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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深处恐惧之时，我总会想到我的妻子。尤其是在深夜，周围的静与黑暗，会让你产生幻觉，仿佛自己处于另一个时空，身体轻悬于宇宙，伸出手，触摸不到物质，然后猛然失重下坠，千尺地狱，黑暗无涯，耳畔一些莫名其妙的回响反复敲击。我知道那是梦魇，俗称鬼压床，很难醒来。有几次我试图挣扎，却始终睁不开，看不见，动不了，喊不出。反抗累了，索性放弃，在梦魇中回忆我的妻子，想起她一贯带有温度的笑容和一些睫毛上的泪珠，以及有时她穿着松松垮垮的纯棉睡衣，胶拖鞋，面红耳赤的争执。
我的妻子是焦虑的，结婚二十多年，她事事操心，家庭秩序、财务支出、开源节流、何有何亡，她都在黾勉求之。我们和大多数夫妻一样，遇到各种不同境遇的困难，也争吵过无数次，但时间终究拖累着一切，把每一个人的脾气都打磨光滑，直到孩子军校毕业，她才失去焦虑。
孩子毕业后，她辞去财务的工作（之前她在一个工程公司做主管），开始在家里种花，她像换了个人似的，多了一种爱好，在书店买了很多关于园艺的书回来。她的性格也随着这些书本、植物变得越来越温和，哪怕是去阳台晒衣服，也会把每一个褶皱缝隙掸平，仿佛在晒衣中收获某种宁静。我之前是做工程外包，奔跑多年，着实累了。儿子毕业了，我们夫妇也算完成任务，于是在一个菜市场的入口处开了一家内衣店，冬天卖保暖内衣，夏天卖泳衣睡衣等。那小店开着，慢悠悠地进账，生意时有时无，不淡不旺。通常是我进货，她守店。在开店之余，她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阳台上。家里的阳台只有十来平米，却被她天地墙，用花草包满了。有蔷薇科植物，藤蔓植物，观花、观叶、观果、观茎、芳香类，她尝试通过书本去了解它们的习性。那个阳台是完全属于她的。儿子军校毕业了，家庭纯粹没有任何负担了，她有时会带有一种“发烧友”的性质，高价购买一些品相好的兰花、茶花，以及购买一些海外的植物回来培植。她说：等到五月兰花开，儿子就回来了。
儿子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西藏军区林芝军分区的一个边防团，他在电话里说西藏好，空气好，景色也好，单位就在机场附近，回家也方便，更重要的是：嘿嘿，工资高，是内地的1.5倍。他听到母亲种了满阳台的花，几乎是带有嘲笑的语气反问：是吗？种花？毕竟在他印象中，她是严肃的，有时还不太讲道理，在他高中填志愿时，她强迫儿子去学医，说家里有个医生，以后老人生病啥的，会方便许多。儿子从一开始就拒绝，但她坚持不懈地扭着他，从早到晚跟在儿子屁股后面说学医有多好，从最初的苦口婆心到了后面的“你必须去学医！不行！你必须去！”。那个暑假，母子的关系十分拧巴，我不得不左右调停。后来儿子不仅没去学医，还偷跑到医院做了近视眼手术，直到接到军校录取通知书，妻子才知道自己的倔强，是多么的无济于事。
儿子说那么今年休年假，就申请在五月吧，定了，五月回来，回来看母亲的花园。我记得儿子在读高中住读时，一周回来一次。儿子说想吃烧白了，妻子就会花一周的时间围绕着烧白，从周一开始说做烧白，周二去菜市看买什么肉，周三另一个市场看肉，周四才把食材买回来，晚上把肉烧好，切好，煮好，周五起个早，将烧白提前蒸好。如今，儿子说要看她的花园，她也在早早地准备了。春节之后，许多花在她精心侍弄下，都相继开放，山茶、迎春、水仙、君子兰、海棠、芍药等，花市里的每一个品种她都买点，那个阳台，它有时能给我们夫妇带来浓郁而狂欢的芳香，有时会给我们一种等待的孤独。妻子每晚都会翻日历，说五一近了，现在都三月了。她一页一页地撕，每天撕一页。
然而，那些早已成过去时态，这些温暖的回忆只能在我的黑夜里陪伴我。黑夜的冰凉与她的温暖目光相碰撞，如同一个孩子蜷在母亲的怀里，吸吮奶汁，得到安抚。我还记得我们是在怎样的场合分开，那个法槌决定了两人从此背道而驰，以及彼此命运的再无关联。
那是三年前，我站在法庭的原告席上，我的目光被那个叫做上官俊峰的法官吸引。他很年轻，大概三十出头，眉目英俊，头发柔软干净，两腮的挂耳胡被打理得细致、平滑、利落，无一丝胡须。他一起身，看得出法袍里穿的是一套价格不菲的羊毛休闲式西服，他不经意地露出袖口，结实圆润的纽扣刚好到他手腕，跟他的身体十分贴合。他挺起胸膛，敲了下法槌，用瓷实的嗓音平静地读完判决书，然后，审判结束。上官俊峰匆匆收拾桌上的一大堆材料，将它们码平，合上文件夹，欲要离席。
在七七八八的人声中，以及桌椅的推挪中，我的眼睛无法从上官那儿离开。我骇然地看他，他刚才在读判决书时，几乎不带任何情感，仿佛是局外人，跟他毫无关联，弄得我着实分不清冷静与冷漠之间的区别。现在，他已经从容地走出审判庭，显然这个审判已经跟他没关系了，他只是结束了今天的工作而已。我不知道妻子是什么时候从旁听席上过来的，她早已站在我旁边，对我轻声劝慰道：回去吧。
我半天吐不出一个字，觉得喉咙干燥，还有一点辣疼。
她见我没动，终于怒了，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推了一下我的胸口，像是在捶醒一个装睡的人。她说：别再傻了！
妻子绯红着脸，额头上有微汗渗出，一些细软的卷发紧实地贴着额头。她想打我，但念及一个男人的面子，她只能狠狠地瞪我，以示不满。
妻子什么时候走的，我没注意。那一刻前前后后发生了什么，我着实分不清，也不记得。我没有去追回她。转而，我的注意力继续留在上官俊峰的座牌上，那个空空的座位，刚才上官俊峰坐过的位子，似乎还留有他的痕迹。我不得不说，他成功地引起了我的关注，他变得扑朔迷离。我是最后一个走出审判庭的，下楼，透亮的大理石地板照映我的头颅。从法院出来，空旷的广场外面白花花的太阳刺眼，令我眼泪直流。
二
捕捉一个人的信息，只要有心，就没有什么不可能。我和妻子从法院分别后，我的目标忽然变得鲜明起来。我已然不会回家了，而是去网吧百度上官俊峰，但是關于他的资料很少，只有他的一两篇硕士论文。从硕士论文中，我了解他毕业于中国一所一流的政法大学，在南方。我不禁回想起他在审判席上所读的判决结果，他的声音瓷实透亮，一口十分标准的普通话，由此我断定，他是北方人了。 我几乎花了一周的时间去了解上官俊峰的故事，这些都是从网络得来的，知道了他所在的学校，便可以去人人网朋友网之类的，逐步搜索，这样，关于他的信息，渐渐浮出水面。大概这就是大数据时代，诸多碎片化的信息拼凑在一起，他的故事如同一张素描，人物的线条和特征隐约呈现，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关于他的博客，那个已经被他关闭掉陌生人不可见的博客，但通过百度快照等漏洞，他在网络上留下的日记，一字一句都被我阅读。
我十分有必要在这里描述一下俊峰的过去，更不会放过对于他的每一个细节性的了解，并且试图将这些全然记在心间。上官俊峰，复姓上官，这种复姓本身就决定了他是贵族的后代，春秋时期，楚怀王封他的小儿子兰为上官邑大夫，他的后代子孙都是上官复姓。他的名字和我，显然成为一个鲜明对照和某种隐喻。我叫丛南方，听我的族人说，我的祖先是一支战斗民族，有一次在战役中，我的祖先率军突围，屏住呼吸躲在丛枝中，被那些茂密的草丛掩护，逃过一劫，从此我的祖先给族人赐姓为：丛。而上官俊峰，如他的名字一样，是能沾上点官运的，毕竟，谁能去否定一个法官呢？这个职业令人尊敬，他依照法律条款决定，决定每一个坐在原告席和被告席的人的命运，每一个宣判词从他口中出来，就是一种宣示。
上官俊峰研究生毕业后，通过考公务员的形式被这所法院录取，他一直做法官，并持有司法考试资格证书。他并不是靠什么亲戚去谋取法官这个职位，而是靠苦读书。司法考试被誉为中国最变态的考试，考试通过率仅5%。他曾在博客中写道：这样的考试对每一位学子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许多题答不好，得不了高分，揣摩不了出题者给分的重点。……我实在是想放弃。
那些文字是他读研时留下的，几乎三天四天就写一篇博文，有时一天两篇，兴许这是一种寄忧。读那些文字，我有时不得不为他感到动容。他在读研那三年，各种司法书，翻来覆去地背，从宪法到婚姻法，几十本书。他花了太多时间在学习上，每天睁眼闭眼就是读书，苦读。冬天的时候，他打开窗户，坐在窗户前，让寒风猛吹他的头颅，他说这样会更清醒些。有一回窗外下雪了，老师放下粉笔，大手一挥，说：走，看雪去！他没有，只是简单地往外面看了一眼，头便缩回来，目光落在书本上。为了逼自己熬过这三年，能够顺利毕业，他每个傍晚都去学校操场跑步，三公里，他一面背书，一面跑步，他的博客有如下记录：
某些时候，跑步是对自己的另一种鞭策，一种痛苦的存在感。或许我就是那未渡过河的人，谁能代替我？在河流的这一端，我无望地望着那一端，我不过是想渡河而已，却渡不了河。跑步，或者，在河的这岸死去。
上官俊峰是在夏季的一个书店里遇见惠的。他们在旧书店里同时看到了一本专业书，老板说只有这本了，于是上官将书让给了惠，惠说：我看完了，再借你。
他们的相遇就那么简单。惠是他的研究生同学，她看出他的自卑来，于是将自己的骄傲与美丽，尽可能地掩饰。她不再用化妆品了，也尽量收敛着穿一些平价的衣服，她将她的名牌包搁置于衣柜中，从地下商城买来十几块钱的帆布包。她请他喝奶茶，吃学校旁边那家十九元一个人的自助餐，或者他请她去地下商场打台球。他们的友谊迅速建立起来，后来，有人追求惠，给她在自习室的座位上送矿泉水和糖果，他知道后，大汗淋漓地从篮球场跑来，抱着篮球，走到惠的跟前，霸道地将矿泉水和糖果丢进垃圾桶，然后继续去打篮球。
她陪伴他三年，在每个黄昏时出现，陪他跑步，两人都对爱情只字不提。
黄昏越美，他越感悲凉。他说考研难，考司法更难，大概，他是真的要放弃了，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他说他感到很无望，每一夜都是地球上的最后一晚，或许他就會死在今晚。
惠不这样想。他越沮丧，她越长情。她坐在他旁边聆听一切。她是一个合格的红颜知己，她说：总有一天，你会越过这个所谓的最后一晚，跳跃到另一颗星球上去，那个星球永远属于你，稳稳当当的。
三年的黄昏与雨天，以及大风和雪花，他那么执著于沮丧，执著于跑步，执著于跟命运的叫板。遇见恶劣天气，惠就站在亭下等他，或者她痛经，实在陪不了，便抱着一个暖手袋立在雪地里。
三年后，他拿到硕士学位，大热天，在学校操场穿着厚厚的礼服，和惠合影。
他拥着惠的肩膀，两人面对镜头，像拍结婚登记照那样正式。他面含微笑，低声、满意地说：我要娶你。
耳边没有回答。
后来惠离开了这座城市，她要去更远的地方留学。于是，就像各种小说一样，上官俊峰忧伤地娶了现在的妻子。
或许是出于职业习惯，或许是因为失去，惠离开后，俊峰便是另一个俊峰了。他很少笑，没有年轻人的狂妄与浮夸，更多的是冷静。离开法庭，回到家里，他也是个性情寡淡的丈夫。他很少关心他的妻子，结婚三年，没有孩子。每当在这个问题上与妻子发生分歧，出于职业本能，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反击和辩驳。妻子不过是抱怨两句，并不强烈，年轻人的婚姻，我着实是理解不了了。
或许我和惠是同一类人，都是直觉过于敏感，我已经感知到俊峰，他的生活灰暗复杂，不止于性情寡淡那样简单。他像一个谜，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谜。
离开妻子后，我就作了不回家的打算，连换洗的衣裳也不肯花时间回去取。我住在一个被叫做下半城的地方，这一代是市中心的边缘地带，一座座危楼等待拆迁，却终究因为各种原因而迟迟没有被拆迁。陈旧的街道，腐烂的气味，在夜里亮着绿色眼珠的、诡异的猫，有一些房子快垮掉，像一具骷髅，屋顶和窗户大片大片地落，但窗台依然晒着大红色的毛裤。我租的房子在一楼，一百五十块钱一个月，这样的价格注定房屋是钢筋水泥空空如也，还不带窗户。
