴广州军区任政委，又重新 开始他钟情的军旅生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