形形色色的人群住在这一片贫民窟，有卖臭豆腐的，修皮鞋的，也有棒棒军（挑夫），或是画糖人的手工艺人。白天的时候，我很少出门，几乎都在房间里睡觉。我的房间非常奇特，不知道这座房子是谁修的，总之它就是没有窗户。听说过去这里是一个卖咸鱼的小型仓库，所以现在还能闻到厚重浓烈的腥味，后来房东想了一个绝好的办法，就是租赁给白天睡觉，晚上干活的人，毕竟白天睡觉不需要光线。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张行军床，账号是儿子的，还能看到他过去的浏览记录，最后一次记录是他给母亲买的一包有机营养花泥，在购物车里。我学着使用他的账号，学会登录付款等一系列艰难而奇妙的流程，最终买下这张行军床。这种床展开是一张80公分宽的床，稍微向上折叠一下，便成了一张半躺的椅子，我一个中年男人，怕什么呢？只要有地方睡，睡哪里都行。还买了一个电饭锅，用于我饥饿的时候煮方便面吃。没有地方洗澡，去公共厕所洗漱，为了上官俊峰，眼前的困难都不是困难。
不出一周，房间的垃圾就多了起来，烟头随地，原本不抽烟的我，现在每天抽一包烟，三块五一包的宏声香烟。空落落的矿泉水瓶子满地，还有重了一盒又一盒的方便面。久而久之，房间里的气味也逐渐复杂起来。我喜欢这些气味，就像俊峰喜欢跑步，生活有了艰苦，才能更好地感知到自我。
俊峰下班的时候，便是我起床的时候。他通常会在下午五点提前下班，这个时间，我会走出下半城，在法院门口，依靠那些密密麻麻的车辆做掩护，观察他的行踪。我早已弄清他家住哪个小区，甚至门牌号，以及他开什么样的车，每天的作息时间，每周会去体育馆打几次羽毛球……但这些还不能满足我，我应当记录下些什么，留些什么东西，像当年惠那样，在自我的黑暗里反复寻找这些东西。
俊峰在下班后，会去商业区不同的餐馆吃饭，和不同的人，有时吃完饭会去KTV，或者酒吧，或者打台球——他一直很喜欢台球和网球，抑或是被邀请去洗脚城按摩，去会所泡温泉，或者去大剧院看话剧等等。他很不愿意回家，甚至有时能听到他跟妻子打电话，撒谎说自己在海南出差。挂完电话，他便找一个酒店入住，把自己一个人留在房间，也不见别的女人进去。
一个月，他大概有十天是住酒店，即使是周末。无事可做时，他会去一家叫夜丘的画廊。那是一家专卖中国画的，有当地知名画家的作品，也有非知名的，几乎每个月都会举行不同主题的画展，去的人有大学老师，有文人，也有学生，还有赞助商等，有时还会邀请媒体。俊峰也去，但他很少发声，只是默默地观赏，不附庸风雅。
他从不买画，偶尔会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看画，倒是他的朋友每回买下不少。临当作别时，他的朋友会和他站在门口握手，他的朋友满意又敞亮的嗓音：感谢感谢！上官法官！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中国美术，今天可算是买到称心如意的了。哦，对了，听说有幅画叫作《千里饿殍图》，如果您知道哪里有真迹，或者哪位大师临摹，一定要通知我，我对那幅画是情有独钟！哪怕就是买个高仿，也算是甘棠遗爱了！
俊峰话不多，对方说一大串，他只会微略点头。我自然是不会相信那些肥头大耳的人会真正喜爱艺术，还能说出“甘棠遗爱”这样的词，可是他们花巨资买这些画做什么？上官和他们“志同道合”，简直就是上坟烧报纸唬鬼。上官驱车回酒店，我即停止跟踪，折回下半城做各种功课，了解这一幅画的价值与背景。不仅如此，我在设备上也下了狠功夫。我更换了我的手机，花三千九百多块钱买了一部智能手机，营业员说这部手机的相机相当于一个微单相机，双镜头，放大N倍，仍然清晰。我去跳蚤市场看望远镜、手表相机、窃听器等等——我需要记录下俊峰的一切，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样样准确，就像当年惠那样关注他。并且我想象过，三年后，我也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俊峰，告诉他这三年的一切，我还要用他朗读审判词的口气，平平静静地告诉他。
三
要想和俊峰在三年后有个平等对话，这需要持久的隐忍。一些装备跟不上了，就搁置在方便面盒旁。多次出入跳蚤市场，根据我的需求购买。想到今后跟踪俊峰，直线距离可能会扩大到700米以外，我便选了一款7×35的望远镜，这种低倍镜观察范围大，画面会更稳定、明亮，感觉也会更舒适，唯一的缺点就是手持式，比较累。我甚至还考虑到在微光下观察俊峰，在照明条件不太好的情况下观察他，由此我会更在意望远镜所用的材料、形状、结构、胶合等，至于夜視望远镜，它实在是太昂贵了，我暂不打算买，至少现在还可以用其他的代替。窥探这种事就如同吸食鸦片，是长久的，逶迤的，也是上瘾的。
有时候，镜中的俊峰过于安静，他的冷静已经超出他年龄，失去一些年轻人的特质。有时他的目光与我的镜头相遇，是不带温度的，清癯的，可能也是无望的。他或许对于外界的东西不屑于关注。当有人在大街上给他发传单，他行如风地过，当人们看稀奇看热闹地聚成圈，他从我的镜中划过，像一只大雁。
起初那半年的跟踪，有时跟着跟着，就把人给跟丢了。他开的是一辆宝马X5，一个红灯把我拦截在后面，当我再追上去时，他已经转弯向某个路口了。那么，这样的一天，我的失败感极强，将自己关在屋里，黑魆魆的屋里，躺在行军床上，闻那些发馊的味道。
但是经过前面的磕磕绊绊，我的经验逐渐丰富起来，做事也更加稳妥。我有时会在他身后百米的地方，淡定地抽烟，耐心地等他在加油站加油、刷卡。有时他去大酒店吃饭，我便去旁边的小卖部买一个面包和矿泉水。我那么不起眼地坐在酒店对面，等他出来。无论生活多么糟糕，我出门尽量保持自己的干净，我要让自己的衣服和俊峰一样干净。我想，作为一个偷窥者，这是对他的最大尊重。
下半年，俊峰的世界在我的镜头中越来越清晰，故事也越来越多。
俊峰的世界是圆的，因为镜头是圆的。我有时误认为自己是导演，一会儿变焦，一会儿远焦，一会儿定焦，一会儿长镜头，一会儿蒙太奇。
因为镜头，我感受到他的喜怒哀乐，以及他的疲惫。他那张淡漠的脸是一片海，海底下的他，是想挣扎却挣扎不了，想上岸也上岸不了的。
很多次，我看见他被一群律师围着，几乎是胁迫的热情，请到酒店里吃饭，连续吃了一周饭，不同的人上前邀约。看得出，他是很累的，难以拂逆，那些宴请已经成为了他的负担。他在中间的关系那么微妙，多次陷入排挤与被排挤中，律师要么供着他，要么防着他。他还很年轻，三十出头，还有更好的前途，他无法拉下脸。
他每进一个饭店，地址、名字，以及时间、几个人，我都一一记录在我的小本上。有时看他被人搀扶酩酊大醉地走出酒馆，同行人员开着他的车，送他回酒店或回家。他喝酒不上脸，越喝越白，最后白得像死人。他这样瘦高的身体，受得了那些酒精吗？作为一个法官，是否一场又一场的应酬，灯红酒绿，换着花样的饭局，令人感到厌倦？为了了解他每顿饭的花费，我会在他们酒局结束之前的半小时，故意抻一抻衣领，气宇轩昂地走进酒店，趁他们喝得一塌糊涂称兄道弟的时候，我对前台说：我是律师这边的助理，我看下账单，好去取钱。 前台通常都是年轻的姑娘，且对我有礼貌地笑，将账单打印出来，站直身体，嘴唇微弯，将账单恭恭敬敬地呈给我。
我抬一抬手腕，假装看手腕上的手表，这个带有摄像功能的手表就在我抬手的一刹那，完整清晰地将账单照下来：三万八千元，含酒水，茅台飞天半件，波尔多红酒一件，导食小姐四位（陪同小姐），以及5%的服务费。我面含微笑，有礼貌地将账单还给前台，说：好的，一会儿司机来结账。
我钻进洗手间，又钻出来，大大方方地走出酒店。
镜中的俊峰，并不知道这些。他已经喝得快要死去，但他在酒中依然冷静，话不多，不得意忘形，他把他的灵魂紧紧地锁住。
惠已经离开他快十年了，他的忧郁更多了一层，有时我见他在马路边呕吐，我想，那时这个男人是最孤独的。
四
很想知道俊峰常去的那家酒店里到底有没有藏女人，但这一次，我想离他更近一些。我假装送外卖，戴上口罩，戴上眼镜（眼镜架右侧有个不起眼的小黑点，安置了像素较低的摄像头），拎着一盒热气腾腾的饺子，去敲他的房门。门开后，我直视他，说：先生，你的外卖到了。
他已经脱下外套，穿着一件枣红色衬衣，衬衣领子开了两颗扣子，脸上有水的痕迹，刚洗漱完的样子。他冷淡地看着我，说：我没有点外卖。
我故意装作匪夷所思，说：是你们这个房间吧？201，二楼一号房。
他说：没有。说完欲要关门。
我脑袋左摇右晃，里面是一张单人床，床上有他一件深色外套。
我又瞅瞅手中的单子，说：没错，是201房间。
他说：有可能是20楼一号房间，你去那里问问。
我连忙向他道歉，歉意还未表达完，他已经将门关上。
他的房间里没有女人，真是可怜了我装置了半个月的眼镜，没派上用场。
转眼到了秋天，城市的银杏树一夜之间哗哗哗全变金黄，那种金色璀璨而纯粹。空气澄净，视野开阔，天空如海洋般无边际。人们还是如过往一样匆忙，只是少了些浮躁，在大街上走上一天，衣领也是干净的。这样从容的季节，似乎连死亡也少了很多。要知道，从这一年的春天到夏天，我足足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见到光了。白天在黑屋子里睡觉，夜晚随俊峰在黑夜里游荡，像一具幽灵。
秋日下的俊峰，眉宇间充满忧郁，他的眉毛长得很好，粗而浓密，凝神时，有种从连环画里走出来的忧郁（儿子以前很喜欢临摹连环画）。他决定出去旅行一趟，他的妻子为他收拾好东西。我听不清他们的谈话，他家住顶楼，我早已想法获得他家小区的门禁卡，可以自由出入小区，出入每一栋楼。我趴在他家对面的顶楼，找一个隐蔽的角落用望远镜观看。有时候看他们在屋子里来来回回走，我也觉得很无聊，感觉像是看一场默片，于是假装自己是个导演，为他们念对白。
你又要出差？妻子帮他收拾东西，问。
不，这次我想去旅游。他也兀自收拾。
只有一张票，是一个朋友送的。他解释道。
在外面，要注意身体。他的妻子几乎不抱希望地说。
嗯。他说。
什么时候回来？我去接你。他的妻子说。
不用接了，机场太远。他说。（他一向说话很简练。）
我父亲的事，怎么样了？他的妻子小心翼翼地问。
放心，不会判死刑。他满不在乎地说。
会是什么结果？钱都送了吗？他的妻子追问。
该打理的都打理了。他回答简洁，以至于她不好意思再追问。
他忽地转身，餐桌上有一个大口袋，递给妻子，说：这些你留着。
什么？妻子问。
他说：中秋节，别人送给我的，也有送你的，我都用不着，你自己处理吧。
妻子打开口袋，里面是一个个小盒子，有欧米茄手表、香奈儿香水、日本白巧克力、土耳其恶魔之眼等等一大堆。
他乘坐飞机，先是到了上海，然后在上海住了一晚。他是个很奇特的男人，对娱乐八卦不感兴趣，对社会热点也不感兴趣，上海的街头，总有那么些网红搞现场直播，他从不回头，仿佛是独立于这个世界的，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他先是去了书店，坐在书店的台阶上翻了几本书，大致是人文社科类的，看得很慢，有些书是跳着看的，一声不吭地坐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去外滩为自己添置一件休闲羊毛衫。那是一件柔软的、灰色桃尖领羊绒衫，两只胳膊肘镶接牛皮。镜中的他，冷静独到，门店里的衣服，他一眼扫去，便知道哪些衣服适合他。显然，他还是习惯自己打理生活。从服装店出来，他依然步履从容，用平静的目光扫过一幢又一幢高大典雅的建筑，又站在岸边眺望对面的东方明珠，眼神些许复杂，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回去。
他一个人在酒店里睡了一晚。第二天早晨，他早早地起床，洗漱。而我，则在酒店对面一个装木材的中型卡车里勉强凑合了一夜。夜里有几分寒冷，我也没睡好觉，次日醒来，只觉得饥肠辘辘，双眼困倦，口齿间还有昨夜厚重的烟味。我举着望远镜朝他的房间看，半透明的里料窗簾，露出他在房间里整理衣物的模糊影子。他弯腰小心查看房间，看是否有遗漏物品，小心地收拾刮胡刀，一个复古的银色24寸拉杆箱，小巧精致，里面却装得整整齐齐，井然有序。我将望远镜的镜头再拉得近一些，查看他的箱子，他正在整理，一层一层，却始终看不清那些到底是什么物品。
他已经换上了昨天买的羊绒衫，左手臂搭着件淡蓝色的休闲西服，走出酒店，搭上一辆出租车——他要去码头，从那里登船，我们即将在海上做一次谈判。
五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邮轮。曾经，我的儿子对我说，他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来一次邮轮行。儿子很喜欢那部叫做《海上钢琴师》的电影——那个关于1900孤儿的故事，他说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乘坐邮轮是人生需要经历的一件事。
儿子知道乘坐邮轮对他而言，是很难的，因为他的身份太特殊了，所以邮轮，成了他念念欠欠的东西。他在读高中的时候，曾自己动手削木块做邮轮模型，但终究因为时间问题，以及他的图纸设计的不合理等等，那艘半成品邮轮被搁浅在他的书柜里。我想，眼下这一趟邮轮行，一半是关于俊峰，一半，更多的是我替代儿子吧。我们一家人的合照，一直都揣在我的夹克内夹层的口袋，那是儿子读大学时，穿上没有授衔的军装回来，他本是要去照登记照，不记得是谁提议，我们一家人便留下了这张全家福。照片里的他神气得很，眼睛里满是活力，肩膀平展如机翼，肩章崭新鲜红，儿子说：明年回来，就是一杠三星了！怎么说，也是个连长，管几十号人——照片随我身，我从未觉得我们一家人有分开过。 在登船之前，我有许多想象。人就是这样，总是对期待已久的事充满想象。我想，在邮轮上的某个时刻，在甲板上，我是另一个1900，一个邋遢的、疲惫的、满脸岁月的中年人，我不动声色地走上前，迎上他，对他说：我认识你，上官法官，我们该好好谈谈了。继而，将这一年来，我呕心沥血制作的光碟，交给他，看他打开，慢慢想。
这样的幻想会变成现实吗？会的，再过三天，当这艘驶向太平洋的邮轮停靠在长崎海边，我们将在长崎的岛屿相见，揭开层层面纱，一切都水落石出。而眼下，旅程才刚开始，瓮中之鳖，无须心急。
他拖着行李箱，朝邮轮登记处走去。很远很远，我们就能看见那艘比泰坦尼克号还要大的邮轮，据说这是一部航海史的杰作，它出自于一个英国的贵族家族，是世界上最大的邮轮制造商，面前这艘邮轮是他们诸多作品中的一个经典。它是那样沉稳、庄重、典雅，像一件艺术品一样地停靠在海岸边，它金碧辉煌，气势磅礴地占满了整个天空。人们拖着行李纷纷往那里去，如同登上一座伊甸园。有老年人夕阳红游，有小年轻度蜜月，人们登上这艘大船，大船航海六天，从中国上海到达日本长崎，期间经停韩国济州岛，这种旅游形式，本身就很贵族。
海风在耳畔三百六十度地呼啸，吹得我听不见路人说什么，也听不见拖行李箱和步履的嘈杂声了。人们迎风向海岸去，三千多人有秩序地在广场里排队，办理行李箱托运，换登船卡，买遮阳帽、泳衣，兑换美元等。人们在大厅排成一弯一弯的蛇形，等待检票登船。我也被挤在熙攘的人群中，跟着大队伍，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移。俊峰在不远处，不时被淹没在人群中，不时又浮出来。那么远，我依然能看见他的侧面，他早晨刚剃过胡须，下巴干净清爽，棱角更分明（在我印象中，他从未有过胡子拉碴的时候，整洁是他的习惯）。但是他好像对这种邮轮的兴趣并不太高，而是低头看手机。在他旁边，挤挤挨挨地有四个小伙子，他们正用长牌打麻将，一面打牌，嘴里喊着碰，一面耐心地排队。
大船是在夜里出发的。船一起航，我的目标便失踪了。我忽然心生焦虑，站在A等船舱外面束手无策。是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我从未登过如此大的船，对邮轮的知识仅限于泰坦尼克号，我没想到，船舱是按照ABCDE来划分的，A船舱在五楼，是临窗看海景的最好视野，而我的票是E船舱，在邮轮的腹底，没有窗户。没有窗户并不是什么大事，我早已习惯了房间没窗户，现在严重的是，我混进A等舱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也就是说，我們将失联五天，五天我都无法确认他的行踪。
邮轮主题设计出自于希腊神话，每一扇大门都雕刻着不同的符号与故事，有太阳神阿波罗，宇宙之王宙斯，智慧女神雅典娜等，他们是那样精美生动地出现在厚重的门上，以及地毯上，连电梯间的楼层按钮都以十二星座的符号代替。邮轮每一处干净、尊贵、浪漫，人们三三两两挽手从我身边走过，神色从容，理所当然地向服务员索要香槟，而我，如丧家之犬，不得不折回我的房间稍作休息。
大船，平稳地在海上航行，几乎听不见鸣笛声，只是觉得脚底下隐约有微弱的浪花声响。我将房间的电视开大声些，反正是些英文，听也听不懂。我烧水，侧脸左右照镜子。我很久没有照镜子了，镜子中的那个中年人，两颊瘦削，下巴也削尖了，黑得发红的肌肤，长着一双泛黄的眼仁，两鬓何时白满的？我未曾察觉。镜中的他朝镜子哈了一口气，他的每一口呼吸，都有一种厚重的咖啡味和烟味的混合。他又侧眼看看两鬓的细碎白发，不禁心底升起一股悲哀来，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大致说的就是如此吧。
我想念儿子了！
如果他此时在我身边，又会是怎样？他是否会将整个邮轮的旮旮旯旯都逛一遍，是否会跑到甲板尖处，对大海大风兴奋地狂吼挥舞？是否会吃遍邮轮的每一个餐厅，是否会找他喜爱的姑娘跳舞？是否会在甲板上跑步？这一切都是再不可能了，再不可能。
儿子走后，我们的世界轰然倒塌。人生就是个天大的笑话，我这一辈子，五十多年，争取与放弃，荣誉与辛劳，爱与其他，最后命运让我失去儿子，失去独子，过去统统，白活的，付之一炬。
我和妻子被西藏军区邀请到儿子所在的边防团，一下飞机，恍然意识到，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十四个家庭，我们只是十五个中的一个。是儿子的战友和领导来接机，几乎是以两位军人接待一个家庭为标准，一路上对我们做一对一的情绪疏导和细致的陪同。
儿子走之前没给我们留下一个字，只留下一个钱包，里面装有一个桃心折叠的红纸，不知道他是要送给谁的。妻子没有流泪，她说：我们想去事发地看看。我们一行人，十五个家庭加上陪同人员，来到雅鲁藏布江边，大河湍急，我们顺着江水往下游走，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不肯停步。
西藏的空气干燥，热烈，荒山光秃，不长一粒绿色。峡谷之间，河水奔腾，夹杂着每一个家庭的哭泣和不甘心的呼唤。一切都像梦，每个人都希望有奇迹。只有妻子没有哭，她沿着江水走，把目光放在很远的江面，她还在寻找各种生还的可能性。她问：会不会，在下游，被河水冲到了下游？
陪同人员搀扶着她，小心翼翼地回答：都找过了，我们沿着江水找了近百公里。
儿子是真的走了，他大概也没想到自己会走，他像往常一样，带领士兵去执行任务，在途中与犯罪分子发生冲突，连人带车，被推下悬崖，坠入江中。
大卡车被雅鲁藏布江吞噬，冲走，如大海里的一粒贝壳，难觅踪迹。
妻子回到内地后，哭，从机场哭到家里，从白天哭到黑夜，起初只是小声地哭，后来在屋里撕心裂肺地哭，再后来像个小孩一样地，说哭就哭，隔壁邻居整天整夜都能听到她的哭声。终于有一天，她病倒了，不吃不喝，醒来哭，睡着也哭，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靠输液来维持她的生命。妻子把儿子的照片供起来，将那个桃心放在照片前，每日给儿子焚香，祭苹果。有时妻子会哭着问我：他怎么说走就走？是不是我以前管他太多了？……你还记得儿子喜欢听什么歌吗？我们放歌给他听？他会不会太闷了。说罢，她打开电脑，努力回忆儿子以前喜欢的明星，然后放歌给儿子听，或者是看儿子的照片，看完一遍又一遍。 我推着妻子出门，希望她能到大街上看看外面，散散心，她看到和儿子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泣不成声。儿子的战友来看望她，她也哭，她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哭泣，无时无刻不会联想到儿子。
妻子坐在轮椅上，双眼无神，疲惫地说：我不要做烈士的母親，我只要我的儿子！如果能用我的命去换，也好。
我去厨房煮鱼，我希望自己不要垮下，至少要把一日三餐敷起走，我说：我们要努力活下去，多活一天，我们才能多思念他一天。
六
我很久没有吃这样好的食物了。这只是航海的第二天而已，出于直觉，我认为我还有机会见到俊峰。我先是在四楼的西式自助餐厅（这里的所有食物免费），用手势比画，要了些炒饭之类的，其实那边有虾蟹和山竹，但我嫌吃起来麻烦，就没要。我还喝了杯红茶，是用那种很好的瓷器杯子喝的，杯子与杯碟碰撞的声音，很好听，以及去舞厅看黑人跳舞。我从E等舱跑到A等舱的门外，每一层楼都转了，餐厅，网吧，酒吧，舞厅，奢侈品店，健身馆，没有看到俊峰，或许他根本就不会去餐厅吃饭，只需要给服务员一美金的小费，服务员便会将晚餐送到他房间里。邮轮在大海里一浪一浪地航行，行得快时，人们的身体左右摇摆。下午五点，我决定去甲板上走走，说不定会碰见他，说不定他是喜欢日落的。
那个柬埔寨服务员站在甲板门口，手脚对我比画，用蹩脚的中文说：不要出去，外面风大，你将飞起来。我对他迟钝地笑笑，我很久没有笑过了，在我笑的那一刻，我感到肌肉是如此陌生，几乎是抽搐的。
以前，儿子说，如果他坐邮轮，他一定会站在船尖，对大海欢呼，对海豚说：我是最棒的！我是冠军！我是英雄！但是我现在想告诉他：人不太可能站在邮轮的船尖上，因为太平洋的风，实在是大得令人难以接受，眼睛睁不开，走路稍不小心就会站不稳。我在甲板上找了一个稍微避风的地方，大概是一个水阀屋，我蹲在白色的小屋檐下，点了根烟，看海，看大起大落的波浪。
海上的夕阳既温柔又磅礴，余晖铺满海面，看不到海岸线，天空与夕阳，以及海水，混沌为金黄一体。大船再行上一天，就能到达长崎了。也就是后天，我将有机会在长崎截获俊峰，能跟他说上几句。或许俊峰就是个没有乐趣的人吧，他对旅游天生没什么兴趣，他不过是在浪费一张船票而已，比起甲板散步，他更喜欢安静地隐没在三千二百名游客中。
不多时，甲板上来了几个中国游客，他们抱着大相机，在甲板上照相，多是摆拍，匆匆拍完几张照片，便闹哄哄地走了。
我躲在白色小房间的门口抽烟，这里的风会小很多，夕阳移过来，也有那么一点温暖。这艘船里里外外都那样干净，每个角落都干净，每天早上会有工人拿水枪扫射冲洗。这种洁净，我也很久没有仔细体会过了。——我不禁想起妻子的那个花园，那遥远的花园，有关于妻子和儿子的花园，才发现，今天的我实在是走得太远了。
离开甲板，回到房间，恰巧又碰见那位柬埔寨服务员，他很年轻，大概和我儿子年龄一边大。我对他的面孔熟识，从登船那天起，我便注意到他每天都推着一个柜子，在过道里来来回回地走，专给客人换床单，取晕船药。
这艘船已经通过肤色来划分每一个人的地位。黑色皮肤的，柬埔寨人、印度人、菲律宾人，他们在船上大多数是服务员，十二小时，轮流倒班。特别是那些端盘子的，由于大船长时间颠簸，他们都得戴上护腰。他们一年上十个月的班，休息两个月，吃住行都在船上。白色人种，是管理层，级别越高，假期越多。船长可以一个月回家一次，回到他的英国。经理三个月回家一趟，医生也是三个月回家一趟，主管半年回家一趟。
我对他勉强挤出微笑，上前对他一阵比画。
他突然开口，露出洁白醒目的牙齿，吃力地说：我会中文，我在学习中文。
我说：不好意思，我有点晕船，你能帮我找点晕船药吗？
他熟练地从工具车里找出晕船药，并且帮助我贴在耳根。
我依然没有走，而是装作很无聊的，在过道里左右张望，问他：你只打扫我们这一层楼的房间吗？
他说：今天是，但明天，我要去A等舱，我们是轮流转的，ABCDE挨个转。
我问他一些关于家里的事情，问他父亲的事。他说他父亲和我岁数差不多，这些年身体不太好，总是咳嗽。聊得差不多了，我说：你这个床单和被子是怎么换的？你能教我吗？我儿子是位军人，能把被子叠成豆腐块，他总嫌弃我不会铺床叠被。
他说：真的吗？那我实在是荣幸至极（他故意用的荣幸至极，说得很正式，像是想试探这个词用得是否正确）。说罢，立即带我去房间，教我换床单和被套。
第二天早上，我按照他之前所叮嘱的，走员工通道去A等舱找他，跟他一起打扫房间，我告诉他，没想到换床单是那么有意思的事，我想再多练习一下，熟能生巧，这样回去能和儿子好好比试下，并且我答应给他普及李小龙的故事，他说他是李小龙的超级粉丝，甚至还问我会不会功夫。我一面耐心回答他的问题，一面左看右看，一心两用，我知道俊峰的房间是在A406，这样我就可以进入他的房间，以最近的方式去捕捉他的更多信息。
打开俊峰的房间，他并不在房间里，或许他是去餐厅吃饭了，原来A等船舱有它的专属餐厅。他的房间一贯的干净、整洁、有秩序。我趁服务员在打扫洗手间时，快速地翻阅他的行李箱、钱包、避孕套，以及那装有一箱美金的手提箱。每一样东西都不放过，咔咔迅速拍照。以迅雷之势，我将只有芯片大的窃听器牢实地安在了他的电视遥控器里。我匆匆替他换完被褥，然后又满意地打量了下四周，现在我可以从容地跟服务员聊天，告诉他，李小龙不仅武术好，恰恰舞也跳得好。
剩下的时间，我去舞厅看巴西人跳舞。儿子特别喜爱足球，他初中时练球（那时国足貌似还有点希望），两腿左右来回颠球，像是跳桑巴。有时我在反省自己，当年送他入伍，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他的兴趣那么广泛，一会儿踢球，一会儿造船，最终他选择入伍，他说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我提醒他，你一旦入伍，就不是三年的事，你是考的军校，军装不是你想脱就脱的。儿子不听劝，我们早已习惯了他率真的个性，他一旦要做什么，就会立马去做，成功失败对他而言，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事。 人们在舞池里跳得很欢快，不分国籍，或许只有中国人才跳得那么蹩手蹩脚。但舞蹈解决了种族问题，连菲律宾服务员也参与其中，笑声一片。我坐在舞池旁的一张小咖啡桌上，没有消费任何东西，只是淡淡地观看他们的快乐。小坐一会儿，我又去了另一个角落，那里有人弹爵士，那些高雅的东西我自然是听不懂的，我脑子里想，如果儿子经过这里，会是一种怎样的喜悦？流连一会儿，我去大剧院看魔术表演，以及听一位来自法国的歌唱家唱歌。他唱了一首Hey Jude，我想起来了！儿子曾经最喜欢这一首歌，喜欢它的节拍和歌词，儿子还喜欢迈克·杰克逊，时常对着镜子，在那里练习什么太空步。
夜里，我回到房间，回放窃听器记录下的声音。
有俊峰看电视的声音。
有他倒水的声音。
有他推开窗户，看海和听风的声音。
终于有了电话声，他说：你那个案子，不好办，我已经替你想了很多办法了……我有个表妹，在开画廊，你先去她那里看看吧……
还有他发微信的语音声，说：我在休假，回来再说。
七
第三日早晨八点，大船在长崎靠岸，游客们吃完早饭后，有些兴奋，他们已经在海上摇晃两天多，船上的娱樂项目就快使他们乏味了。人们迫不及待地想上岸看看，看看房子、汽车、电线杆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不得不说，长崎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尽管半个世纪前被一颗原子弹毁灭过，但它又重生了，人们有秩序地生活，有秩序地过斑马线。兴许，当我今天见过俊峰之后，今后的生活也将获得某种秩序。
站在船舱的出口，我用目光搜寻上官的影子。
上官俊峰，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这是个阳光和煦的秋后，风平浪静，海岸边没有鸟和风的声音，只有人群的声响。有人拿着自拍杆，拍岸边的风景。而站在岛屿上的我，接触到陆地后，有一种脚踏实地的存在感，这种感觉让人有底气有自信。
大船将在长崎停靠一天，直到晚上九点才离岸，人们有充足的时间来游览这座岛上城市。他从船舱随人流出来，脖子上挂了一张灰色围巾。他走路从不东张西望，只管走自己的路，他甚至对长崎没有任何好奇，平静到极点。
他拎着那装满美金的皮箱，匆匆穿过人群，甚至没有提防的神色，坐上的士，那的士门自动开，也自动关。他下车后，转过几个田字巷，脚步熟练地钻进一家旅馆。旅馆门口贴了一张海报，是穿和服的男人和女人，半裸的画面，如僵尸般雪白的脸，诡异的表情，女人樱红的嘴唇，突兀妖娆。
我坐在旅馆的马路边，展开一张报纸，假装看报，静静地等。
三个小时后，他从旅馆里带了一个女人出来，他们转去附近的一家日本料理店吃饭。这个女人很面熟，她的影子在我脑海里翻腾很久很久，我始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她。很快，他们在简单地吃过饭后，她便挽着他的胳膊，一起走出料理店，进了一家商店。他先是花了十五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三千多，买了一个水素水杯送给她；后来，他又领她去商场，买下一些名贵的化妆品和箱包、手表，还有一双香奈儿高跟鞋；接着，他们又去了银行，办理一些业务，好像是开了一个户头，被工作人员邀请到VIP服务的一个小房间里。
她是惠。我认出来了。她只是剪了短发而已，装束比学生时代更成熟干练几分。她的膝盖不太好，单脚上楼梯和下楼梯，我猜，那一定是读书时陪他跑步留下的隐疾。我从未想到他们还会藕断丝连地在一起，或许他们的约会从来都这样秘密，这样小心翼翼。
他们从银行出来后，并没有去附近的公园，而是再次钻进酒店。
直到晚上七点过，他们才从酒店出来，也没吃晚饭，而是一直在轧马路、聊天。她送他上船，临别时，他交给她一个信封。直到大船的甲板收折，船舱关闭，惠还站在岸边，不住地向他挥手。
邮轮起航，缓慢离开海岸，他没有回到A等舱，而是在C等舱的走廊上，出神地看着长崎这座被灯光折叠的城市。是的，长崎的夜景是世界上第二好看的夜景，灯光冉冉，高低不齐，这座城市是如此舒缓。
八
上官俊峰，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我现在可以坦然地站在你身后，并且让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天空不知何时飘起极细极细的雨，一点点，密密麻麻，努力地要将甲板打湿。空气中，我闻到一股美妙的，海藻和礁石的味道，我站在你身后，想着我们接下来有可能的对白。
我想上前自我介绍：我是丛南方，我们在法庭上见过。
你一定会淡淡地说：哦？有什么事吗？
我会把手中的袋子交给你，然后冲你神秘地笑。
我就这样站在你身后，很久都未动。一个人离成功那么近，我却迟迟不让成功到来。这一年多，我都在做一些只有黑夜无法见到光明的事，你说你曾经差点死在地球上的最后一晚，我想告诉你：儿子离开后，我的每一晚，都是地球上的最后一晚。
我清清嗓子，摸了摸手中的牛皮档案袋，那里面装有一个不到三公分的U盘。但是就在我准备走近你的瞬间，出于确认，我再次用手捏捏牛皮袋，刹那感觉大船撞击冰山，山崩地裂，浑身血液倒流。我将牛皮袋打开，抖个底朝天，空的，什么都没有。
我急步跑回房间，发现我的相机、手表、U盘全部被盗，我奔出房间，慌不择路，只见邻居破门而出，直呼服务员有小偷，接着，一连出来四五个房间的游客，他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意识到楼层有小偷光顾。一时间楼道闹哄哄的，地上留有一张会员卡，他就是凭这张卡撬开多个房间的。
九
第三年春天，苏州的扬花满天飞，惹得人的皮肤总过敏，发痒。人们骑着自行车穿越马路，穿越春柳及扬花，而我，在经历三个冬天之后，更老了，我的骨质发生了很严重的退化，体力大不如从前，我患下很严重的眼疾，每天靠滴五六支眼药水来维持视力。
这三年，我最远的，是去到了日本，最近的，在他家门口埋伏一周。三年来我去过多少城市，已经数不清，火车站、地铁站、长途汽车站、麦当劳是我过夜的地方。我的记忆总是有偏差的，只有那些照片、录像，记录了我这三年里的每一天。它们客观、真实。 我最终选择在苏州，和他做一次说明。依然是在法院门口，那是他出差到苏州的最后一天，临到下班的时间，我欲要上前跟他好好作谈，我想说：你跟我儿子年龄相仿，差别却太大。我想说的还有很多，我可以慢慢说，慢慢说，说到我不愿意说为止，甚至不带任何感情地说，就像是在念一段冗長的宣判词那样，从容不迫，却拥有权利。
现在的我，已经没有三年前那样容易激动、浮躁，我的血压越来越平稳。俊峰从大厅走出来，正当我准备迎上去，忽然三五个人窜出来，遮挡住我的视线。等我再看清时，一双手铐已经牢牢实实地铐在了他的手上，他被人带走，押上了检察院的车辆。
我颤颤巍巍地走出大厅，忍不住抹了一把眼泪。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意识到在流泪，直到泪水流过鼻翼，我才知道自己流泪了。我拣了一步干净的台阶坐下，手止不住地抖，打火机点烟，却怎么也点不着。夕阳，又快要西沉，想一想，人一辈子，确实毫无趣味。
此时，“咔嚓”一声，一盏打火机窜起一束火苗，我点燃烟，轻拍他手背三下，然后转过来问：是你揭发的？
他在我身旁吃力坐下。是一个六旬左右的老头，穿着更像是个做苦力出身的，一眼便能看见那双绿色的、带补巴的胶鞋。他颤抖着嘴唇，吸了一口烟，嘴唇嗫嚅半天，最终没有说一个字。抽完烟，他从怀里掏出一支箫，看得出那支箫跟随他许多年了，箫身被磨得黑亮水灵，更像是他的另一种精神支柱。他将目光落在远处，干裂的唇轻倚洞箫，吹起一支曲子《真的好想你》。
悠扬的曲声和黄昏融为一体，一切都是在泣诉人生的忧郁，我苦笑一声，心里再次念及要跟上官俊峰的对质：上官法官，从业十年，利用职务之便，替自己的岳父开脱罪名，且多次收受贿赂，受贿方法主要为带行贿人去画廊购置国画，直到买到他满意的数目，他才答应办事，开画廊的女人是他情人的妹妹，情人许惠负责海外转移财产。
一曲终了，他不紧不慢地放下箫，将它装进细长的袋子里系好，内心的激动被沉重粗糙的呼吸声出卖，但他却迟迟未开口说明原因。我们并肩而坐，似乎有些以心传心的会意。许久，他胡乱地抹了一把眼泪，转过来问：你为什么也在跟踪他？
我想到我跟踪他的理由，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儿子去世后，我们夫妇俩获得一笔政府赔偿以及每月领他的工资，有人却来讹诈说儿子生前欠钱未还，并拿出一些伪造的证据。我和妻子面对这些面孔，心力交瘁，百口难辩，而上官法官在法庭上，竟然宣判债务生效。
我嗓音沙哑，尝试说点什么，却不觉伤心起来，这一回，泪水是热的。
夜来临的时候，我们便要各奔西东。在跟踪俊峰的这三年中，我与他一直都在萍水相逢，我们却从未察觉到这种特殊的偶然。尽管如此，我还是会将这些跟踪材料交给相关部门，毕竟双重材料证据更加确凿。我们辞别后，他的背影消融于茫茫黑夜，白雪满头，从此也要各作打算吧。我也该回去了，我的家乡在另一座城市，我快要分不清祖国大地，东西南北了。我的脚步有些慢，眼疾越来越重，看灯光如火如雾，我大概真的老了，五脏六腑都不再鲜活。
有人说，落在人一生中的雪，我们无法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里孤独过冬。而我的妻子，三年前在离开法院后，她径直去了精神病院。
《镜中》的故事原型是什么？
我的朋友梓元，他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他走的时候才29岁，上校军衔。他去世后没多久，梓元母亲的身体就垮了，并且患上了一种叫“蛇缠腰”的疾病，她是拒绝任何治疗的，但梓元的父亲说：我们要多活一天，才能多思念儿子一天。后来梓元母亲又出了一次车祸，一个无证驾驶的女司机压断了她的双腿。出于善良，梓元父母默许了女司机找人顶包，女司机说：你救我一次，我一辈子都记得，将来我一定把你的腿治好，陪你锻炼。背地里，女司机贿赂了双方律师，最后判决结果为赔偿原告1000元精神损失费，女司机赔完款后，威胁梓元母亲，说：如果你翻案，你也罪责难逃，别忘了你之前做过假证。
令人怅然的是，梓元母亲并没有选择上诉，尽管她从此永远不可能再站起来，但她连上诉的想法都没有了。这大概就是苦难的人生吧。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十年前，梓元跑到阳台上跟他母亲说要回单位了，他母亲哦了一声，那时她还在阳台上浇花。谁又能想到，那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他离开成都的前一晚，我同他在成都的街头吃串串，喝夜啤酒，吃完我们往回走，成都街头的白玉兰花开了，他腾空跳起摘下一朵，送给我。他是凌晨的飞机，我们都没有去机场送他，他自己去的。那是我们此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十年过去了，艰难并未过去。梓元母亲在第二年，给梓元领养了一个孩子，作为他们精神的延续，生活还需继续，在黑暗里，我们总要拼尽各种力量，寻找那么一丝光亮。
精神病与正义感的差距？
一个人活着，为了争取那么点叫做正义的东西，难道就要被称之为“病”？难道我们真的要默默忍受，才是“正常”？总要给活着的人一条出路，有些人只是走了别人害怕走的路而已。
对这个世界最失望的事情是什么？
漠视与愚昧——漠视得理所当然，愚昧得千秋百代。
深处恐惧之时，我总会想到我的妻子。尤其是在深夜，周围的静与黑暗，会让你产生幻觉，仿佛自己处于另一个时空，身体轻悬于宇宙，伸出手，触摸不到物质，然后猛然失重下坠，千尺地狱，黑暗无涯，耳畔一些莫名其妙的回响反复敲击。我知道那是梦魇，俗称鬼压床，很难醒来。有几次我试图挣扎，却始终睁不开，看不见，动不了，喊不出。反抗累了，索性放弃，在梦魇中回忆我的妻子，想起她一贯带有温度的笑容和一些睫毛上的泪珠，以及有时她穿着松松垮垮的纯棉睡衣，胶拖鞋，面红耳赤的争执。
我的妻子是焦虑的，结婚二十多年，她事事操心，家庭秩序、财务支出、开源节流、何有何亡，她都在黾勉求之。我们和大多数夫妻一样，遇到各种不同境遇的困难，也争吵过无数次，但时间终究拖累着一切，把每一个人的脾气都打磨光滑，直到孩子军校毕业，她才失去焦虑。
孩子毕业后，她辞去财务的工作（之前她在一个工程公司做主管），开始在家里种花，她像换了个人似的，多了一种爱好，在书店买了很多关于园艺的书回来。她的性格也随着这些书本、植物变得越来越温和，哪怕是去阳台晒衣服，也会把每一个褶皱缝隙掸平，仿佛在晒衣中收获某种宁静。我之前是做工程外包，奔跑多年，着实累了。儿子毕业了，我们夫妇也算完成任务，于是在一个菜市场的入口处开了一家内衣店，冬天卖保暖内衣，夏天卖泳衣睡衣等。那小店开着，慢悠悠地进账，生意时有时无，不淡不旺。通常是我进货，她守店。在开店之余，她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阳台上。家里的阳台只有十来平米，却被她天地墙，用花草包满了。有蔷薇科植物，藤蔓植物，观花、观叶、观果、观茎、芳香类，她尝试通过书本去了解它们的习性。那个阳台是完全属于她的。儿子军校毕业了，家庭纯粹没有任何负担了，她有时会带有一种“发烧友”的性质，高价购买一些品相好的兰花、茶花，以及购买一些海外的植物回来培植。她说：等到五月兰花开，儿子就回来了。
儿子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西藏军区林芝军分区的一个边防团，他在电话里说西藏好，空气好，景色也好，单位就在机场附近，回家也方便，更重要的是：嘿嘿，工资高，是内地的1.5倍。他听到母亲种了满阳台的花，几乎是带有嘲笑的语气反问：是吗？种花？毕竟在他印象中，她是严肃的，有时还不太讲道理，在他高中填志愿时，她强迫儿子去学医，说家里有个医生，以后老人生病啥的，会方便许多。儿子从一开始就拒绝，但她坚持不懈地扭着他，从早到晚跟在儿子屁股后面说学医有多好，从最初的苦口婆心到了后面的“你必须去学医！不行！你必须去！”。那个暑假，母子的关系十分拧巴，我不得不左右调停。后来儿子不仅没去学医，还偷跑到医院做了近视眼手术，直到接到军校录取通知书，妻子才知道自己的倔强，是多么的无济于事。
儿子说那么今年休年假，就申请在五月吧，定了，五月回来，回来看母亲的花园。我记得儿子在读高中住读时，一周回来一次。儿子说想吃烧白了，妻子就会花一周的时间围绕着烧白，从周一开始说做烧白，周二去菜市看买什么肉，周三另一个市场看肉，周四才把食材买回来，晚上把肉烧好，切好，煮好，周五起个早，将烧白提前蒸好。如今，儿子说要看她的花园，她也在早早地准备了。春节之后，许多花在她精心侍弄下，都相继开放，山茶、迎春、水仙、君子兰、海棠、芍药等，花市里的每一个品种她都买点，那个阳台，它有时能给我们夫妇带来浓郁而狂欢的芳香，有时会给我们一种等待的孤独。妻子每晚都会翻日历，说五一近了，现在都三月了。她一页一页地撕，每天撕一页。
然而，那些早已成过去时态，这些温暖的回忆只能在我的黑夜里陪伴我。黑夜的冰凉与她的温暖目光相碰撞，如同一个孩子蜷在母亲的怀里，吸吮奶汁，得到安抚。我还记得我们是在怎样的场合分开，那个法槌决定了两人从此背道而驰，以及彼此命运的再无关联。
那是三年前，我站在法庭的原告席上，我的目光被那个叫做上官俊峰的法官吸引。他很年轻，大概三十出头，眉目英俊，头发柔软干净，两腮的挂耳胡被打理得细致、平滑、利落，无一丝胡须。他一起身，看得出法袍里穿的是一套价格不菲的羊毛休闲式西服，他不经意地露出袖口，结实圆润的纽扣刚好到他手腕，跟他的身体十分贴合。他挺起胸膛，敲了下法槌，用瓷实的嗓音平静地读完判决书，然后，审判结束。上官俊峰匆匆收拾桌上的一大堆材料，将它们码平，合上文件夹，欲要离席。
在七七八八的人声中，以及桌椅的推挪中，我的眼睛无法从上官那儿离开。我骇然地看他，他刚才在读判决书时，几乎不带任何情感，仿佛是局外人，跟他毫无关联，弄得我着实分不清冷静与冷漠之间的区别。现在，他已经从容地走出审判庭，显然这个审判已经跟他没关系了，他只是结束了今天的工作而已。我不知道妻子是什么时候从旁听席上过来的，她早已站在我旁边，对我轻声劝慰道：回去吧。
我半天吐不出一个字，觉得喉咙干燥，还有一点辣疼。
她见我没动，终于怒了，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推了一下我的胸口，像是在捶醒一个装睡的人。她说：别再傻了！
妻子绯红着脸，额头上有微汗渗出，一些细软的卷发紧实地贴着额头。她想打我，但念及一个男人的面子，她只能狠狠地瞪我，以示不满。
妻子什么时候走的，我没注意。那一刻前前后后发生了什么，我着实分不清，也不记得。我没有去追回她。转而，我的注意力继续留在上官俊峰的座牌上，那个空空的座位，刚才上官俊峰坐过的位子，似乎还留有他的痕迹。我不得不说，他成功地引起了我的关注，他变得扑朔迷离。我是最后一个走出审判庭的，下楼，透亮的大理石地板照映我的头颅。从法院出来，空旷的广场外面白花花的太阳刺眼，令我眼泪直流。
二
捕捉一个人的信息，只要有心，就没有什么不可能。我和妻子从法院分别后，我的目标忽然变得鲜明起来。我已然不会回家了，而是去网吧百度上官俊峰，但是關于他的资料很少，只有他的一两篇硕士论文。从硕士论文中，我了解他毕业于中国一所一流的政法大学，在南方。我不禁回想起他在审判席上所读的判决结果，他的声音瓷实透亮，一口十分标准的普通话，由此我断定，他是北方人了。 我几乎花了一周的时间去了解上官俊峰的故事，这些都是从网络得来的，知道了他所在的学校，便可以去人人网朋友网之类的，逐步搜索，这样，关于他的信息，渐渐浮出水面。大概这就是大数据时代，诸多碎片化的信息拼凑在一起，他的故事如同一张素描，人物的线条和特征隐约呈现，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关于他的博客，那个已经被他关闭掉陌生人不可见的博客，但通过百度快照等漏洞，他在网络上留下的日记，一字一句都被我阅读。
我十分有必要在这里描述一下俊峰的过去，更不会放过对于他的每一个细节性的了解，并且试图将这些全然记在心间。上官俊峰，复姓上官，这种复姓本身就决定了他是贵族的后代，春秋时期，楚怀王封他的小儿子兰为上官邑大夫，他的后代子孙都是上官复姓。他的名字和我，显然成为一个鲜明对照和某种隐喻。我叫丛南方，听我的族人说，我的祖先是一支战斗民族，有一次在战役中，我的祖先率军突围，屏住呼吸躲在丛枝中，被那些茂密的草丛掩护，逃过一劫，从此我的祖先给族人赐姓为：丛。而上官俊峰，如他的名字一样，是能沾上点官运的，毕竟，谁能去否定一个法官呢？这个职业令人尊敬，他依照法律条款决定，决定每一个坐在原告席和被告席的人的命运，每一个宣判词从他口中出来，就是一种宣示。
上官俊峰研究生毕业后，通过考公务员的形式被这所法院录取，他一直做法官，并持有司法考试资格证书。他并不是靠什么亲戚去谋取法官这个职位，而是靠苦读书。司法考试被誉为中国最变态的考试，考试通过率仅5%。他曾在博客中写道：这样的考试对每一位学子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许多题答不好，得不了高分，揣摩不了出题者给分的重点。……我实在是想放弃。
那些文字是他读研时留下的，几乎三天四天就写一篇博文，有时一天两篇，兴许这是一种寄忧。读那些文字，我有时不得不为他感到动容。他在读研那三年，各种司法书，翻来覆去地背，从宪法到婚姻法，几十本书。他花了太多时间在学习上，每天睁眼闭眼就是读书，苦读。冬天的时候，他打开窗户，坐在窗户前，让寒风猛吹他的头颅，他说这样会更清醒些。有一回窗外下雪了，老师放下粉笔，大手一挥，说：走，看雪去！他没有，只是简单地往外面看了一眼，头便缩回来，目光落在书本上。为了逼自己熬过这三年，能够顺利毕业，他每个傍晚都去学校操场跑步，三公里，他一面背书，一面跑步，他的博客有如下记录：
某些时候，跑步是对自己的另一种鞭策，一种痛苦的存在感。或许我就是那未渡过河的人，谁能代替我？在河流的这一端，我无望地望着那一端，我不过是想渡河而已，却渡不了河。跑步，或者，在河的这岸死去。
上官俊峰是在夏季的一个书店里遇见惠的。他们在旧书店里同时看到了一本专业书，老板说只有这本了，于是上官将书让给了惠，惠说：我看完了，再借你。
他们的相遇就那么简单。惠是他的研究生同学，她看出他的自卑来，于是将自己的骄傲与美丽，尽可能地掩饰。她不再用化妆品了，也尽量收敛着穿一些平价的衣服，她将她的名牌包搁置于衣柜中，从地下商城买来十几块钱的帆布包。她请他喝奶茶，吃学校旁边那家十九元一个人的自助餐，或者他请她去地下商场打台球。他们的友谊迅速建立起来，后来，有人追求惠，给她在自习室的座位上送矿泉水和糖果，他知道后，大汗淋漓地从篮球场跑来，抱着篮球，走到惠的跟前，霸道地将矿泉水和糖果丢进垃圾桶，然后继续去打篮球。
她陪伴他三年，在每个黄昏时出现，陪他跑步，两人都对爱情只字不提。
黄昏越美，他越感悲凉。他说考研难，考司法更难，大概，他是真的要放弃了，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他说他感到很无望，每一夜都是地球上的最后一晚，或许他就會死在今晚。
惠不这样想。他越沮丧，她越长情。她坐在他旁边聆听一切。她是一个合格的红颜知己，她说：总有一天，你会越过这个所谓的最后一晚，跳跃到另一颗星球上去，那个星球永远属于你，稳稳当当的。
三年的黄昏与雨天，以及大风和雪花，他那么执著于沮丧，执著于跑步，执著于跟命运的叫板。遇见恶劣天气，惠就站在亭下等他，或者她痛经，实在陪不了，便抱着一个暖手袋立在雪地里。
三年后，他拿到硕士学位，大热天，在学校操场穿着厚厚的礼服，和惠合影。
他拥着惠的肩膀，两人面对镜头，像拍结婚登记照那样正式。他面含微笑，低声、满意地说：我要娶你。
耳边没有回答。
后来惠离开了这座城市，她要去更远的地方留学。于是，就像各种小说一样，上官俊峰忧伤地娶了现在的妻子。
或许是出于职业习惯，或许是因为失去，惠离开后，俊峰便是另一个俊峰了。他很少笑，没有年轻人的狂妄与浮夸，更多的是冷静。离开法庭，回到家里，他也是个性情寡淡的丈夫。他很少关心他的妻子，结婚三年，没有孩子。每当在这个问题上与妻子发生分歧，出于职业本能，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反击和辩驳。妻子不过是抱怨两句，并不强烈，年轻人的婚姻，我着实是理解不了了。
或许我和惠是同一类人，都是直觉过于敏感，我已经感知到俊峰，他的生活灰暗复杂，不止于性情寡淡那样简单。他像一个谜，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谜。
离开妻子后，我就作了不回家的打算，连换洗的衣裳也不肯花时间回去取。我住在一个被叫做下半城的地方，这一代是市中心的边缘地带，一座座危楼等待拆迁，却终究因为各种原因而迟迟没有被拆迁。陈旧的街道，腐烂的气味，在夜里亮着绿色眼珠的、诡异的猫，有一些房子快垮掉，像一具骷髅，屋顶和窗户大片大片地落，但窗台依然晒着大红色的毛裤。我租的房子在一楼，一百五十块钱一个月，这样的价格注定房屋是钢筋水泥空空如也，还不带窗户。
形形色色的人群住在这一片贫民窟，有卖臭豆腐的，修皮鞋的，也有棒棒军（挑夫），或是画糖人的手工艺人。白天的时候，我很少出门，几乎都在房间里睡觉。我的房间非常奇特，不知道这座房子是谁修的，总之它就是没有窗户。听说过去这里是一个卖咸鱼的小型仓库，所以现在还能闻到厚重浓烈的腥味，后来房东想了一个绝好的办法，就是租赁给白天睡觉，晚上干活的人，毕竟白天睡觉不需要光线。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张行军床，账号是儿子的，还能看到他过去的浏览记录，最后一次记录是他给母亲买的一包有机营养花泥，在购物车里。我学着使用他的账号，学会登录付款等一系列艰难而奇妙的流程，最终买下这张行军床。这种床展开是一张80公分宽的床，稍微向上折叠一下，便成了一张半躺的椅子，我一个中年男人，怕什么呢？只要有地方睡，睡哪里都行。还买了一个电饭锅，用于我饥饿的时候煮方便面吃。没有地方洗澡，去公共厕所洗漱，为了上官俊峰，眼前的困难都不是困难。
不出一周，房间的垃圾就多了起来，烟头随地，原本不抽烟的我，现在每天抽一包烟，三块五一包的宏声香烟。空落落的矿泉水瓶子满地，还有重了一盒又一盒的方便面。久而久之，房间里的气味也逐渐复杂起来。我喜欢这些气味，就像俊峰喜欢跑步，生活有了艰苦，才能更好地感知到自我。
俊峰下班的时候，便是我起床的时候。他通常会在下午五点提前下班，这个时间，我会走出下半城，在法院门口，依靠那些密密麻麻的车辆做掩护，观察他的行踪。我早已弄清他家住哪个小区，甚至门牌号，以及他开什么样的车，每天的作息时间，每周会去体育馆打几次羽毛球……但这些还不能满足我，我应当记录下些什么，留些什么东西，像当年惠那样，在自我的黑暗里反复寻找这些东西。
俊峰在下班后，会去商业区不同的餐馆吃饭，和不同的人，有时吃完饭会去KTV，或者酒吧，或者打台球——他一直很喜欢台球和网球，抑或是被邀请去洗脚城按摩，去会所泡温泉，或者去大剧院看话剧等等。他很不愿意回家，甚至有时能听到他跟妻子打电话，撒谎说自己在海南出差。挂完电话，他便找一个酒店入住，把自己一个人留在房间，也不见别的女人进去。
一个月，他大概有十天是住酒店，即使是周末。无事可做时，他会去一家叫夜丘的画廊。那是一家专卖中国画的，有当地知名画家的作品，也有非知名的，几乎每个月都会举行不同主题的画展，去的人有大学老师，有文人，也有学生，还有赞助商等，有时还会邀请媒体。俊峰也去，但他很少发声，只是默默地观赏，不附庸风雅。
他从不买画，偶尔会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看画，倒是他的朋友每回买下不少。临当作别时，他的朋友会和他站在门口握手，他的朋友满意又敞亮的嗓音：感谢感谢！上官法官！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中国美术，今天可算是买到称心如意的了。哦，对了，听说有幅画叫作《千里饿殍图》，如果您知道哪里有真迹，或者哪位大师临摹，一定要通知我，我对那幅画是情有独钟！哪怕就是买个高仿，也算是甘棠遗爱了！
俊峰话不多，对方说一大串，他只会微略点头。我自然是不会相信那些肥头大耳的人会真正喜爱艺术，还能说出“甘棠遗爱”这样的词，可是他们花巨资买这些画做什么？上官和他们“志同道合”，简直就是上坟烧报纸唬鬼。上官驱车回酒店，我即停止跟踪，折回下半城做各种功课，了解这一幅画的价值与背景。不仅如此，我在设备上也下了狠功夫。我更换了我的手机，花三千九百多块钱买了一部智能手机，营业员说这部手机的相机相当于一个微单相机，双镜头，放大N倍，仍然清晰。我去跳蚤市场看望远镜、手表相机、窃听器等等——我需要记录下俊峰的一切，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样样准确，就像当年惠那样关注他。并且我想象过，三年后，我也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俊峰，告诉他这三年的一切，我还要用他朗读审判词的口气，平平静静地告诉他。
三
要想和俊峰在三年后有个平等对话，这需要持久的隐忍。一些装备跟不上了，就搁置在方便面盒旁。多次出入跳蚤市场，根据我的需求购买。想到今后跟踪俊峰，直线距离可能会扩大到700米以外，我便选了一款7×35的望远镜，这种低倍镜观察范围大，画面会更稳定、明亮，感觉也会更舒适，唯一的缺点就是手持式，比较累。我甚至还考虑到在微光下观察俊峰，在照明条件不太好的情况下观察他，由此我会更在意望远镜所用的材料、形状、结构、胶合等，至于夜視望远镜，它实在是太昂贵了，我暂不打算买，至少现在还可以用其他的代替。窥探这种事就如同吸食鸦片，是长久的，逶迤的，也是上瘾的。
有时候，镜中的俊峰过于安静，他的冷静已经超出他年龄，失去一些年轻人的特质。有时他的目光与我的镜头相遇，是不带温度的，清癯的，可能也是无望的。他或许对于外界的东西不屑于关注。当有人在大街上给他发传单，他行如风地过，当人们看稀奇看热闹地聚成圈，他从我的镜中划过，像一只大雁。
起初那半年的跟踪，有时跟着跟着，就把人给跟丢了。他开的是一辆宝马X5，一个红灯把我拦截在后面，当我再追上去时，他已经转弯向某个路口了。那么，这样的一天，我的失败感极强，将自己关在屋里，黑魆魆的屋里，躺在行军床上，闻那些发馊的味道。
但是经过前面的磕磕绊绊，我的经验逐渐丰富起来，做事也更加稳妥。我有时会在他身后百米的地方，淡定地抽烟，耐心地等他在加油站加油、刷卡。有时他去大酒店吃饭，我便去旁边的小卖部买一个面包和矿泉水。我那么不起眼地坐在酒店对面，等他出来。无论生活多么糟糕，我出门尽量保持自己的干净，我要让自己的衣服和俊峰一样干净。我想，作为一个偷窥者，这是对他的最大尊重。
下半年，俊峰的世界在我的镜头中越来越清晰，故事也越来越多。
俊峰的世界是圆的，因为镜头是圆的。我有时误认为自己是导演，一会儿变焦，一会儿远焦，一会儿定焦，一会儿长镜头，一会儿蒙太奇。
因为镜头，我感受到他的喜怒哀乐，以及他的疲惫。他那张淡漠的脸是一片海，海底下的他，是想挣扎却挣扎不了，想上岸也上岸不了的。
很多次，我看见他被一群律师围着，几乎是胁迫的热情，请到酒店里吃饭，连续吃了一周饭，不同的人上前邀约。看得出，他是很累的，难以拂逆，那些宴请已经成为了他的负担。他在中间的关系那么微妙，多次陷入排挤与被排挤中，律师要么供着他，要么防着他。他还很年轻，三十出头，还有更好的前途，他无法拉下脸。
他每进一个饭店，地址、名字，以及时间、几个人，我都一一记录在我的小本上。有时看他被人搀扶酩酊大醉地走出酒馆，同行人员开着他的车，送他回酒店或回家。他喝酒不上脸，越喝越白，最后白得像死人。他这样瘦高的身体，受得了那些酒精吗？作为一个法官，是否一场又一场的应酬，灯红酒绿，换着花样的饭局，令人感到厌倦？为了了解他每顿饭的花费，我会在他们酒局结束之前的半小时，故意抻一抻衣领，气宇轩昂地走进酒店，趁他们喝得一塌糊涂称兄道弟的时候，我对前台说：我是律师这边的助理，我看下账单，好去取钱。 前台通常都是年轻的姑娘，且对我有礼貌地笑，将账单打印出来，站直身体，嘴唇微弯，将账单恭恭敬敬地呈给我。
我抬一抬手腕，假装看手腕上的手表，这个带有摄像功能的手表就在我抬手的一刹那，完整清晰地将账单照下来：三万八千元，含酒水，茅台飞天半件，波尔多红酒一件，导食小姐四位（陪同小姐），以及5%的服务费。我面含微笑，有礼貌地将账单还给前台，说：好的，一会儿司机来结账。
我钻进洗手间，又钻出来，大大方方地走出酒店。
镜中的俊峰，并不知道这些。他已经喝得快要死去，但他在酒中依然冷静，话不多，不得意忘形，他把他的灵魂紧紧地锁住。
惠已经离开他快十年了，他的忧郁更多了一层，有时我见他在马路边呕吐，我想，那时这个男人是最孤独的。
四
很想知道俊峰常去的那家酒店里到底有没有藏女人，但这一次，我想离他更近一些。我假装送外卖，戴上口罩，戴上眼镜（眼镜架右侧有个不起眼的小黑点，安置了像素较低的摄像头），拎着一盒热气腾腾的饺子，去敲他的房门。门开后，我直视他，说：先生，你的外卖到了。
他已经脱下外套，穿着一件枣红色衬衣，衬衣领子开了两颗扣子，脸上有水的痕迹，刚洗漱完的样子。他冷淡地看着我，说：我没有点外卖。
我故意装作匪夷所思，说：是你们这个房间吧？201，二楼一号房。
他说：没有。说完欲要关门。
我脑袋左摇右晃，里面是一张单人床，床上有他一件深色外套。
我又瞅瞅手中的单子，说：没错，是201房间。
他说：有可能是20楼一号房间，你去那里问问。
我连忙向他道歉，歉意还未表达完，他已经将门关上。
他的房间里没有女人，真是可怜了我装置了半个月的眼镜，没派上用场。
转眼到了秋天，城市的银杏树一夜之间哗哗哗全变金黄，那种金色璀璨而纯粹。空气澄净，视野开阔，天空如海洋般无边际。人们还是如过往一样匆忙，只是少了些浮躁，在大街上走上一天，衣领也是干净的。这样从容的季节，似乎连死亡也少了很多。要知道，从这一年的春天到夏天，我足足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见到光了。白天在黑屋子里睡觉，夜晚随俊峰在黑夜里游荡，像一具幽灵。
秋日下的俊峰，眉宇间充满忧郁，他的眉毛长得很好，粗而浓密，凝神时，有种从连环画里走出来的忧郁（儿子以前很喜欢临摹连环画）。他决定出去旅行一趟，他的妻子为他收拾好东西。我听不清他们的谈话，他家住顶楼，我早已想法获得他家小区的门禁卡，可以自由出入小区，出入每一栋楼。我趴在他家对面的顶楼，找一个隐蔽的角落用望远镜观看。有时候看他们在屋子里来来回回走，我也觉得很无聊，感觉像是看一场默片，于是假装自己是个导演，为他们念对白。
你又要出差？妻子帮他收拾东西，问。
不，这次我想去旅游。他也兀自收拾。
只有一张票，是一个朋友送的。他解释道。
在外面，要注意身体。他的妻子几乎不抱希望地说。
嗯。他说。
什么时候回来？我去接你。他的妻子说。
不用接了，机场太远。他说。（他一向说话很简练。）
我父亲的事，怎么样了？他的妻子小心翼翼地问。
放心，不会判死刑。他满不在乎地说。
会是什么结果？钱都送了吗？他的妻子追问。
该打理的都打理了。他回答简洁，以至于她不好意思再追问。
他忽地转身，餐桌上有一个大口袋，递给妻子，说：这些你留着。
什么？妻子问。
他说：中秋节，别人送给我的，也有送你的，我都用不着，你自己处理吧。
妻子打开口袋，里面是一个个小盒子，有欧米茄手表、香奈儿香水、日本白巧克力、土耳其恶魔之眼等等一大堆。
他乘坐飞机，先是到了上海，然后在上海住了一晚。他是个很奇特的男人，对娱乐八卦不感兴趣，对社会热点也不感兴趣，上海的街头，总有那么些网红搞现场直播，他从不回头，仿佛是独立于这个世界的，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他先是去了书店，坐在书店的台阶上翻了几本书，大致是人文社科类的，看得很慢，有些书是跳着看的，一声不吭地坐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去外滩为自己添置一件休闲羊毛衫。那是一件柔软的、灰色桃尖领羊绒衫，两只胳膊肘镶接牛皮。镜中的他，冷静独到，门店里的衣服，他一眼扫去，便知道哪些衣服适合他。显然，他还是习惯自己打理生活。从服装店出来，他依然步履从容，用平静的目光扫过一幢又一幢高大典雅的建筑，又站在岸边眺望对面的东方明珠，眼神些许复杂，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回去。
他一个人在酒店里睡了一晚。第二天早晨，他早早地起床，洗漱。而我，则在酒店对面一个装木材的中型卡车里勉强凑合了一夜。夜里有几分寒冷，我也没睡好觉，次日醒来，只觉得饥肠辘辘，双眼困倦，口齿间还有昨夜厚重的烟味。我举着望远镜朝他的房间看，半透明的里料窗簾，露出他在房间里整理衣物的模糊影子。他弯腰小心查看房间，看是否有遗漏物品，小心地收拾刮胡刀，一个复古的银色24寸拉杆箱，小巧精致，里面却装得整整齐齐，井然有序。我将望远镜的镜头再拉得近一些，查看他的箱子，他正在整理，一层一层，却始终看不清那些到底是什么物品。
他已经换上了昨天买的羊绒衫，左手臂搭着件淡蓝色的休闲西服，走出酒店，搭上一辆出租车——他要去码头，从那里登船，我们即将在海上做一次谈判。
五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邮轮。曾经，我的儿子对我说，他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来一次邮轮行。儿子很喜欢那部叫做《海上钢琴师》的电影——那个关于1900孤儿的故事，他说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乘坐邮轮是人生需要经历的一件事。
儿子知道乘坐邮轮对他而言，是很难的，因为他的身份太特殊了，所以邮轮，成了他念念欠欠的东西。他在读高中的时候，曾自己动手削木块做邮轮模型，但终究因为时间问题，以及他的图纸设计的不合理等等，那艘半成品邮轮被搁浅在他的书柜里。我想，眼下这一趟邮轮行，一半是关于俊峰，一半，更多的是我替代儿子吧。我们一家人的合照，一直都揣在我的夹克内夹层的口袋，那是儿子读大学时，穿上没有授衔的军装回来，他本是要去照登记照，不记得是谁提议，我们一家人便留下了这张全家福。照片里的他神气得很，眼睛里满是活力，肩膀平展如机翼，肩章崭新鲜红，儿子说：明年回来，就是一杠三星了！怎么说，也是个连长，管几十号人——照片随我身，我从未觉得我们一家人有分开过。 在登船之前，我有许多想象。人就是这样，总是对期待已久的事充满想象。我想，在邮轮上的某个时刻，在甲板上，我是另一个1900，一个邋遢的、疲惫的、满脸岁月的中年人，我不动声色地走上前，迎上他，对他说：我认识你，上官法官，我们该好好谈谈了。继而，将这一年来，我呕心沥血制作的光碟，交给他，看他打开，慢慢想。
这样的幻想会变成现实吗？会的，再过三天，当这艘驶向太平洋的邮轮停靠在长崎海边，我们将在长崎的岛屿相见，揭开层层面纱，一切都水落石出。而眼下，旅程才刚开始，瓮中之鳖，无须心急。
他拖着行李箱，朝邮轮登记处走去。很远很远，我们就能看见那艘比泰坦尼克号还要大的邮轮，据说这是一部航海史的杰作，它出自于一个英国的贵族家族，是世界上最大的邮轮制造商，面前这艘邮轮是他们诸多作品中的一个经典。它是那样沉稳、庄重、典雅，像一件艺术品一样地停靠在海岸边，它金碧辉煌，气势磅礴地占满了整个天空。人们拖着行李纷纷往那里去，如同登上一座伊甸园。有老年人夕阳红游，有小年轻度蜜月，人们登上这艘大船，大船航海六天，从中国上海到达日本长崎，期间经停韩国济州岛，这种旅游形式，本身就很贵族。
海风在耳畔三百六十度地呼啸，吹得我听不见路人说什么，也听不见拖行李箱和步履的嘈杂声了。人们迎风向海岸去，三千多人有秩序地在广场里排队，办理行李箱托运，换登船卡，买遮阳帽、泳衣，兑换美元等。人们在大厅排成一弯一弯的蛇形，等待检票登船。我也被挤在熙攘的人群中，跟着大队伍，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移。俊峰在不远处，不时被淹没在人群中，不时又浮出来。那么远，我依然能看见他的侧面，他早晨刚剃过胡须，下巴干净清爽，棱角更分明（在我印象中，他从未有过胡子拉碴的时候，整洁是他的习惯）。但是他好像对这种邮轮的兴趣并不太高，而是低头看手机。在他旁边，挤挤挨挨地有四个小伙子，他们正用长牌打麻将，一面打牌，嘴里喊着碰，一面耐心地排队。
大船是在夜里出发的。船一起航，我的目标便失踪了。我忽然心生焦虑，站在A等船舱外面束手无策。是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我从未登过如此大的船，对邮轮的知识仅限于泰坦尼克号，我没想到，船舱是按照ABCDE来划分的，A船舱在五楼，是临窗看海景的最好视野，而我的票是E船舱，在邮轮的腹底，没有窗户。没有窗户并不是什么大事，我早已习惯了房间没窗户，现在严重的是，我混进A等舱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也就是说，我們将失联五天，五天我都无法确认他的行踪。
邮轮主题设计出自于希腊神话，每一扇大门都雕刻着不同的符号与故事，有太阳神阿波罗，宇宙之王宙斯，智慧女神雅典娜等，他们是那样精美生动地出现在厚重的门上，以及地毯上，连电梯间的楼层按钮都以十二星座的符号代替。邮轮每一处干净、尊贵、浪漫，人们三三两两挽手从我身边走过，神色从容，理所当然地向服务员索要香槟，而我，如丧家之犬，不得不折回我的房间稍作休息。
大船，平稳地在海上航行，几乎听不见鸣笛声，只是觉得脚底下隐约有微弱的浪花声响。我将房间的电视开大声些，反正是些英文，听也听不懂。我烧水，侧脸左右照镜子。我很久没有照镜子了，镜子中的那个中年人，两颊瘦削，下巴也削尖了，黑得发红的肌肤，长着一双泛黄的眼仁，两鬓何时白满的？我未曾察觉。镜中的他朝镜子哈了一口气，他的每一口呼吸，都有一种厚重的咖啡味和烟味的混合。他又侧眼看看两鬓的细碎白发，不禁心底升起一股悲哀来，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大致说的就是如此吧。
我想念儿子了！
如果他此时在我身边，又会是怎样？他是否会将整个邮轮的旮旮旯旯都逛一遍，是否会跑到甲板尖处，对大海大风兴奋地狂吼挥舞？是否会吃遍邮轮的每一个餐厅，是否会找他喜爱的姑娘跳舞？是否会在甲板上跑步？这一切都是再不可能了，再不可能。
儿子走后，我们的世界轰然倒塌。人生就是个天大的笑话，我这一辈子，五十多年，争取与放弃，荣誉与辛劳，爱与其他，最后命运让我失去儿子，失去独子，过去统统，白活的，付之一炬。
我和妻子被西藏军区邀请到儿子所在的边防团，一下飞机，恍然意识到，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十四个家庭，我们只是十五个中的一个。是儿子的战友和领导来接机，几乎是以两位军人接待一个家庭为标准，一路上对我们做一对一的情绪疏导和细致的陪同。
儿子走之前没给我们留下一个字，只留下一个钱包，里面装有一个桃心折叠的红纸，不知道他是要送给谁的。妻子没有流泪，她说：我们想去事发地看看。我们一行人，十五个家庭加上陪同人员，来到雅鲁藏布江边，大河湍急，我们顺着江水往下游走，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不肯停步。
西藏的空气干燥，热烈，荒山光秃，不长一粒绿色。峡谷之间，河水奔腾，夹杂着每一个家庭的哭泣和不甘心的呼唤。一切都像梦，每个人都希望有奇迹。只有妻子没有哭，她沿着江水走，把目光放在很远的江面，她还在寻找各种生还的可能性。她问：会不会，在下游，被河水冲到了下游？
陪同人员搀扶着她，小心翼翼地回答：都找过了，我们沿着江水找了近百公里。
儿子是真的走了，他大概也没想到自己会走，他像往常一样，带领士兵去执行任务，在途中与犯罪分子发生冲突，连人带车，被推下悬崖，坠入江中。
大卡车被雅鲁藏布江吞噬，冲走，如大海里的一粒贝壳，难觅踪迹。
妻子回到内地后，哭，从机场哭到家里，从白天哭到黑夜，起初只是小声地哭，后来在屋里撕心裂肺地哭，再后来像个小孩一样地，说哭就哭，隔壁邻居整天整夜都能听到她的哭声。终于有一天，她病倒了，不吃不喝，醒来哭，睡着也哭，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靠输液来维持她的生命。妻子把儿子的照片供起来，将那个桃心放在照片前，每日给儿子焚香，祭苹果。有时妻子会哭着问我：他怎么说走就走？是不是我以前管他太多了？……你还记得儿子喜欢听什么歌吗？我们放歌给他听？他会不会太闷了。说罢，她打开电脑，努力回忆儿子以前喜欢的明星，然后放歌给儿子听，或者是看儿子的照片，看完一遍又一遍。 我推着妻子出门，希望她能到大街上看看外面，散散心，她看到和儿子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泣不成声。儿子的战友来看望她，她也哭，她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哭泣，无时无刻不会联想到儿子。
妻子坐在轮椅上，双眼无神，疲惫地说：我不要做烈士的母親，我只要我的儿子！如果能用我的命去换，也好。
我去厨房煮鱼，我希望自己不要垮下，至少要把一日三餐敷起走，我说：我们要努力活下去，多活一天，我们才能多思念他一天。
六
我很久没有吃这样好的食物了。这只是航海的第二天而已，出于直觉，我认为我还有机会见到俊峰。我先是在四楼的西式自助餐厅（这里的所有食物免费），用手势比画，要了些炒饭之类的，其实那边有虾蟹和山竹，但我嫌吃起来麻烦，就没要。我还喝了杯红茶，是用那种很好的瓷器杯子喝的，杯子与杯碟碰撞的声音，很好听，以及去舞厅看黑人跳舞。我从E等舱跑到A等舱的门外，每一层楼都转了，餐厅，网吧，酒吧，舞厅，奢侈品店，健身馆，没有看到俊峰，或许他根本就不会去餐厅吃饭，只需要给服务员一美金的小费，服务员便会将晚餐送到他房间里。邮轮在大海里一浪一浪地航行，行得快时，人们的身体左右摇摆。下午五点，我决定去甲板上走走，说不定会碰见他，说不定他是喜欢日落的。
那个柬埔寨服务员站在甲板门口，手脚对我比画，用蹩脚的中文说：不要出去，外面风大，你将飞起来。我对他迟钝地笑笑，我很久没有笑过了，在我笑的那一刻，我感到肌肉是如此陌生，几乎是抽搐的。
以前，儿子说，如果他坐邮轮，他一定会站在船尖，对大海欢呼，对海豚说：我是最棒的！我是冠军！我是英雄！但是我现在想告诉他：人不太可能站在邮轮的船尖上，因为太平洋的风，实在是大得令人难以接受，眼睛睁不开，走路稍不小心就会站不稳。我在甲板上找了一个稍微避风的地方，大概是一个水阀屋，我蹲在白色的小屋檐下，点了根烟，看海，看大起大落的波浪。
海上的夕阳既温柔又磅礴，余晖铺满海面，看不到海岸线，天空与夕阳，以及海水，混沌为金黄一体。大船再行上一天，就能到达长崎了。也就是后天，我将有机会在长崎截获俊峰，能跟他说上几句。或许俊峰就是个没有乐趣的人吧，他对旅游天生没什么兴趣，他不过是在浪费一张船票而已，比起甲板散步，他更喜欢安静地隐没在三千二百名游客中。
不多时，甲板上来了几个中国游客，他们抱着大相机，在甲板上照相，多是摆拍，匆匆拍完几张照片，便闹哄哄地走了。
我躲在白色小房间的门口抽烟，这里的风会小很多，夕阳移过来，也有那么一点温暖。这艘船里里外外都那样干净，每个角落都干净，每天早上会有工人拿水枪扫射冲洗。这种洁净，我也很久没有仔细体会过了。——我不禁想起妻子的那个花园，那遥远的花园，有关于妻子和儿子的花园，才发现，今天的我实在是走得太远了。
离开甲板，回到房间，恰巧又碰见那位柬埔寨服务员，他很年轻，大概和我儿子年龄一边大。我对他的面孔熟识，从登船那天起，我便注意到他每天都推着一个柜子，在过道里来来回回地走，专给客人换床单，取晕船药。
这艘船已经通过肤色来划分每一个人的地位。黑色皮肤的，柬埔寨人、印度人、菲律宾人，他们在船上大多数是服务员，十二小时，轮流倒班。特别是那些端盘子的，由于大船长时间颠簸，他们都得戴上护腰。他们一年上十个月的班，休息两个月，吃住行都在船上。白色人种，是管理层，级别越高，假期越多。船长可以一个月回家一次，回到他的英国。经理三个月回家一趟，医生也是三个月回家一趟，主管半年回家一趟。
我对他勉强挤出微笑，上前对他一阵比画。
他突然开口，露出洁白醒目的牙齿，吃力地说：我会中文，我在学习中文。
我说：不好意思，我有点晕船，你能帮我找点晕船药吗？
他熟练地从工具车里找出晕船药，并且帮助我贴在耳根。
我依然没有走，而是装作很无聊的，在过道里左右张望，问他：你只打扫我们这一层楼的房间吗？
他说：今天是，但明天，我要去A等舱，我们是轮流转的，ABCDE挨个转。
我问他一些关于家里的事情，问他父亲的事。他说他父亲和我岁数差不多，这些年身体不太好，总是咳嗽。聊得差不多了，我说：你这个床单和被子是怎么换的？你能教我吗？我儿子是位军人，能把被子叠成豆腐块，他总嫌弃我不会铺床叠被。
他说：真的吗？那我实在是荣幸至极（他故意用的荣幸至极，说得很正式，像是想试探这个词用得是否正确）。说罢，立即带我去房间，教我换床单和被套。
第二天早上，我按照他之前所叮嘱的，走员工通道去A等舱找他，跟他一起打扫房间，我告诉他，没想到换床单是那么有意思的事，我想再多练习一下，熟能生巧，这样回去能和儿子好好比试下，并且我答应给他普及李小龙的故事，他说他是李小龙的超级粉丝，甚至还问我会不会功夫。我一面耐心回答他的问题，一面左看右看，一心两用，我知道俊峰的房间是在A406，这样我就可以进入他的房间，以最近的方式去捕捉他的更多信息。
打开俊峰的房间，他并不在房间里，或许他是去餐厅吃饭了，原来A等船舱有它的专属餐厅。他的房间一贯的干净、整洁、有秩序。我趁服务员在打扫洗手间时，快速地翻阅他的行李箱、钱包、避孕套，以及那装有一箱美金的手提箱。每一样东西都不放过，咔咔迅速拍照。以迅雷之势，我将只有芯片大的窃听器牢实地安在了他的电视遥控器里。我匆匆替他换完被褥，然后又满意地打量了下四周，现在我可以从容地跟服务员聊天，告诉他，李小龙不仅武术好，恰恰舞也跳得好。
剩下的时间，我去舞厅看巴西人跳舞。儿子特别喜爱足球，他初中时练球（那时国足貌似还有点希望），两腿左右来回颠球，像是跳桑巴。有时我在反省自己，当年送他入伍，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他的兴趣那么广泛，一会儿踢球，一会儿造船，最终他选择入伍，他说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我提醒他，你一旦入伍，就不是三年的事，你是考的军校，军装不是你想脱就脱的。儿子不听劝，我们早已习惯了他率真的个性，他一旦要做什么，就会立马去做，成功失败对他而言，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事。 人们在舞池里跳得很欢快，不分国籍，或许只有中国人才跳得那么蹩手蹩脚。但舞蹈解决了种族问题，连菲律宾服务员也参与其中，笑声一片。我坐在舞池旁的一张小咖啡桌上，没有消费任何东西，只是淡淡地观看他们的快乐。小坐一会儿，我又去了另一个角落，那里有人弹爵士，那些高雅的东西我自然是听不懂的，我脑子里想，如果儿子经过这里，会是一种怎样的喜悦？流连一会儿，我去大剧院看魔术表演，以及听一位来自法国的歌唱家唱歌。他唱了一首Hey Jude，我想起来了！儿子曾经最喜欢这一首歌，喜欢它的节拍和歌词，儿子还喜欢迈克·杰克逊，时常对着镜子，在那里练习什么太空步。
夜里，我回到房间，回放窃听器记录下的声音。
有俊峰看电视的声音。
有他倒水的声音。
有他推开窗户，看海和听风的声音。
终于有了电话声，他说：你那个案子，不好办，我已经替你想了很多办法了……我有个表妹，在开画廊，你先去她那里看看吧……
还有他发微信的语音声，说：我在休假，回来再说。
七
第三日早晨八点，大船在长崎靠岸，游客们吃完早饭后，有些兴奋，他们已经在海上摇晃两天多，船上的娱樂项目就快使他们乏味了。人们迫不及待地想上岸看看，看看房子、汽车、电线杆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不得不说，长崎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尽管半个世纪前被一颗原子弹毁灭过，但它又重生了，人们有秩序地生活，有秩序地过斑马线。兴许，当我今天见过俊峰之后，今后的生活也将获得某种秩序。
站在船舱的出口，我用目光搜寻上官的影子。
上官俊峰，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这是个阳光和煦的秋后，风平浪静，海岸边没有鸟和风的声音，只有人群的声响。有人拿着自拍杆，拍岸边的风景。而站在岛屿上的我，接触到陆地后，有一种脚踏实地的存在感，这种感觉让人有底气有自信。
大船将在长崎停靠一天，直到晚上九点才离岸，人们有充足的时间来游览这座岛上城市。他从船舱随人流出来，脖子上挂了一张灰色围巾。他走路从不东张西望，只管走自己的路，他甚至对长崎没有任何好奇，平静到极点。
他拎着那装满美金的皮箱，匆匆穿过人群，甚至没有提防的神色，坐上的士，那的士门自动开，也自动关。他下车后，转过几个田字巷，脚步熟练地钻进一家旅馆。旅馆门口贴了一张海报，是穿和服的男人和女人，半裸的画面，如僵尸般雪白的脸，诡异的表情，女人樱红的嘴唇，突兀妖娆。
我坐在旅馆的马路边，展开一张报纸，假装看报，静静地等。
三个小时后，他从旅馆里带了一个女人出来，他们转去附近的一家日本料理店吃饭。这个女人很面熟，她的影子在我脑海里翻腾很久很久，我始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她。很快，他们在简单地吃过饭后，她便挽着他的胳膊，一起走出料理店，进了一家商店。他先是花了十五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三千多，买了一个水素水杯送给她；后来，他又领她去商场，买下一些名贵的化妆品和箱包、手表，还有一双香奈儿高跟鞋；接着，他们又去了银行，办理一些业务，好像是开了一个户头，被工作人员邀请到VIP服务的一个小房间里。
她是惠。我认出来了。她只是剪了短发而已，装束比学生时代更成熟干练几分。她的膝盖不太好，单脚上楼梯和下楼梯，我猜，那一定是读书时陪他跑步留下的隐疾。我从未想到他们还会藕断丝连地在一起，或许他们的约会从来都这样秘密，这样小心翼翼。
他们从银行出来后，并没有去附近的公园，而是再次钻进酒店。
直到晚上七点过，他们才从酒店出来，也没吃晚饭，而是一直在轧马路、聊天。她送他上船，临别时，他交给她一个信封。直到大船的甲板收折，船舱关闭，惠还站在岸边，不住地向他挥手。
邮轮起航，缓慢离开海岸，他没有回到A等舱，而是在C等舱的走廊上，出神地看着长崎这座被灯光折叠的城市。是的，长崎的夜景是世界上第二好看的夜景，灯光冉冉，高低不齐，这座城市是如此舒缓。
八
上官俊峰，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我现在可以坦然地站在你身后，并且让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天空不知何时飘起极细极细的雨，一点点，密密麻麻，努力地要将甲板打湿。空气中，我闻到一股美妙的，海藻和礁石的味道，我站在你身后，想着我们接下来有可能的对白。
我想上前自我介绍：我是丛南方，我们在法庭上见过。
你一定会淡淡地说：哦？有什么事吗？
我会把手中的袋子交给你，然后冲你神秘地笑。
我就这样站在你身后，很久都未动。一个人离成功那么近，我却迟迟不让成功到来。这一年多，我都在做一些只有黑夜无法见到光明的事，你说你曾经差点死在地球上的最后一晚，我想告诉你：儿子离开后，我的每一晚，都是地球上的最后一晚。
我清清嗓子，摸了摸手中的牛皮档案袋，那里面装有一个不到三公分的U盘。但是就在我准备走近你的瞬间，出于确认，我再次用手捏捏牛皮袋，刹那感觉大船撞击冰山，山崩地裂，浑身血液倒流。我将牛皮袋打开，抖个底朝天，空的，什么都没有。
我急步跑回房间，发现我的相机、手表、U盘全部被盗，我奔出房间，慌不择路，只见邻居破门而出，直呼服务员有小偷，接着，一连出来四五个房间的游客，他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意识到楼层有小偷光顾。一时间楼道闹哄哄的，地上留有一张会员卡，他就是凭这张卡撬开多个房间的。
九
第三年春天，苏州的扬花满天飞，惹得人的皮肤总过敏，发痒。人们骑着自行车穿越马路，穿越春柳及扬花，而我，在经历三个冬天之后，更老了，我的骨质发生了很严重的退化，体力大不如从前，我患下很严重的眼疾，每天靠滴五六支眼药水来维持视力。
这三年，我最远的，是去到了日本，最近的，在他家门口埋伏一周。三年来我去过多少城市，已经数不清，火车站、地铁站、长途汽车站、麦当劳是我过夜的地方。我的记忆总是有偏差的，只有那些照片、录像，记录了我这三年里的每一天。它们客观、真实。 我最终选择在苏州，和他做一次说明。依然是在法院门口，那是他出差到苏州的最后一天，临到下班的时间，我欲要上前跟他好好作谈，我想说：你跟我儿子年龄相仿，差别却太大。我想说的还有很多，我可以慢慢说，慢慢说，说到我不愿意说为止，甚至不带任何感情地说，就像是在念一段冗長的宣判词那样，从容不迫，却拥有权利。
现在的我，已经没有三年前那样容易激动、浮躁，我的血压越来越平稳。俊峰从大厅走出来，正当我准备迎上去，忽然三五个人窜出来，遮挡住我的视线。等我再看清时，一双手铐已经牢牢实实地铐在了他的手上，他被人带走，押上了检察院的车辆。
我颤颤巍巍地走出大厅，忍不住抹了一把眼泪。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意识到在流泪，直到泪水流过鼻翼，我才知道自己流泪了。我拣了一步干净的台阶坐下，手止不住地抖，打火机点烟，却怎么也点不着。夕阳，又快要西沉，想一想，人一辈子，确实毫无趣味。
此时，“咔嚓”一声，一盏打火机窜起一束火苗，我点燃烟，轻拍他手背三下，然后转过来问：是你揭发的？
他在我身旁吃力坐下。是一个六旬左右的老头，穿着更像是个做苦力出身的，一眼便能看见那双绿色的、带补巴的胶鞋。他颤抖着嘴唇，吸了一口烟，嘴唇嗫嚅半天，最终没有说一个字。抽完烟，他从怀里掏出一支箫，看得出那支箫跟随他许多年了，箫身被磨得黑亮水灵，更像是他的另一种精神支柱。他将目光落在远处，干裂的唇轻倚洞箫，吹起一支曲子《真的好想你》。
悠扬的曲声和黄昏融为一体，一切都是在泣诉人生的忧郁，我苦笑一声，心里再次念及要跟上官俊峰的对质：上官法官，从业十年，利用职务之便，替自己的岳父开脱罪名，且多次收受贿赂，受贿方法主要为带行贿人去画廊购置国画，直到买到他满意的数目，他才答应办事，开画廊的女人是他情人的妹妹，情人许惠负责海外转移财产。
一曲终了，他不紧不慢地放下箫，将它装进细长的袋子里系好，内心的激动被沉重粗糙的呼吸声出卖，但他却迟迟未开口说明原因。我们并肩而坐，似乎有些以心传心的会意。许久，他胡乱地抹了一把眼泪，转过来问：你为什么也在跟踪他？
我想到我跟踪他的理由，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儿子去世后，我们夫妇俩获得一笔政府赔偿以及每月领他的工资，有人却来讹诈说儿子生前欠钱未还，并拿出一些伪造的证据。我和妻子面对这些面孔，心力交瘁，百口难辩，而上官法官在法庭上，竟然宣判债务生效。
我嗓音沙哑，尝试说点什么，却不觉伤心起来，这一回，泪水是热的。
夜来临的时候，我们便要各奔西东。在跟踪俊峰的这三年中，我与他一直都在萍水相逢，我们却从未察觉到这种特殊的偶然。尽管如此，我还是会将这些跟踪材料交给相关部门，毕竟双重材料证据更加确凿。我们辞别后，他的背影消融于茫茫黑夜，白雪满头，从此也要各作打算吧。我也该回去了，我的家乡在另一座城市，我快要分不清祖国大地，东西南北了。我的脚步有些慢，眼疾越来越重，看灯光如火如雾，我大概真的老了，五脏六腑都不再鲜活。
有人说，落在人一生中的雪，我们无法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里孤独过冬。而我的妻子，三年前在离开法院后，她径直去了精神病院。
《镜中》的故事原型是什么？
我的朋友梓元，他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他走的时候才29岁，上校军衔。他去世后没多久，梓元母亲的身体就垮了，并且患上了一种叫“蛇缠腰”的疾病，她是拒绝任何治疗的，但梓元的父亲说：我们要多活一天，才能多思念儿子一天。后来梓元母亲又出了一次车祸，一个无证驾驶的女司机压断了她的双腿。出于善良，梓元父母默许了女司机找人顶包，女司机说：你救我一次，我一辈子都记得，将来我一定把你的腿治好，陪你锻炼。背地里，女司机贿赂了双方律师，最后判决结果为赔偿原告1000元精神损失费，女司机赔完款后，威胁梓元母亲，说：如果你翻案，你也罪责难逃，别忘了你之前做过假证。
令人怅然的是，梓元母亲并没有选择上诉，尽管她从此永远不可能再站起来，但她连上诉的想法都没有了。这大概就是苦难的人生吧。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十年前，梓元跑到阳台上跟他母亲说要回单位了，他母亲哦了一声，那时她还在阳台上浇花。谁又能想到，那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他离开成都的前一晚，我同他在成都的街头吃串串，喝夜啤酒，吃完我们往回走，成都街头的白玉兰花开了，他腾空跳起摘下一朵，送给我。他是凌晨的飞机，我们都没有去机场送他，他自己去的。那是我们此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十年过去了，艰难并未过去。梓元母亲在第二年，给梓元领养了一个孩子，作为他们精神的延续，生活还需继续，在黑暗里，我们总要拼尽各种力量，寻找那么一丝光亮。
精神病与正义感的差距？
一个人活着，为了争取那么点叫做正义的东西，难道就要被称之为“病”？难道我们真的要默默忍受，才是“正常”？总要给活着的人一条出路，有些人只是走了别人害怕走的路而已。
对这个世界最失望的事情是什么？
漠视与愚昧——漠视得理所当然，愚昧得千秋百代。